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大西军与永历小朝廷联合抗清

　　第四章：大西军与永历小朝廷联合抗清
　　刘惠恕
　　大西军三将军最终选择联合抗清的南明政权是永历小朝廷。永历小朝廷是南明产生的第五个政权，也是最后一个政权。如果先前失败的绍兴鲁王政权也算是一个独立政权的话，则永历小朝廷是南明产生的第六个政权。其与大西军联合抗清之前的历史简况如下：
　　永历小朝廷的建立者朱由榔，系明神宗朱翊钧之孙、桂端王朱常瀛之子。朱由榔天启七年（1627年）秋，随父朱常瀛到衡州（今湖南衡阳）就藩。崇祯六年（1633年），封永明王。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张献忠大西军陷长沙，朱由榔随父南逃，在永州石期市（今湖南东安县境）与父走散，被大西军俘虏，因得到已降大西军的明朝旧吏保护，得以逃到广西梧州与父重聚。次年十一月，其父病故，兄安任王朱由楥承嗣桂端王。隆武称帝后，朱由楥病亡，朱由榔被封桂王。隆武二年（1646年），隆武帝在福建汀州被俘遇害，按照明朝的承袭制度，皇位应该由明神宗的直系后裔继承。而当时明神宗的直系男性后裔仅余朱由榔一人，于是在两广总督丁魁楚、广西巡抚瞿式耜、巡按王化澄与吕大器等前明官吏的拥戴下，隆武二年（1646年）十月十四日，朱由榔在广东肇庆称监国。以丁魁楚为首席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瞿式耜为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左侍郎管尚书事，同时任命了各部院官员。
　　朱由榔监国七天之后，赣州十月初四日失守的消息传到肇庆，朱由榔得知惊慌失措，在司礼监太监王坤、首辅丁魁楚和大学士瞿式耜等护送下，十月二十日逃往广西梧州。朱由榔这一西逃举止无异于自弃广东，导致永历朝在广东大失人心。而前隆武朝大学士苏观生、广东布政使顾元镜、侍郎王应华等，于同年十一月初二日在广州拥戴隆武帝之弟唐王朱聿鐭监国，并且抢在朱由榔之前，在同月初五日正式称帝，改第二年为绍武元年。这一举止导致在梧州的桂王政权大怒。为收拢广东民心，朱由榔十一月十二日东返肇庆，十八日宣布即皇帝位，改第二年为永历元年，并与绍武政权兵戈相向。正当永历政权与绍武政权激战正酣时，隆武二年（1646年）十二月十五日，清将佟养甲、李成栋率军突率广州，灭绍武政权。此事已见前述。
　　闻知绍武政权的败亡消息后，永历帝再度离肇庆，于隆武二年（1646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逃往广西梧州。不久，肇庆失守，梧州告急，永历帝又由梧州逃往桂林。在南明将领定蛮伯刘承胤的劝说下，永历帝离开桂林进驻全州（今广西全县）。当他发现刘承胤的真实意图是想将其绑架、作为降清的礼物时，又连夜逃出全州，经靖州（今湖南靖县）逃到柳州。在柳州，他的行装被当地土司劫掠一空。
　　永历元年（顺治四年，1647年）正月十九日，清李成栋军由三水进至高明，留守广东肇庆的明两广总督朱治涧不战而逃，李成栋命部将罗成耀留守肇庆，自率领主力部队进逼梧州，梧州守将陈邦傅又弃城而逃。正月二十九日，李成栋军占领梧州。二月间，南明内阁首辅丁魁楚以三百余艘船载黄金二十万两、白金二百四十余万两入岑溪，投降清将李成栋，李成栋假意许以两广总督的职位，却食言于四月初四日杀丁。丁魁楚死时被开肠破肚，至夜断气，可谓可耻之极。由于大学士瞿式耜联合归附的大顺军郝永忠部在全州之战中，打败了进犯广西的清军耿仲明部，永历元年（顺治四年，1647年）十二月，朱由榔得以由柳州返回返回南明的后方基地桂林。
　　同月，清军得知永历帝被瞿式耜接到桂林安顿，随即攻击桂林。明清两军在桂林展开战斗，明军大胜，桂林大捷的取得，短时间内稳定了初建的永历政权，并促成金声桓、李成栋等明朝叛将见势反正，从而大大加强了永历政权的声势。而明军在桂林守卫战中取得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得到了葡将费雷拉率领的300名葡萄牙士兵的帮助。先是永历帝继位之初（隆武二年，1646年），曾派西方来华传教士赴澳门向葡萄牙殖民当局求助，葡萄牙殖民当局发兵300人，并携大炮数门前来助战，一时使南明收复了不少失地。为了感谢传教士，永历二年（1648年）永历帝家族皆加入天主教，同时宫中受洗的还有嫔妃50人，大员40人，太监无数。其嫡母王太后、妻子王皇后、太子慈炫都进行过洗礼，但永历帝本人并未接受洗礼。该年王太后曾经向罗马教廷派遣使节，这在中国历史中是非常罕见的。
　　永历二年（1648年）正月二十七日，在南明桂林大捷的鼓舞下，清江西提督金声桓、王得仁擒杀巡按董学成、布政使迟变龙、湖东道成大业，宣布反清复明。四月，清两广提督李成栋反清复明，清广西巡抚耿献忠反清复明。至此，清军失去已占江西、两广地域，主力撤出湖南，永历小朝廷稍安。八月，永历帝还都肇庆。
　　当年（1648年）10月，南明战局再度转危，永历帝又派人赴澳门求援，澳门的葡萄牙殖民当局此次仅以火枪百枝相助，显得微不足道。于是，王太后又决定派使臣陈安德与传教士卜弥格直接赴罗马向教宗（罗马教皇）求援。她在致罗马教宗（罗马教皇）的书信中诚恳地祈求“天主保祐我国中兴太平”，并希望教廷“多送耶稣会士来”中国“广传圣教”。此书信历时两年之久方才抵达罗马。而当卜弥格携教宗(教皇)复书返抵交趾（安南）时，已经是永历十二年（1658年）8月，南明政权此时已经濒于瓦解，罗马天主教教皇的回信最终亦未能送到永历帝之手。永历帝两次请葡方助战，于当时战局无改，但在中西早期外交史上，却留下了可书写的一页，
　　永历三年（1649年）正月，南明重臣湖广总督何腾蛟（1592年—1649年）在湖南战场上私心自用，指使前来依附他的原大顺军将领郝永忠（？－1663年，又名郝摇旗），偷袭正与淸军作战、刚拿下宝庆府的的陈友龙军。陈友龙军大败，淸军重新夺回宝庆府。而何腾蛟之所以指使郝永忠偷袭陈友龙军，是因为其与陈友龙有私仇。陈友龙原南明将领定蛮伯刘承胤部将，曾在武冈战役中追随刘承胤降清将孔有德，受孔有德与刘承胤胁迫，率兵攻打何氏在贵州的老家黎平府，俘虏何腾蛟家属，何之妻妾投水死。陈友龙后又反清归明。刘承胤降清将孔有德后，“从有德饮博”，“平岷邸之乱，多得奇宝器玩，又擅西南财赋，金币充积，每以宝器为博进。有德忌而羡之。”恰陈友龙反清的消息报至，清军以围刘承胤营，尽诛之，数万人无一免者，并没收了他的全部财产。从这一段历史记载来看，陈友龙降清并受胁迫俘虏何腾蛟家属事，实出于不得已。而他反清归明，对于稳定当时南明战局有着重要贡献。而何腾蛟在湖南战场上私心自用、公报私仇，不但破坏了南明军在湖南战场上原本可一举打败清军、夺取湖南省会长沙的大好战局，同时也导致自己永历三年（1649年）正月二十一日兵败湘潭、被俘身死的结局。据载：何腾蛟死时双掌拍裂，坚决拒绝投降被杀，其悔恨之心可知。何腾蛟作为南明重臣，心胸狭獈、公报私仇，指使郝永忠偷袭陈友龙军，而导致南明军队在湖南战场的形势转胜为败；其此前对隆武帝的指令阳奉阴违，拒绝派兵万人前住护送，对于隆武帝的败死负有直接责任。因此对于何腾蛟的恶行必须加以谴责，但是他临死拒降，仍体现了一位明代士大夫的政治气节，对此是应该加以肯定的。清军占湘潭后，因曾遭抵抗，下令屠城六日，城中活者不满百人。
　　随着南明军队在湖南战场的失败，南明军在江西战也转向全线失败。永历三年（1649年）一月十八日，起反将领金声桓在守南昌城战役中阵亡，王得仁被俘死节，南昌覆亡；同年三月，起反将领李成栋攻打赣州的战役失败，在江西信丰兵败身死。永历朝廷在原湖南、江西的大好战局被彻底翻转过来。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南明重臣、永历朝大学士堵胤锡（1601—1649年）病死于广西浔州。堵胤锡生前力主联合大顺军余部忠贞营抗清，死时，正带忠贞营刘国昌兵出师北伐，行至浔州（今广西桂平），吐血而卒，年仅49岁。
　　永历四年（顺治七年，1650年）十一月，清尚可喜、耿继茂军攻占广州，总兵范承恩被俘死节，总兵杜永和带残兵乘船从水路出逃海上，后降清。清军屠广州城十日。李成栋养子李元胤带李军余部赴肇庆行在面见永历帝，痛哭流涕。永历帝封李元胤为南阳伯挂车骑将军印，元胤辞免，以锦衣卫都督同知提督禁旅。李元胤不愿意看到其义父李成栋反正所得之广东省重归清控，亦不愿意撤兵至陈邦傅所控制的广西地区，决意前往高州、雷州收拾余部，与淸军再战，不幸于顺治八年（1651年），在钦州防城被清军捕获，押送广州，坚拒投降被杀，死前豪言“事不成，已为辱国，乃欲败人事耶？”同死者有李成栋另一养子明安肃伯李建捷。同月，清孔有德军进攻桂林，负有守卫桂林责任的大学士瞿式耜淮备闭城死守，但所搳将士无人肯听命，纷纷撤离，桂林成为空城。瞿式耜知道大明气数已尽，准备以死报国，总督张同敞愿意陪瞿式耜同死，特由城外进入城内。清军入桂林城，二人被俘死节。
　　当时己由肇庆行在迁驻广西梧州的永历小朝廷，在同一天得知广东、广西两省省会俱失的消息，不得已，只能于永历四年（顺治七年，1650年）十一月十一日从梧州登舟，往广西南宁方向西逃。过浔州时，永历朝权臣庆国公陈邦傅己准备叛明降清，想邀劫永历帝作为向清方投降的礼物。永历帝事先征得消息，冒雨冲脱险境。陈邦傅只能刺杀明宣国公焦琏，献首级给孔有德降清。
　　至此时，清军已重新占领湖广地区，南明可谓兵败如山倒，刚刚收复的失地相继丢掉。永历小朝廷因其部的分裂、党派纷争以及与淸军的战斗，几乎已耗尽前明政权遗留下来的全部军事与政治资源，栋梁之臣均没，要兵无兵，要地无地，陷于真正的绝境之中，其命运开始与大西军联系在一起。而令人想不到的是：二者的联合，竟然使永历小朝廷又苟延残喘了十五年之久。大西军与永历小朝廷的联合抗清，是以云南发生沙定洲之乱与大西军进军云南，兵控云、贵，帮助永历朝平定沙定洲叛乱开始的。其事情经过大致如下：
　　云南省原属明臣黔国公沐天波（1627－1661年8月13日）掌控的地盘，沐天波系明开国功臣沐英十一世孙，对明王朝世代忠诚，因此他掌控的云南省也是当时南明政权最后一块未被战火波及的后方基地。崇祯元年（1628年）沐天波父亲沐启元死，当年十月，沐天波奉诏承袭黔国公爵位，并继任云南总兵官。时因年少，总兵事务实由云南巡抚代摄，府内事务则由其母陈太夫人及管家阮氏兄弟主持。此时明朝已趋没落，官场“网利营私，土司多叛”。崇祯十七年（1644年），清军入关，明朝覆亡。时沐天波已经长成并掌实权。当张献忠的大西军入川时，沐天波同巡抚吴兆元、巡按吴文瀛会商，征调汉族和土司军队设防，以防止大西军入滇，并准备接受南明朝廷的调遣。
　　隆武元年（顺治二年，1645年）九月，武定土司吾必奎发动叛乱，声言：朱皇帝都没了，哪还有什么沐国公。叛军先后攻下大姚、定远、姚安，全滇震动。沐天波急调石屏土司龙在田、嶍峨土司王扬祖、蒙自土司沙定洲、宁州土司禄永命、景东土司刁勋等部，于九月间平定叛军，活捉吾必奎。
　　沙定洲原是王弄土司沙源之子，阿迷州土司普名声死后，其妻万氏改嫁沙定洲，两土司合而为一，势力大增。其势力范围以云南南包为中心，大致涵盖了位于滇东南的红河东部地区以及文山西部地区。沙定洲生性狡诈，他笼络地方官僚，贿赂沐府，又掌控族中精英，架空了大明朝廷在本地的管辖权，使百姓不复知有明官，在南包形如土皇帝。明亡，沙定洲以临安府生员汤嘉宾（万氏的妹夫）为谋主，暗中筹划利用沐府与云南巡抚、三司官、各土司间的矛看，发动夺取云南权力的政变。
　　出兵帮助沐天波平定武定土司吾必奎叛乱，使沙定洲获得了发动政变夺取云南权力的机遇。在平息吾必奎叛乱之后，沙定洲夫妇统率的土司军先是滞留于省会昆明不走。沐天波因沙定洲父沙源一贯忠诚黔国公府，不疑有他，在府内多次设宴招待沙氏夫妇，而沐府二百余年积累下的财富使沙氏垂涎。隆武元年（顺治二年，1645年）十二月初一日，沙定洲以告辞为名，率兵突然攻入黔国公府，同时分兵占领省城各门。而沙定洲的政变阴谋之所以能顺利实施，是因为他收买了黔国公府内的大呼都司阮韵嘉、参将袁士弘、张国用为内应。由于事发突发，沐天波来不及组织有效抵抗，在心腹卫士保护下带着官印、世袭铁券等物逃往西宁，途中由地方官龙在田、禄永命保护，来到楚雄。时云南副使、金沧兵备道杨畏知镇守楚雄，沐天波得已暂时安顿。但沐天波的母亲陈氏和妻子焦氏未能随行，仓卒中逃入尼庵自尽。沐天波的弟弟沐天泽和沐天润同时遇害。
　　沙定洲占领昆明以后，自称“总府”，其妻万氏称主母。“并舆出入，遍谒缙绅。滇中豪右投为谋划者甚众”。沙定洲轻易夺得沐府累世蓄积的财富后，以之笼络、争取原明廷任命的云南官员和当地官绅，下令凡是愿意拥戴他的各府县汉族流官一律留任。沙定洲又劫持了巡抚吴兆元，要他写信阻止前来平叛的军队。又到禄丰抓捕了前大学士禄丰人王锡衮，逼其在贡院为自己正名。又伪造云南巡抚吴兆元、大学士王锡衮给隆武朝廷上疏，说：“天波反，定洲讨平之，宜以代镇云南。”
　　沙定洲自知沐天波不除，自己在云南的统治终难安定，便在稍稍巩固省城秩序后，于隆武二年(1646)正月率兵赴楚雄追捕沐天波。楚雄城分守副使杨畏知（1608－1651年）认为：“楚雄元气未复，如沙定洲凭借昆明精锐来攻，很难固守，永昌关隘重重，安全无虞。”因此决定以缓兵训来应对沙定洲。他在与推官王运开知坚守楚雄城的同时，派兵护送沐天波赴永昌避难。
　　沙定洲兵临楚雄，要求杨畏知开门接纳。杨畏知亲自坐镇北门，对沙定洲说道：现情况不明，顺逆未分，不便开城，等你平定永昌归来，朝廷旨意已下，我将以下属司道的礼仪迎接。沙定洲军无奈绕过楚雄，分兵攻击大理、蒙化，进攻永昌。杨畏知乘间整修城濠，迁移附廓百姓，又飞调临近军队集兵楚雄待战。沙定洲兵至下关，命部将李日芳、王朔分别攻陷蒙化和大理屠城。沙定洲亲攻永昌不下，得知楚雄备战消息，恐断其后路，于是回师攻楚雄，又以大炮轰城，始终不能陷城，而接杨畏知调兵命令的各府县和土司的援兵又至，沙定洲担心老家有失，解围东去。沙定洲西进楚雄失利之后，发兵攻取云南各地，一时间，云南省除了杨畏知、沐天波控制下的楚雄以西地区外，都归附了沙氏。
　　沙定洲在攻取云南东部各州县以后，感到已除后顾忧，决定心再攻楚雄。永历元年(顺治四年，1647年)正月，他集重兵分成七十二营，将楚雄层层包围，立栅凿濠，不欲使一人潜出。杨畏知守城八十余天，城中粮尽，正在危急关头，大西军的到达使杨化险为夷，同时也促成了大西军与永历小朝廷联合抗清的政治同盟关系。具体经过为：
　　永历元年(顺治四年，1647年)二月，大西军在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的率领下，由四川进入贵州，随后便进入云南。沙定洲只得解除对楚雄的包围，回师与孙可望交战，结果大败。孙可望率大西军攻破曲靖，进入省城昆明城，沙定洲逃回阿迷州城（开远）困守，同时抓捕了他发动对沐王府兵变时，为内应的从叛人员阮韵嘉、袁士弘献给杨畏知抵罪。沙定洲此举的目的，无非是希望与沐王府摒弃前嫌，共结反对大西军的政治同盟。阮、袁二人被解送到楚雄后立地就戮。沙定洲退回阿迷州后，屯兵于地势险要的佴革龙(今文山县德厚)，与万氏分险据守。部将汤嘉宾、陈长命、铁老虎等，在外围各据一山立营，各营相距数十里，互为犄角之势。
　　孙可望进军云南后，又引兵西逼楚雄，杨畏知率兵出城，与孙可望战于禄丰启明桥，兵败投水。孙可望急令部下从水中救起杨畏知，并下马劝慰，说大西军有意“联明抗清”，希望合作，并折箭为誓。杨畏知约以三事：不用献忠年号，仍尊明朝；不杀百姓；不掳妇女。孙可望一一应诺。于是孙可望与杨畏知同回楚雄城，大西军随后兵不血刃地占据了云南西路八府。至此，孙可望统帅的大西军开始建立起与永历朝联合反清的政冶同盟关系。在处理杨畏知投水自尽一事上，孙可望初次展现出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的风度。
　　永历元年（顺治四年、1647年）四月，大西军进入昆明，城中百姓万人空巷出来迎接。四将军向民众宣示：当“共襄勤王，恢复大明天下。”八月，四将军在昆明共同称“王”，孙可望称“平东王”，李定国称“安西王”，刘文秀称“抚南王”，艾能奇称“定北王”，每遇大事开会时，仍然维持定番会议旧制，四王并列坐一起，但军中各营将士的赏罚，均由孙可望一人决定。
　　此后，孙可望两次致函尚在云南永昌避难的黔国公沐天波，自称是为了给黔国公报仇，方进军云南。沐天波遂派儿子沐忠罕去孙可望军中接洽，孙可望派遣刘文秀去永昌迎沐天波回到昆明沐国公府。永历元年(顺治四年，1647年)九月，沐天波在孙可望迎接下，带部众返回昆明沐国公府，又车裂叛将于锡朋，格杀数千名曾归附沙定洲的原属下以泄愤。
　　四将军又在云南实行恢复生产等有利于民的政策，彝、白、壮、傣等族民众纷纷参军，大西军扩伍至到二十余万人，另增加了新武装——象队。仅李定国部就有五万多人。生产也出现了丰收现象，这是大西军在云南的全盛时期。
　　2021年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