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大西军余部出川入云贵

　　第二章：大西军余部出川入云贵
　　刘惠恕
　　顺治三年（1646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张献忠在四川西充城东南凤凰山与清军作战，中箭身亡。而导致张献忠身亡的真接原因是：原大西军将领刘进忠降清并在战场上为清帅豪格亲王指认张献忠。张献忠死，军中大乱，被清军破营寨一百三十余处，阵亡数万人，失马骡一万二千二百余匹。但好的是，他生前确立的四位养子掌兵的建制尚存。因此在张献忠死后，他的四位养子——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能在危难中收集残部数千、家口万余人，由顺庆（今南充市）南下，一昼夜驰数百里，才保存下了大西军部分有生力量。
　　顺治三年（1646年、明隆武二年）十二月，大西军余部行抵长江北岸，与四川重镇重庆隔江相望。南明总兵曾英（1621—1647年）率重兵十万阻击。时大西军已断粮十余日、杀马为食，渡江乏船，只有拼死一战，方能突越长江天险。
　　曾英，明末名将，福建莆田人，美髯神力，官宦世家，别号“曾公子”。明亡，散尽家财，募众万人，守巫山城。适值张献忠兵至瞿塘峡口，曾英以兵阻击，每战必身先士卒。坚守四个多月，苦无援军，只好退守忠州（今重庆忠县）。张献忠重兵趋成都，曾英率军乘虚败张献忠部将刘廷举，复重庆。张献忠使义子刘文秀将兵三万来救，曾英自率轻骑五百，大败刘文秀军，斩大西军都督张广才，威震川东。永历帝即位，封平虏候。时张献忠克成都未久，蜀人皆思曾英，谓：“曾公子而在，吾不至此。”曾英缺点是年轻气盛，不习水战。闻大西军残兵欲于长江北岸渡江，取重庆出川，心甚轻之，不甚设防。
　　不意刘文秀（？－1658年）长于水战，履江如平地，他乘夜暮率五勇士泅渡长江，在朝天门码头上岸，抢得大船一艘，返载百名勇士，又夺得曾英水军停靠在朝天门码头的战舰数十艘，满载大西军将士进攻曾英水军，曾英水军大乱。曾英自驾巨舟数十，欲围歼大西军主帅孙可望于江心，却被刘文秀一箭射中，落水而死，时年仅二十六。曾英死，孙可望、李定国、艾能奇率大西军余众冲入曾英兵营纵火，南明军大乱，十万大军（一说二十万大军）顷刻瓦解，大多降大西军，大西军军势得以复振。
　　曾英死，苦得是其妻董琼英。董琼英，富家女，貌美娴熟武事。自为一军，有蛮族女婢数百，尤善战，登山如猿揉，曾英屡战，董琼英皆率众从之，直至收复重庆。曾英死，董琼英率众走巫山、夔州，数年后，投奔射洪诸生崔甲，后琼英卒，崔甲率余众降清。此是后话。
　　朝天门码头江面水战其与杨展在彭山镇江口大败张献忠水战一样，都是典型的军事上以少胜多的战役。前一仗杨展以数万人的军队击败了张献忠二十万大军，基本宣告了张献忠在四川创立的大西国的失败；后一仗大西军以数千残兵击败了曾英十万大军，得以摆脱在四川的绝境，顺利进入云贵，而开创了以后近二十年与永历朝联合抗清的局面。所以这两次战役都创造了军事上的不可能。
　　大西军取重庆后，停留数日，以补军需。在重庆，四将军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军事联席会议，来决定左丞相汪兆麟的去留问题。因为四将军认定：显然是由于汪兆麟进谗言，诱导张献忠在四川大肆杀人，搞得众叛亲离、丧尽人心，才导致认张献忠在四川所建立的大西政权最终败亡，并使大西军今陷绝境。
　　汪兆麟，又作汪兆龄，安庆桐城(今属安徽)人，当为明末贡生出身。根据有关记载，汪兆麟崇祯十四年(1641)归附张献忠，传为张婿，以智谋受信任，崇祯十七年被任为左丞相。他曾向张献忠提出建议：“江南未可图”，“必先得蜀以为根本”，“根本既固，然后北伐，四征天下，不足定也。”张献忠采纳了这条建议。由此可见汪兆麟对大军早期事业并非毫无贡献。但汪兆麟其性格好杀，处处迎合张献忠的喜杀嗜好。他挑拨离间农民军内部团结，使大西军将士万人被杀，在定都成都后人人自危。这使四将军有足够的理由，把大西国政权在四川失败的责任归罪至汪兆麟。
　　在这次军事联席会议上，四将军宣布处死左丞相汪兆麟。汪兆麟自是不服，表示：先王在时，以我为东阁大学士，“总决诸事”。先王不在，大西军诸事亦当听令于我。今先王尸骨未寒，尔等欲杀我，与叛乱何异？四将军则指责汪兆麟“凡献忠所用酷刑，皆兆龄导场之，所以杀万计，军中久积恨。”最后让“能奇引弓射杀之。”四将军随后传谕各营：“各宜同心协力，共扶幼主，克成大事。”“传谕之后，欢声满营……各营帖然。”
　　根据这一记载，在四将军杀汪兆麟后，陈皇后及其所生张献忠的“太子”尚在大西军中，被四将军作为“幼主”来拥戴。但在这次联席军事会议上，陈皇后显然采取了支持汪兆麟的立场，这就为她以后的死，埋下了种因。因为陈皇后虽空有“皇后”的名号，手中并无兵权，与四将军又不能同心，张献忠死后，无人能保护她。
　　重庆军事会议之后，大西军继续向贵州方向转移，当他们行军至遵义桃园洞时，据有关记载，四将军又发动了一场兵变，将陈皇后及张献忠原立幼太子放火烧死。至于这后一场兵变何以发生？其原因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陈皇后试图利用幼主母亲的身份，掌握大西军的军权；二则是孙可望的篡权野心，得到了另外三位将军的支持。但从道义上来说，这四位将军是张献忠的“义子”，那么陈皇后便是他们的“养母”，他们如此对待陈皇后，显然于道义有亏，且同时被烧死的幼主，年龄最多不会超过3岁，所以此举实有欺侮弧儿寡母之嫌。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大西军要终走上联明抗清的道路，又不能不放弃张献忠的血统，而拥戴有朱氏血统的永历王朝。因此这又是不得不然的事。
　　经桃源洞兵变后，大西军余部攻克遵义，顺治四年（永历元年、1647年）三月，抵达贵阳附近的定番。大西军的四位将领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奇能，在这里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讨论日后的战略方向。当时大西军面临的形势是：满清王朝已建立，行“雉发令”，并诉诸武力征服华夏，时“杨州八日”、“嘉定三屠”等惨案的发生，极大地激起了汉族的反清意志，国内民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大西军如要¬生存，必须适应形势变化，联南明势力抗清。而孙可望政治目光短浅，不知变化，在会上力主出兵广西，继续与南明军队作战，称藩于滇、黔、楚、蜀，失利则逃往南海。李定国则主张大西军西进云南，建立根据地，联明抗清。他说：当前清军大举进攻，闯王血溅九宫山，老万岁中箭身亡，我们与清军有不共戴天之仇。大敌当前，如果再与明军厮杀，只会使清军渔翁得利。当务之急在于联明抗清，否则只有死路一条。李定国的建议得到与会大多数将领的赞成，但孙可望则固持已见，只想保住所得土地，对李定国的建议无动于衷。李定国愤怒表示：亡命南海只是死路一条，那还不如当场死去。旋即拔剑自刺。剑被众将夺下，以战旗为之裹伤。众将一起跪地高呼拥护李定国的建议。孙可望见人心向李，众志难违，无奈同意进兵云南，联明抗清。但孙、李二人至此始具心结。这次军事会议的另一个重要决定是废除四将军的从姓“张”，各复本姓，各自称“王”，定年号为“兴朝”，这样大西军便完成了“四将军”领导体制。而孙可望因年长，原在军中的地位最高，又读书识字，便被推为“盟主”。
　　定番会议是在大西军历史上有着深远影响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一方面确立了大西军南下云南、联明抗清的正确政治方针，使大西军的形势转危力安；这次会议另一方面因孙可望与李定国不同政治主张的冲突，而为以后大西军队伍的今裂，埋下了种子。
　　定番会议之后，大西军余部又攻克省城贵阳、定番州、永宁州，贵州西部诸郡望风而降。此时云南正值阿迷州土司沙定洲之乱，明黔国公沐天波逃离昆明。由于沐天波副将龙在田（？－1652年）早在张献忠谷城诈降时，与孙可望相识，便派人向孙可望求援说：“如果你们兴义师来讨伐，那么云南全省可以拿下。”四将军认为这是扩大西军辖地的好机会，便以为黔国公复仇的名义，出兵进据由叛明武装沙定洲控制的云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