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孙可望叛降淸王朝

　　第六章：孙可望叛降淸王朝
　　刘惠恕
　　上章已述永历六年（顺治九年，1652年）李定国湘桂大捷与衡阳大捷的取得，使南明王朝转危为安。但是作为南明王朝的主政者孙可望却未能很好地利用这一形势继续扩大战果，而是加紧了他篡位代明的步伐。但是孙可望的个人野心既不能被当时的永历小朝廷所接受，也不能得到与他共同起兵的两位结义兄弟李定国与刘文秀的认可，而是徒增南明王朝的内耗。这便导致当时南明与清政权已趋平衡的战局开始逆转。这一逆转过程具体是过通过三个方面展现出来：
　　一是李定国在孙可望的排斥打击下，所指挥的抗凊战役节节失利。
　　在孙可望心目中，李定国始终是他实现篡位代明目的最大障碍，因此必欲除去而后快。还是在永历六年（顺治九年，1652年）李定国取得桂林大捷时，孙可望表面上奏请封李定国为西宁王，背地里却令李定国副手冯双礼对其暗加监视，又另派一支军队尾追李定国军后，欲借机除掉李定国。
　　永历七年（顺治十年，1653年）正月李定国正屯兵宝庆，已侦知清兵放牧于湘江东岸，在道路中设伏欲夺这批马匹，时值衡阳大捷未久，士兵士气高涨。孙可望却率军赶到沅州，派人召李定国到沅州议事，实则暗设埋伏，准备伺机除去李定国。孙可望三天中来信七封，催李定国前来议事。李定国无奈放弃奇袭，率军向沅州进发。而李定国留在贵州的部下此时探知孙可望的阴谋，立即派人密报李定国，李定国左右为难。如果不去沅州，孙可望会以违抗军令之名兴师问罪；如去，则必然遇害。行至紫阳渡口，又遇刘文秀子刘震派人秘报李定国：“可望俟其至即收杀之。”刘震这一做法是承其父命所为，因为孙可望设计欲杀李定国的图谋事先己被刘文秀洞悉。李定国在听到刘震秘使劝阻后不觉泪下，说道：“盗贼终不可与共事也，然我仍以君子长者之心待之。”李定国遂致函孙可望坦城言天下大义，谓：“今日大好战局取得非易，如不珍惜，失败就在眼前。若协力，大明江山可复。望吾兄三思，切勿听信谗言，自相残害，使仇者心快。”孙可望接信后非但不知改悔，反而恼羞成怒，引兵前来攻打李定国。
　　李定国为避免自相残杀，不得已率兵离开湖南，前往广西全州。他行前对部下说：“今日大胜，却遭无端猜忌，且我与刘文秀同时起兵于云南，战功俱在，一旦有误，则前功尽弃。但为了顾全大局，衡阳之战未收全功，却只能半途而废。”诸营将士皆云放弃战机可惜。最后随同李定国南下广西的战士约5万余人。
　　李定国宝庆撤兵，可谓南明与清战场形势变换的转折点。在取得衡阳战役胜利后，李定国如乘胜追击，可直下江南，把战术优势转化为战略优势。但因孙可望内讧，贻误战机，且孙、李矛盾时已被清廷侦知，永历七年（清顺治十年，1653年）二月，清廷再派贝勒屯齐屯齐（1614—1663年）为将，将兵入湘，李定国在衡阳大捷之后攻略的土地全失。
　　此后，永历七年（顺治十年，1653年）二月，李定国撤兵南下至湖南永川（近广西界），清军紧追不舍，二月底，清军陷永州，李定国移师龙虎关（今湖南桃川西）。三月，广东义师罗锦鼐迎接李定国军入粤。在广东义师的支持下，李定国连破开建（广东封开）、德庆，军抵肇庆城下，又分兵攻克四会、广宁、三水，完成对广东肇庆城的包围。
　　李定国的战略目的，是先夺取南明旧都新会，进而掌控广东全省。这是因为在李定国的心目中，夺取广东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可以一改南明政权的颓势。因为在明末，广东一省的财政收入几近于广西的十倍，其丰富的财赋收入和物资，可以支援南明军队作战。此外，（此时的南明军分散各地，实力并不弱，只是被长期的内讧削弱，也没能建立一个统一的联盟，才让清军各个击破。）收复广东后，可将大西军控制的云、贵、滇，夔东十三家控制的川鄂交界地区，郑成功、张煌言控制的闽浙沿海地区联成一片，一改往日反清武装各自为战的被动局面。但是李定国又深知凭自己一军之力，不足以取广东，便于致书当时在福建厦门一带活动的抗清明将郑成功，邀请他会攻广州。但郑成功当时正忙于与清人谈判招抚问题，置之不理。李定国设想的郑、李第一次联合行动未能实现。
　　永历七年（顺治十年，1653年）三月二十六日，大西军开始三面围攻肇庆，由于清军拚死抵抗，围攻一月未能破城。至四月八日，时驻广州的清平南王尚可喜与部将耿继茂率铁骑重兵驰援，李定国兵败，被迫撤围退军柳州。当时总揽南方战局的清大学士洪承畴闻知李定国兵败，派人前来劝降，被李定国拒绝。
　　当年七月十三日，李定国又率兵两万进攻桂林，围攻七昼夜未克，只得退回柳州。而此时的孙可望却完全不顾大局，一心想置李定国于死地。八月，他派冯双礼率兵偷袭柳州。李定国早有准备，伏兵于江口芦荻中。当冯双礼来攻时，李定国率精兵出迎，冯双礼连忙退兵，而伏兵四起，冯双礼只得自投水自尽未成，被俘，李定国传令勿杀，晓以大义，从此冯双礼暗中已归顺李定国。
　　时至永历八年（顺治十一年，1654年）初，战场形势又朝着有利于南明政权方向发展。当时南明鲁王舰队在定西侯张名振率领下，由海路攻入长江，直抵镇江。郑成功也遣水军攻占崇明，清军沿海一带告急。而李定国军队经半年多休整，已恢复元气。当年三月，他率领数万军队并配备十三匹战象从及铳炮等武器，二度东征，连破廉州（广东合浦）、雷州（广东海康），占领罗定、新兴、石成、电白、阳红、阳春等县。五月，进攻高州，清守将张月降。六月，再攻梧州，虽因清兵有备不克，但广东、广西各地义师群起响应。李定国当时控制了廉、雷、高一带，十分高兴，题字“一匡天下”，以示恢复决心。
　　但李定国明白，要想攻克广州，首先要控制广州的门户新会。但他的兵力不足，这一计划需要得到郑成功的配合才能完成。当年七月，李定国再次致函郑成功，邀他会攻新会。李定国在信中指出：“会城两酋（尚可喜、耿继茂）恃海撄城，尚稽戎索。兹不谷（李定国谦称，原自先秦诸侯之长的谦称）已驻兴邑，刻日直捣五羊；然逆虏以新会为锁钥枢牖，储粮悠资，是用悉所精神，援饷不绝。不谷之意，欲就其地以芟除，庶省城可不劳而下。”李定国在信中注明援兵不得迟于十月以后，同时又提出与郑氏联姻，以巩固双方的盟谊。李定国又联络了粤东水陆义师王兴、陈奇策等部，号称二十万大军，将新会包围。当年十月十四日，李定国开始攻城。新会是一个水网城市，城池坚固，又是广州西南的门户。此役关乎广东全局，其战略意义明清两军皆知，因此战争打得异常艰苦。李定国选择长期围城的方法，先后采用挖地道、大炮轰城、伐木填壕等战术攻城，但都遭到清军的顽抗，连攻两个月不能得手。此时，城中清军因被围困日久，粮草耗尽，只能掘鼠捕雀为食，浮萍草履充饥。到了腊月，城内清军粮尽，下令屠杀百姓为食，“略人为餔食，残骼委地，不啻万余”。新会一战，城中“饥死者半，杀食者半，子女被掠者半”，犹如人间地狱。但是此时城外的明军，却因长期作战而遭瘟疫横行，无力再攻。
　　李定国只能命令罢攻，并采用围困战术，建造行宫，设置官仓，向诸县征收盐米，以静俟郑成功援军的到来。这一做法却使城内使清军有了喘息之机。但是被李定国寄予极大期望的郑成功，如同去年肇庆之战中不肯援手一样，对于这一次李定国的求援函，出于自保与坐山观虎斗的心态，仍是虚与委蛇，未能如约派遣援军。在战争最为艰苦的时候，新会城指日可下，但李定国军队受到严重瘟疫传染，无力再战，李定国一度派人向孙可望求援，希望他以大局为重，共举抗清复明伟业。孙可望却不发一兵一卒，坐视李定国兵败。
　　时至永历八年（顺治十一年，1654年）十二月十八日，清将尚可喜、耿继茂及清廷靖南将军朱玛喇率十万满汉强兵来援，清军以铁骑兵冲垮李定国左军，李定国依恃的战象被惊散，城内清军复岀，以致使大西军全线崩溃。清军乘胜追杀二十里，尸横遍野，李定国只得渡横江焚浮桥以解新会之围。
　　总结新会之战李定国军队败因，首先是因为郑成功失信，援兵不致；其次是因为李定国军队受到瘟疫传染，战斗力严重下降；再次是因为孙可望不发一兵一卒，坐视李定国兵败，以致给了清军强援来到的时机，陆续攻占了李定国此前收复的两广州县，使李定国进退失据，只好再次退兵。当李定国败退回南宁府时，孙可望却全然不顾抗清复明的共同利益，下令凡李定国部队所经之地，都要将粮草烧毁，以绝其归路，同时又派出四万大军，阻拦李定国向贵州进军。由此足见李定国指挥的新会战役的艰苦。李定国撤出新会时，沿途六、七十万百姓自愿跟随撤退，李定国善慰百姓撤离，而广东高、雷、廉三府，肇庆、罗定所属三州十八县及广西横州、郁林一带原李定国掌控地区，全部沦落清军之手，广东义师也随之失败。当李定国退抵南宁时，身边兵力仅余六千余人。经此之役，李定国兵力大损，从此再无力进行东征之举，他试图恢复两粤一统中原的雄心，也终成泡影。
　　南明与清战局的逆转，其次体现于孙可望加紧篡位代明步伐所导致的南明政权实力自损及其所指挥的宝庆之战的失利。
　　当李定国在抗清主战场上节节失利时，时人将主要责任归诿为孙可望的从中破坏。孙可望为了早日达到其篡明登基的目的，一方面加快其“逼宫”行为，另外则组织了对清军的宝庆之战，以给自己立威。
　　根据史书记载：孙可望迁永历帝至安龙后，永历朝已徒有空名。孙可望自称“国主”，居贵州省城，大造宫殿，设文武百官。初时尚遵守永历帝名号，其后来的行为则皇帝无异。凡军国大事均由孙可望在贵阳裁决，然后在形式上通知永历帝认可。又规定一切衙署的称谓前都要加“秦“字，孙可望在贵阳设立了内阁六部，建立太庙和社稷，制订朝仪，他名义上是建立南明永历王朝的秩序，实质上是为将来的篡位做准备。时人谓“时可望假天子名号令中外，调兵催饷，皆不上闻。生杀与夺，任意恣肆。帝在安龙，一不与闻。”当时南明辖区内的相当一部分文官武将除了奉行永历年号外，心目中亦只有孙可望这位“国主”，而永历帝则被置之度外。孙可望又积极为自己禅让皇位准备条件。如兵部尚书任僎借天命倡言“明运已终，事不可为矣”，主张由永历帝禅位给孙可望；编修方于宣则为孙可望“定天子卤簿，定朝仪。言帝星明于井度，上书劝进。”早在永历帝被迎至安龙的时候，孙可望曾经一度准备去安龙陛见。任僎却说：“国主欲进安龙，二龙岂便相见?”于是，孙可望始终未去安龙行晋见皇帝礼节。
　　为了及早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孙可望又收买永历帝身边的人，监督永历帝的一举一动。如权臣马吉翔暗中依附孙可望，对太监庞天寿说：“今日大势，已归秦王，我辈须早与结纳，以为异日之地。”他又与孙可望派驻安龙的提塘官张应科等结拜兄弟，诉说：“秦王功德隆盛，天下钦仰。今日天命在秦，天之所命，人不能违。我辈意欲劝粤主禅位秦王，烦两公为我先达此意。”他又请永历朝廷的郎中古其品为其画一张“尧舜禅受图”准备送给可望，古其品为人忠正，拒绝作画，马吉翔怀恨，私报孙可望，孙可望命人把古其品锁解贵阳杖毙。争等。另有史籍记载：永历八年(顺治十一年，1654年)五、六月间，孙可望曾专程返回云南昆明，准备登基称帝，由于选定的吉日大雨如注，而无法举行即位大典。孙可望在贵阳自设内阁、六部、科道等官，地方文官武将也一概自行任命，官印由明朝的九叠篆文改为八叠1654年(永历八年)八月在昆明举行乡试，“父老相传此《题名录》刻秦甲午科字样。”有的史料记载：孙可望在方于宣等人策划下，“定仪制，立太庙，庙享三主：太祖高皇帝主于中，张献忠主于左，而右则可望祖父主也。拟改国号曰后明，日夜谋禅受。”
　　孙可望的这些所为，早已超出了永历小朝廷的忍受程度。也导致原大西军“三兄弟”间的矛盾和“孙李内讧”。为求自保，永历朝中大臣只能暗中请李定国救驾。据史籍记载，大学士文安之是建议召李定国统兵入卫的主要策划者，他曾判断：“刘（文秀）、李（定国）之交必合，众志皆与孙（可望）离，但未知事机得失如何也。”为了摆脱孙可望的严密控制，永历朝廷着手秘密联络李定国。朱由榔在私下对内监张福禄、全为国说：可望待朕无复有人臣礼。奸臣马吉翔、庞天寿为之耳目，朕寝食不安。近闻西藩李定国亲统大师，直捣楚、粤，俘叛逆陈邦傅父子，报国精忠，久播中外，军声丕振。将来出朕于险，必此人也。且定国与可望久有隙，朕欲密撰一敕，差官赍驰行营，召定国来护卫，汝等能为朕密图此事否？
　　永历八年（顺治十一年，1654年）初，永历皇帝慑于孙可望的威逼，在大学士吴贞毓等人的支持下，秘密写信给出征在外的李定国，请求回来护驾。先后派出林青阳为密使，时李定国在湘、广西指挥作战，不暇内顾1652年11月至1653年6月，林使李军中无回音。复派周官为秘使，见李定国于军中。永历帝怕内奸文安侯马吉翔告密孙可望，以收复南宁后需派重臣留守为名，让马吉翔前往。马吉翔离开安龙赴任后，周官即秘密上道，永历七年（顺治十年、1653年）十一月，抵李定国军营，李定国读了“词旨哀怆”的敕旨，“叩头出血，曰：臣定国一日未死，宁令陛下久蒙幽辱，幸稍忍待之。臣兄事可望有年，宁负友必不负君”。李定国在给大学士吴贞毓的信中又说：“粤中未定，进退维艰，凡事须密，责在老先生。”。一说新会战败，李定国无法在两广发展。中书金公趾（金维新）便以《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翦除奸雄的故事，劝他回师滇黔。永历九年（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永历帝又一次派使臣周官赴南宁告孙可望“僭逼”之事。李定国接血字诏书，伏地痛哭不能起，表示誓死为永历帝铲除奸逆，恢复江山。此时洪承畴正用“两粤合剿”之策，全力压缩南宁，李定国备受威胁，于是决计回黔。
　　周官行事原进展顺利，不意马吉翔到达广西后，遇到来自李定国军中的永历朝臣刘议新，刘议新正为讨好孙可望无机会，见马吉翔后，竟将永历帝两次密谕李定国领兵安龙救驾的事和盘托出，并谓：“定国得敕，感激流涕，不日且至安龙迎驾。”马吉翔得报大惊，立即派人将所得机密飞报孙可望。可望得报后大怒，派亲信将领郑国、王爱秀于1654年（永历八年）正月初六日进入安龙“皇宫”，逼迫永历帝说清事件原委，“索首事之人”。永历帝朱由榔推诿：“密敕一事，朝中臣子必不敢做。数年以来，外面假敕、假宝亦多，尔等还要密访，岂皆是朝里事？”郑国、王爱秀不信，于三月初六日逮捕吴贞毓等与密敕有关的官员约二十人，严刑拷打，蔡等人为了掩护永历帝，承认是部分朝臣勾结内监张福禄、全为国瞒着永历帝私自矫诏密敕李定国。郑国追问：“皇上知否？”蔡等一口咬定：“未经奏明。”郑国与永历朝中依附孙可望之人无法可想，只好以“盗宝矫诏，欺君误国”的罪名定案，向秦王孙可望报告。可望命令以永历朝廷名义组织审判，于三月二十日以张镌、张福禄、全为国为首犯，处以剐刑；蒋乾昌、徐极、杨钟、赵赓禹、蔡、郑允元、周允吉、李颀、胡士瑞、朱仪昶、李元开、朱东旦、任斗墟、易士佳为从犯，立即处斩；首席大学士吴贞毓为主谋之人，姑念为大臣，勒令自尽。这就是南明史上有名的“十八先生案”。这十八位遇难大臣，也是南明历史上最后一批死节之士。“十八先生案”导致永历帝身边可用忠正之臣贻尽，尽陷奸侫包围中。从此，孙可望更加跋扈，为防备李定国返滇，又派亲信刘镇国、关有才屯兵田州（广西田阳），加以阻止。
　　在处理完“十八先生案”后，孙可望认为朝内大局已定，为了最后登上皇位，尚需对外建立军威，以压倒李定国在大西军中的威望，因此组织了宝庆战役。
　　永历十年（顺治十三年，1656年），孙可望携亲信将领白文选、冯双礼等统兵十万，由靖州（今湖南靖县）经武冈进至宝庆（今湖南邵阳）。三月初六，清定远大将军屯齐带领满汉主力由永州北上宝庆迎战。十五日驻兵岔路口，距孙可望军白文选、冯双礼、马进忠营地周家铺约三十里。次日，天雨，两军于周家铺列阵，孙军驻山顶，地势险要。当晚，孙可望率亲军由宝庆府赶来增援。十七日，孙军以优势兵力向下山向清军发起进攻，清军分路迎击，结果孙军大败，被清军缴获马匹百余，战象一头，清军并趁胜占领宝庆府。当然此战清军损失亦大，正黄旗两名蒙古梅勒章京韦征、武京先后阵亡。战后孙可望率残部退往贵阳。南明政权原控衡州、武岗、靖州、辰州、沅州、黎平等州郡均陷于清军之手，民死者将百万，清平南王尚可喜也派舟师夺取了广西的梧州和桂林。李定国和大西军将士原靠苦战取得的大好局面，被孙可望破坏殆尽。
　　南明与清战局的逆转，其三则体现于李定国安龙救驾成功后孙可望指挥的曲靖劫驾之役失败与降清。
　　李定国得以赴贵州安龙救驾成功，利用的正是孙国望前往指挥宝庆（今湖南邵阳）之战的时机。时李定国经广东新会之战失败，永历八年（顺治十一年，1654年）冬撤军至广西南宁休整兵马。在闻知孙可望将大举出兵湖广的消息后，于永历九年（顺治十二年，1655年）十月率军前往安龙（原贵州安隆千户所城），欲接永历帝赴昆明。
　　当时孙可望已得知李定国救驾的情报，急派部将刘镇国、关有才领兵驻扎田州（今广西田阳）阻截李定国率军北上，并下令“凡定国必过之地尽焚刍粮，以绝其归路”。李定国则抽调精锐，“军中尽易皂旗”，昼夜兼程，三天就进至田州。刘镇国、关有才不明来军的底细，不敢应战，“乘空马驰去”。定国以大局为重，下令不准军队追逐二将，只派前骑传呼：“西府驾来！”刘、关部下士卒均在道两旁下跪迎接。李定国则传谕安抚：“若等无恐，吾于秦王兄弟也，以细人之言相间，今已无他。若等归营，吾将劳汝。”“于是两兵相遇欢欣如父子兄弟。明日，定国发二万银犒之，且令休息。诸军皆呼千岁。”
　　孙可望得知李定国突破田州防线向安龙进发的消息后，急派大将白文选于永历九年（顺治十二年，1655年）十月前往安龙，欲把永历君臣迁入贵阳，以置于自己的直接掌控下。白文选虽是孙可望旧部，却并不赞成孙可望对于永历帝屡加侮凌，以“舆徒不集”为理由，拖延移跸时间。孙可望又派亲信百户叶交祯赴安龙催行，时“宫中哭泣不止”。白文选又借故意拖延迁驾时间。
　　永历十年（顺治十三年，1656年）正月，李定国军抵安龙已不远的。二十日凌晨大雾弥漫，李定国派数十名骑兵直抵安龙城下，绕城高喊：“西府大兵至矣！”城中欢声雷动。二月十一日，炮声由远及近，李定国大军已抵达安龙城郊。当时驻安龙城郊的刘文秀军，以及孙可望亲信王尚礼、王自奇、贺九仪掌控的驻云南兵力共五万人，云南守将议论要以兵拒。刘文秀私下会晤李定国说：“孙可望与董卓无异，但是诛杀了孙可望，也难免会出现像曹操那样的奸雄。”李定国指天发誓，表示一定效忠明室，决不学做孙可望。于是两人合计，认为迎驾原本是孙可望的主意，现正可将计就计，瞒住孙可望亲信，将皇室平安接入云南。
　　二十二日，李定国入城朝见永历帝，这也是君臣的初次相见。永历帝说：“久知卿忠义，恨相见之晚。”李定国则激动流泪，答道：“臣蒙陛下知遇之恩，欲取两粤以迎銮舆，乃不惟不副臣愿，且重贻陛下忧，至万死无能自赎。”又出示背上所刺“尽忠报国”四字给南明廷臣看，南明廷臣均受感动，一致同意迁廷入滇。李定国回营后，与白文选协商移跸事宜，一致认为以云南昆明为好。一月二十六日，永历帝启程安龙，二月十一日抵云南曲靖，三月二十六日入昆明。永历十年（顺治十三年，1656年）四月，永历帝改昆明为”滇都”，封李定国为晋王，朝中大事悉归李定国处理。另封刘文秀为蜀王、白文选为巩国公、原固原侯王尚礼加封保国公、将军王自奇为夔国公、贺九义为保康侯、秦王护卫张虎为淳化伯、水军都督李本高为崇信伯。其中李定国所封“晋王”，地位至尊，“明朝三百年唯有一人”。
　　李定国迁驾安龙的重要的意义，是使永历帝从根本上摆脱了孙可望的掌控，孙可望再也无法实现他禅明登基当皇帝的图谋。这样，孙可望盘踞的贵州，同李定国、刘文秀辅佐下的昆明永历朝廷，虽然名义上同属南明政权，实质上已成敌国，孙可望自然无法容忍这一现象的存在，决定通过武力劫驾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重新夺回对于永历小朝廷的掌控权。而李定国仍从维护抗清大局出发，希望双方能够和解。他先请刘文秀拿着永历帝敕书请孙可望上朝参政，遭拒绝。一说刘文秀更写血书交给孙可望进行劝谏。李定国又送孙可望妻子归黔，孙仍不愿和解。永历十一年（顺治十四年，1657年）五月，李定国又派白文选入黔议和，孙可望竟蛮横地扣押白文选其指挥的军队。李定国再派孙可望旧部张虎去前往说和，临行前永历帝特赐金簪给张虎，希张虎开导孙可望。不意张虎是两面派，在永历帝面前称是，见孙可望后却谎称永历帝赐给我金簪，让我杀你。孙可望听后大怒，联络王自奇、王尚礼、关有才为内应，决定讨伐昆明，劫驾永历帝，这终导致南明政权的内战不可避免。
　　孙可望决意发动内战，但其辖下大西军将士多不支持，孙部将马进忠、马宝、马惟兴密谋帮助李定国，因此建议孙可望归还白文选兵权，请白文选将兵。孙可望不知是计，便任命白文选为征逆招讨大将军，以马宝为先锋，自己另率一军殿后，合兵十四万，以“清君侧”之名出师。永历十一年（顺治十四年，1657年）八月，孙可望率大军由贵阳出发，而当时驻昆明城中的李定国兵力不到三万人。
　　李定国采用了其惯用的诱敌深入战术，使孙可望军队一路未遇抵抗，进攻到了云南曲靖附近的交水河畔（云南沾益）。这时李定国军已经隔岸摆好阵势，以逸待劳。九月十九日，双方在交水河畔会战，时孙可望拥兵十四万，李定国、刘文秀方领合军五万人，因兵力悬殊，军心浮动。孙可望见李定国大军驻交水河畔，估计昆明空虚，又派马宝、张胜领兵前往偷袭，与王尚礼里应外合，劫持昆明城内的永历朝臣，这一计划却被马宝事先告知了李定国。这时白文选又派人通知李定国：“其军己做好反戈准备，请速战，迟战必败。”李定国接通知后，立即摧兵前行。两军尚未接触，孙可望突然发现其前军大乱，纷纷后退，原来是前锋将领白文选不愿内战，已率部投向李定国。孙可望大怒，亲自率领精锐强行渡河。而半渡之际，李定国发军突袭，双方混战时，白文选率所部5000铁骑横向冲击孙可望左军主将马唯兴军。马唯兴又临阵倒戈，率所部与白文选部合兵冲击孙可望后阵，连破数营，而孙可望军士兵多不愿内战，许多人脱掉号衣，跪地高喊：“欢迎晋王!”“归顺晋王!”孙可望大惊，喊道：“诸将何以均叛变！”拔马回逃，最后其所统领的十万大军仅剩50余骑随其逃走。
　　而孙可望在回逃途中，所过镇将皆闭门不纳。过贵州时，贵州守将冯双礼谎称追兵巳到，亦闭门纳不纳，反是将孙可望的妻子、家眷等送出城外。无奈之下，孙可望最后于当年十月，仅率二十几员将领及残兵数百名（一说仅率手下仅剩的十余人），赴清军武冈大营投降负责湖广军务的清朝大臣洪承畴，要求借兵复仇，“以雪望深仇”，并奏请发兵进取西南，愿“偕诸将进讨”，以“效奉国初心”。
　　洪承畴见孙可望来降，喜出望外，将孙可望安置于长沙，并立即上报清廷。清廷高度重视孙可望的来降，永历十二年（顺治十五年，1658年）二月，孙可望在长沙被册封为“义王”，举行了册封典礼，旋即召其进京面圣。五月初二，孙可望抵京，和硕简亲王济度、和硕安亲王岳乐带领大批文武高官出城迎接，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场面隆重。次日，顺治帝亲自在太和殿接见孙可望。十天之内，皇帝共赐宴三次，赏银两次共—万二千两，另外赐府第、解袍、朝衣、缎匹等，孙可望红极一时。为了感谢清廷的恩遇，孙可望尽吐永历朝与西南军情虚实，又不断写信替清廷招降自己旧将。
　　孙可望的降清，可谓可耻之极。他带领残众投降洪承畴时，交出了大西军在西南地区的布防图，这是孙可望在历史上留下的最后一幕。因孙可望的出卖，而使原打算跟南明划江而治的清廷，尽知南明军力虚实，导致李定国和西南抗清武装最后失利，以及南明永历小朝廷的最终覆灭。黄宗羲痛斥孙可望“可望之肉其足食乎！”但是孙可望的降清，并没有给他带来实际的好处。对于孙可望“借兵复仇”’的要求，清廷始终未能满足他，只是把养了起来。对于这位“一代枭雄”，清廷显然有足够的警惕。当孙可望出卖了大西军的一切，清廷看到孙可望已失去利用价值时，便开始了对他的打压之举。永历十二年（顺治十五年，1658年）七月，有御史弹劾孙可望擅用公家的驿传，将白身无官的弟弟孙可升接到京城完聚，孙可望连忙上书请罪。次年，又有人揭发孙可望放债，顺治帝命内阁学士去孙可望义王府中宣旨斥责。孙可望归降的第三年，永历帝逃往缅甸，西南大局已定，已失去利用价值的孙可望，永历十四年（顺治十七年，1660年）十一月“随出猎被射死”。此时距孙可望降清，只有三年的时间。
　　有关孙可望的死因，当时的记载有分歧。清朝官修史书《清史列传》及徐鼒《小腆纪年附考》，说他是病死的。但自清初以来的野史记载对此均表怀疑，如戴笠的《行在阳秋》和吴伟业的《鹿樵纪闻》，都记载他是随从出猎时，被人用箭射死的。林时对《荷牐丛谈》更记孙可望是被赐毒酒而死的。孙可望究竟是怎样死的，当时占主导所说说是非正常死亡。亦即狡免死，走狗烹。
　　而孙可望死后，他的后人同样也未得善待。康熙七年（康熙七年，1666年），朝廷下令将孙可望子、义王孙征淳的年俸由五千两减为三千两。康熙十一年，孙征淳病死，其弟孙征灏请求袭封，经议政王、大臣会议，降封为慕义公。孙征灏死后，其子孙宏相再降袭一等轻车都尉。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六月，清廷终于决定：“孙可望子孙所有世职，嗣后不必承袭。”而且还将孙可望编入《贰臣传》乙编中。从此，孙可望家族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最后的痕迹。由此亦足见清廷对干这私位辨变节者的篾视。
　　孙可望（1602-1660年12月21日），陕西延长人，小名旺儿，出身贫苦，在张献忠起事时，加入义军，被张献忠收为养子，赐姓张（称张可望）。因骁勇善战，足智多谋，曾大败前来征剿的明军，而被军中称为“一堵墙”。大西政权建立后，受封为平东将军，地位列众将之首。在主持南明政局时，孙可望并非一无是处，已见前述。想当初，孙可望若是一心只当他的“国主”，“挟天子以令诸侯，”而不是想着禅明登基当皇帝，其地位将不会动摇，其历史结局要好得多。或是其劫持明室失败，与李定国言归于好，退隐山林，大西军队伍当不致分裂，南明大业仍可维持，孙可望的历史评价也将是另写了。
　　孙可望并非是毫无作战经验的人，交水之战，以强攻弱，之所以会速败，就其实质因素分析，是孙可望试图禅明登基，野心很大，却德不配位，最终落得众叛亲离的下场。战后，刘文秀、白文选率军追赶孙可望溃卒，李定国还师昆明，结果马宝反正，张胜被擒，在昆明城内充当孙可望内应的王尚礼自尽，内战平息。
　　王尚礼（？—1651年），原南明固原侯，后封保国公，但他却是孙可望的亲信。孙可望发动欲劫持永历朝的叛乱时，命他为内应，劫持永历帝。由于图谋被马宝外泄，王尚礼想翻入城中作内应时，被黔国公沐天波所擒，押送朝廷让卫士看管。沐天波擅使流星锤，经常藏锤于袖中。该日，他害怕从众中另有内应，会生出变故，于是拿出流星锤舞得上下翻飞，观者无不心惊。王尚礼长叹一声说道：“已是笼中之虎，就不劳您国公动手了。”言毕自尽。王尚礼之死，是孙可望劫驾叛乱中的最后一个插曲。他是孙可望的亲信将领，事败自尽身死，在与他共同出身的原大西军将领中，算得上是知耻者。如果以成王败寇的标准来评价，王尚礼也算得上是一条好汉了。他的人格比起孙可望事败降清，不知道要高出了多少。
　　2021年3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