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孙可望主政永历朝与李定国取得湘桂

　　第五章：孙可望主政永历朝与李定国取得湘桂大捷、衡阳大捷
　　刘惠恕
　　由于孙可望统军顺利地进入云南，稳定了地方秩序，又通过杨畏知成功地建立起与永历朝的政治同盟关系，其在南明朝中的政治地位逐渐提高，个人野心亦逐渐膨胀，在其身边亦聚集了一批拥嘉戴其当“国主”的南明旧吏。但孙可望德不足以服部众，永历小朝廷也不愿认可孙可望的野心，这便蕴育了后来大西军队伍的分裂。
　　据记载还是在大西军尚未进入云南之际，永历元年（顺治四年、1647年）三月四将军于贵阳定番举行军事会议，会上孙可望不顾”联明抗清”的大义，主张割据云南，独霸一方。李定国则指责孙可望：“肇庆已有君，永历其年号也，不度德量力，妄自尊大，其欲自取灭亡乎？”孙可望当时碍于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军力雄厚，无奈赞同联明抗清的主张，但内心却耿耿于怀。而南明云南副使、孙可望同乡杨畏知在与孙可望接上关系后，窥透了孙可望的心思，怂恿说：“孙将军和其他三位将军地位并列，并不是靠虚名服众，今永历帝只在肇庆，岂妨你成为一方雄主。”孙可望说：“既然有了皇上，我那就‘挟天子以令诸侯’，想必他们不会反抗我的。”孙可望当时联明的真实想法是：欲仿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做法，来压服李定国、刘文秀等人，并收拢南明的残余势力力己所用。他提出的联明条件是封自己为高出众。将的一字王——“秦王”，以当实际的“国主”。
　　但是李定国、刘文秀与孙可望却有着不同的人生观。李定国后来在歼灭孔有德军时，曾对部下说：“曹操、司马懿有戡乱之才，身经百战，摧强敌，扶弱主，如果他们想要流芳百世，不过如探囊取物。可他们因一念之差，图谋篡位，实在是有如持黄金换死铁，落得后世唾骂，太不值得了。”而刘文秀在协助李定国平定孙可望篡位时，曾私下对李定国说：“我辈为贪官污吏所逼，因而造反，将朝廷社稷倾覆，实我等有负于国家，国家无负于我等。即今上是烈皇帝嫡派之弟，不若同心共保，倘得藉滇黔以恢复中原，那时封妻荫子，荣归故里，也得个青史留芳。如只跟秦王胡乱作为，虽称王称公，到底不得归正。但我辈今日以秦王为董卓，恐董卓之后又换一个曹操。”从李定国与刘文秀所说之话来判断，他们主张联明的本旨，完全是为了“共扶弱主”、“恢复中原”、“青史留芳”，与岳飞当年坚持抗金、迎还二圣、“精忠报国”的思想完全一致。而这一思想又是得自于张献忠当年在四川行暴虐政治亡大西国的反训。由于人生价值观的截然不同，使李、刘二人最终走上了诚心拥戴永历王朝，与孙可望分庭抗礼的道路。
　　由于当时在大西军中，李定国的威望最高，为了达到代明的目的，孙可望便与亲信王尚礼策划，欲首先压服李定国，以树立个人权威。永历二年（清顺治五年、1648年）四月初一，他们精心策划了以打击李定国为目的的“演武场事件”。事情经过为：当时各部队同赴演武场集合，李定国军先入场，军中按惯例放礼炮，升帅旗。孙可望却指责李定国说：“你平日不把我放在眼里。”然后发令杖责李定国一百军棍。李定国大怒，说道：“你我不兄弟乎？大军暂时无主，尊你为主，我何有赖于你！”孙可望则以辞职带本部军他走相威胁。前军都督白文选从身后抱住李定国说：“请李将军暂时忍让，如果孙将军离开，大军就会分裂，我们会被人乘虚而入。”李定国勉强受责，因诸将求情，被杖打五十军棍。打完以后，孙可望又假惺惺地抱住李定国痛哭说：“我是为大义，希贤弟不要记恨，以后当同心同德。”李定国为了维护大西军的团结，忍受了这场侮辱，然后请令去平定沙定洲之乱。刘文秀军与李定国军同行。
　　稍后五月份，大西军中发生的另一件大事是定北王艾能奇在征讨东川土司的战斗中，中毒箭身死，其原统军队被孙可望收编。这样，孙可望统领的军队便成为大西军中的一家独大，这距离他代明的野心又近了一步。
　　约与艾能奇征讨东川土司的战役同时，李定国平也开始指挥平定沙定洲叛乱的战役。其过程为：永历二年(1648)四月初，李定国军抵阿迷州，与沙定洲军相持数月不见胜负，沙定洲于是滋长轻敌情绪。一日，他同万氏等人在部将汤嘉宾的沙寨营地举行筵宴，李定国侦知后，立即率兵包围沙寨营地，环以木栅，断绝水源。数日后，沙定洲军不支，率众出降。八月，李定国、刘文秀将沙定洲、万氏、汤嘉宾等数百人解回昆明处死，沙、普土司至此灭亡。此役李定国共歼云南沙定洲部叛军约20万人。
　　李定国大军回师时，当地人皆拍手称快，这是因为沙定洲平素欺压百姓，怨声载道。而沐天波闻知沙定洲被诛杀的消息后，特穿戴整齐，到孙可望处“顿首谢”，感谢为其报了家仇。可是后来他发现孙可望为人狂悖无礼，目无皇上，为了不招惹是非，沐天波尽量不出王府，只是私下与杨畏知书信往来。
　　而李定国灭沙定洲之役，更助长了孙可望代明的狂妄野心，坚持要永历帝封其为“秦王”。此事情经过为：
　　南明重臣堵胤锡（1601－1649年11月26日），手中握有永历帝所赐空敕若干，以利其便宜行事。为了团结孙可望共同抗清，堵胤锡矫命封孙可望为“平辽王”，并将此情况转报了当时驻梧州的永历帝取得同意。堵胤锡却不知南明浔州守将庆国公陈邦傅（？－1652年）因守地近云南，为了结好孙可望，利用手中的空敕，事先已矫封孙可望为“秦王”，并伪铸金印“秦王之宝”，交中军将领武康伯胡执恭转给孙可望。孙可望闻之大喜，特郊迎。时隔未久，杨畏知由昆明至，持有封孙可望为“平辽王”的敕书。孙可望见后大惊，云先已封为“秦王”。杨畏知指出敕书为假，胡执恭则指责杨畏知的敕书也是假的，原封为“景国公，敕印故在。”孙可望听后大怒，将杨畏知与胡执恭同时下狱，而遣使至梧州寻问原因，永历朝臣此时方知陈邦傅矫诏封敕事。由于“秦王”封号属“一字王”，其地位要远高于其他王号，因此遭到了已投永历朝的原大顺军将领李自成妻弟高必正的坚决反对，孙可望又坚拒其他封号，以致成为难事。永历三年（顺治六年、1649年）四月孙可望复派杨畏知为正使，至广东肇庆与永历帝谈判“联合恢剿”，并要求封为秦王。李定国当时心知孙可望所想，但为实现“联明抗清”的目标，默以待之。但孙可望的要求再次被永历帝及其廷臣拒绝。孙可望得知杨畏知使事未成，“使人召贵阳而责数之。畏知大愤，除头上冠击可望，遂被杀。”，杨畏知死，对于南明王朝来说是，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因为他是前明所遗的最后一位有将兵能力的士大夫，他对南明王朝保持着至死不渝的忠贞。
　　此后，孙可望已投靠其的南明御史任僎的撺掇下，于永历四年（顺治七年，1650年）八月自称“秦王”，改云南为云兴省，铸铜币“兴朝通宝”，眼中全无“君上”和“礼法”约束。李定国对此深感不满，但未表露。孙的这一做法原本于任僎的建议：“孙将军不如自己做一国之主，设置百官，发印钱币，颁布新年号。”
　　九月，孙可望率军入贵州，分兵取川南，李定国被派进攻安顺。路遇明威清道黄应运，黄应运乘机游李定国说：“如果依靠大明天子的名号，再加上将军的神武，扫清奸逆，天下有谁敢与将军为敌。”李定国于是与之歃血为盟，相誓共同辅助明室，绝无二心。孙可望得知此事，妒火中升，将黄应运处死。李定国闻知后，心中更恶孙可望。很快贵州被平定，孙可望自往贵州，留李定国守云南，李定国加紧练兵，准备东进。刘文秀则于此时平定了川南，大西军遂建立起以云贵川南为范围的辖区。
　　在这一时期留驻留在云南的李定国，为了“联明抗清”，实行了政治和经济改革以减轻百姓的负担，使滇南出现“外则土司敛迹，内则物阜民安”的良局。他操练兵马，制造盔甲，训练象队，一年内练就精兵三万。他又举行生童考试，对中秀才者，发赏钱三百串奨励。这一做法的目的，是为日后恢复科举考试准备条件。
　　永历五年（顺治八年，1651年）二月，清军由柳州南下，永历廷倾覆在望。时己进入云南的孙可望乘机派部将贺九仪、张明志率兵5千赴南宁护驾，逼死拒封孙可望为“秦王”的永历朝首席大学士严起桓。三月，永历帝朱由榔被迫承认原陈邦傅、胡执恭矫封的孙可望为“秦王”。而在大西军方面，则废除了原先的“大西”国号，确立“共扶明后，恢复江山”的方针。孙可望正式自称秦国“国主”。同时在贵阳建立行营六部，以范鑛、马兆羲、任僎、万年策等人为吏、户、礼、兵部尚尚书。这样，大西军与永历政权的联合抗清阵线才正式建立。这一联合抗清阵线建立的实际，是孙可望实际掌控了永历朝权力。
　　永历六年（顺治九年，1652年）二月初六日，孙可望借清军线安国部南下占领南宁、永历廷逃亡之际，派副总兵王爱秀将永历小朝廷迁往贵州安隆千户所城居住，更名“安龙府”。孙可望答应每年提供“银八千两，米百石”，而朱由榔则允许孙可望今后“大小战争，诛斩封奏，先行后奏。”永历帝名为安置，实则幽禁。至此，永历小朝廷完全被孙可望监控，进入“王自入黔，无尺¬¬土一民”的境地。而大西军原有的“每决大事”是三兄弟共同商的传统亦到此断绝。
　　但是孙可望却有一定的理政才能，在他实际掌控南明政事的五年间，是南明政权最平稳的时期。在行政方面，孙可望接管贵州和四川南部地区以后，派白文选镇守贵州，收编当地的散兵游勇。对永历朝廷滥发的文、武官员劄付（同札付，官府中上级给下级的公文），全部收缴，裁革鱼肉人民的冗官，派员“会勘平越各官，戮奸蠹民者。”又令蒋克远与冯双礼安抚民众，招徕商贾。又令所属文、武官员，“呈缴滥劄，武职加授总制、参游，文官加授监军、督饷、部卿、佥宪，概行裁革。各官作奸蠹民者戮之。令督学刘鸣凤考试贡生，分别伪滥。”孙可望的这些做法，在短时间内把黔、川治理得井井有序，改善了吏治。清除了永历朝廷留下的恶政。
　　孙可望又致力于恢复农业生产，保护商业流通。据记载，孙可望在收取遵义、石阡、平溪等地后，“安抚遗黎，大兴屯田，远近多归之。”在四川綦江县“差官丈田，……变牛种为粮数”，并委任贵州拔贡张师素为知县，张到任时见城内“荆榛满目”，乃“招抚遗黎，殷勤保爱”。后来又“发难民千余安插于杜石沙坪一带，多垫江人。”为活跃经济，孙可望下令“招徕商贾，令征虏将军（冯双礼）招通平越商贾，失货物者量偿之。”。
　　为了恢复农业生产，孙可望重视兴修水利。有记载称：孙可望顺治六年，“浚海口，省耕省敛，凡有利于民者无不备举”，滇池地区因此连年丰收。顺治七年前后，孙可望又修建了可以“灌溉澄郡田畴千万亩计”的西宕泉水利工程，“耕田凿井之民日苛戈于黔粤楚蜀之界。”
　　孙可望又重视收农业税，“临田征租，劫去取十之七。”“庚寅（1650，顺治七年）九月，秦王遣张扈卫复招士民，……条银变输谷米共计二石有余，又有皇草、皇柴折价至黔中上纳；所征调银十两，帮补义兵一个器械银五十余两，不敢不从。一切五谷六畜丝麻之类，无隙可逃。”从这些记载来看，孙可望在贵州征收的赋税相当重，但在当时用兵急需军需之际，孙可望这些力农征赋的措施，不只有助于恢复贵州等地的农业生产力，同时比他的义父张献忠一味只知抢粮充军资的方法，不知高明了多少倍。
　　孙可望又重刑惩贪。其“在黔，凡官员犯法，重则斩首、剥皮，轻者捆打数十，仍令复任管事。除去革降罚俸等罪，兵民亦如之，无流徒笞杖之法。盖事尚苟简，文案不繁。官绝贪一污馈送之弊，民无盗贼攘夺之端。一时反以为便。”
　　为了保证军事作战和百姓安居，孙可望又重道路，“凡街衢桥道，务令修葺端整，令民家家植树于门，冬夏常蔚葱可观。”道路畅通后，为防止清方间谍混入云贵，孙可望又力行路引制度。
　　概而言之，孙可望在治理云贵川边为时不多的数年间，可谓措施果断，行施有力，把辖区管理得井井有条，使之成为坚实的抗清基地，同时也增强了南明政权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支撑了以后多年间永历朝的抗清事业。《重修法明寺碑记》记大西军“不妨农务，借力新兵”，“贼见是岁秋成有望，开仓赈济寒生，每人谷一斗”。“一年土产财赋，足供养兵之需。”顺治十年清军偏沅巡抚的幕僚丁大任在湖南时听说“滇中人民乐业，云南百姓恬熙，若不知有交兵者。”江南当时也流传着“滇南，天下饶乐土也，其人隔绝山海，今犹袭冠带以居”的说法。这些说法在一定程庋上反映了孙可望在治理云贵川边时所取得的成就。而在此期间，南明政权在军事上也顶住了清军南下的压力，改变了此前南明军队与清军作战兵败如山倒的局面，战场形势开始逞胶着状态。
　　永历六年（顺治九年，1652年）春，清廷命定南王孔有德由桂林出河池，进攻贵州，命吴三桂由嘉定（四川乐山）出叙州（四川宜昌），进攻川南。清廷的战略目的，是要用两路夹击的手段，实现对南明政权辖区云、贵、川三省的包抄。面对危局，李定国致函孙可望要求出兵湖广，以粉碎清兵围剿。孙可望同意这一建议，决定大西军分两路迎击，北路军主将刘文秀，以白文选、王复臣为副将，进攻四川；东路军主将李定国，以马进忠、冯双礼为副将，进攻湖南。孙可望则统“驾前军”留守滇黔。自此，大西军拉开与清军主力决战的序幕。
　　永历六年（顺治九年，1652年）三月，李定国率步骑八万、战象五十头经黔入湘。征前颁“兵行五要：一不杀人，二不放火，三不奸乱，四不宰耕牛，五不抢财货”，有力地保证了军队的战斗力。五月，李定囤军连克沅（湖南芷江）、靖（湖南靖县）、武岗诸州，大败清将张国柱。复从枫木岭渡江取宝庆（湖南邵阳），歼清军五千，大败清军湖南将军、前明降将沈永忠部，几占湖南全境。沈永忠狼狈北逃，并向清定南王孔有德告急，孔有德从桂林分兵救援。六月，李定国占祁阳（今祁阳市，位于湖南西南部），由此挥师南下广西，夺取广西的门户全州。李定国的战略计划是消灭清定南王孔有德的主力部队。他兵分三路，由冯双礼率左路军取全州，张胜率右路军攻严关（今广西兴安县严关乡），自己亲率中路军攻取桂林外围据点，然后三路合攻桂林。孔有德亲自率领军队前往兴安县严关据险迎战。严关位广西交通要道上，明末屡经维修，两旁城垣连山，易守难攻。孔有德原想于此固守，可让孔有德没想到的是，李定国催兵一战攻破险关，右李定国战象的冲击下，孔有德军全线崩溃，“浮尸蔽江下”。孔有德只好单骑逃回桂林。七月，李定国围桂林四日破城，清定南王孔有德无奈自杀。孔有德入原为明降将，因追随清兵一路杀人略地，占领广西，而有崇祯叛臣“首恶”之称。而此时的孔有德只能仰天长叹：“已矣！”其将多年来追随清军掠夺的珍宝和自己的府邸付之一炬，随后举家自尽。其妻白氏更为可悲，自缢前将幼子托付给府中侍卫，嘱咐道：“如果能够逃出，让他剃度为沙弥，不要学他父亲做贼，落得今日下场。”但此子未能逃出城处，而是被南明军关押，后被处死，孔有德因此无子嗣传世。孔有德死后数月，李定国取广西全境，原南明将领胡一青、赵印选、马宝等，纷率残部归属李定国军。而原孔有德手下的残兵一路逃到和广东接境的梧州死守，远在广州的清将尚可喜与耿继茂也胆战心惊呆，命前线各军不得与李定国正面抗衡，撤到广东肇庆地区固守待援。此战即李定国赖以成名的湘桂大捷。桂林之役据统计，李定国共歼灭清定南王孔有德部主力三万八千余人。除清定南王孔有德被迫自杀、其子孔庭训被李定国擒斩外，清广西巡按王荃可、署理布政使张星光，南明叛将、原庆国公陈邦傅及其子、原南明文水伯陈曾禹等被俘。8月，南明东路军乘胜收复了广西全省，包括孔有德部主力在内的十万余广西清兵被全歼。清廷闻之，举朝震恐。
　　湘桂大捷取得后，李定国十分高兴，在桂林七星岩摆酒宴庆贺。他对明兵部尚书刘远生说：“文（天祥）、张（世杰）诸公，其精忠浩气，固足以光昭青史，为天地生色，然吾侪之对于国家，窃不愿有此结果也。”表达了他决心收复被清军占领的土地，光复明朝的决心。计李定国自七月出兵以来，共收复两个州、十六个郡，辟地三千里。在整个战斗过程中，李定国军不仅战斗力强，而且纪律严明。明遗老李寄称：“定国兵律极严，驻师半载（指在长沙），居民不知有兵，入市输买。定国所将半为罗倮傜佬，虽其士官极难钤束，何定国御之有法也。”
　　湘桂大捷取得后，李定国原想率兵东下，直取广东。然而孙可望却要求李定国率兵北上取湖南。八月，李定国以明原巡抚徐天佑镇守桂林，自己则率军北上湖南，连取全州、永州（今湖南零陵）。九月，李定国进攻衡州（今湖南衡阳），守将沈永忠弃城而逃。长沙巡抚金廷献沿亦弃长沙逃至郫州，清监司以下官员都逃遁一空，李定国大军尚未到，整个湖南的清军都已跑光。李定国在衡州设官员，整休部队，准备继续北进。同时，李定国又命马宝率广西明军东取阳山、连州，占领广东西北部；派马进忠、冯双礼率兵北占长沙，攻占常德、岳州；命高文贵率兵东进江西，连下永新、安福、永宁、龙泉，围攻赣西重镇吉安。
　　当得知清军败讯后，清廷大惊，急派敬谨亲王尼堪亲率领15万八旗精兵入湘驰援。另命前明降将洪承畴趋长沙，经略湖广、云贵、两广。尼堪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孙，骁勇善战，曾参与过与大顺、南明弘光政权的作战，屡立战功，又曾跟随清太宗皇太极长子和硕肃亲王豪格征四川，灭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尼堪将屡胜之兵，根本不把李定国军放在眼中，率师猛进。当年十一月十九日，尼堪率精兵进至衡州府，与李定国军先战于在蒸水，又转战于城北香草庵、草街，不分胜负。二十四日，双方再战，李定国掌握了尼堪骄兵必败的心态，先派出一支1800人的部队与尼堪交战，佯败诱敌。尼堪以为李定国军不堪一击，催师猛追，不意在二十里外的密林中（地名演武亭）陷入重围，全军覆没。尼堪本人力战身死，被李定国军中士兵割下头颅请功，此即诗句“东珠璀璨嵌兜鍪，千金竟购大王头”所谓。衡州战后，李定国叫人绘制孔有德、尼堪画像，刊布粤楚，“露布告捷”。尼堪所余的残军不敢再战，躲入长沙城死守不出。此战即李定国的衡阳大捷。衡阳之战，在清廷主编的《八旗通志》、《钦定盛朝通志》里，记录的有名有姓的阵亡三品以上武将共15名，阵亡满清亲王1名，一等伯一名，护军统领一名，护军副统领一名，护军参领四名，整体阵亡军官数约25人。另据有关统计数据，从清军入关到直桂林战役之前的八年，明、大顺、大西三方一共才消灭清军含汉八旗在内的三品以上武将18名，由于可见衡阳之战对于清军打击之重。以致清廷闻讯后，“号天大恸”，“朝野震荡，人心浮动”，哀叹“自国家开创以来，未有如今日之挫辱者也”。顺治帝更称：“我朝用兵，从无此失。”另有庭议甚至提出：放弃西南七省以与李定国平分天下讲和。
　　永历六年（顺治九年，1652年）可谓李定国的英雄年代，经湘桂之战与衡阳之战，李定国一年之内共攻占了5州19郡，辟地数千里，掀起了明亡后的第二次抗清高潮，原本已摇摇欲坠的南明永历小朝廷得以复振。这也是南明政权自创建以来从未曾取得过的大胜，李定国若乘胜北上，收复江汉流域，渡江北取中原，则大明王朝可复。李定国也因此名声大噪，当时身在江南、被清廷多次通缉的反清名士黄宗羲曾盛赞：“逮夫李定国桂林、衡州之战，两蹶名王，天下震动，此自万历戊午（1618年）以来全盛天下所不能有。”
　　但是在这一年，由刘文秀统领的北征四川的北路军进展却并不顺利。永历六年（1652）刘文秀出川，七月攻叙州（今宜宾市叙州区），败清将卢光祖，杀总兵南一魁；再攻重庆，围成都，杀清知府周基昌。清将吴三桂引兵来援，复被击败之，逃往绵州（今绵阳市），复逃保宁（今阆中市保宁镇）。但是在十月八日至十一日围攻保宁的战役中，刘文秀因轻敌，拒绝讨虏将军王复臣的谏言，在吴三桂的反击下兵败，王复臣战死。刘文秀率败兵退回贵州。
　　而面对大西军出征的东路军（李定国）与北路军（刘文秀）的不同战果，孙可望采取了不同对待方式。对于李定国的胜利，孙可望妒火中升，他不仅扣发对于李定国军的犒银和制止永历帝封李定国为西宁王，而且千方设计想加以谋害。李定国对于衡阳之战的原布署是：大西军暂退出长沙，引诱清兵渡湘江，将冯双礼、马进忠部埋伏白杲市，待清兵过衡山，李定国从蒸水（衡山西南）正面攻击，冯、马二将背后出击，两军相夹，合歼尼堪。但这一计划却被冯双礼透露给孙可望，孙可望不想让李定国立功，密令冯双礼退出伏击，马进忠见状也撤离战场。待李定国蒸水之战获胜，缴获了尼堪的铠甲、绣旗，正准备乘胜追击时，才发现冯双礼、马进忠军未到，派人侦察，说已撤走湘乡。李定国方知自己是孤军作战，无法扩大战果，只得收兵向武岗转移。而对于刘文秀的出川之战，原本是胜败参半，且胜败乃是兵家常事。孙可望则趁机打压刘文秀，削去刘文秀的兵权与爵号（原封蜀王），居家赋闲一年，又将刘文秀的部将张先璧乱棍打死，这便引起了大西军将领的普遍不满，导致大西军人心涣散。
　　而孙可望如此做法的唯一目的，便是通过排除异己的手段，以早日实现其禅明登基的目的。因此孙可望对于李定国与刘文秀的排斥，也成为南明王朝事业由盛至衰的转拆点。
　　2021年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