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李定国独支危局与永历朝的灭亡

　　第七章：李定国独支危局与永历朝的灭亡
　　刘惠恕
　　孙可望兵败降淸，永历朝大权被李定国独掌。李定国性格忠诚，尊重永历帝，供奉朝廷的钱粮颇丰，永历小朝廷获得了暂时的安定，这也是南明政权得以恢复元气的最后一次机遇。但因为李定国治理南明所犯下的失误，最终未能搀救南明政治的危机，而使永历小朝廷最终走上了败亡道路。李定国治理南明所犯下的失误主要指：排挤刘文秀；未能善待孙可望余部；未支持永历帝北上入川；未能阻止永历帝南下逃缅，以致明室失去了对于中原民众的号召力。李定国的治理南明所犯下的失误是伴随着永历小朝廷最终败亡的全过程发生的，它具体又是通过两个方面展现出来：
　　李定国治理南明的首误在于重用奸臣金维新、马吉翔，使李定国在前线作战时，后方朝廷却深陷腐败之风，未能支持永历帝北上入川抗清，亦未能阻止永历帝南下逃窜缅甸，从而导致永历朝丧失了组织南明军队余部同心抗清复明的政治合力。
　　金维新，原名金公趾(？—1660年)，云南保山人，永历八年（1654年）举人。从李定国军后，得到信任，成为晋王府亲信文官，官至吏部侍郎。金维新初入晋王府时，并非一无是处，他曾对李定国讲述《三国志演义》，借古时的忠义之事，暗斥“国主”孙可望为董卓、曹操，赞李定国为当代诸葛亮。李定国听后颇受感动，说：我不敢比诸葛孔明，只求能比肩关、张、姜维之类忠臣。永历九年（顺治十二年，1655年），李定国兵败广东回南宁，军势不振，孙可望派张明志等人率兵进攻李定国。金维新进言：张明志兵虽多，但都是你的旧部，不会为敌，今以奇兵绕道袭张明志后路，攻其不备，再乘胜赴安龙，迎永历帝至云南，大势在我，孙可望当无奈，名实具收。李定国从其议，获得成功。金维新由忠臣转为奸臣，始自永历帝移驾昆明成功。朝廷初任命其为大理卿，金自持护驾有功，不满任职，告到吏部，在马吉翔的帮助下，升任吏部右侍郎，寻转左侍郎，署尚书兼左都御史。金维新从此与马吉翔相互勾结，把持了朝政。
　　马吉翔（？—1661年8月12日），顺天府大兴人，（一说四川铜梁人），明末武进士出身，粗通文墨，曾任官广东都指挥使。李自成陷北京，马吉翔人在广东。弘光元年，因事罢官，后追随永历帝，任职兵部尚书，镇守肇庆。刘承胤奉永历帝至武冈，马吉翔依旧依附刘承胤。八月，武冈陷，刘承胤降清，马吉翔奉永历帝至靖州。十二月，永历帝从象州赴南宁，一路兵戈充斥，道路荒阻，马吉翔旁御舟，褰裳涉水，挽拽上下，永历帝感动，封永安侯，入内阁，掌丝纶房事，专可票拟，瞿式耜也不能比其亲信。孙可望入云南，以“国主”身份主政南明政权，马吉翔转而投靠孙可望，私下与孙可望心腹、管勇卫营内监庞天寿说：今朝廷势微，而秦王（孙可望）势愈隆盛，这是天意，我辈早日结纳，富贵可延。凡永历朝有事，皆暗通孙可望。郎中古其品善画，马吉翔派郭璘持白绫，令古画尧舜受禅图。古拒绝，马吉翔暗报孙可望，孙可望捕古其品杖杀之。永历帝不能容忍马吉翔、庞天寿勾结弄权，私下与大学士吴贞毓等议，欲召李定国入卫朝廷。马吉翔当时留守南宁，事情被其侦知，密遣其弟马雄飞疾报孙可望，孙可望闻之大怒，永历八年（顺治十一年，1654年）正月，以“盗宝矫诏、欺群害良”拟罪，赐吴贞毓自缢，并斩吴贞毓以下十七朝臣，此事便是著名的“十八先生案”。在“十八先生案”中，马吉翔犯有向孙可望出卖永历廷机密的重罪，导致永历朝的十八位重臣死节，理应判处死罪。马吉翔却谄媚于金维新与龚铭说：晋王功高，二公是晋王亲信，如今晋王得到封赏，二公也应当重赏，如果我能够继续侍奉皇上，自然会向皇上说二公好话。两人大悦，转报李定国，李定国轻信，使马吉翔逃脱一死，并复得重用，与金维新勾结把持朝政。一说“吉翔一见定国，先叩首，称颂定国千古无两；‘从此以后，青史流芳。吉翔今日得际此时望见颜色，死且不朽。其他是非冤苦，俱不足辨。’定国于是大悦，与吉翔握手谈心，惟恨相见之晚。而吉翔得侍左右数日，其谄谀之工无所不至；凡左右、内外，众口同声交谀吉翔。定国本目不识丁，粗戆直率；竟为吉翔所弄，堕其术中。”
　　上二说大意谓李定国过于耿直，被马吉翔骗了，才会重用马吉翔。但是李定国放过马吉翔的实质是重用奸侫，这不仅使李定国大失朝望，同时也为此后马吉翔与金维新内外勾结、把持朝政创造了条件，而马、金勾结，把持朝政，又与永历朝的灭亡有着直接的关系。二人的结局如下述：
　　清军陷贵州，李定国大败，朝廷议决取道建昌向四川撤退，并得到了李定国的赞同。当时建昌(今四川西昌)南明守将领王有德与金维映有私怨。事情经过是：王有德初以银一千五百两买了两个小妾，被王自奇掠走，王自奇死后归金维新，王有德哭求李定国归还，李定国犹疑之后，代为索还。但从此之后，王、金二人结怨，王有德欲报复金维新。金维新怕遭报复不敢往建昌，撤退到楚雄时，与马吉翔苦劝李定国走永昌(今云南省保山市)，实在不行则退入缅甸。李定国犹豫之中，金维新说：四川勋镇林立，殿下带败军退到袁宗第、郝永忠等人的地盘，岂能保证其听从指挥？一旦其恢复荆襄，能保证陛下不再封他们为亲王，和殿下并立吗？李定国最终听从了他的建议，改向土地贫瘠、土司林立的西南撤退。李定国听信奸言，此误至大，其一是导致原驻四川的南明军队，没有等来朝廷，最终在优势清军的进攻之下被各各击破。其二是导致无后勤支持的李定国军队，在土司林立的滇缅边境处境日艰，士气低落，部下时有降清，而金维新因行军环境艰苦，常口吐冤言，后为李定国杖杀，但已与事无补。其三是为权臣马吉翔挟持永历朝向缅甸逃窜，创造了条件，从而使永历朝失去了对中原民众的政治号召力，这最终加速了明廷的灭亡。马吉翔的有关恶行如下：
　　永历十三年（顺治十六年，1659年）二月，永历帝到永昌将入缅。追兵紧逼，马吉翔催促皇上即行，不及顾群臣妻子，贵人、宫嫔相失大半，惟马吉翔辎装无损。至缅甸国界，缅人请从者放下武器，沐天波认为不可，马吉翔却传令放下，于是，永历帝被缅人掌控。永历帝驻缅甸井亘，缅人供奉日少，沐天波准备奉皇上走户腊撤、孟艮诸地，被马吉翔阻止之。缅人害怕明军迎驾，马吉翔与守关官敕曰：朕已航海入闽，有官兵至即杀之。缅人进奉新稻谷，皇上命给官员中穷困者，都被马吉翔私自拿走。李定国、白文选欲接永历帝回国，屡败缅兵，马吉翔担心皇帝被接走后诸臣弹劾自己，升擢诸臣虚职拉笼之，阻止皇上出迎；诸臣在缅受困，有人三天没吃饭，吉翔有粮，不肯给，请示皇上，皇上亦无粮，乃掷金玉玺于地，典玺太监李国用叩头说：臣万死不敢碎此宝！吉翔取而碎之，以分给诸臣作购粮资。缅酋弑兄自立，遣人邀诸臣往饮咒水，诸臣不敢去，马吉翔强驱至，自松滋王以下有四十二位南明大臣被杀，黔国公沐天波以及马吉翔亦死此难。随后缅军又赶往永历帝住处，追杀永历帝随从300余人，这就是南明史上有名的“咒水之难”。十二日，缅人把永历帝献给清军，永历十六年（顺治十九年，1662年）四月十五日（1662年6月1日）不幸蒙难。
　　综上述记载可见：永历朝的最终灭亡，与马吉翔把持朝政、胡做非为有着直接关系，因此清人温睿临著的《南疆逸史》，将马吉翔和杨龙友、马士英、阮大铖、刘承胤共入《奸佞传》，评价为：“永明之有吉翔，犹福王之有士英矣。”但马吉翔之所以能行其奸，归根结底，与李定国误用奸人，有着直接关系。
　　李定国的失误其次体现于交水大捷后，犒赏将士，把原孙可望旧部称为“秦兵”，把其旧部称为“晋兵”，这招致原孙可望部下的不满。李定国同时对刘文秀收编孙可望溃卒三万训练以备边之事，也持消极召回态度，使刘文秀郁郁不自得志而死，严重削弱了南明军队的战斗力。李定国的这一做法同时也使他自己成为孤家寡人，独撑南明危局，而不得其终。这一过程具体为：
　　永历十一年（顺治十四年，1657年）九月，孙可望起兵叛明失败后，刘文秀与白文选追击孙可望不及，但安抚地方和招降、收编孙可望余部工作做得相当出色，约招收孙可望余部共3万余人。十月间，刘文秀见贵州形势趋稳，与清军相持的南明军仍据守四川大部和湖广武冈一线，因此奏请永历帝移驻贵阳。此建议有利于永历朝就近指挥军队，振作士气，永历帝也同意了这一建议，命礼部择吉日起行。十一月，李定国在进讨盘踞永昌的清军王自奇部时，得知永历帝同意刘文秀迁都贵阳的建议后，大为不满，遂“驻兵永昌，上疏告病，请卸兵事”。永历帝无奈，“玺书慰劳，召回，迟延三月始赴阙”。永历十二年（顺治十五年，1658年）正月元旦，“李定国请尽撤川楚守边各镇将回云南。遂罢幸黔之议。”
　　这是李、刘之间的第一次分歧。从当时形势来看，刘文秀的建议基本正确，具有积极抗淸的进取精神。李定国反对移跸贵阳，如果是考虑移跸过程中会增加沿途百姓负担，而主张留驻昆明，当不无可取之处。但是他以上疏告病来要挟永历帝撤回川楚守边诸将，则明显然是为了排斥刘文秀势力。因为李定国的兵力主要集中在云南，而刘文秀在安抚了贵州、四川、湖广的孙可望余军后，永历帝再移跸贵阳后，刘文秀的地位必将凌驾于李定国之上。这使李定国不能不心存疑虑，而出此下策。
　　三月，李定国又建议永历帝从四川召回刘文秀及其原招降的孙可望从将。刘文秀原封“蜀王”，把刘文秀和原处于一线的将领调回大后方昆明，这一决策不仅严重削弱了南明前方指挥部署，同时也给清廷利用南明内讧、孙可望来降的时机调兵遣将大举进攻南明，创造了条件。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召回刘文秀即意味着解除刘文秀兵权，使永历朝在原晋、蜀二王两大支柱之间，现偏重于李定国一侧。此举让刘文秀深为不满，他私下曾对人说：“退狼进虎，晋王必败国。”刘文秀把李定国比作孙可望第二，显然过激，但他以后在政治上日趋消沉，“凡大朝日始上朝一走，常朝日俱不去”，“将一切兵马事务悉交护卫陈建料理，亦不出府”。不久发病卧床不起，永历帝和李定国均前住探望，派医调治。但于事无补。永历十二年（顺治十五年，1658年）四月二十五日刘文秀病逝。临终前，上遗表称：“虏兵日逼，国势日危，请入蜀以就十三家之兵。臣有窖金一十六万，可以充饷。臣之妻子族属皆当执鞭弭以从王事。然后出营陕、洛，庶几转败为功。此臣区区之心，死而犹视者也。昭宗震悼辍朝，谥曰：忠，”葬于安宁曹溪寺右山。
　　刘文秀死，对于已是垂危的南明王朝来说，无疑是冰山崩塌一角，实令人扼腕，如同永历朝臣金简上疏所说：“内患（指孙可望）虽除，外忧方棘，伺我者方雁行顿刃，待两虎之一毙一伤以奋其勇；而我酣歌于漏舟，熟睡于积薪之上，能旦夕否乎？二王（指晋王李定国和蜀王刘文秀）老于兵事者也，胡亦泄泄如是。”
　　如果说上述李定国对刘文秀的排斥，体现了李定国在平定孙可望叛乱以后，私心自用，对抗清大局缺乏全面认识，过多地将注意力集中于巩固自己在永历朝地位上，那么他对于孙可望余兵的排斥态度，则对于酿成南明最终败局，负有更多责任。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晋、蜀二王相比较而言，刘文秀对于南明的危局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他在追击孙可望过程中，豁达大度，注意收集孙可望部下余兵，多达三万余人，加以改编训练，准备用于防守同清军接境地区。而孙可望虽叛，随同其降清的不过数百人，且无一重要将领。这说明原受辖“国主”的大批将士，在关键时刻是识大体、懂是非的，不应加以歧视和打击。而李定国“以收获孙可望之兵名曰秦兵，滇省旧兵名日晋兵”，“由是孙可望之兵心懒矣”。而此后李定国又把原孙可望辖军中的主要将领召回昆明，这更直接导致了原置抗淸前线的孙可望军的抗淸不力与叛降，同时也使此前刘文秀招抚孙可望余军的苦心付之东流。
　　
　　而上述李定国主持永历朝政失误的恶果，充分在此后南明抗清战争的失败过程中展现出来。而导致李定国在此后指挥的抗清战役遭受一系列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孙可望在降清后，向洪承畴献上了“滇黔地图”，西南防务机密尽失，这使清军对于大西军的布置情况了如掌指。
　　明永历十三年（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二月，清廷决定分兵三路攻取贵州。以平西将军吴三桂与都统李国翰率北路军从四川进攻；以征南将军卓布太率南路军从广西进攻；以靖寇将军罗托同大学士洪承畴领中路，从湖南进攻。此时李定国正在永昌镇压王自奇、关有才叛乱，无暇反击，致使吴三桂陷遵义，罗托陷贵阳，卓布太陷独山，构成对云南的严重威胁。
　　当年七月，永历帝任命李定国为招讨大元帅，部署反击。李定国首先致书李来亨，让夔东十三家围攻重庆，牵制湘楚；又派冯双礼、祁三升据守贵阳附近的鸡公背，拒敌中路；派李承爵守普安黄草坝（贵州兴义），拒敌南路；派白文选据遵义孙家坝，拒敌北路。这一部署似显分散防御。而当时形势是，清军初入贵州，力量分散，李定国如能集中兵力，歼敌一路，或可扭转战局。而李定国未能如此做，显然是中了洪承畴的诡计。当时冯双礼要求增兵入黔，出击贵阳，李定国接到洪承畴的来信称：“某本待罪先朝，志切同舟，惟俟吴王（吴三桂）之至，合兵以听指挥，无烦王师远出也。”李定国一时迟疑，延缓增兵，贻误了战机。八月，李定国率师东进，却遇上了雨季，日行仅一二十里，士气低落，使清兵得到喘息之机，开始攻滇。
　　九月，清廷增派信郡王多尼为三路军统帅，进攻云南。至十一月，中路多尼部败冯双礼于鸡公背，陷安庆、曲靖；北路吴三桂败白文选于七星关；南部卓布太部陷安隆，李承爵战死。定国闻讯，亲率主力三万人与卓布太决战于炎遮河双河口。盘江初战，大西军告捷。但次日两军决战之际，穾起北风山火，大西军逆风势，清军乘火势猛攻，大西军全线崩溃。清军玫陷李定国罗炎、凉水井大营，屠杀大西军民不下三、四十万人，李定国的妻子家属均被卓布太抓获处死。三路清军最终在曲靖会师，直趋昆明。面对惨败，李定国表示：事至此，多说无益，仅以忠心献大明，死而后已。
　　十二月十三日，李定国退兵昆明，永历帝召开御前会议。讲官刘范主张按刘文秀遗表行事，入巴蜀，依靠夔东十三家，经营陕洛地区；李定国主张撤兵入湘，胜则六诏（指云南大理一带）可下，败进入越南，召集东南亚诸国反清义士，航海赴厦门与郑成功合兵，共同进行抗清。但永历帝的臣僚多滇人，不欲离乡，勋臣沐天波、权臣马吉翔更力主退守滇西，事急则逃入缅甸。永历帝表示同意。李定国未能坚持己见，只是对沐天波说：“公其努力，愿无生后悔而终忆余言也。”
　　十五日，永历朝西逃。事先李定国发布文告：“本藩在滇多年，与尔人民，情均父子，今国事颠危，朝廷移跸……尔等宜乘本藩未行之时，各速远遁，毋致自误。”又命令各营“不得毁其仓廪，恐清至此无粮，徒害我百姓。”一路上他还收抚难民。李定国此举实资寇以粮，加速了南明王朝的灭亡。
　　永历十三年（顺治十六年，1659年）正月初三，清兵会师昆明，又紧追不舍。李定国命令总兵靳统武领兵四千护永历帝奔腾越（云南腾冲），自己则率精兵六千据永昌（云南保山）阻击。二月，吴三桂在大理败白文选军后追至。李定国料定吴三桂骄兵轻敌必败，带兵渡过潞江（今怒江），在磨盘山埋伏奇兵，遍布地雷，欲全歼吴三桂军。该役也是李定国生前指挥的最后一次重要战役。
　　磨盘山位永昌（云南保山）境内，“内箐深屈曲，仅容单马”，“定国筑栅数道，左右设伏，大营屯山后四十里橄榄坡，炊食饷伏，令毋见烟火。”李定国伏重兵于山内，以窦民望为初伏，高文贵为二伏，王国玺为三伏，号令清军进入三伏，“首尾横击之，片甲不令其逃也。”二月二十一日，吴追兵果入伏，其先锋已进入二伏，却不意李定国军中出了叛徒，南明光禄寺少卿卢桂生突然潜出向清军告密。吴三桂闻之大惊，急令军队后撤，并炮击大西军的左右伏兵。大西军伏兵尽出，奋起作战，“短兵相接，自卯至午，僵尸堵叠。”
　　磨盘山之战的结果是大西军将士三分之二战死，所余2千人，李定国无力再战，撤出战斗。清军也死伤大半（过万人），包括固山额真沙里布（蒙古镶白旗人）在内的十八名将官均被击毙，无力再战，后退三十里。战后清廷经诸王、大臣会议，于顺治十七年六月惩罚统兵将领，多罗信郡王多尼罚银五千两，多罗平郡王可铎罚银四千两，多罗贝勒桂兰罚银二千两，副都统莽古图、傅喀、喜星格均受处分，征南将军赵布泰被革职，唯独李定国军中叛徒卢桂生因“功”，被清廷授云南大理府知府职。由此可见磨盘山血战对清军打击之大。但可惜的是因叛徒卢桂生的出卖，李定国指挥的原可获全胜的战役，却导致大西军伤亡过半，军中精华具失。后有南明遗民刘彬赋诗曰：“凛凛孤忠志独坚，手持一木欲撑天。磨盘战地人犹识，磷火常同日色鲜。”此诗寄托了南明遗人对于李定国磨盘山之战的无穷哀思。
　　磨盘山战役之后，李定国率余众数千，与清军打游击战，退往木邦（缅甸新维）。永历帝则在权奸马吉翔挟持下，率从众二千人从腾越（云南腾冲）逃至缅甸都城阿瓦城（曼德勒），被缅甸王莽达收留，从此与李定国、白文选失去联系。据有关记载，当时具体情况是：
　　缅方同意接纳永历帝，但要求入境南明文武官员解除武装。黔国公沐天波认为不可，权臣马吉翔却主张放下，于是永历帝下令大小文武官员2000余人放下兵器，并赏给缅方诸多财物。但缅甸当局并未放心。缅人明白，永历朝廷仍以宗主国自居，事实上却是逃难而来。为了避免礼节上难处，缅国王拒绝接见使者，仅派汉人通事居间传达信息。当通事拿出明神宗时颁给缅甸的敕书同马雄飞、邬昌琦带来的永历敕书相核对，发现所盖玉玺大小有出入，因此对永历朝廷的正统地位产生怀疑。幸亏镇守云南的黔国公沐天波携有历代相传的征南将军印，该印是明代同西南周边土司及接壤国家往来文书中经常使用的，缅当局核对后方解除疑惑，允许永历帝和随行人员暂留境内。
　　三月，李定国、白文选两军相会于木邦（缅甸新维），商议今后去向。李定国认为：缅甸地区贫苦，大军入缅甸，日后必生祸乱。白文选认为：现内地都均被清寇占领，继续在内地作战危险，不如我随皇上赴缅，你继续在国内主持军务。两人意见不和，遂各行其是。
　　磨盘山战役后，李定国余众不过数千，继续坚持抗清斗争。不久，贺九仪从广南率万人来归，祁三升、魏勇等均率部投归，军势复振。李定国移大营于孟琏（云南澜沧），多发印敕，遍结土司，号召共同抗清。沅江土司那嵩起兵响应。李定国部坚持数月，被清军攻破，又移营孟艮（今云南边境），招安头人，耕种纳粮如郡县例。吴三桂见无法消灭大西军，派人前来招抚，一时大西军中不坚定分子纷纷降清。永历十四年（顺治十七年，1660年）三月，吴三桂又派贺九仪妻子前来劝降，贺九仪欲降，被李定国杀死，从此无人敢言降。
　　在此期间，李定国曾连续上疏三十余次给永历帝均无回音。直到当年七月，白文选强攻缅都阿瓦失利回来，李定国才了解事实真相，原来永历帝被缅王扣压。二人决定武力攻缅，救出永历帝。九月，李定国与白文选分别将兵入缅。十一月，李定国大败缅军，提出送还永历帝再退兵的的条件。缅王则答以：不怕你方攻城，你方大军来此，水土不服，将士必将得病而死。
　　永历十五年（顺治十八年，1661年）二月，李定国与白文选合兵再次攻缅，缅方集兵十五万、巨象千余头来战，结果大败，遂躲入都城（阿瓦城）坚守不出。李定国军渡锡箔江临金沙江逼缅城，缅王仍拒交永历帝。李定国只得派兵造船渡江，五月船厂被缅兵捣毁。李定国大怒，围困缅城，不料军饥疫作，死亡相继，李定国不得已移军亦渺赖山（属今缅甸若开邦，傍孟加拉湾）下。
　　五月二十三日，缅王弟莽白在大臣支持下发动宫廷政变，处死莽达，自立为王。新缅王接受众大臣来贺，惟独永历帝未到，怒甚。其实永历帝并非不想出贺礼，而是因为坐吃山空，已拿不出像样的贺礼来了。莽白借口朱由榔不送贺礼，便命使节来责，自此双方关系恶化。新缅王莽白得知清军已进入缅境的消息后，曾写信给吴三桂，告知永历帝动态。
　　七月十八日（1661年8月12日），新缅王莽白派人通知永历帝明日过河，同饮咒水盟誓，以结友好。永历帝及一些大臣皆看出其中有诈，但寄人篱下，不敢不去，只好命大学士马吉翔、大臣沐天波等部分文武官员前去赴约。仅留内官13人和跛足总兵邓凯看守“行宫”。次日上午，马吉翔等人来到缅军驻地塔下，即被三千缅军包围。黔国公沐天波见有变故，立即夺刀反抗，斩杀9人，但终因寡不敌众，同来大小官员42人全部被杀。权奸马吉翔亦死于此难，这就是南明史上有名的“咒水之难”。随后，缅军又蜂拥至永历君臣住所，共诛杀永历帝随从300多人，同时搜掠财物、女子。永历帝仓促中准备同中宫皇后一起自缢，侍卫总兵邓凯规劝道：太后年老，飘落异域。皇上丢失社稷已是不忠，今丢下太后又是不孝，何以见高皇帝于地下？永历帝才放弃了自尽的打算。最后缅兵把永历帝、太后、皇后、太子等25人集中于一所小屋内，对其余人员及扈从官员家属滥加侮辱。永历帝的刘、杨二贵人，吉王与妃妾等百余人大都自缢而死。鉴于永历朝廷住地尸横满地，已无法居住，缅甸官员把永历帝等移往别处软禁。
　　永历帝经此番打击，身边仅余二、三老年宫女和一跛脚侍卫，已无意再活，但也不愿意返回故土。十一月十八日，他对总兵邓凯说：太后又病，如天意不可挽，鞑子来杀朕可任杀，你不必再管，但能把太后骸骨送归故土即可。
　　十二月三日，清平西王吴三桂兵逼阿瓦城（缅都，明缅甸宣慰司治，今缅甸曼德勒西南阿瓦），向缅王索要永历帝，声言如不交出，将过江屠城。缅王莽白（哇达姆摩刚）于次年二月（永历十六年，康熙元年，1662年1月22日），将永历帝献给吴三桂。一说永历帝曾写信哭求吴三桂，在斥责吴三桂叛明助清，忘恩负义的同时，又表示我今兵衰力弱，命悬你手，倘若能留我一命，愿献出一切。吴三桂不允，加紧向缅王催索。缅王派兵士把永历帝连人带座地抬到吴三桂军营，眷属25人哭着相随。
　　吴三桂将永历帝及太子押回昆明，囚于昆明篦子坡头金蝉寺内（地址今昆明华山西路利昆巷）。据传永历帝被吴三桂囚后，几个八旗兵看到永历帝的容貌有帝王之相，争相剪掉发辫，欲图营救，但未能成功。吴三桂担心如将永历帝押送北京，中途必有反清人士劫夺，因此上疏清廷，请求在云南就地处决永历帝和他12岁的太子。经清廷批准，吴三桂于永历十六年（康熙元年）四月十四日（1662年6月1日），将永历帝及其眷属25人押解到昆明篦子坡金蝉寺，由吴国贵(吴三桂心腹)行刑，用弓弦勒死永历帝，终年40岁，南明的最后一个政权结束。吴三桂为向清廷献媚，曾要求将永历帝和他12岁的太子斩首，反倒是和吴三桂一同出征的两个满人将领于心不忍，劝说道，永历也曾为君，给他留个全尸吧。据说永历帝死前曾怒骂吴三桂：“汝非汉人乎？汝自问良心何在！”吴三桂听后面如死灰，汗流如注，瘫地不起。永历帝死后，延平王郑经上谥号应天推道敏毅恭俭经文纬武礼仁克孝匡皇帝。庙号昭宗，葬于贵州都匀高塘山永历陵。
　　由于昆明人认为吴三桂原是明朝臣子，永历帝虽懦弱，却是正统皇帝，居然被臣子逼死。出于对吴三桂投清灭明叛逆行为的义愤，便借用谐音，将“篦子坡”改名为“逼死坡”。清道光帝觉得这个地名有损于朝廷威名，复更名为“升平坡”，并立“升平坡”短碑于坡头，但“逼死坡”的旧称仍行于民间。清亡，都督蔡锷在永历帝遇害处竖了一块纪念碑，碑文为“明永历帝殉国处”。
　　上述为永历帝被俘及死难的经过。缅王莽白发动咒水之变时，李定国尚不知情。此时白文选部情绪低落。永历十五年（顺治十八年，1661年）八月中，白文选军将领张国有、赵得胜劫持白文选欲降清，脱离李定国军。李定国子李嗣兴准备派兵堵截，李定国不忍心双方自相残杀，命放还，而率本部兵马独进洞乌（又作东吁，缅甸南部城市，在仰光以北260公里，锡当河右岸）。
　　此后白文选率本部兵北行，十一月间，被清军吴三桂、爱星阿部先后击败于锡箔、腾越茶山。南明降将马宝、马惟兴、祁三升等率军追赶白文选。十一月二十五日两军相会于孟养（猛卯，距锡波江约800余里），马宝带着吴三桂致白文选的书信劝降，白文选决计降清，同降者有官员499人、兵丁3800余人、家口7000余口，共11299人，马3260匹、象12只。康熙元年（1662年）十一月，封白文选承恩公，隶汉军正白旗，给三等公俸禄。康熙六年（1667年），封授为光禄大夫。康熙七年（1668年），加太子少师。康熙十三年（1674年），病卒。康熙十四年（1675年），康熙帝一遣礼部待郎兼翰林大学士杨正中，御祭白文选之灵。此是大西军原重要将白文选的最后结局。
　　当年十二月，李定国准备再度出兵攻缅，救援永历帝，忽闻缅王已献永历帝给吴三桂。李定国悲愤地说道：“势既不敌，追无能为。”遂移营景线。
　　永历十六年（康熙元年，1662年）四月，李定国率军复抵勐腊，遣官入车礼（今西双版纳地域）借兵，企图东山再起。五月，礼部侍郎江国泰说服暹罗（泰国）与李定国联姻，并资助战象马匹，助李定国恢复云南。此时蜀人马九功也从古剌返回，在云南集兵四千人，愿为掎角之势。李定国军复振，正欲大举，不幸军中瘟疫流行，人马病死甚多。李定国撰写表文，焚告上天：“如果大数已尽，乞赐定国一人早死，无害此军民。”六月十一日，李定国正逢四十二岁生日，突发重病，又传来永历帝四月初八日被吴三桂绞杀的消息。李定国恸哭不绝并命人为永历帝发丧，全军将士穿白衣，李定国披发徒跣，号诵抢地，两目血泪，大哭道：“负国负君，何以对天下万世。”六月二十七日夜，李定国死于勐腊（一说景线），临终前嘱咐儿子及部下：“宁死荒外，勿降也！”
　　李定国死，临终前托孤部将平阳侯靳统武（？—1662年），命世子李嗣兴拜统武为养父。但李嗣兴却缺少其父能团结全军的人格魅力，李定国去世后，部下将领失去核心。其表弟马思良不服靳统武的节制，与总兵胡顺都、王道亨率先降清。不久，靳统武病死（一说被马思良毒死），蜀王刘文秀世子刘震亦领兵归附清朝。李嗣兴在康“熙元年九月上表降清朝，十一月自普洱派人赴昆明呈缴李定国留下的册、宝和元帅印，十二月十九日带领官兵及家属一千二百余人到洱海接受吴三桂改编安插，清廷授予李嗣兴都统品级。《康熙朝实录》对这一经过的记载是：“（康熙元年夏六月）乙卯，兵部议覆平西王吴三桂疏报。李定国之子李嗣兴，从边外投诚，缴伪册宝印劄，带领官弁兵丁家口一千二百余名，象马无算。应照例议叙。得上降旨，李嗣兴著授都统品级，以下各官，从优再议。”
　　大致清廷出自对李定国人格的尊重，对于其子待遇尚不错（远胜于对待孙可望的后人）。（康熙二十六年春三月）甲申，升参领李嗣兴官职为陕西宁夏总兵官。李嗣兴官死任上，康熙帝特命立《谕祭碑》，碑文为：“康熙三十一年二月初三日，皇帝遣礼部郎谕祭故都督同知管陕西宁夏总兵，官事加赠右都督李嗣兴之灵曰：鞠躬尽瘁臣子之芳踪，恤死报勤国家之盛典。尔李嗣兴性行纯良，才能称职，方冀遐龄，忽闻长逝，朕用悼焉。特颁祭塟以慰幽魂。呜呼！宠锡重垆，庶沐匪躬之报。名垂信史，聿昭不朽之荣。尔如有知，尚克歆享。”又为之立《诰封碑》，碑文为：“奉天承运皇帝制曰：人臣奏开阃之勋，谋猷克壮国家。锡报功之典，品秩加崇。惟懋绩树乎师中，斯宠命颁于身后。乐原任陕西宁夏总兵官都督同知李嗣兴，夙谙兵事，久牙军行。壮岁从戎，即着干城之望。岩彊分镇，聿推保障之才。洎乎受律中朝，建麾全陕，兵民藉以绥缉。而斥口无惊将士，乐其拊循而简稽有法。念兹劳勘，奄尔沦徂，宜沛殊恩，俾加显秩。兹赠尔右都督光禄大夫，於威抒诚，报国式膺三命之荣。班爵酬庸，用慰九原之志。尚承渥泽，永贲泉垆。康熙三十二年十月十八日。”
　　李嗣兴有子名李天志，身材魁梧，气度轩昂，曾出任宫廷侍卫，深得雍正帝的赏识。
　　上述为李定国身后事的大致情形。李嗣兴为李定国次子，另据有关记载，李定国长子名李溥兴，娶妻郑氏，在遮炎河之役大西军兵败，被清兵执杀。李定国另有幼子李润兴，据传李定国死后，被其部将许姓者潜奉入腾越，改姓段氏。李定国死后，其部下桂王、岷王两部，各有数千人不降，聚寨于阿瓦河东百里，称为“桂家”、“敏家”。最后这支明军撤往中缅边界（今缅甸果敢）依地而守。经过几百年的繁衍生息，已达二十余万人，大部分都是当时李定国军遗民。
　　李定国死后，勐腊各族人民尊奉为神，过晋王墓均膜拜。傣族人民为纪念李定国，捐资于后山建李定国祠，称汉王庙，每年春节，杀猪宰鸡祭祀。大理市下鸡邑村的白族也奉李定国为“本主”，建有本主庙。每年春节进行隆重祭祀。
　　李定国死后原葬云南西双版纳州勐腊县，李定国子嗣兴自思茅率众降清后，清廷为了防备南明余部借李定国墓聚众反清，特将李墓迁到北京，改葬顺天（今北京）芦沟桥西湖家港。
　　古人云盖棺定论。李定国作为在南明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一位历史人物，终结其一生事业时，也不能不给予一个客观的评价。李定国出身于大西军，作为张献忠的养子，在张献忠屠蜀时，不能说没有干过坏事。但是在张献忠死后，他在自我政治实践中，逐渐接受了《三国演义》中葛孔明、关、张、姜维等正面形像的影响，出污泥而不染。又始终以民族英雄岳飞的形像为榜样，为北上抗清、恢复大明江山至死不渝。明永历十三年（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十二月十五日兵败撤出昆明时，命令各营“不得毁其仓廪，恐清至此无粮，徒害我百姓。”其仁者之心可鉴。在孙可望降清后，屡北屡战，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临终前尚叮咛部下与儿子：“宁死荒外，勿降也！”这一精神不论放在什么时代，都是值得提倡的。尽管李定国并非完人，由于种种主观与客观上的原因，李定国的事业，并未取得最后的成功，但与当时满清强敌压境下，纷纷降清的南明旧吏以及以孙可望为代表的大西军叛将来说，李定国这种勇于为事业与信仰而献身的人格，永远是勉励后人进取的榜样。
　　李定国长于治军，时人记载“凡士伍破衣敝絮，皆送入后营，纫织为衬甲、快鞋之用，无弃遗者。或传定国兵当以夜至，比晓则已过尽矣。故所至有功。”清廷承认李定国有“五伯之大仁大义、谦恭下士。”近人郭影秋评价：定国性仿直与人无私曲。清初冯苏说：“予以辛丑（顺治十八年）至滇。滇中人言：可望善治国，定国能用兵。’使其同心协力，西南之功或未有艾，而乃彼此相攻，卒至摧败。”可能不善于理政，误用奸臣金维新、马吉翔，是导致李定国人生败局的原因之一。但孙可望为苟活而叛明降清，仅多活了三年，且被清人看不起，列入《贰臣传》，着实可悲。相比较而言，而李定国爱国爱民的个人品格，勇于为事业献身、至死不渝的政治气节，却永远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留下了丰碑。明末遗臣刘彬在李定国身亡后曾作《读残明遗事漫记四首》，谨录，以示对李定国人生未了事业的怀念：
　　（一）
　　胡风南渡尽草偃，大义捐嫌王出滇。
　　一身转战千里路，只手曾擎半壁天。
　　（二）
　　诸葛无命延汉祚，武穆何甘止朱仙。
　　板荡膻腥忠贞显，江山代代颂英贤。
　　（三）
　　凛凛孤忠志独坚，手持一木欲撑天。
　　磨盘战地人犹识，磷火常同日色鲜。
　　（四）
　　老草坡前草树香，磨盘诸将墓堂堂。
　　残碑读罢呼雄鬼，生死都从李晋王！
　　鉴于李定国事业最终失败，与其辅佐的永历帝懦弱无能、贪生怕死，在李定国统领的大西军浴血抗清时，一味只会向缅甸逃窜，以致明王室失去对于中原民众的号召力有着直接关系。在此仅追记一下后人对永历帝的评价。
　　永历帝朱由榔（1623年11月1日-1662年6月1日），明神宗朱翊钧之孙，桂端王朱常瀛之子，也是南明的最后一个皇帝，其在位时间核今历为1646年12月24日—1662年6月1日，共十六年。永历帝生性懦弱，好听奸人之言，在关键时刻贪¬生怕死，只会逃跑，决非是一个有为之君，但却是南明居位最久的皇帝。就其原因而言，是由于其居位前期，得到了前明残余士大夫力量的支持；此后又得到李自成失败后，大顺军余部的支持。当前两种政治力量几乎耗尽时，又得到了大西军余部孙可望、李定国力量的鼎力支持。但因永历帝生性懦弱，关键时刻只会逃跑，最终仍不免被杀命运。因此明遗老张岱在总结南明兴亡史时指出：“福王粗知文墨，鲁王薄晓琴书，楚王但知痛哭，永历惟事奔逃；黄道周、瞿式耜辈欲效文文山之连立二王，谁知赵氏一块肉，入手即臭腐糜烂。如此庸碌，欲与图成，真万万不可得之数也。”此当是确评。
　　2021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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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文字为《黄义明定南边》（小说）背景研究资料。
　　
　　（1652年李定国抗清路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