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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让”在儒家的字典里代表着一种上古圣贤的政治理想，在仲尼门徒一厢情愿的梦想中，禅让是儒家道统战胜政统的高大上的标志。但是这个上古政治的春梦，真的是象儒家所描绘出来的那么吗？
传说黄帝升仙以后，先后出了三个很出名的部落联盟首领，名叫尧（音yáo）、舜（音shùn）和禹（音yǔ）。他们原来都是某个部落的首领，后来陆续被推举为部落联盟的首领。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做部落联盟首领的也不能大权独揽，凡是遇上什么重大事情，都得找各个部落首领一起商量一下才能够把事情做成，包括盟主地位的继承问题。古代部落联盟首领的推选流程估计与现在的地下社团组织差不多，虽然古代部落联盟首领这个职位的含金量只相当于一个大酋长，但毕竟拥有非常荣誉的社会地位，而且随着生产力的逐步提升，首领的权力只会跟着水涨船高。到了旧首领临退休的时候，旧首领对于其继承人的选定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这时，老盟主的内心当中必然充斥着公心和私心的纠结。
事实上，世袭制并非到了夏禹以后才有，但是因为远古的世袭制的原则性还不是很强。因此，按照古代盟主的自然形成的遴选机制，应该是一种打了折扣的世袭制，估计权力圈子以内的各个贵族对于在挑选部落盟主继承人的这个重大问题上都有一定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如果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小圈子选举，凭实力说话。”如果老盟主的儿子很争气，得承大位的可能性自然就比旁人高很多，否则，权力圈子内的其他实力派难免会起觊觎之心。
当盟主的地位延续到黄帝的后代尧（黄帝-玄嚣-蟜极-帝喾-尧）的时候，尧干得还是不赖的。尧很宠爱他的儿子丹朱，但是自小就很皮的丹朱显然不是一个能够领导群伦、以德服众的继承者。当尧年纪老了的时候，一股强大的地方势力开始崭露头角，这股势力的领导者是黄帝的另一个后代舜（黄帝-昌意-颛顼帝-穷蝉-敬康-句望-桥牛-瞽叟-舜）。
为了笼络舜，以便让自己那个朽木不可雕的儿子丹朱能够顺利接班，尧出苦肉计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舜，没想到这娥黄、女英竟然女生外向，为了帮助舜，竟然联合自己的另外几个兄弟作为内应，以共同对付丹朱。尧不知天高地厚，在他七十三岁时，还想传位给丹朱，舜和九名内应忍无可忍，他当机立断地发动了政变，并把尧和丹朱囚禁了。尧为了儿子和自身的安全，只能以“禅让”的名义把盟主的地位让给了舜。但是，被奉为圣贤的孔子为了推广他的道德理想，硬是鼓捣出一个“禅让”传位的美谈来，糊弄了后世两千多年。
舜是靠政变起家的，与被后人粉饰过的儒者的形象不同，他本质上是一个杀伐决断的人，《尚书》里面说“尧使舜嗣位，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服。”
共工、欢兜、鲧和三苗都是能够对舜的权力构成威胁的人，也许共工、欢兜、和三苗真的有取死之道，但鲧好像没做过什么出格的坏事，舜为什么要迫不及待地杀死他呢？这不但因为鲧是一个领地在中原一带的重要部落的首领，是一个比自己的辈份还高三辈的黄帝的另一个后裔（黄帝-昌意-颛顼帝-鲧），而且还因为鲧是一个承担着治水职责的实力派。当时中原发大水，治水就成为这一部落的主要任务。对于舜来说，主导治水的人往往是不可靠的，因为在治水的过程当中可以调动和控制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舜老早就警觉到了其帝位的危险，所以，舜就以治水不力为借口杀了鲧。可是杀了鲧之后，为了坐稳帝位，这肆虐天下的洪水还得治呀！只有把水治好了，才能真正收拢人心。尽管万般不愿，但是在没别的办法之下，舜只得起用了鲧的儿子禹出来治水。
对于禹来说，这时不但不能报仇，而且如果洪水治理不好，就连自身都难以保存，他这时的唯一选择就是如履薄冰似的毅然前行。
禹在治水的过程当中“三过家门而不入”，除了他确实很敬业外，也许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他不想让帝舜抓住他的小辫子。靠着忍耐和坚韧，身陷两难的大禹竟因为治水的这件苦行而造成尾大不掉之势。因为当大禹奉诏治水时，洪水已经成了整个国家的心腹之患，治水也自然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在这过程当中整个国家都被动员起来了，所有的组织、所有的资源和所有的人都要为治水而让路。在此过程之中，国家的核心权力在无形中就与治水的指挥部高度地重合起来，甚至就连官员人事上的升迁进退，犯过者的生杀予夺，都可以凭对治水的需要而特事特办。这在帝舜而言是不得以而为之，但对大禹来说，却是个上天所赐予的莫大机会。
最终，大禹在忘我的不懈努力下，疏通九河，引江入海，立下了不世之勋，其政治的光芒已经盖过了帝舜。尽管这震主之功早就惊动了舜，可是在治水过程中大禹已经在无形中控制了大部分的前国家机器，掌管了前国家的大部分的人、财资源，获得了无与伦比的政治声望，舜对于此刻的禹已经没有任何办法可想了。在伯益等部将的拥戴之下，禹受舜禅也就顺理成章了。
历史走到这里又简单地重复了一下。禹受舜禅，也是照抄帝舜当年的所作所为，帝舜被迫去南方“巡狩”。禹先是假装将帝位传给舜的儿子商均，各方诸侯都是明白人，都纷纷离开商均去朝见禹，劝禹即帝位，禹自然像曹丕那样假意地客气一下，然后顺应潮流被拥戴上了盟主之位。实际上，真正的历史并非如以前所传说的那样是舜将帝位禅让给禹，而是舜的儿子商均禅让于禹。
禹即位后分封丹朱于唐，分封商均于虞，而舜则被禹在南方的穷山恶水流放了十七年后，崩于苍梧之野，就地为陵。
最早揭开古代禅让谎言的是韩非子，他曾石破天惊地断定：“舜逼尧，禹逼舜。”而三国的篡位者魏文帝曹丕在逼迫傀儡皇帝汉献帝把帝位禅让给他后，也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舜禹受禅，我今方知。”这推己及人的一句话虽不无为自己的行为开脱的成分，但也确实也揭示了古代“禅让”背后的实质：谁的实力强，谁的手下的兵强马壮，天下就该是谁的。
后来到了西晋初年，河南省汲县发生了一件大事，把关于“禅让”的争论推到风尖浪口上。当时，一个叫不准（音读“否标”）的盗墓贼，偷偷地掘开一座古墓。墓穴被打开后，由于墓中漆黑，不便寻找随葬品，他满地一划拉，摸得一把竹片，这南派三叔便点着了这些竹片用来照取宝物，可是并没像他所期待的那样发现什么奇珍异宝，呈现在他眼前的是成片成捆的竹片。南派三叔在失望之余，随手将竹片扔了。村民们看到被打开的古墓和散落的竹片，便告知官府。懂货的官府的官员看到竹片大小一样，上面有字，就把竹片拾掇到一起，装了几十车运走了。谁知这几十车的竹片，竟揭开了中国历史上惊世骇俗、惊天动地一件大事。这就是《汲冢书》（含《竹书纪年》）。
这批竹简由汲县运到京师洛阳，晋武帝命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以及束皙等人负责整理这些珍贵的古代文献。这批竹简长度为古尺二尺四寸，以墨书写（或作漆书，亦即墨书），每简40字。通过对竹简的研究，人们发现，原来盗墓贼挖开的墓是战国时代魏王冢，带字的竹片竟是前所未知的典籍，因它是汲郡人不准在盗墓冢时发现，故这批竹简被称为《汲冢书》。当时西晋一流的学者们整理了汲冢书，把这些用战国古文所写的散乱残缺的竹简整理成七十五篇（卷）文章，并转写成西晋通行的隶书。竹简当中最有历史价值的当属十二卷纪年体的魏国史官所写的资料，这些珍贵的资料经西晋学者们整理后被称为《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凡十三篇，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至“今王”二十年为止。《竹书纪年》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晋国、魏国史官所记之史书，是中国古代唯一留存的未经秦火的编年通史。它的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皆在任何的古代经史之上。此书开篇是以君主纪年为纲目，上下记载了89位帝王、1847年的历史。虽然该书对先秦历史的记载，有许多地方与《史记》等正史的传统记载有很大的出入甚至相悖，但因为它的有些记载与考古发现的甲骨文和金文信息相符合，所以被认为更加接近史实。《竹书纪年》对史学界的震撼，不单在于它所纪录的史料与《史记》所描述的内容存在着不同，而且更因为其在某些关键的历史事件的价值取向上与《史记》等正史大异其趣，这就使得后世的那些儒生们感到异常的尴尬，因为他们平时所奉为天经地义，并将之敬若神明的那些儒家经典，到了这时，却突然需要面对很多与之不同的历史观点的冲击，更要命的是这些与之不同的观点在某些方面显然有更充分依据。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当《竹书纪年》出土之后，会给当时在历史研究方面已经如死水一潭的思想学术界带来何等的震动。不过，《竹书纪年》如此重要的一部历史专著，在传承了六百年之后，却突然在宋代又一次亡佚了。有宋一代，儒学为国学，而二程、朱熹一派的理学又居于儒学的正统，与儒家史学体系冲突极大的《竹书》理所当然会被宋儒视为异端邪说，必欲除之而后快。因此，躲在地底下逃过了无数次战火的《竹书纪年》，在情理上是很难逃过宋儒的这一劫的。
虽然《竹书纪年》的完本是散佚了，但是其还是有很多的内容留存在其他的著作的引用当中。清代学者热衷于训诂考究，其中研究《竹书纪年》的甚多。嘉庆年间，朱右曾辑录竹书纪年的佚文，加以考证，编成《汲冢纪年存真》，是为古本竹书纪年。王国维在这个基础上，再辑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范祥雍再进一步编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1981年，方诗铭综合有清以来朱、王、范三家著述，重加编次，广为蒐集，细致考证，与王修龄等人辑录成《古竹书纪年辑证》，随书收录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是现今较为完备的本子。
根据非常“毁三观”的《竹书纪年》里的记载：“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放（流放）尧于平阳。舜囚尧，复偃塞（阻拦）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意思是说，尧到了年老的时候头脑昏庸，道德水准下降，被舜流放囚禁在一个叫平阳的地方。而舜则继承了帝位。不但如此，舜还不让尧的儿子丹朱跟尧相见。
综上所述，在真正的世袭制度确立之前，中国远古部落联盟首领的继承方式很可能并不固定，老首领临终前把位置传给自己的儿子、近亲甚至“禅让”给外人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但是这种所谓的“禅让”，并不一定如后世的儒生们所意淫的那么纯洁完美和道德高尚，更可能是一种迫于无奈“逼让”。
脑洞爆裂：
1．为什么古代的儒生普遍相信氏族公社时期用和平过渡的禅让办法来推选新的首领，而不是类似近代地下社团组织那样既有世袭，也有凭实力说话的剑拔弩张的权力交接呢？？
2．我们愿意相信古代的尧舜禹是儒家所说的仁德皆备的完人呢，还是更类似于近代那些门规森严的地下社团组织里面的实力派首领？
3．根据道德伦理的教育要求而去刻意地修正历史，是一种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吗？那些符合传统道德审美观的历史与真实的历史相比，哪一个对我们更重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