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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比武之又过了十来天，琅琊王师蔡谟又如期来到琅琊王府为小王爷上课。蔡谟在上课的时候发现桓温同学有点无精打采的样子，蔡谟以为他患了青春期综合征，就趁课间休息的时候问桓温最近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桓温吞吞吐吐地说：“其实也没有发生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就是有些问题想不明白。”
蔡谟便问他有什么问题想不明白的，桓温就说：“我端午比武的时候为王府争了光，却被外面的一些人所讪笑，难道朝廷就不需要武力来保护大家的安宁吗？”
蔡谟说：“这件事情我还没来得及批评你呢！还不是因为你参加比武时惹下的祸根？这种小孩子闹着玩的事情我们看看热闹也就罢了，你作为一个文官还和他们掺和撕打在一起，这成何体统呢？年轻人呐，总是血气方刚的，既不知轻重又不顾后果！你倒是跟我说说，别人是怎么讥讽于你的？”
桓温说：“也没有什么很严重的话，只不过我明明是堂堂的琅琊王府的文学椽，他们却偏偏叫我‘桓武学’，您说这叫人生气不生气。”
蔡谟眯着眼睛笑着说：“这是一帮子怎么样的人在非议你呢？”
桓温不好意思地说：“是几个经常凑在一起清谈的朋友。”
蔡谟说：“让我猜猜，最喜欢清谈的小青年都有些谁呢？刘惔？王濛？还是许询呀？”
看到桓温微微点头，蔡谟生气地说：“又是刘惔、王濛这几个不成器的颓废青年。这几个家伙曾经连老夫都想戏弄，你可要当心给他们带坏了。”
桓温奇怪道：“他们还敢戏弄您老人家，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那您是怎么修理他们的？”
蔡谟略带得意地说：“有一次刘惔和王濛专程登门来拜访我，这两个损友跟我东拉西扯的，浪费了我不少做正事的时间，最后还竟然损我说：‘您自己说说您比起王夷甫来怎么样?’于是我就回答说：‘我怎么能够跟王夷甫比呢？我肯定是不如王夷甫呀！’这王仲祖和刘真长两人当场就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还继续追问道：‘您到底是什么地方不如王夷甫呀?’那我就不客气啦，我直接回答说：‘据我了解，这王夷甫可没有象你们这样的客人，所以我是望尘莫及啊！’”
桓温听到了这个故事后，觉得蔡谟这个平时一本正经的老头还是有其机智风趣的一面的，他不禁笑了出来，趁势附和蔡谟说：“王仲祖和刘真长在您面前岂不是班门弄斧，自讨没趣？”
蔡谟得意地说：“可不是吗？那两个损友听到我这样绕了个圈子讥讽他们，怪不好意思的，就连忙告辞了。”
桓温说：“听了您的这个故事，我觉得大为解气。不过这两人清淡的水平确实很高，尤其是刘惔，我觉得都快要接近殷渊源了。”
蔡谟劝诫桓温道：“别因为看到这两人凭借清谈的本领得到贵族高门的另眼相看就跟着学他们，你的底子跟他们不一样，你应该为自己的将来开辟出一条真才实干的道路。本朝之所以形成了重文轻武和崇尚清谈的风气，王司徒实在是责无旁贷。做人嘛，既不能抗拒当下的潮流，又不能因为随波逐流而丧失自我。”
桓温恭谨地说：“老师教训得是，我今后一定要好好把握清谈的这个度，努力做到得大于失。”
不过，郁闷归郁闷，清谈对于初进官场的桓温来说还是有莫大的吸引力的，加上琅琊王府的工作比较悠闲，不久之后，他又忍不住继续跟这班清谈的发烧友混在一起了。
一个时代的风气的形成，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有莫大的关系。清谈启自东汉的郭泰，成于魏晋的阮籍。他们都是些避祸远嫌、政治消极的人物。清谈的兴起，大概是由于东汉末年饱受党锢之苦的诸名士在遭到政治暴力的摧残与压迫后，把具体评议朝廷人物任用当否的清议，而改为抽象玄理的讨论。
玄学产生的初衷本是为了解决当下政治、道德与人生理想的诸多难题，所体现的是一种士大夫式的高远的价值理想和精神追求，其着眼处与老庄道家略有不同。倡立正始玄风的何晏、王弼等人所发起的有关天人、有无、体用、本末等命题的辩论，无一不涉及社会的诸多热点问题，骨子里无一不关注政治关系的调整，陈寅格先生早已指出，清淡一事，虽为空谈老庄之学，而实与当时政治社会有至密之关系，决非为清淡而清谈，故即谓之“实谈”亦无不可。（见《陈寅烙先生编年事辑?附录》）。
为了避免政治当局的猜疑和****，清谈者们后来逐渐把逼格提得越来越高，变得专谈名理而不谈政事。当清谈的逼格一高，自然就有高人来凑热闹，后来加入清谈馆的山涛、王戎、王衍等名士，集尊显的达官与清高的名士于一身，既享受朝廷的富贵，又标榜林下的风流，成为历史上名利双收的案例。
魏晋时期之士族，渊源流传长至可达数百年，此等官宦人家族人众多且拥有巨大的社会财富，在社会上常居于支配地位。因此亦常为政府所依赖。
溯源东汉之世，大族做官者尤多，至东汉晚期，士族成为社会上的特殊阶层，及至魏文帝时陈群倡言建立九品中正之制后，国家选拔官吏只看家世出身，导致门阀士族垄断了政府的重要官职，成为政治之核心力量，他们又通过大族之间的互相联姻，在统治阶级内部构成了一个门阀贵族阶层，并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的代代相传的特权制度，即“门阀政治”。
及至中原士族大家带领其原有部曲渡江拥戴司马睿（元帝）而创立的东晋王朝，那些南渡的士族们以皇室为旗号，得以在江南立足并重获其原先所拥有的各种权势与财富。这个苟安江南的局面对于多数已经重获权势与地位的士族来说绝对是称心适意的，因此稳定乃至固化对自身有利的门阀政治、减少政治摩擦是统治阶层的主流的内在需求，这种内在的需求反映到经济层面，就是倡导轻徭薄赋、劝课农桑等自然无为的政策，反映到思想层面上，就是在精神方面追求旷逸出世，不问俗政。
饱暖思装逼，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朝代的士人能够象东晋的士族那样的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他们皆拥有广袤的庄园，整个士族的家庭只需要有一、两个人在朝中当官，以支撑着门面和作为政治保障，其他的族人就可以过着非常优渥的生活，他们有充分的条件去意识和发掘自我之可贵、生命之可贵、智慧之可贵、情趣之可贵、美学之可贵以及文学艺术之可贵。
在这种独一无二的历史契机下，玄学就在东晋由潜学一举华丽转身为显学，而清谈也就逐渐从在野党的影射发泄工具晋升为上流门阀派系之间的沟通交流工具，不但清谈的内容和形式随之改变，就连清谈的门槛都大大提升，甚至成为厕身政坛的垫脚石。能够参与清谈沙龙不但是名士的资格象征，还有可能因为在清谈当中的高逼格语录而一鸣惊人，并得以在政治上平步青云。
把桓温重新带进建康清谈圈的是清谈新晋刘惔。刘惔字真长，沛国相县人，乃晋陵太守刘耽之子，与其兄刘粹、其弟刘潢被时人称赞为：“洛中雅雅有三嘏。”刘惔年少时清明远达，有风度才气，与母任氏寄居京口，他家中贫穷，靠编草鞋为生，刘惔虽住在荜门陋巷，但却怡然自得。起初未被人重视，唯独司徒王导十分器重他。后来刘惔日渐知名，被时论比作袁乔，刘惔听说后很高兴，回家把这件事告诉任氏。任氏是个聪明的人，她说：“你是无法与他相比的，不要接受。”后来又有人拿他跟范汪比，他又很高兴，但是他母亲任氏还是不许他接受。刘惔成年后，好事者便把他比作荀粲，这回他倒是接受了，因为他母亲已经在地底下不能再说话了。
刘惔一生当中最高的成就当属成为了桓温人生当中第一个相爱相杀的对手，这是一个信奉老庄、崇尚无为的男人与另外一个口中屡出玄言，但骨子里面却有儒风的自强不息的男人之间的生命纠缠。
在桓温初进琅琊王府的时候，有一次在吏部对他们这些低级文官所开设的业务培训课上听《礼记》，菜鸟桓温觉得讲台上的老湿讲得实在太好了，不由得感叹道：“时有入心处，便觉咫尺玄门”，没想到坐在旁边的与自己年纪差不多大的刘惔童鞋却投来鄙夷的一暼，还不以为然地来了一句：“此未关至极，自是金华殿语”。金华殿是汉成帝听郑宽中、张禹讲《尚书》和《论语》的地方，而桓温仅仅听了些儒学的解释就竟然觉得自己已经悟到了接近道家玄门的境界，难免被刘惔认为这厮顶多达到儒学的水准，还远够不着玄学的逼格。
桓温不服气地说：“那你有本事我跟我形容一下这玄门的境界到底是咋样的？”
刘惔淡定自信地说道：“我们在这里咬耳朵不太好，下了课你跟我来，我包可以令你大开眼界！”于是，桓温从此就被拉进入了以刘惔和王濛为核心的新晋潮流清谈圈。
桓温以往不怎么喜欢读书，但是进入了清谈沙龙之后他发现如果自己再不努力学习，他就会成为一个只能仰望别人风采而自己只能做只应声虫的人，更严重一点的话，他甚至以后再也收不到清谈沙龙的门票，这迫使桓温在清谈的时候要聚精会神，不清谈的时候也要博览群书。
从桓温的父亲桓彝南渡的时候起，龙亢桓家一直族单势弱，为了在官场上获得重生的机会，桓彝长袖善舞，经常与毕卓、王尼、阮放、羊曼、桓彝、阮孚等名士放歌纵酒，经他少年时的好朋友——颍川庾氏的庾亮举荐，起家为州主簿。晋元帝登基后，桓彝就因拥戴的功劳成为名士兼名臣，又与汝南周氏的周顗、太原温氏的温峤结成好友，甚至连琅琊王氏的王导也乐意向朝廷推荐他，桓彝被任命为安东将军、浚遒县（今安徽肥东县境）县令。由于他的才华和治理能力，短短三、四年间，就晋升为中书郎、尚书吏部郎，名显于朝廷，受到当时擅权朝政的王敦猜疑和嫉恨。桓彝担心由于王敦的嫉恨，会给整个桓氏家族带来灭顶之灾，于是自动以身体有病为由，辞官返回宣城符里镇。不久之后，晋元帝驾崩，明帝继位，庾亮再荐桓彝为吏部郎。王敦预感到自己的权力将被削弱，遂提前领军叛乱，反抗朝廷。桓彝极力支持朝廷平叛，明帝擢升其为散骑常侍，参与朝廷的军机大事。凭着特有的智慧和能力，桓彝很快成了这位新皇帝的智囊。王敦的叛乱被平定之后，桓彝因其出谋划策的特殊功绩，被封为万宁县开国男，这才使得自己的家族勉强够到了士族的及格线。
鉴于桓家家族的势单力孤，桓温起家后固然希望能够在高尚的清谈活动中领悟到高超的见识和智慧，同时他希望能够在清谈馆中申明志向，邀引同类，能够在这个圈子当中从中结识到一些象袁耽、庾翼那样的意气相投的同道中人，但是很可惜的是，他不久之后就发现，在这个清谈的圈子当中，他的同类永远都是少数派。
在东晋的清谈名士当中，既有把清谈当做目的的，也有把清谈当做手段的。如果只是在野的林泉隐逸空谈玄理，则纵使无益于国计民生，也不致误国害民。但若是在朝廷中执政的达官崇尚虚无、口谈玄远，不屑综理世俗之务，甚至大力推荐提拔同好进入朝廷，那后果就相当的严重。
桓温基本上属于那种把清谈当做手段的人，但是他与其他把清谈当做手段的人明显不同。从童年开始就被温峤以刘琨的故事相喂的桓温是一个有着远大志向的人，既然清谈只是他跻身政坛的手段，那么他注定不会在清谈上投入最大的热情。附庸风雅的他一方面在清谈当中体验和见识到了卓越思想的优美，另一方面却觉得自己从骨子里面与那些纯粹为清谈而清谈的士族扞格不入，而出身高贵的士族们通常崇尚不涉及实务的清谈，希企优游自适的隐逸，将以前分秒必争、锐意建功立业的行为视为“贪竞”而加以鄙视。因此，桓温虽然在清谈上训练出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甚至逼近“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词”的至高境界，但是始终没有与清谈圈子里的核心人物在心理上达至融合无间的地步。
桓温与清谈圈的隔膜还在于嗑药和家世的问题：
一方面，桓温是练武之人，他也曾经在少不更事的时候跟袁耽等人一起服过五石散，但是他对于服药后所起的副作用很是不爽，加上后来家贫和矢志复仇，就把服药这门爱好给断绝了。清淡的时候一般不嗑药，但清谈圈中的人大多有嗑药的嗜好，当大家约在一起嗑药的时候，屡屡不参加的就难免见外了。
另一方面，在那些士人之间相互叙家世的时候，家世寒微的桓温感觉自己总有低人一等的感觉，其实，有了他父亲在前面的打拼乃至以命相报于朝廷，到了桓温这一代，家门的名望已经是大有改观了，他真的很想知道自己的父亲当年是怎样从低微的门第当中苦熬出来的。
魏晋时代的士族非常重视编撰家谱，讲究士族世系源流，作为自己享有特权的凭证，于是谱学勃兴，谱学专著成为吏部选官、维持士族特权地位的工具。桓温进入了清谈圈后开始关心自己家族的源流和背景，可是他发现自己龙亢桓氏的谱系传承相当的紊乱。他只知道父亲听说过他们桓家出自东汉一个有着鼎鼎大名的大儒桓荣之后，但是其后有一个阶段就连他父亲生前也不愿意向自己交代清楚。不过，这事情难不倒我们这位具有强大好奇心和侦探头脑的主人翁，经过桓温刻意翻查各种史料和谱学，并从中加以自己的大胆想象和合理推断，他感觉到这里面可能隐藏着一个非常重大的历史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