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南明王朝的悲歌

　　第三章：南明王朝的悲歌
　　刘惠恕
　　当大西军三将军试图与永历小朝廷合作、联明抗清之时，也是南明王朝最困难的时刻。在永历王朝之前的南明，共产生过四个政权。
　　南明第一个政权是福王朱由崧于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在南京建立的，年号弘光，史称“弘光政权”或“福王政权”。这个政权被东阁大学士马士英与阉党、兵部尚书阮大铖控制，政治黑暗，贪赃妄法，内部矛盾重重。弘光帝对外不作防御清军的准备，对内在其朝廷的党争中，支持马士英、阮大铖等佞臣宦官，排斥以史可法为首的原东林党人。史可法名义上是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却被排挤至杨州，虽挂名“督师”，手中却要兵无兵，要将无将。这直接导致了弘光政权的灭亡。其大致过程为：
　　弘光朝建立者弘光帝朱由菘（？－1646年），是明神宗朱翊钧孙子、崇祯帝堂弟、福王朱常洵长子。崇祯帝死，1644年5月，他被凤阳总督马士英与总兵高杰、刘泽清、黄得功、刘良佐等人在南京拥立为监国，随后称帝，改年号为弘光，建立了南明第一个政权。弘光朝在军亊上设“江北四镇”为外藩（亦称“四藩”），其中：兴平伯高杰镇守徐州、泗州；东平伯刘泽清防守淮安、扬州；广昌伯刘良佐镇守凤阳、寿州；而黄得功晋为侯爵，镇守滁州、和州。
　　弘光政权在政治上施行“款清灭寇”（也称“酬虏灭贼”）策略，亦即欲借助满清军队力量，剿灭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对清军则指望通过吴三桂与之和谈，酬报清军以使其退出山海关外。弘光帝曾以对等礼仪，派使者左懋第诏谕清国，在诏书中提出四事：安葬崇祯帝及其皇后；以山海关为界，关外土地给清国；每年给清岁币十万，并“犒金千两、银十万两、丝缎万匹、犒银三万两”；清建国任便。但清政权并不接受弘光朝提出的这一卖国和约，左懋第一到北京即被囚禁，使事失败。
　　弘光帝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不思进取，试图通过效法南宋高宗的做法，与满清政权签订卖国和约的方式偏安江南一隅。其在朝政上亦极端腐败。他不理朝政，沉湎酒色，强征民女入宫，委权于马士英、阮大铖等佞臣宦官，排斥以史可法为首的东林党人。弘光朝又搞出了所谓的“三疑案”——大悲案、太子案、童妃案来惑乱朝政。
　　大悲是个和尚，俗姓朱，与潞王相善。由于东林党人曾想立潞王为帝，此时大悲和尚来到南京，弘光帝怀疑他是来为潞王刺探情报，将其下狱，定为死罪。
　　“太子案”是有一个自称是崇祯太子朱慈粮的年轻人，从北方来到南京，弘光帝怕自己的帝位被夺，定其为“假太子”，投入狱中。
　　“童妃案”是当年李自成克洛阳，时为福王世子的朱由菘扒城逃脱，在开封城与周王府宫女童氏私定终身。朱由菘继帝位，童妃千里寻夫至南京，弘光帝拒不承认，将童妃投入狱中折磨致死。
　　这三大案闹得弘光朝乌烟瘴气，东林党人围绕这三大案，与阉党党争激烈。当时镇守南京上游的左良玉，与东林党人有旧，与马、阮等阉党及弘光帝相互猜疑。“太子案”为他提供了借口，便以“清君侧”的名义，领兵浮江东下。时清豫亲王多铎率领的清军在进占西安、击败李自成军后，横扫中原，直扑江北，进抵淮河一线。此时的弘光帝与马士英等人不思抵抗，却命令驻江北防线的明军回师攻打左良玉，以致江北防线大开，清军剩机攻打杨州。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年）四月十七日，清军进至距离扬州二十里处下营，次日兵临城下。扬州城中士民多砸坏城门抢船外逃。
　　而当时镇守杨州的史可法，名义上虽是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挂名“督师”，手中却要兵无兵，要将无将。史可法“檄各镇援兵，无一至者。”仅左都督总兵刘肇基率所部四百人驰援，守北门。史可法城内可用之兵除刘肇基驰援部外，仅有以何刚为首的忠贯营，兵力相当薄弱。使史可法守城真正陷入绝境的原因是：弘光朝立朝之初所设立的外藩“江北四镇”中，竟有三镇统领降清。其中：
　　四月十九日，东平伯刘泽清北遁淮安先降清；随后，兴平伯高杰部提督李本深率领总兵杨承祖等向清豫亲王多铎投降；稍后，广昌伯刘良佐也率部降清。江北三镇统领的降清，使史可法守杨州先全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四月二十一日，屯瓜洲总兵张天禄、张天福带领部下兵马出城投降。四月二十一日，甘肃镇总兵李栖凤、监军道高歧凤带领部下兵马四千入杨州城，两人欲劫持史可法，以扬州城降清。史可法大义回复：此我殉国处，尔等要富贵，可自便。二人见无机可乘，于次日率领所部并勾结杨州城内四川将领胡尚友、韩尚良一道出门降清。史可法听之任之，不加禁止。
　　由于杨州城墙高峻，清军攻城大炮尚未运至，多铎派人招降史可法，史可法致《复多尔衮书》拒绝投降。史可法于扬州西门楼写下四道遗书给他的家人，希望在他死后，夫人和他一起殉国，愿归葬钟山明太祖孝陵之侧。时总兵刘肇基劝史可法乘清军大军未集之际，先行派兵出城背城一战，以死中求生，被史可法拒绝。四月二十四日，清军始以红衣大炮攻城，入夜扬州城破，史可法被俘，不屈而死。刘肇基率所部力战，杀敌数百人阵亡，何刚下落不明。清军占领扬州城后，因曾遭抵抗，下令屠城十日，扬州百姓死亡逾八十万人，史称“扬州十日”。
　　史可法作为弘光朝重臣，缺少政治远略，是“款清灭寇”政策的积极倡导者；他作为镇守杨州城的统帅，虽仰慕岳武穆人格，却驭兵无方，任军中将叛变；而在守城的关键时刻，又拒绝刘肇基乘清兵围城军未集、派兵出城背城一战以求生的正确建议﹙这是拯救杨州的最后机遇﹚，最终导致杨州城沦陷，八十万民众被屠。因此，史可法对于杨州之战的失败以及弘光朝的最终败亡，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他在关键时刻拒绝投降、以死报国，这种民族气节还是值得肯定的。
　　杨州城陷，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多铎率领清军渡江后直扑南京。警报传来，弘光帝尚在饮酒作乐，慌忙收拾行装，于十日深夜携妃从通济门出走，弃城逃至芜湖黄得功军中（江北四镇之一）。次日，清追兵到，朱由菘携妃避入黄得功船中。清军与南明军水战，黄得功部将田雄、马得功决意降清，剩乱箭射黄得功喉部，黄中箭自刎死，田雄、马得功绑朱由菘及其妃送清军邀功。五月二十五日，弘光帝被押回南京，当年九月送北京，次年被杀于北京宣武门外的柴市。明亡后成立的南明第一个政权至此灭亡。
　　弘光朝是南明的第一个政权，也是最为可耻的政权。弘光朝成立之际，明都虽亡，但半壁山尚存，民气尚存。如不是君王贪图安逸，文恬武嬉，不思进取，弘光政权无论如何也不至于成立一年即败亡。
　　南明第二个政权是由潞王朱常淓建立的杭州政权。
　　朱常淓（1608年－1646年5月23日）是明神宗朱翊钧侄，潞简王朱翊镠第三子。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闰四月袭封潞王，甲申之变后逃亡至杭州。弘光元年（1645年）五月下旬，弘光帝朱由崧被俘的消息传到杭州，当时逃亡至杭州的弘光朝大臣马士英、阮大铖、朱大典、袁宏勋、张秉贞、何纶等拥立朱常淓为监国，六月初七（1645年6月30日），邹太后（弘光帝朱由崧嫡母）命朱常淓监国，懿旨曰：“尔亲为叔父，贤冠诸藩。昔宣庙东征，襄、郑监国，祖宪俱在，今可遵行。”六月初八日（7月1日）称监国于杭州。次日，黄道周建议朱常淓在十日内即位称帝，但朱常淓胆小怕事，不敢称帝，却根据佞臣马士英的建议，派陈洪范作为代表与清军和谈，以割让江南四郡为条件，欲与清军划江而守。但由于陈洪范早已降清，此事不了了之。弘光元年六月十一日（7月4日），清军逼杭州，马士英、阮大铖、朱大典等不战先逃。内奸陈洪范回到杭州后，与张秉贞等劝潞王勿战，郊迎清兵，开城投降。楚王朱华壁劝说潞王背城一战，潞王不听。弘光元年六月十三日（7月6日），朱常淓开城降清。当年九月与朱由崧及弘光朝廷的其他被俘官员一起被押送至北京。翌年四月初九日（1646年5月23日）与朱由崧、秦王、晋王、衡王、德王、荆王等九王俱在北京被清廷处决，罪名是：“谋不轨”，亦即欲谋拥立朱常淓叛清。
　　在明末王裔中，朱常淓是一位艺术家，他精通音律，著有《古音正宗》，收有琴曲五十首；善围棋，编有《潞藩辑纂万汇仙机棋谱》十卷，记载古代棋谱、流行棋式和变化、各种残局和死活棋形等。但他实在不是当政治家的料，清军围城，身为社稷之主，却不战出降，最终仍难免一死，实在是可耻之极。
　　南明的第三个政权是唐王朱聿键于顺治二年（1645年）在福州建立的“隆武政权”，亦称“唐王政权”。
　　朱聿键(1602-1646年)，字长寿，出生于唐王府，为明太祖朱元璋九世孙。早年因家族内斗，被老唐王朱硕熿将其父子（朱聿键之父为当时的唐王世子朱器墭）囚禁在承奉司内四年，朱聿键苦读儒学典籍磨时。此后，朱聿键父、唐王世子朱器墭被想袭唐王位的弟弟于崇祯二年（1629年）毒死，朱聿键得以继位为“世孙”，同年老唐王也去世。1632年（崇祯五年），朱聿键得以继位为唐王，封地南阳。朱聿键在王府内起高明楼，延请四方名士。崇祯九年（1636年）七月初一，朱聿键因为父被毒死一事报仇，杖毙两位叔父福山王朱器塽、安阳王朱器埈。同年八月，清亲王阿济格率兵攻北直隶，克宝坻，逼北京，京师戒严。朱聿键上疏请勤王，崇祯帝不许，竟不顾“藩王不掌兵”的国规，招兵买马，自率护军千人从南阳北上勤王。行至裕州，巡抚杨绳武上奏，崇祯帝勒令其返回。归途和农民军交手，互有胜负，乃班师回南阳。因明朝对藩王防备极严，藩王可在王府内享乐，却不能兴兵拥将离开藩属。朱聿键因罪惹崇祯帝震怒，冬十一月下部议，废为庶人，关进凤阳皇室监狱七年。崇祯帝改封其弟朱聿鏼为唐王。朱聿键在凤阳狱内受到陵监石应诏虐待。1643年（崇祯十六年）得凤阳巡抚路振飞拯救洗冤，崇祯帝下旨杀陵监石应诏。1644年（崇祯十七年），崇祯帝在北京自缢，南京拥立从洛阳逃出的福王子朱由崧为帝，改年号弘光，实行大赦。在广昌伯刘良佐奏请下，囚在凤阳的朱聿键被释，并封南阳王。朱由崧令朱聿键迁至广西平乐府（今桂林南），朱聿键于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启程，途中，在苏州闻清军已破南京，弘光朝亡。六月，朱聿键行至杭州，遇潞王朱常淓，奏请其监国，不听，请朝陈方略，不允，知潞王不足成事，遂由当时镇江总兵官郑鸿逵护送往福建。朱常淓向清军献杭州城投降，时朱聿键尚在途中浙江衢州，被南安伯郑芝龙、巡抚都御史张肯堂与礼部尚书黄道周等拥立为监国。清顺治二年（1645年、南明弘光元年）六月十七日，朱聿键于浙江衢州检阅军队并发布誓词，表示将亲提六师恢复中原。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二十八日，朱聿键在福建建宁正式称监国，二十天后，于福州称帝，宣布从七月初一起，改元弘光年号为隆武元年，改福建布政司称福京，改福州行在为天兴府，改布政司为行殿。又升郑芝龙为平虏侯、郑鸿逵为定虏侯，封郑芝豹为澄济伯、郑彩为永胜伯。以黄道周为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蒋德璟为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朱继祚为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曾樱为工部尚书、东阁大学士，黄鸣俊、李光春、苏观生等人为礼、兵各部左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
　　纵观隆武帝人生经历，他应该是南明诸帝中唯一能肩负起恢复大明江山的救世英主。但可惜的是时运不济，他一直被郑氏家族集团架空。而郑氏家族集团的首领——郑芝龙、郑鸿逵、郑芝豹、郑影等，都是海盗头子出身，数十年纵横福建、广东、浙江沿海一带，兼商兼盗。他们崇祯初年虽受招安，但实为割据一方的军阀。郑氏集团中的惟一忠臣是郑成功，但郑成功当时力量尚弱，不能给隆武帝以实质性帮助。郑氏家族当时傲慢无上，卖官鬻爵，搜刮百姓，甚至超过弘光朝的马士英。以致当地“受害者延颈待清兵，谣曰‘清兵如蟹，曷迟其来！’”由此可见隆武帝在称帝之初，已是根基不稳，其败可预知。
　　而在隆武帝在继位之初，依据大明伦序，更有资格继承皇位的是当时在帝广西的桂王，但桂王离江南太远。此外，明遗臣拥戴唐王朱聿键继位的另一原因是：他的封地在南阳，这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的起家之地，众臣推唐王朱聿键为帝，是想把他作为重振大明的标志。但隆武帝大典之曰，并不顺利，大风突起，拔木扬沙，致掌玺官的坐骑受惊跌落玉玺，损坏一角。众人皆心惊不祥。但隆武帝仍从容登基，表示平复天下的决心。
　　时清朝下“薙发令”，引发民众反抗及嘉定三屠惨案（清朝顺治二年，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已降明朝诸王多被杀，导致原本已降清的明朝浙江防倭总兵王之仁重举义旗，与张国维、张煌言、钱肃乐等前明遗臣，在绍兴推举鲁王朱以海（1618－1662年）为“监国”。朱以海，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子鲁王朱檀九世孙，崇祯十七年（1644年）袭封为鲁王。清兵入关后，他流徙台州（今浙江省临海县）。朱以海被拥立监国时，为弘光元年（1645年）五月弘光帝被俘后，鲁王政权当时尚不知道隆武政权已在福建成立的消息，仍旧沿用“弘光”年号。这样，便导致两个朱明同姓政权并存的现象，双方都不肯退位归藩，以致后来互杀来使。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双方各自手下的大臣均争“拥立之功”。两个朱明政权同室操戈的现象，也大大削弱了南明的反清力量。
　　当时的鲁王君臣，想快速攻下明朝副都南京，以使“监国”变身“皇帝”合法化。但鲁王军弱，清顺治二年（1645年，南明弘光元年）八月，南明将领方国安、王之仁率兵一攻杭州，同年十二月，方国安、王之仁、马士英率兵二攻杭州，皆大败而归。顺治三年（1646年）夏，清征南大将军博洛率数万大军从杭州越过钱塘江，乘鲁王与隆武帝争王分立之机，对鲁王军队发起进攻。鲁王军队原想与清军划江而守，不意该年浙江大旱，一向水深浪急的钱塘江干涸，清军马队从江中旱地及水浅处尽数渡过，方国安布署的钱溏江防线顿时崩溃。六月初一，清军占领鲁京绍兴。越国公方国安、原弘光朝兵部尚书阮大铖等鲁臣18人率兵降清，兴国公王之仁死节，大学士张国维及鲁重臣余煌、陈函辉、陈潜夫等，在清占浙东府县后死节，督师大学士朱大典率军死守金华城二十日，城陷后集全家于火药局，用绳索捆绑于火药桶上引燃，毁家纾难。时鲁重臣兵部尚书黄宗羲集兵三千余人，拟入太湖抗清，行至乍浦(今浙江省境)，闻钱江防线师溃，其集兵亦散去，黄率余众五百人结寨四明山，继续抗清。
　　而在绍兴未失之际，先此投靠鲁王的原弘光朝佞臣马士英、阮大铖等，欲使部将劫持鲁王降清。鲁王察觉后，单身逃石浦，在定西侯张名振的护卫下，登船入海，以南澳岛为根据地抗清，顺治六年（1649年）入据舟山，和南明名臣张煌言（1620—1664年）谋划复明。顺治八年（1651年），舟山被清兵攻陷，鲁王在张名振、张煌言陪同下，取消“监国”名义，赴夏门投靠郑成功。郑成功原为隆武帝臣，不满意鲁王大敌当前，还与隆武帝争长，削弱抗清力量。但念鲁王是明宗室，仍以礼相待，安置居于金门。康熙元年（1662年），鲁王欲浮海重返南澳岛发展军力，引起郑成功不满，派人将其沉杀于海中，终年45岁（一说朱以海病死。）。
　　鲁王朱以海被推戴为监国之初，就与福建隆武帝政权争正统地位，如此不顾大局的做法，削弱了南明抗清力量，应加谴责。但鲁王坚持清，至死不渝，在明王室后裔中，仍属较有作为的一员，其民族气节，仍值得肯定。
　　在鲁王政权行将失败之际，福建隆武政权亦处于三面受困的境地，一是受制郑氏家族，隆武帝屡次下令出兵恢复，郑氏兄弟均以各种理由推脱；二是要防鲁王军队偷袭；三是李成栋率领的清军节节进逼近。顺治三年（1646年）春，清将金声桓军占领吉安，向赣南推进。九月，清将高进库军围赣州，南明湖广总督何腾蛟坐视不救，导致赣州失陷，守将杨廷麟、万元吉投水死，兵部尚书郭维经自焚死。重镇赣州失陷，对于隆武政权来说，是重大战略失败，因为从此，联结湖南、福建、广东三省的咽喉之地，落入清军之手，在江西、湖南等地的南明军被清军各个击破。南明复国大业终难重振。
　　无奈之下，隆武帝声言要亲自北伐，以挽颓势。总领大军的郑芝龙却只想保存实力、割据福建，对隆武帝的要求置之不理。时已过花甲的老臣黄道周眼见郑氏家族按兵不动，对隆武帝表示：“与其坐而待亡，不如君臣共出一拼。我为大臣，当先皇帝而行，以为人臣表率。”
　　隆武二年（顺治三年，1646年），清贝勒博洛率军攻福建，当年七月二十二日，黄道周自己出钱，连同友人资助，共带白银万余两，携弟子数名慷慨出征。福建各地义民闻之而附者万人（一说三千人），隆武帝感动落泪，亲自送行。但由隆武政权的人、财、物皆在郑芝龙家族掌握之中，隆武帝只能给这位忠臣以一百道空白委任状，无一两军饷和一个士卒的实际支持。
　　黄道周自组的军队称“扁担军”，出闽入赣，进至江西广信（今上饶），清军已抢先占领了黄道周原建为驻军基地的徽州。隆武二年（1646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黄道周在徽州婺源县（今属江西）明堂里被清督张天禄率兵三路围攻，兵败被俘，死难者千人。黄道周被清军关押两个多月后，在南京东华门死节，死前坐地高呼：此处与太祖皇帝陵寝甚近，可于此处杀我！见市坊中有福建门牌，又道：福建，皇帝正在那里，临行拜君，臣子之礼。言毕，他南向再拜，慷慨就义。与黄道周同死者，尚有职方主事赵士超等数位门人。
　　黄道周北伐兵败身亡，隆武帝决意“御驾亲征”，他不顾郑氏阻拦，携数千兵从福州抵达延平，准备冒险出湖南。隆武帝的战略意图是：进入明清双方激烈争夺的江西地区，西连湖南何腾蛟，东控福建郑芝龙，背靠广东，以此控制全局并摆脱郑氏家族的操控。如在江西得手，则利用浙东鲁王兵力牵制清军后方，以何腾蛟军出湖北，东下长江，席卷江南。
　　为了实施这一战略计划，隆武帝十二月十六日带兵数千离开福州，二十六日到达建宁，开始做西进赣州的准备。但隆武帝始料未及的是：在他出征之际，时驻长沙任湖广七省军务总督的何腾蛟，害怕隆武帝旦入他的辖区分权，对于隆武帝要求他派兵一万人迎驾的诣意拒绝执行；郑影等人忽弃新城（今江西黎川）而逃，门户大开；郑芝龙早已暗中与清兵约降，福建各关隘均无人把守。未久郑芝龙降清，郑成功与其父决裂，率部南下。当时李成栋统领的清军在浙江大胜，先后克绍兴、东阳、金华、平州，不久又玫陷郑鸿逵所守的仙霞关，兵入福建，陷建宁，直扑延平。有关史料所记隆武帝兵败过程为：
　　隆武二年八月二十一日（1646年9月29日，一说次日），隆武帝得知清军已陷仙霞关的准讯，出逃延平，想取道汀州去江西。在危难时刻，酷嗜读书的隆武帝仍然“载书十车以行”，这无疑延慢了军队的行速。隆武二年八月二十八日（1646年10月6日），隆武帝行至汀州，在汀州城外关帝庙被清军追上，部将周之藩谎称自己是隆武帝，掩护帝后逃走，舍身杀敌数十人，后脑中箭，坠马而死。清军继续追杀，将军熊纬督二十余人阻击清追兵，箭中喉咙而死。隆武帝则下落不明。
　　据《清实录》记载：征南大将军多罗贝勒博洛将军入闽，连下建宁、延平等府，“闻伪唐王朱聿钊遁走汀州，遣护军统领阿济格尼堪、杜尔德等率兵追击，直抵城下。我军奋击先登，擒斩朱聿钊（即朱聿键）及伪阳曲王朱盛渡、西河王朱盛佺、松滋王朱演汉、西城王朱通简并伪官、伪伯等，抚定汀州。……获伪玺九颗，马骡辎重无算”。
　　一说因南明重臣郑芝龙拒不发兵，使清军长驱入福京，于长汀俘获了朱聿键和曾皇后，将二人分押入轿子送福州，在闽江支流九溪边停下休息时，曾皇后窜出轿子，哭喊陛下宜殉国，妾先去了，纵身跳崖而死。隆武帝几次想自尽，因清兵严密监守而未成，后绝食而死在福州囚处。
　　一说“隆武帝后死于汀州府堂，乃顺治三年八月二十八日。诸家纪事，悉书隆武被执，送福州斩于市。但时有锦衣卫陆昆亨从行，眼见隆武帝、后戎装小帽，与姬嫔被难。昆亨脱出。百姓收群尸葬于罗汉岭，竖其碑曰‘隆武并其母光华太妃讳英忠烈徐娘娘之墓’。后昆亨归郑，继而为僧，年八十有奇，为口述云。故特表出。”
　　其他说法尚有：隆武帝、后在逃入汀州府堂后被射死。隆武帝逃到汀州的转天凌晨（八月二十九日，10月7日），清军兵十余人冒充明军混入汀州城，俘隆武帝后，皇后在九龙潭投水自尽，隆武帝则崩于福京天兴府。谓隆武帝在到达汀州后次日，被清军偷袭而死。或谓在汀州遇害的是隆武帝的替身，他本人逃到广东五指山当了和尚。或云隆武帝在汀州单骑逃跑，藏于乡民蒋氏家中，清兵去后前往大帽山为僧。或云隆武帝逃难到湖头后，在安溪妙峰山上的妙峰庙削发为僧，自号“南方僧”。初时日日读书练武，欲卧薪尝胆，光复大明河山。但后见清政权日益巩固，大势已去，便做和尚终老湖头。
　　由于隆武帝的结局不明，至永历帝即位后，永历五年（1651年）曾遣侍郎王命璇巡访隆武帝下落，寻访无结果。永历十一年（1657年），永历帝确信隆武帝已死，上庙号绍宗，改谥号为配天至道弘毅肃穆思文烈武敏仁广孝襄皇帝。
　　以隆武帝死于汀州计，享年四十四岁。与南明诸帝相比较而言，隆武帝算得上是一位好皇帝。隆武帝继位之初，很想在政治上做出一般作为。他就任监国时，他亲自撰写了“缙绅”、“戎政”、“儒林”三篇《便览》，号召朝臣摒弃门户之争，共同为复明大业出力。他施政的一个重点是严惩贪污，规定“小贪必杖，大贪必杀。”以图减轻民间疾苦。他又制订联合农民军积极“御虏”（抗清）的方针，以纠正弘光朝奉行的“款清灭寇”、“联虏平寇”政策而导致在南下清军铁骑下覆亡以及潞王政权不战降清的教训。他即位十天后，就诛杀清朝派来招降的使者马得厂，以示与清廷不共戴天；还表示要御驾亲征，以恢复大明故¬土。针对南明军杀害剃发汉族平民一事，他严加阻止，谓：“兵行所至，不可妄杀。有发为顺民，无发为难民。”这一谕旨，深得百姓拥护，纷纷来投。隆武帝奉行的这些政策，开启了后来永历政权联合大顺、大西农民军的共同抗清的先河，否则的话，其后的南明政权绝对延续不了近二十年之久。
　　清学人杨凤苞（1754—1816年）称：“福京之亡，亡于郑芝龙之通款”。也就是说，是因为郑芝龙的降清，最定导致了隆武政权的败亡。此是确评。在南明诸帝中，隆武帝是最具帝王气象的人。他胸怀大志，锐意进取，始终以恢复大明为念，坚持抗清。可惜的是，遭遇跋扈的郑芝龙家族掣肘，终大志难成，含恨而终，令人扼腕。
　　隆武帝在私生活上亦颇有可圈点之处。他自奉甚俭，品格在南明诸君中有少见之优良。黄道周评：“今上不饮酒，精吏事，洞达古今，想亦高、光而下之所未见也。”吴伟业评：隆武帝“喜读书，好任侠。”邵廷采评：“唐王宽明恭俭，亲亲尊士，循良爱民，而有抚绥大略。识张家玉之奇俊，崇黄道周之耆德，褒忠行义，结于至诚。闻江阴泾县力守见屠，曰：‘吾家子孙遇此二县之人，虽三尺童子，亦当怜而敬之。’每诫出兵，毋杀难民，伤促国脉。大小主客，文武众庶，恩勤和剂，咸出其肺腑，濒死无贰。待永明王以大公，谕群臣曰：‘大宗适自属永明，朕在此间，去永明千里，不暇相求，臣民敦迫，勉行即位。然行年四十，未耀前星，不审永明才度何如，良用关切。’此可见其义矣。惟制于郑氏，不获展尺寸。然两夺鸿逵彩侯伯，而谆谆谕芝龙和衷共功，消其亢慢。使臣以礼，隆世所难。”另有记载称隆武帝自继位以来，一心以恢复大明江山为己任，生活检点，宫中无宠妃，仅有皇后曾氏。曾氏亦知书达理，悉心辅佐丈夫王业。诸多史籍尚称隆武帝称帝后还穿土布黄袍，“行宫中不许备办金银玉各器皿，止用磁、瓦、铜、锡等件，并不许用锦绣、洒线、绒花，帐幔、被褥，止用寻常布帛”。称隆武帝除了爱读书之外，无他嗜好，所谓“从龙祗有五车书。”
　　概而言之，如果隆武帝生于太平盛世，一定是一位贤明君王。可惜的是天不假明，隆武帝生活于明末清初的乱世，手中兵马不足以抗清。他在错误的地点，选择了郑氏集团这一错误的支持势力，才终无建树。
　　隆武帝死后不久，天兴府陷落，阳曲王朱敏渡、松滋王朱演汉、翼城王朱弘橺、奉新王朱常涟遇害。隆武二年（1646年）十月漳州陷落，当年十一月，唐王朱聿鐭在在广州继位，改元“绍武”，这是南明的第四个政权。
　　朱聿鐭（1605年－1647年1月20日），明太祖朱元璋九世孙、隆武帝朱聿键弟。隆武帝被清军俘后，朱聿鐭八月间从福州逃奔广州。隆武帝死讯至，四十一岁的朱聿鐭在隆武二年（1646年）十一月初五被大学士苏观生及广东布政使顾元镜等，在广州拥立为帝，改年号“绍武”。苏观生因拥戴有功，被任命为首席大学士，封建明伯，掌兵部。捷先、曾道唯、顾元镜、王应华等人都入阁为大学士兼任各部尚书，洪朝钟在十天内升官三次，当上了国子监祭酒。兵力上除广东总兵林察所部以外，苏观生还招来了石壁、马玄生、徐贵相、郑廷球四姓海盗，借以增强绍武政权实力。朱聿鐭仓促称帝，即位之初，就大讲排场。为了准备宫殿、衣冠、卤簿而骚扰百姓，并下令家家都要张灯结彩，夜如白昼。在即位后的10天之内，他任命了几千个官吏，要他们都穿着朝服进宫参见，而官吏们没有朝服，只得借戏装代用，而朱聿鐭登极时穿得龙袍与百官穿得官服，都假借粤剧伶人的戏服，被时人传为笑话。
　　朱聿鐭的仓促称帝，却得罪了当时已在广东肇庆被拥戴为“监国”的桂王朱由榔，引起唐、桂之争。其基本过程为：
　　隆武二年（1646年）八月，隆武帝朱聿键在福建汀州被清军俘虏遇害。按照当时明朝的皇位继承制，应由明神宗的直系男性后裔继承皇位，而当时明神宗的男性后裔只剩下桂王朱由榔一人。于是广西巡抚瞿式耜等人当年十月初十日（一说十四日），于广东肇庆拥立朱由榔称“监国”。以丁魁楚为首席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瞿式耜为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左侍郎管尚书事，同时任命了各部院官员。而赣州十月初四日失守的消息，于当月十六日传到肇庆，时值桂王称“监国”仅七日，肇庆小朝廷人心惶惶。四日后（十月二十日），朱由榔逃广西梧州。而十一月初二日，隆武朝大学士苏观生同广东布政使顾元镜、侍郎王应华等在广州奉请隆武帝之弟唐王朱聿鐭监国，并且抢在朱由榔之前，在当月初五日正式称帝，改第二年为“绍武”元年。苏观生等拥立朱聿鐭称帝的理论依据是“兄终弟及”，其客观条件则是：朱由榔监国在闻知清军占领江西赣州后，惊慌失措，逃往广西梧州。这种行为无异于放弃广东，导致桂王小朝廷在广东人心尽失，而苏观生等在广东拥立朱聿鐭登极，实有填补权力真空的意义。而当时一众明朝藩王，在隆武政权福州失败后，已由海路陆续逃达广州，因此此举更壮大了唐王朱聿鐭登极的声势。
　　十一月初八日，当朱聿鐭在广州即位的消息传到梧州后，朱由榔及臣属闻之大怒，于十一月十二日东返肇庆，十八日宣布继皇帝位，改第二年为“永历”元年。这样在广东便出现了两个南明政权并存的现象。朱由榔立刻派遣兵科给事中彭耀、兵部主事陈嘉谟前往广州，以藩王礼节拜见朱聿鐭，劝其取消帝号。而绍武朝首席大学士苏观生闻之大怒，斩彭、陈二人，并令陈际泰督师攻打肇庆。
　　永历政权见调解无望，以广东学道林佳鼎为兵部右侍郎总督军务，夏四敷任监军，会同从韶州调来的武靖伯李明忠带领一万余兵应战。十一月二十九日，双方战于广东三水县城西，绍武政权军监陈际泰临阵脱逃，林佳鼎初战告捷，命令士卒昼夜行军，直奔广州，企图一举消灭绍武政权。绍武军总兵林察指使四姓海盗伪降，设伏于河口全歼林佳鼎追兵，永历将林佳鼎、夏四敷溺水死，李明忠单骑逃出，绍武军大获全胜。消息传到广州，苏观生下令广州城张灯结彩欢庆。
　　正当南明绍武、永历两个政权自相残杀之时，清将佟养甲、李成栋已率兵攻取潮州、惠州，逼近广州附近，并用所缴获的南明地方官印，向朱聿鐭发出辖区太平的假信息。事情的起由是：
　　朱聿鐭登位后，为了与同当月称帝于广东肇庆的桂王争夺正统地位，急于扩军，以致收编各路海盗。有潮州海盗杨明兢来见，自称在潮州、惠州一带有十万精兵。朱聿鐭信以为真，封之为“潮惠巡抚”，发给官印，将当地全部官吏的任免权一并授予。杨明兢回乡后，依之拍卖官职，一手收钱，一手交货。隆武二年（1646年）十二月，清将佟养甲、李成栋乘唐、桂两王自相残杀之际，从福建攻入广东潮、惠地区，当地用钱买来职位的官吏纷纷降清，李成栋命令他们仍按时向广州朱聿鐭虚报民情，同时让士兵易明服直逼广州。朱聿鐭全不知情。十二月二十五日，朱聿擙正准备由大学士苏观生陪同，前往检查军队的训练情况时，突被告知李成栋军己抵广州城门。苏观生不信，以妄言惑众罪斩报信人。转眼间清军已登上城墙，除帽露辫，乱箭下射，苏观生方急令关闭城门，调兵作战，但精兵已发往肇庆对付永历朝廷，无法回调。苏观生只得率城中军队与清兵血战一昼夜，清兵本有退意，但守将谢尚政突然叛变，打开城门引入清兵，广州遂陷。苏观生见大势已去，在墙上写下“大明忠臣，义固当死”八字后，自缢死。军监陈际泰被俘，亦不屈死。朱聿鐭见大势已去，拖一床棉被裹身，混入乞丐群中，正准备爬城墙出逃时，被清军追骑擒获，囚东察院。李成栋派人送饮食，朱聿鐭自知必死，严辞拒绝，说道：“吾若饮汝一勺水，何以见先帝于地下！”随后自缢死。死得悲壮。
　　一说清兵杀入广州城门，朱聿鐭慌忙逃到大臣王应华宅第躲避。给事中梁烘为了降清，骗苏观生自缢后，又带领清兵闯入王宅，搜得朱聿鐭，关押于东察院。清兵送来饭食，朱聿鐭说：“吾若饮汝一勺水，何以见先帝于地下！”坚决绝食，当天晚上趁守兵不备，解下腰带自缢死。
　　朱聿鐭死，成立仅短短四十日的绍武政权解体，从各地逃入广州城内的明郡王、亲王16人被淸兵捕杀（一说24人）。而绍武朝的主要官员何吾驺、王应华、顾元镜等，竟纷纷降清，其中顾元镜尤为可耻，替清方草拟劝降檄文，文中有语：“既不为首阳之饿夫，即当为识时之俊杰。”
　　朱聿鐭死后，后人将他与苏观生等十五人，葬于广州城北象岗山北麓；1954年因基建，迁葬于越秀公园木壳岗；1981年再迁葬于该公园南秀湖畔，墓碑中刻“明绍武君臣冢”，上款为“光绪癸未（1883年）孟冬吉旦”，下款为“粤东绅士重修”。1963年3月广州市政府公布“明绍武君臣冢”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朱聿鐭死，朱由榔成为南明唯一的皇帝。客观地说，朱聿鐭算不得好皇帝。他生活作风奢侈；称帝后，为争正统地位，与永历政权大动干戈；对清军则疏干防范，政权存在仅短短四十天就被败亡，同时也陷永历帝朱由榔于危境。但在被俘后，他却表现出了不屈的民族气节，这是值得称道的。由于绍武帝是殉国而死，与南明诸藩王相比，算得上是一位有政治气节的帝裔。因此黄宗羲评价：“若帝之从容遇难，追配毅宗，所谓亡国而不失其正者，宁可以地之广狭、祚之修短而忽之乎？”邵廷采(1648—1711年)亦评价：“唐王兄弟三人，皆儒雅有君人之度，与他藩绝殊。惠宗之遭靖难，绍宗之当末造，皆关世运，非独一家之事。”这些评价皆寄托了对唐王兄弟气节的敬服与其命运的同情。
　　清学人廷采评价所说的“唐王兄弟三人”，指的是隆武帝朱聿键、绍武帝朱聿鐭、唐王朱聿锷。兄弟三人显然是受到同一家族文化环境的影响，而共同走上了为拯明抗清事业而献身的道路，在南明史上写下了可纪念的一页。隆武帝朱聿键、绍武帝朱聿鐭的事迹已见上述，在此仅附记朱聿锷的事迹如下：
　　朱聿锷（？－1659年），明太祖朱元璋八世孙，隆武二年十一月袭封为唐王，史称南唐王，与隆武帝、绍武帝合称“南明三圣”。隆武二年（1646年）腊月十五，清将李成栋攻陷广州，绍武帝被俘自尽。而前此十一月十五日，隆武重臣郑芝龙不顾郑成功苦谏，北上福州降清。
　　永历元年（1647年）正月，朱聿锷率宗族从广州逃到抗清名将王兴控制的今台山大隆洞地区，王兴奉其为主，用船经海路把朱聿锷送至文村(今台山汶村镇）。文村位于万山丛中、四邻大海，易守难攻。王兴于此筑城墙、建城门、挖护城河，修建抗清基地“文安城”，城内设唐王行宫，奉永历年号，用明朝服制，成为独立的文村抗清政权，数败清军进攻，周边抗清组织纷纷来附。时揭阳的益王朱由榛（1647年）、夔州的楚王朱容藩（1649年）各称监国，以与永历帝争长。郑成功在南澳也一度立淮王朱常清(1648)为监国。文村政权则成为当时与这些政权并立的南明五大抗清中心之一。
　　1648年(永历二年)四月初十日，清广东提督李成栋在朱聿锷的感召下倒戈归明，并胁迫清朝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佟养甲也投降南明，奉永历年号。八月初一，朱聿锷令王兴迎永历帝移驻肇庆，并上表臣服，随后又劝郑成功效仿自己做法，废除淮王朱常清监国，奉永历年号。王兴因此受封为总兵，领兵驻守广东恩平、新会、阳江等地，负责扩军屯粮，抗击清军。
　　永历三年(1649年)十一月，清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仲明合兵2万征广东。次年十一月二日，广州城陷。在广州保卫战中，陈奇策率领战船500余艘，由下川前往支援。朱聿锷、王兴亦协同作战。广州城陷，陈奇策退回下川，朱聿锷、王兴退守恩平。
　　永历四年(1650年)，朱聿锷上表永历帝封王兴为左军大都督、挂虎贲将军印。其与王兴率军转战电白、两阳、三水、顺德等地，准备进攻广州，因孤军无援，无功，退返文村。
　　永历五年(1651年)一月，朱聿锷斩杀欲赴恩平就任的清知县鲍之奇。清将尚可喜、耿仲明派军来攻，朱聿锷、王兴率军退出恩平城。十一月，清总兵许尔显兵分三路围攻文村，朱聿锷、王兴率部撤离。次年(永历六年)许尔显军撤离，朱聿锷、王兴军重控文村及外围据点，并在文村“熬海铸山，务农积粟”，巩固了包括新宁、恩平两县南部地区的敌后根据地。此后，文村成为李定国与台湾郑成功联络的中继站，双方使者不时经过。
　　1653年(永历七年)三月，李定国军由广西柳州兵分两路进军广东，攻打肇庆城40天不下，被清援军所败，退兵柳州。次年(永历八年)，李定国率军二攻广东，连战皆捷。李军前锋抵阳江，朱聿锷、王兴派兵助攻，克恩平城，活捉清知县王奇。李定国军抵恩平，以虎贲将军王兴部为先锋，再攻广州海上门户新会城；又令凌海将军陈奇策率领舟师攻江门。六月，当王兴军逬攻新会时，文村内奸陈王道向新宁城清知县告密，引清军攻打文安城，朱聿锷、王兴闻讯，不得已回师相救，夺回文安城，取得文村大捷，但却造成进攻新会战役的失利。
　　永历七年(1653年)八月，朱聿锷、王兴率军攻占江门，杀清广东水师总兵盖一鹏。但因部将陈王道降清，久攻广东不下，战事陷入僵持。十月，李定国亲统抗清联军猛攻新会，先后采取挖掘地道、大炮轰城、伐木填濠等战术。新会被困日久，粮食告罄，城中清守军竟然屠杀居民为食。至十二月，清援军抵达反击，李定国军大败，撤回广西，朱聿锷、王兴军撤回文村。其他抗凊将领陈奇策、萧国龙、邓耀等人亦率领残部，退据深山或海岛继续坚持抗清斗争。
　　时至永历九年(1655年)，朱聿锷、王兴军退居新宁县文村，陈奇策军退据新宁县下川岛，萧国龙军退据阳江永丰寨，邓耀军退据钦州龙门岛，这成为广东最后抗清的几个据点。
　　永历十年(1656年)，据守下川的陈奇策见广东抗清的大势已去，率兵西航，与退据龙门岛的邓耀合兵。清平南王尚可喜趁机派兵进攻朱聿锷、王兴军，但受到有力抵抗，仅占领了广海城。
　　永历十一年(1657年)，尚可喜率兵三万围剿文村，相持数月，折兵万余败还，朱聿锷、王兴军取得又一次文村大捷。王兴因坚持抗战，被永历朝廷累加官保柱国少师、晋广宁伯。同年，朱聿锷的长兄隆武帝朱聿键被永历帝确认死讯，上庙号绍宗，改谥号为配天至道弘毅肃穆思文烈武敏仁广孝襄皇帝。
　　永历十二年(1658年)，尚可喜乘台山饥荒，率兵十万海陆围攻文村，从当年五月至翌年八月，围剿十五月之久。
　　永历十三年(1659年)八月，文村城中粮尽，将士将树皮草根食尽，饿死者仍执戈缜目，无一兵一卒叛逃。尚可喜知强攻必遭惨重损失，派遣谋士金光入文村招降。当时永历帝在云南无法立足，逃亡缅甸，南明政权已名存实亡。朱聿锷、王兴知大势己去，决心以死殉国，但又不愿部下做无谓牺牲。他们接待了金光，又派使者去见尚可喜议降。降议已定，朱聿锷、王兴召集部下，分发钱财，勉励部下回乡务农，待机再动。朱聿锷又安排宗族潜逃，借“仲质”之名，假明朝刑部尚书何乔新之口，以南宋曾巩自喻立德立言，令族人改随曾皇后姓，隐姓埋名。此后朱聿锷服毒而亡，以身殉国，其尸首葬于何处至今下落不明。王兴安排儿子们逃走后，其妻率15个妾自缢，王兴则将妻妾遗骸放置在火药上，引火自焚，追主而去，死事壮烈。其坟墓志后于1952年11月24日在广州河南南箕村附近的山上被发现，另有其妻妾的遗物金耳环和金手钏等。
　　至此，南明在广东的最后一个抗清堡垒——文村政权，历时12年宣告灭亡，传承268年（1391年—1659年）之久的明朝唐王裔也就此结束。客观地说，唐王三兄弟坚持反清复明事业前扑后继，至死不渝，在中华民族史上写下了反民族压迫的可歌可泣的一页。后人为了纪念唐家三兄弟，在文村附近修有“三圣堂”，遗址至今尚存。
　　2021年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