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八大王的人生末路

　　南明兴亡史
　　刘惠恕
　　第一章：八大王的人生末路
　　大明天启末，陕西灾荒不断，干旱、虫灾交替，禾苗枯焦，野有饿殍，民不聊生，百姓揭杆而起。时有王嘉胤、王自用占黄龙山称雄。有宜川王左挂、安塞高迎祥、洛川张存孟、延川王和尚、汉南王大梁等，各自割据一方称霸。未久，米脂人李自成聚众加入了高迎祥的暴民队伍。一时陕西全境尽入“贼手”。至崇祯三年（1630年），又有一位叫张献忠的好汉，在家乡陕西定边郝滩乡刘渠村聚十八寨乡民响应王嘉胤暴动，起兵反明，自号“八大王”。
　　“八大王”小时读过书，后入行伍，在延安府当捕快，因事革职，押送至延绥镇从军。因犯法当斩，主将陈洪范见其状貌奇异，为之求情于总兵王威，重打一百军棍后除名，从此流落乡间。这一年轻时代的不平经历，使张献忠愤愤不平，心中充满着反明劫富的欲望。
　　“八大王”“身长瘦而面微黄，须一尺六寸”，为人足智多谋，骁勇善战，素有“黄虎”之称，很快就显示出指挥才，自立成军。他统率的军队成为当时以王自用为盟主的“三十六营”中的最强一营，转战于陕、晋、豫、皖、鄂、川等地，屡立战功。数年后张献忠拥兵数万，率军渡黄河南下，成为当时以高迎祥为盟主的反明十三家军之一。
　　崇祯七年（1634年），张献忠率军入川，陷夔州，围太平，被重庆女总兵秦良玉追兵击败，退走湖广。
　　次年，各路农民军被明官军围于河南。十三家农民军首领在荥阳聚会协商，决定分兵出击，打破围剿。会后，张献忠和李自成的军队在闯王高迎祥的率领下，东进破河南固始和安徽霍丘等州县，逼明中都凤阳。一日晨，张献忠袭破凤阳城，歼明守军两万，杀光富户，分粮于农，又砍光皇陵数十万株松柏，拆除朱元璋出家的龙兴寺（又名皇觉寺），掘皇帝祖坟。崇祯帝闻知后，穿丧服，跪太庙痛哭三日，撤兵部尚书职，将凤阳巡抚、凤阳巡按御史以及早已革职闲住的五省督师问罪处死。
　　张献忠克凤阳后，南下克庐州、安庆、和州、滁州，沿长江打下江苏仪征，回师西向，经英山、霍山，同马守应部会师于湖北麻城。又由湖北入河南，进陕西，由商洛打回关中，与高迎祥军在凤翔会合，败明兵部尚书洪承畴军于陕西，斩明将艾万年、曹文诏等，转插河南。张献忠在这一年间转战千里，打破了明军企图在中原围歼农民军的计划。至崇祯九年（1636年）初，巳拥兵十万。
　　崇祯九年（1636年）九月，闯王高迎祥遇俘，被凌迟处死，李自成继“闯王”位，率余部转战于潼关西，张献忠军成为潼关东明军围攻击的主要目标。张献忠率部转战于鄂、豫、皖，复攻入河南，占许州，杀明将左良玉兄。次年三月，在安庆毙明将潘可大。
　　为扭转败局，明朝兵部尚书、内阁大学士杨嗣昌针对农民军各部缺乏统一部署和协调作战的特点，于崇祯十年（1637年）四月，制定了“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计划，李自成军在陕西数败，躲入商山。刘国能等在河南归顺朝廷。张献忠进袭南阳，被左良玉军击败负伤，被孙可望力救脱险，带军退隐湖北谷城。
　　至崇祯十一年（1638年）春，各路农民军叠相失败。为了保存实力，张献忠在谷城，罗汝才在郧阳，分别伪降明兵部尚书熊文灿。张献忠余兵四万，分四营隐于谷城四郊，另请人给自己讲授《孙子兵法》，以待东山再起。
　　天不佑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天复大旱，民不聊生。张献忠再起兵于谷城，杀县令阮之钿和巡按御史林铭球，拆毁城垣，劫库纵囚。罗汝才、马守应部也重新起兵反明，到谷城与张献忠军会师。原隐伏于商雒山中的李自成军，则经湖北郧均地区进入河南。
　　熊文灿得知农民军再起的消息，急调左良玉和罗岱领兵追剿。张献忠伏军于房县西猴山，大败明军，俘罗岱，左良玉逃离。崇祯帝闻知实情后，处死兵部尚书熊文灿，将左良玉降三级，要他带罪随军立功。重新起用大学士杨嗣昌为兵部尚书，督师追剿农民军。
　　杨嗣昌抵襄阳后，仍行“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战略，督师十万，围剿张献忠和李自成，并传檄河南、四川、陕西、郧阳诸抚镇将领分扼冲要。张献忠连战失利后，与罗汝才联兵，以“以走制敌”，跳出包围圈，准备率部突入四川。
　　崇祯十三年（1640年）闰正月，张献忠在枸坪关及太平县的玛瑙山两败于左良玉军，损失惨重。退居兴安归州山中，被左良玉等军包围，处境危险。无奈中，张献忠利用杨嗣昌和左良玉的矛盾，派人携重宝贿左良玉，说：因为我在，你方得朝廷重用，如果我不在，朝中必有人劾你军乱杀无辜，届时你离死也不远了。左良玉闻之，稍开包围圈纵敌，张献忠得以收聚散亡，在山民帮助下，走出兴安，与罗汝才合军，突袭四川巡抚邵捷春防守的新宁（今四川开江）一线。邵捷春军大败，张献忠军得以顺利地进入了四川。张献忠入川，打破了杨嗣昌“十面网”的围剿计划，在军事上转入主动。
　　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张献忠在四川开县黄陵大败左良玉追军，歼秦良玉部白杆军三万余人，挥师出川，兵锋直指鄂中。此战张献忠养子、时年十七岁的张定国出力甚多，在攻打竹菌坪寨时，一箭射杀四川副总兵、有“神弩将”之称的张令，立有首功。二月，张献忠军克襄阳，缴获甚丰，以所获饷银十万两济饥民，将襄王朱翊铭和贵阳王朱常法等处死。此战李定国又立有首功。当时张献忠率部从四川攻入湖北，在路上截得杨嗣昌督师的军符，李定国奉命带领28骑佯装明军先奔襄阳城下，出符入城，到半夜打开城门，接应大军进城占领襄阳。杨嗣昌的“四正”、“六隅”、“十面网”进剿计划至此失败，退守宜昌。过沙市时，他得知李自成破洛阳、杀福王的消息，忧惧而死。左良玉则被削职，带罪领兵剿贼。张献忠军又渡长江克樊城，与罗汝才合兵北上。六月，攻南阳，东略信阳。七月，陷郧西，占信阳。
　　杨嗣昌死，崇祯帝命陕西三边总督丁启睿接任督师，围剿农民军。左良玉亦率部前来追击张献忠。八月，张献忠军在信阳被左良玉部击败，负伤出商城，走英山，又被王允成击败，前往投靠李自成。李自成想兼并张献忠部，张不从，李欲杀张，被先此已投奔李自成的罗汝才阻止。罗汝才私赠张献忠五百骑，张献忠依此自河南经安徽东下。时李自成军正在围攻开封。丁启睿和左良玉率明军主力北上救开封。年底，张献忠乘虚陷亳州，入英、霍山区，与“革左五营”——老回回马守应、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贺锦、争世王刘希尧、乱地王蔺养成等部合军，军势复振。
　　崇祯十五年（1642年）二月，张献忠率军陷舒城、六安，克庐州，杀知府郑履祥。复下无为、庐江，在巢湖训练水军。又败明军黄得功、刘良佐部，使江南大震。崇祯帝将凤阳总督高斗光、安庆巡抚郑二阳逮治，起用马士英督师。十月，张献忠军被明军刘良佐部击败，西走郸水。“革左五营”北投李自成。左良玉为避李自成兵锋，尽撤湖广兵东下。张献忠乘机攻占黄梅。
　　崇祯十六年（1643年）正月，张献忠率军克郸州。三月，复下郸水、黄州、麻城。五月，西取汉阳，从鸭蛋洲渡长江，攻占武昌府城，俘楚王朱华奎，将其处死，与部下分食其肉。同时，用车数百辆，欲将楚王宫里的金银珠宝拉走而未能尽，又发银六百余万两，召集各地流民参军。
　　在武昌，张献忠始建大西政权，自称“大西王”。设六部和五军都督府，委派地方官吏治事。又“改武昌曰天授府，江夏曰上江县”，并开科取士，招揽人才，共录取进士三十名，廪膳生四十八名，均授以州县官职。
　　同年三月，李自成在襄阳称“新顺王”，并对张献忠占据武昌称王十分不满，遣人书责。此时，左良玉兵复率兵西上，大西政权委派的地方官吏多被擒杀。面对李、左两大军事势力夹击，张献忠自知无力对抗。八月，率部南下湖南，以二十万重兵攻占岳州，复攻长沙，明总兵尹先民、何一德降。张献忠占据长沙后，宣布免征三年税粮。又攻取衡州及其所属州县，所到之处，义军纪律严明。清人刘献廷记载说：“余闻张献忠来衡州，不戮一人，以问娄圣公，则果然也。”大致在克武昌，占长沙、取衡州时期，是张献忠统帅的大西军最有生命力的时期，呈现出欲建帝业的曙光。但此后未久，张献忠统帅的大西军又恢复了此前嗜杀无度的作风。
　　崇祯十六年（1643年）九月，张献忠率军攻占永州。十月，张献忠军占领杨嗣昌老家常德府武陵县。为报复杨嗣昌曾率兵进剿自己的旧怨，张献忠下令诛杨氏父子九族。其令牌曰：“照得朱（诛）贼杨某，昔年曾调天下兵马，敢抗天兵，某幸早死于吾忍（刃）矣。今过武陵，乃彼房屋土田，坟墓在此。只不归顺足矣，为何拴同乡绅士庶，到处立团。合将九族尽诛，坟墓尽掘，房屋尽行烧毁；霸占土田，查还小民。有捉杨姓一人者，赏银十两；捉其子孙兄弟者，赏千金。为此牌仰该府。”
　　此后，张献忠领兵向江西萍乡进攻，陷万载，分兵两路攻下袁州，突袭吉安，占吉水、永新、安福、泰和等县，并分设地方官吏，安抚百姓。十二月，明军江西总督吕大器带领兵反扑，复夺吉安等失地。张献忠在江西受阻后，回师再占岳州。在嘉鱼（今湖北境内）设伏，大败左良玉追兵，控制了湖南全部、湖北南部，广东、广西北部的片大地区。为了奠定自己未来的王业发展，张献忠决意进军四川，而抛弃了原占地区。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张献忠率部克夔州，“至万县，水涨，留屯三月”。春，以“澄清川岳”为旗号，进军四川，克梁山、忠州和涪州，败明总兵曾英。又破佛图关，败明四川女总兵秦良玉，占泸州。六月二十日，张献忠占领川北重镇重庆，擒从汉中逃来的瑞王朱常浩、巡抚陈士奇、兵备副使陈纁、知府王行俭等一批明宗室、官僚，尽行处死。七月初四日，张献忠命刘廷举守重庆，他亲自统军，分三路逼四川首府成都。八月十日，城破。明藩成都王朱至澍、太平王朱至渌自杀，四川巡抚龙文光、巡按御史刘之渤、按察副使张继孟等明吏被俘，拒降被杀。而先此，李自成命大顺军将领马珂自汉中方向攻入四川，占顺庆府（今南充市），进守绵州（今绵阳）。九月，张献忠派艾能奇往攻不克，亲自前去指挥，马珂败走汉中。十月，李定国攻克保宁；孙可望攻占龙安、茂州；艾能奇攻克雅州。至此，四川大部地区被张献忠控制。
　　鉴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是中国社会的大震动年，三月十九日（1644年4月25日），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身死，大明灭亡。而李自成早于当年（大顺永昌元年，1644年）一月，已在西安称帝，定都西安，建国号“大顺”，改元“永昌”。而当时在东北的满人政权，皇太极已于1636年在沈阳称帝，改国号为“大清”。1644年4月，驻守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降清，四月二十二日，吴三桂军与多尔衮统领的清军大败李自成军于山海关一片石。李自成全军溃败，向北京撤离，于四月十九日在紫禁城武英殿匆匆登基后，便放弃北京，向西安撤退。当年十月，顺治帝迁都北京，祭告天地祖宗，表示他已是全中国的君主。既然秦失其鹿，天下共逐，占有四川一片¬土地的张献忠也同样有理由称帝。
　　顺治元年（1644年）十一月十六日，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在成都张献忠先是号称秦王），定国号“大西”，改元“大顺”，以成都为“西京”，自称老万岁。大西政权建立后，设置左、右丞相，六部尚书等文武官员。以桐城诸生汪兆麟为东阁大学士，左丞相，“总决诸事”，严锡命为右丞相。胡默为吏部尚书，王国麟为户部尚书，吴继善、江鼎镇为礼部尚书，龚完敬为兵部尚书，李时英为刑部尚书，王应龙为工部尚书，京畿道御史为齐之奂。又以部将孙可望“节制文武”，并且对部将加以分封，封四个养子为王，分别为：平东王孙可望，抚南王刘文秀，安西王李定国，定北王艾能奇。大西政权颁顺行《通天历》，邀请传教士利类思、安文思任“天学国师”。任命原雅州知州王国臣为茶马御史，与少数民族贸易，重视招抚少数民族。设钱局铸“大顺通宝”行用。开科取士，选拔三十人为进士，任为郡县各官。大西政权宣布，对西南各族百姓“蠲免边境三年租赋”。张献忠又号令：不许“擅自招兵”，“擅受民词”，“擅取本土妇女为妻”，违者正法。
　　在军事上，大西政权设五军都督府，中军王尚礼，前军王定国，后军冯双礼，左军马元利，右军张化龙。分兵一百二十营，有兵约数十万人，设都督领之。城外设大营十，小营十二，中置老营，名为御营，献忠居之。又命孙可望为平东将军，监十九营；李定国为安西将军，监十六营；刘文秀为抚南将军，监十五营；艾能奇为定北将军，监二十营。分兵四出，“遂据有全蜀”。此外，水军独立成军，以王复臣、王自羽为水军左、右都督。在成都进行军事管制，以王尚礼为提督御营，窦名旺为提督皇城都指挥，为了维持地方治安，大西政权还在各州县组织了地方武装，称为“里兵”。“皇兵出师，里兵守城。”综张献忠所定兵制来看，四将军辖兵是大西军主力，是属出征用兵，其次为五军都督府，当属维护政权的机动用兵。各州县组织武装，当近似于后世所称民兵。
　　从张献忠建国立制的最初设想来看，似乎欲走一条割据自保的道路。但是对于如何在四川才能长治久安，张献忠显然缺乏经验和足够的耐心，以致举措乖张，招致反抗，最后走上一条以暴易暴、滥杀无辜、失尽人心的道路。
　　张献忠在成都建国立制后，最先面临的问题是战事指挥并非顺利。当时张献忠面临三条战线的战争，一是与李自成争夺汉中的战争。他认为：“三国以来，汉中原属四川，今吾定都于川，不取汉中，难免他人得陇望蜀乎？闻闯王遣马爌守汉中，爌庸才耳，若不早取，他日易以能人，则难图也。”张献忠初命孙可望取汉中，被李自成部将贺珍击败。张献忠亲往救援，又被击败，两战共损兵三万人。在途经梓潼七曲山时，他“仰视神庙，题额张姓，曰：‘此吾祖也。’追上尊号，曰始祖高皇帝”。命修庙刻石祀之。此事经今人考辨，具体经过大致为：张献忠入川之初，曾与道教供奉的梓潼帝君张亚子联宗，说自己是张亚子的后代，借以自高身份。张亚子系东晋人，长期居七曲山，为贫苦乡民诊病施药，乡民感激，死后乡民为之建此庙纪念。唐代始封张亚子为“英显王”，元代封“文昌帝君”，明清沿之，全国各地多建文昌祠，因为文昌帝君发祥于梓潼，又称梓潼帝君。崇祯年间，张献忠几次率师过梓潼，听说了张亚子的传说后表示，日后当为文昌帝君重修庙宇。张献忠占领成都称帝后，立即发银五万两、役夫数千，兴修大庙，题为“天圣神祠”；同时追奉文昌帝为太祖高皇帝，以文昌庙为张献忠家庙。由于张献忠认文昌帝为祖，在以后张献忠屠蜀时，独梓潼一地得免。
　　张献忠初占四川后，原驻四川各地的明将曾英、李占春、于深海、王祥、杨展、曹勋等，纷纷聚兵反朴，袭击大西军，杀大西政权地方官员。顺治二年（1645年）三月，明四川巡抚马干派副将曾英带兵攻陷重庆。随后，明将甘良臣、杨展等又收集溃卒三万攻陷叙州，大西军损失一千余人。
　　顺治二年（大顺二年，1645年）夏，南明福王弘光政权履灭。十一月，清朝用剿抚兼施的策略，一面以何洛会为定西大将军，准备进剿四川，一面派人下诏诱降张献忠，诏书说：“张献忠前此扰乱，皆明朝之事”，“张献忠如审识天时，率众来归，自当优加擢叙，世世子孙，永享富贵”。“倘迟延观望，不早迎降，大军既至，悔之无及”。招降书被张献忠拒绝。当时何洛会率领的清军入川部队被在陕西的李自成大顺军余部牵制（李自成已日当年五月初死于湖北九宫山），一直未能入川，张献忠形势尚安。但到第二年，形势急转直下。
　　顺治三年（1646年）初，清朝改派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与明降将吴三桂等统率满汉大军准备入川，五月，豪格率清军攻占汉中、败大顺军之余部，开始全力向大西军进攻，南逼成都，而当时明参将杨展领兵复夺川南州县，率师北指成都。明督王应熊又派曾英为总兵，王祥为参将，配合杨展联师进攻，阻挡农民军的东下去路。张献忠的大西军处于南明与清军南北夹击的极为不利境地。
　　当时张献忠时驻军金山铺，欲肃清新附不坚者，大西军中骁骑营都督刘进忠劝谏其不要乱杀元辜，张献忠不纳，反而调刘进忠回金山铺会剿，刘进忠生疑，率所部投南明军曾英，后又北投清军（后被清廷任命为益阳总兵），引清军入川。
　　而张献忠当时因在四川滥杀无辜，失尽人心，军中乏粮，在成都已难立足。决意出成都，沿岷江水路入长江，经重庆，东向出川。时明参将杨展领兵复夺川南州县，率师北进，与张献忠的部队激战于彭山镇江口，张献忠军大败，沉银无数，退回成都。
　　江口之战应该是一场规模不亚于三国赤壁大战的战役，大西军出动的兵数应该不少于二十万人，而杨展突袭使用的兵力应该不少于数万人。这是一场典型以少胜多的战役，只是因为这一战役是南明军队与盗贼间的战役，而未被史家大肆宣染。关于这一场战役，明清笔记中有许多记载：
　　南明建昌卫掌印都司俞忠良在其所著《流贼张献忠祸蜀记》中说：“隆武二年丙戌九月十六日，副总兵曹勋率建南兵克邛州，距成都仅两日行程。献忠离成都，率贼营男妇百余万操舟数千蔽岷江而下。都督杨展起兵逆击之，战于彭山之江口，展身先士卒遣小舸载火器以攻贼舟，风大作，舟火，士卒鼓勇，皆殊死战，贼败。贼舟首尾相衔，骤不能退，风烈火猛，势若燎原。官兵枪铳弩矢百道俱发，贼舟多焚，所掠金玉珠宝及银鞘数千万，悉沉江底。群贼登岸走，旋奔川北，杨展率部追之。献忠虑各营家眷众多，不能急行，此皆历年抢掠而来，乃集众贼将共议，饬令将妇女尽杀之，献忠亦杀其妃嫔数百，死者数十万。献忠犹未已，恐川兵反，行次顺庆界。大阅，尽杀川兵，不留一卒。仅有都督刘进忠者一营，久自川北遁去，入秦降于虏。”
　　《蜀碧》记载：“（张）献忠闻（杨）展兵势甚盛，大惧，率兵10数万，装金宝数千艘，顺流东下，与展决战。”张献忠“携历年所抢”的千船金银财宝率部向川西突围，千船金银沉入江底，张献忠只带少数亲军突围成功。
　　彭遵泗《蜀碧•杨展传》载：“献忠忿展尽取故地，又怒川人之不服己也，大杀成都居民，率众百万，蔽江而下。展起兵逆之，战于彭山。”交战中，大风起，张献忠船队起火，杨展率数位前锋前往杀敌，张献忠军大败，当时江口两岸逼仄，前后数千艘船，首尾相衔，骤不能退。风烈火猛，势若燎原。“展急登岸促攻，枪铳弩矢，百道俱发，贼舟尽焚，士卒糜烂几尽，所掠金玉珠宝及银鞘数千百，悉沉水底。”
　　江口之战的结局是断绝了张献忠沿水路东出四川的路径，只得直面由汉中方向入川北逼成都的清军。
　　顺治三年（1646年）七月，为了北上陕西抗击清军，张献忠决定放弃成都。并“尽杀其妻妾，一子尚幼，亦扑杀之”。他对孙可望说：“我亦一英雄，不可留幼子为人所擒，汝终为世子矣。明朝三百年正统，未必遽绝，亦天意也。我死，尔急归明，毋为不义。”表明了张献忠联明抗清的决心。接着，分他兵为四部分，并命四将军各率兵十余万向陕西进发。九月间，张献忠率部离开成都，北上迎击清军。十一月，张献忠大军扎营于西充凤凰山。
　　顺治三年（1646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豪格派护军统领鳌拜等将，分率八旗护军突袭大西军。二十七日晨（大顺三年，1647年1月2日），清军隔太阳溪与张献忠军相遇，张献忠临急令大西军马、步两面抗击清军。而清军统帅豪格率大军继至，遣参领格布库等攻大西军右翼进攻，遣都统准塔攻大西军左翼。战斗激烈，清将领格布库等被大西军击毙，大西军亦遭重创。张献忠“初不为备，闻兵至，犹以为他寇，身衣蟒半臂，腰插三矢，引牙将临河视之。”此时已降清、响导清军入川的原大西军将领刘进忠为清将指点：“此八大王也。”清帅和硕肃亲王豪格发箭射之，张献忠中箭坠马，被部下抢回即身死，死时年仅四十一岁。张献忠死，大西军人心涣散，各路清军乘机猛攻，破大西军营寨一百三十余处，“斩首数万级，获马骡一万二千二百余匹。”大西军溃退后形成了四将军掌权的局面，后来为了获取南明的支持，而废除大西国号，大西政权遂成为历史。此是后话。
　　张献忠死后，他的部众“以锦褥裹尸，埋于僻处，而遁”。清军“求得发而斩之，枭其首于成都”。关于张献忠殉难的确切地点凤凰山，据后人考证，位于今四川省西充县城东南15公里处，东临多宝寺、太阳溪，西靠金山铺，面积约5平方公里，山上有150亩宽阔土地被人后称之“营房地”，据传是张献忠当年扎营的地方。凤凰山的东南面山岭叫“带箭岭”。相传是张献忠中箭后将士们扶他回营地途中身死之处。山顶东侧有一小丘，传为张献忠墓址所在。
　　这位八大王的传奇人生之旅至此结束。纵观张献忠的人生事业，大致有两次成就帝业的机会，一次是崇祯十六年（1643年）正月在武昌，张献忠始建大西政权，自称“大西王”。设六部和五军都督府，委派地方官吏治事，开科取士，授以州县官职。第二次是顺治元年（1644年）十一月十六日，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建国号“大西”，设置左右丞相、六部尚书等文武官员。颁《通天历》，设钱局铸“大顺通宝”，开科取士，授郡县官吏，封四个养子为王。
　　但这两次机会张献忠均未能把握住。在武昌因顶不住李自成、左良主两大军事集团的夹击，南走湖南。在成都三年立足不稳，两战败亡，其首战失金银，次战失性命。就张献忠能成就部分事业的原因来看，是这位八大王性格豪爽，驭下手段严酷，能使部分部众追随他。此他外善于用兵，特别是善于打运动战，以走制敌，常出敌后，穾袭不备，攻城略地，避实击虚，节节取胜。具体来说是：
　　张献忠从崇祯三年（1630年）米脂十八寨起反，直至顺治三年（1646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凤凰山阵亡，合十六年时间。在这十六年中，张献忠转战十六省，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在战术上，他善于使用骑兵，骑兵和步兵的比例是“马七步三”，主力部队“人人有精骑或跨双马”，“介马有付，去来如风，一日夜踔数百里”。每到一处，在缴获战利品中最重骡马，其他均不在意。因此史书称“献（忠）之行兵，其来也如风雨之骤至，其去也如鬼蜮之难知。故数月间或驰江北，或趋楚豫，蹂躏三省，令官兵追逐不暇，即孙子所云‘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避实击虚’之法。将帅坠其术中而不觉耳。”而张献忠运动战术获得成功的对手条件是：大明并非无良将，但崇祯帝刚腹自用，对手下薄尔寡恩，动辄因小错滥杀良将，以致从反面成就了张献忠的事业。
　　就这位“八大王”的失败因素来看，仅从军事角度来说，是其不会打防御战，只会进攻，不善守¬土，被围困于成都，两战便全军溃败阵亡身死，这一切都附合他“流寇”起义，破坏性大而不善建设新政权的持点。张献忠事业的先天弱点，也决定了他无法成就帝业。这一过程具体来说是：
　　张献忠在夺取重镇重庆进占成都后，没有注重后方防线的巩固，却忙于同李自成争夺川北，忽视了南明军队对于自己后防的威胁。自古以来兵家争夺取四川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从湖北武汉延长江经宜昌过重庆入川；另一条是由陕西汉中翻越大巴山脉入川，这也就是李太白《蜀道难》诗篇中所说的“蜀道”。从战略角度来说，张献忠为了巩固其在四川的统治，与李自成争夺川北，并不算错。他错的是未能重视在入川之初已被其击败的南明军队的残余势力的复起。张献忠在入川之初撤离重庆、进军成都时，没有部署足够的兵力设防，结果当年八月间（顺治元年，1644年）明将马乾击败大西军守将刘廷举，重夺重庆（一说1645年春，明将曾英突破川东防线，攻占了重庆，张献忠急派刘文秀反攻，被曾英打败。）。不久南明政权建立，命王应熊为兵部尚书，总督川、湖、云、贵军务；命樊一蘅为兵部侍郎，总督川陕军务，在纳溪设立幕府。当地民间武装群起响应，势大者有川东曾英、川南杨展、川西曹勋等，其他小股武装“拥众据城邑，保村落，驻山谷，拒险寨者不可胜数。”其对大西官员“投之火，沉之水，或生剥其皮”，“凡献忠所选府、州、县官，有到任两三日即被杀者，甚至有一县三四月内连杀十数县官者，虽重兵威之，亦不能止也。”这一局面导致大西政权的控制区域日益缩小，“其威令慑服者，不过成都前后十佘县耳。”而农民得不到安全保障，纷纷外逃，川西州县居民“逃散殆尽”，人民的外逃使得大西政权控制地区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成都成为孤城，粮食极度匮乏。
　　而随着南明地方武装的重振，大西军所建立的成都政权在淸军入川后，陷入被南明与凊军南北两面夹击的极其不利境地。当张献忠决意退出四川时，起初准备从水路重下湖广，但遭到南明军在彭山镇江口的堵截而失败。不得已从川北去陕西，但大西军在川北的将领骁骑营都督刘进忠已经投降了清军，带领清军进攻大西军，这便最终酿成了张献忠在西充凤凰山之战的兵败身死。
　　除了军争因素之外，导致张献忠所建立的大西政权失败，尚有着其他诸多因素。其一可归结为只会劫财，不会生财。
　　大西政权初立，宣布对西南各族百姓“蠲免边境三年租赋”，釆取严格的保甲法来稳定社会秩序。最初他依靠没收明官府和贵族的财产来支持财政，但在定成都后，急需修筑宫殿，而三国时蜀汉旧宫在张献忠初次入川时已烧毁，张献忠只能在蜀王府旧址进行重建，不久就耗尽了原先依靠没收明官府和贵族财产获得的钱财。为了稳定国家政权，张献忠必须学会从经济上管理国家，但他未能找到正确的方式。
　　为了解决大西政权财的政危机，张献忠先是设立铸钱局，铸造“大顺通宝”。但张献忠没有采取有力措施恢复生产，他也不会组织民众从事社会生产。随着南明地方武装的重振，大西政权的控制区域日益缩小，川西州县居民“逃散殆尽”。张献忠发行的“大顺通宝”再多，有钱买不到东西等于废纸。
　　除了铸造“大顺通宝”外，张献忠尚采取劫掠四川富人钱财的手段，来获取金银珠宝。参有关记载：“籍富民大贾，饬各州群籍内富民大贾，勤输万金，少亦数千斤，事毕仍杀之”。“又拘绅袍富室大贾，罚饷银皆以万计，少亦数千，不问其力足否，事甫毕，则又戮之如初。”被后人所熟知的“敲竹杠”出典，当与此事有关。讲得是张献忠入川之初，富户害怕被杀，将自己的金银财宝藏入竹杠内封存，装扮成穷人，抬着这些竹杠准备出城，结果被张献忠发现，用刀将竹杠剖开，金银珠宝均散落地上，被张献忠所得。但是张献忠在四川劫掠的金银珠宝再多，由于四川社会生产力受到了严重破坏，这些金银珠宝同样也买不到粮食与其他军需物质，因此并无实际用处。
　　而有钱买不到到东西，又派生了张献忠入川后所面临的最大难题，即如何解决数十万大军的军需问题，说得通俗一些是士兵的吃饭问题。张献忠军队原是“因粮于敌”，“饥则聚掠，饱则弃余，已因之粮，不知稼穑，地生之利，未问屯种”。但既然川西州县居民“逃散殆尽”，无人从事农业生产，张献忠军队必然乏粮。无奈之下，张献忠只得继续采用先前的杀人掠货的方式来抢夺川民的粮食，称其为“打粮”，所谓“打粮”，亦派军队四出强抢民粮。《蜀乱始末》记载：“献贼每五日十日发人采粮。”甚至路上行人端着一碗米，也“杀而夺之”。这自然招致了川民的反抗。而川民反抗，自然得杀人镇压，而张献忠“好杀”、“残暴”之名由此更盛。“打粮”所招致的自然后果是：张献忠兵锋所过，大部分四川的农民都逃入深山，大片土地撂荒，“民遂不耕”。
　　张献忠军队“打粮”不着，遇反抗必然要杀人，这样使把大西军置于整个四川民众的对立面。史书称：“逆(张献忠)残暴日甚，人知必死，凡有险阻，皆举义旗”，“起义兵斩伪令者所在皆是”。“由是献贼图霸之心尽隳，剿民之心愈切”。以“蜀人德不知怀，威不知畏”，“是惟尽诛之，始不起义尔。”从而走上了一条以暴易暴的道路，“令闭郡邑城门，悉行斩戮”；“屠成都民于中园”；“其杀鳅奴死，雪鳅死，贯戏死，刳腹死，边地死。士尽矣，及匠佣，及妇女，及僧道，及兵卒。人尽矣，及犬牛。物尽矣，又焚其殿，碎其砌，毁其屋，堙其井，平其城。二年之间，骨积成莽，血流成渠。”
　　一说张献忠大肆杀人是为了解决军粮问题，亦即“由于粮食奇缺，张献忠的部队不得已而杀人充饥。”而参之史料记载，张献忠确有食人肉的恶习。如：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张献忠克武昌府城，俘楚王朱华奎，将其处死，与部下分食其肉。相关记载尚有：“张献忠入驻四川后，看见小孩子就蒸了来吃，看见妇女就带回军营，让部众轮流聚淫，末了还将这些妇女的小脚割了下来，聚成一大堆，号称莲峰；然后架火烧毁这些小脚，名为点朝天烛。”张献忠还“喜嗜人肉，每立其人于面前，割而炙之，一举数脔。又破黄州时，拆其城，役及女子，指甲尽落、血横流，拆罢仍杀之。”
　　综这些记载来看，张献忠确有杀人食肉的恶习，且其入川称王之后，仍未改除为盗贼时所养成的恶习。此外古时守城战争，城内粮食不足而杀人食肉的现象并非孤例。最有名的战例是唐张巡守雎阳事；此外李定国1654年三月围打广东新会之战，围城半年，城中清军粮草耗尽，下令屠杀百姓为食，“略人为餔食，残骼委地，不啻万余。”等等。但是问题在于：张献忠在四川大肆杀人，究竟是为了解决军粮不足问题，还是先天个性残忍、以杀人为快，则是另一值得讨论的问题了。但有一点是无疑的，即当成都已成为无粮可吃的孤城时，为了避免被困死，张献忠必须率兵出川。当张献忠无奈之下准备携带已劫掠的金银珠宝顺长江水路出川时，却在彭山县江口镇“老虎滩”一带，遭到川西南明杨展军队的突袭，张献忠大败，千船金银珠宝大多沉落江中，张献忠被迫退回成郡，此事已见前述。
　　而在此后的许多年代中，人们都能从江口镇“老虎滩”处打捞上张献忠当年的沉银。最近一次是2005年4月20日，彭山县城建引水工程，施工队在岷江“老虎滩”河床上用挖掘机开挖铺设管道的沟槽时，一铲就铲出一捆共10枚银锭，银锭上铸造时打上的“崇祯十六年八月，纹银五十两”字样清晰可见。而2017年1月开始的彭山江口沉银水下考古工作，在为时两个多月的时间中，先后打捞出水文物超过1万件，确证了三百多年前“张献忠江口沉银”传说的真实性。
　　当然张献忠在四川劫银，不可能都在江口之战中沉入岷江中，另一部分银两，当在张献忠凤凰山战役失败、被其部下在撤离四川的仓促过程中，埋入地下。迄今成都民间流传着一首民谣：“石牛对石鼓，银子万万五。有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传说说得是张献忠兵败退出成都时，把“大西国”的金银财宝秘藏起来，为了将来能找到所藏之宝，便设计了石牛和石鼓作藏宝记号，谁发现了石牛石鼓，就有可能找到“大西国”的神秘宝藏。一说是大西军士兵使岷江改道，在河床上挖深沟，埋入金银，上铸金属封盖，再恢复岷江旧河道等等。或许后人有一天真能找到这一笔巨额财富。
　　导致张献忠所建立的大西政权失败，除了军事因素与经济因素之外，张献忠的人格缺陷也可以归结为原因之一。亦即这位“八大王”缺少仁者之心，有着一般“山大王”共有的缺点，好淫，好杀，生性残忍。在旧史书、明清文人笔记中，留下了很多不利于这位“八大王”的记载。具体来说：
　　一是好淫，不尊重妇女人格。
　　据记载，张献忠原有妻室，在成都登基后，又从抢来的女人中挑选了300个，作为妃子，养在后宫。其中受到恩宠的约有二十余人，但这些女子在后宫中都只准穿上衣，不准穿裤子。此外，张献忠又阉割了一批孩子当太监。
　　张献身边的女人基本无好下场。参有关记载：“十三年闰正月，良玉击贼枸坪关，献忠遁，追至玛瑙山。贼据山拒敌，良玉先登，贺人龙、李国奇夹击，大败之，斩首千三百余级，擒献忠妻妾。”“十四年正月，……陷襄阳城。献忠缚襄王翊铭置堂下，属之酒曰：‘我欲借王头，使杨嗣昌以陷藩诛，王其努力尽此酒。’遂杀之，并杀郧襄道张克俭、推官邝曰广，复得其所失妻妾。”顺治三年（1646年）七月，张献忠为了北上陕西抗击清军，决定放弃成都，并“尽杀其妻妾，一子尚幼，亦扑杀之”。他对孙可望说：“我亦一英雄，不可留幼子为人所擒，汝终为世子矣。明朝三百年正统，未必遽绝，亦天意也。我死，尔急归明，毋为不义。”一说是：张献忠把自己的数十妻妾和年幼的儿子统统杀掉。仅留了20个后妃。
　　张献忠的皇后姓陈，传为明末大学士陈演的女儿。其得已成为张献忠的皇后，参有关记载，其大致过程为：
　　崇祯十七年（大顺永昌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清晨，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帝前往景山自缢，明亡。李自成入住紫禁城，封宫女窦美仪为妃。从二十七日起，李自成军开始拷掠明官，规定助饷额为“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道科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刘宗敏制作了五千具夹棍，“木皆生棱，用钉相连，以夹人无不骨碎。”“凡拷夹百官，大抵家资万金者，过逼二三万，数稍不满，再行严比，夹打烧烙，备极惨毒，不死不休”，“牵魏藻德、方岳贡、丘瑜、陈演、李遇知等，勋戚冉兴让、张国纪、徐允桢、张世泽等八百人追赃助饷。”“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掠抢民财者也”。在这一场浩劫中，京城京官或官属，死亡数约在1600余人。身为大学士的陈演，自然不免于难。而陈演的女儿则乘乱逃出京城，不知何因落入张献忠军中，被士兵献于大王。“十七年。献忠遂僭号大西国王，改元大顺，冬十一月庚寅，即伪位，以蜀王府为宫，名成都曰西京。”这样陈演的女儿便成了张献忠的皇后。
　　张献忠如此残酷地对待自己身边的妻妾，说明他毫不尊重妇女的人格，把身边的女人只是当做自己的玩物。当然陈皇后与幼太子，当时还是留了下来，据笔者考辨，她们死于后来大西军将领发动的兵变之中。张献忠如此残酷地对待自己身边的妻妾，自然削弱了他能够成为国主的道德形像。
　　二是嗜杀，这点是导致张献忠败亡的直接原因。
　　前已述及，张献忠进驻成都后，为解决军粮问题，让士兵四出“打粮”屠杀民众事。但出自史书的记载，张献忠嗜杀，更多的是出自于发泄性恶的一种乐趣。据《明史》所记：献忠“性狡谲，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这无疑是张献忠自当山大王开始，留下的嗜习。
　　见于史书的记载：崇祯十四年（1641年）二月，张献忠克襄阳，将所俘襄王朱翊铭和贵阳王朱常法等处死。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张献忠克武昌府城，俘楚王朱华奎，将其处死，与部下分食其肉。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月，张献忠军占领杨嗣昌老家常德府武陵县，为清算杨氏父子及其家族“罪行”（实为报复报复杨嗣昌曾带兵追剿并十日，张献忠克重庆，擒从汉中逃来的瑞王朱常浩、巡抚陈士奇、兵备副使陈纁、知府王行俭等一批明宗室和官僚，均杀之。
　　崇祯十七年七月初四，大西军从重庆出发进攻成都，一路上先行招降，不降则发兵进攻。把顽抗的明军士兵剁去一只手，让他们通告全川各州县：“但能杀王府官吏，封府库以待，则秋毫无犯。由是所至官民自乱，无不破竹下者。”“搜求仕宦及起送卫所世职，皆杀之”。《蜀龟鉴》载：“致仕按察祖浩正衣冠，骂贼以死；致仕大理寺正王秉乾骂贼死；新繁诸费经世与贼将有旧，欲官之，以坚辞见杀；汉州诸生陈元鹏，贼执不屈
　　这里所述的，是张献忠如何杀戳自己的政冶对手。但见之于史料或民间的笔记，张献忠嗜杀，不只是杀自己的政治对手，同时也杀已归附自己的知识分子、降官降兵，对于不肯执行这一杀戳命令的己方将士，也一并杀戳。
　　《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七•流贼传》记载：“诡开科取士，集于青羊宫，尽杀之，笔墨成丘冢。”
　　而据考，张献忠共搞过三次科举考试。张献忠的科举取士是带有强制性的。如果不去参加，便要受到严惩，“妻子没入营，十家连坐”。考试之后，“已中者不得宁家，未中者不得在乡居住，以为秀才在乡造谣生事，并家眷尽驱入城中，十人一结，一家有事，连坐九家”。《蜀碧》引《寄园寄所寄》说张献忠开科取士得武状元张大受，“年未三十，身长七尺，颇善弓马……仪表丰伟，气象轩昂”。张献忠见后大喜，赏赐金银器皿并美女、田宅、家仆。然而不到三天，张献忠突然对臣下说：自己太喜欢这个状元了，一刻也离不了，必然要误大事，竟派人把这位新科状元连同其赏赐的美女、家仆一并赐死。张大受死得不明不白。顺治二年十二月，张献忠开设“特科”，前来赴选的进士、举人、贡士，被张称为“谋图不轨”，一次屠杀至少有5000人之多。
　　现存明清史料或文人笔记，尚记载了张献忠屠蜀或屠杀一般城镇时，不分男女老幼、职业特点，一并杀戳、烧屋的野蛮场景。
　　顺治三年（1646年），肃亲王豪格和吴三桂率清军由陕南入川，攻打张献忠的大西军。顺治四年（1647年）七月，张献忠撤离成都，北上与北清军作战。临走时下令屠城，并将全城放火烧得干干净净。沈荀蔚《蜀难叙略》记载说：“王府数殿不能焚，灌以脂膏，乃就烬。盘龙石柱二，孟蜀时物也，裹纱数十层，浸油三日，一火而柱折。”同年十一月，张献忠正在西充屠城，大西军被清军包围，张献忠匆忙岀城迎战，被清将射死于西充县北的凤凰山。
　　《客滇述》记载：“贼兵之樵采（打柴）者，尽入城中，拆毁房屋以为薪。又发兵四出，搜各州县山野，不论老幼男女，逢人便杀，如是半载。八月，献忠毁成都城，焚蜀王宫殿，并焚未尽之民房。凡石柱亭栏，皆毁之；大不能毁者，更聚薪烧裂之。成都有大城小城，本张仪所筑，汉昭烈帝修之。甃以巨石，贯以铁絙，壮丽甲天下。宫殿之盛，亦不减京师。至是，尽为瓦砾矣。献忠又令其众遍收川兵杀之，及其妻子男女，惟十岁以下者仅留一、二。”十日，大西军驱赶百姓到成都东门外九眼桥屠杀，刽子手将要举刀时，天空忽响炸雷三声。张献忠怒斥苍天道：“你放我到人间来杀人，今天为什么用雷来吓我？”命令士兵驾起大炮，对天空连放三炮。这一天，被杀者无数，尸首塞满了河道，九眼桥下的锦江也因此断绝。《明史.流贼传》谓：“坑成都民于中园。杀各卫籍军九十八万。”
　　《蜀碧》记载：张献忠“年十五以上杀之，各路汇集所杀卫军七十五万，新军二十三万六千，家口三十二万。”《后鉴录》记载：张献忠“先检各卫军及在营新兵年十五以上杀之，会计各路所杀卫军七十五万有奇，兵二十三万有奇，家口不计，乃次杀民之诸生，释道及堪舆，医卜有材技者。凡三十余万，家口不计”。《后鉴录》又记载张献忠“四路屠蜀”：“自成都起由城北威凤山至南北桐子园绵亘七十余里，尸积若丘山。其妇不胜杀，则引絙而批于水。岁丙戍元日，命四将军分路草杀。五月，回成都，上功疏：平东一路，杀男五千九百八十八万，女九千五百万；抚南一路，杀男九千九百六十余万，女八千八百余万；安西一路，杀男九千九百余万，杀女八千八百余万；定北七千六百余万，女九千四百余万。献忠自领者为御府老营，其数自计之，人不得而不知也。”
　　2014年12月，在四川巫溪县古路镇玉家洞发现了当年张献忠屠蜀的遗迹，在山洞中，堆积着成千上万块人骨。据村里老辈人回忆袓辈相传的传说：张献忠曾率部转战大巴山地区，途经巫溪古路镇，杀人成疯，所经之处多有死伤状况发生。
　　另有明末遗民彭孙贻作《平寇志》谓：张献忠在安徽凤阳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士民被杀者数万，刨孕妇，注婴儿于槊，焚公私庐舍二千六百五十余间。”是年张献忠攻克安徽和州，“是时杀戮惨毒，有缚人去淫其妻杀之者；有趋人父淫其女而杀之者；有裸孕妇共卜腹中婴儿男女刨验以为戏者；有以大锅沸油掷婴孩于内观其跳跃啼号以为乐者……所虏子女万千，临行不能多带，尽杀儿趋，暴残恒古未有。”另有《绥寇纪略》说大西军破武昌城后，将“男子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录为兵，余连项就戮，贼持刀者腕为脱，乃佯开汉阳门纵之去，门逼水，人嚣呼蹈籍，铁骑围而蹙之江中，自鹦鹉洲达于道士洑，浮胔蚁动，水几不流逾月，人脂厚累寸，鱼鳖不可食。”
　　这些记载，展现了张献忠攻城略地后肆意杀人的严酷性。据传张献忠在攻打渝城（重庆）时，在城外的庙里驻扎，强迫庙中和尚吃肉，当时有个叫破山的和尚说，只要大王攻城后不屠城，我就吃肉。张献忠答应了他。于是破山和尚一边吃肉，一边说道：“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这便是此典的出处。但根据真实的历史记载，张献忠在打下重庆城后，未曾遵守自己的诺言，而是“尽屠其城。间有避匿得存得，查出复断其手”。攻成都，数日不下，攻陷后“屠城三日，贵贱同尽。惟少艾妇女为营伍所匿者暂得免。”
　　而据有关记载，张献忠的严酷杀戳手段，不只是用来对待政冶对手、被强返参考的书生、被攻克城市中的普通民众，同时还被用来对待自己的下属。
　　《蜀碧》记载：担任张献忠大西政权的高级官吏，如右丞相严锡命，家住在绵州，张献忠路过那里，“见宅第壮丽，即命斩之”。礼部尚书江鼎镇，“以郊天祀版不敬”，被杖责百下而死。兵部尚书龚完敬“以道不治，剥皮死”。部将孙可望打了胜仗，引兵从汉中还成都，有部分官员前往郊外，“连名状迓之于郊，献忠怒其沿前朝陋习，按名棒杀者两百”。“忽一日杀从官三百”，有人劝诫他不要杀得太多，张献忠说“文官怕没人做耶！”“祭酒某生辰，以受诸生仪一百钱，论死”。夹江生员王志道能一笔写出一个斗大的“帅”字，张献忠即说：“尔有才如此，他日图我者必尔也！”于是便杀了他来祭旗。
　　尤为恶劣的是，张献忠强迫自己的部下要象他一样滥杀欠辜，不杀或少杀者死。史书谓：张献忠“创生剥皮法，皮未去而先绝者，刑者抵死。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贼将有不忍至缢死者。伪都督张君用、王明等数十人，皆坐杀人少，剥皮死，并屠其家。胁川中士大夫使受伪职，叙州布政使尹伸、广元给事中吴宇英不屈死。诸受职者，后寻亦皆见杀。其惨虐无人理，不可胜纪。”
　　张献忠极不信任投降自己的前明官吏，“凡内外各伪文武官，偶有小过辄斩之。重则剥皮，实以稿而衣冠之。”他派遣四将军往各府县出击，遇人就杀，叫做“草杀”。他在府中养了几十头藏獒，每天集结部下朝会之时，便放出藏獒去嗅那些投降自己的前明官吏，被藏獒嗅到者立即拉出去砍头。张献忠乐此不疲，称这为“天杀”。
　　以上所述，是见之于史书及明凊文人笔记所记的、张献忠石在屠蜀过程及在其他战役过程中的种种杀人暴行。概而言之，这些杀人暴行具有手段的严酷性、对像的广泛性以及主观随意性的持点。亦即杀戳手段，砍头、剖腹、剥皮、抽筋、油炸等等无所不用其极。对像除政治对手、与李自成争夺四川时支持李的群体、普通平民百姓外，兼及“僧道医卜百工技艺之人，或找斋醮，或考试，或兴大工之类，悉诱之杀之。”至于杀人动机，则全凭一时好恶。如此杀人法，不只是使他的政冶对手、普通民众恐怖，同时也使他的追随者人人自危，心怀貮意。这便导致张献忠在四川所建立的大西政权断难持久。
　　必须指出的是，张献忠在攻占四川过程中所犯下的种种杀人暴行，给当时的四川社会生产发展，造成了极其重的后果。在张献忠死后12年（1659年），四川温江县曾清查户口，发现全县仅有32户人家，其中男丁31名，女丁23名，“楱榛莽莽，如天地初辟”。当时民谚谓：“岁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红”，“流流贼，贼流流，上界差他斩人头。若有一人斩不尽，行瘟使者在后头”。另有不少史学家在调研后发现：近代四川人很少有土生土长的，几乎都是从外省迁来的。如成都周边的所谓上五县——新津、大邑、崇庆、郫县、都江堰的老四川人，就基本上由“湖广填四川”而来。张献忠死后，清朝官员到成都来接管，在城内竟然找不到作衙门的屋舍，不得不临时将省府衙门改设在保宁府（今阆中县）。一直到顺治十六年（1659年），省府才迁回成都。那时全川人口大约才八万，十里不见人烟。成都全城居民才数十户，闾巷不存，旧街难认，到处丛莽，兔走雉飞。有人站在南门城墙上，一天之内看见锦江对岸先后有13只老虎出没，也就是说，经历了张献忠屠蜀之后，四川人几乎都被杀光了。
　　当然，在阐述张献忠在攻占四川过程中所犯下的种种杀人暴行时，有一个学术问题是不能不探讨的，亦即献忠在屠蜀过程中究竟杀了多少人？毫无疑问，张献忠在屠蜀过程中的杀人数被大大扩大了。因为根据官修《明史》所记，张献忠在四川杀人有六万万（6亿）人之多；而据毛奇龄所记的张献忠“四路屠蜀”的数字相加，被屠杀的人口竟接近7亿人。但据有的近代历史学家推测，中国在明万历年间的总人口仅一亿二千万至两亿之间。
　　一说“张献忠灭后，旗兵在川，……彼时川人不甘服旗人权下者，逃往地方，聚集人马抵抗旗兵，如此约有十载。迨至一千六百六十年间，川省稍定，始行设官。……此时四川已有复生之景象，不幸又值云南吴三桂之乱，连年刀兵不息。自一千六百六十七年至一千六百八十一年，一连十五载，川民各处被搂，不遭兵人之劫，即遇寇盗之害。……四川际此兵燹之后，地广人稀。”言下之意是：明清之际四川人口的大减，不应该由张献忠一人负责，而是应该由清兵与与吴三柱共同负责。
　　但这些辩词只能说明张献忠在四川没有杀哪么多人，却不足以解脱张献忠在四川曾犯下的杀人罪行。据近人流沙河考证，成都历史上有3次大屠杀。第一次是在两晋之交，蜀西氐族豪强李特，纠合流民2万余人，自称镇北大将军，扯旗造反，陷广汉，围成都，入城大屠杀。第二次在宋元之交，元朝灭南宋，两度陷成都，先后大屠杀，“城中骸骨140万，城外者不计”，其作恶又胜过李特父子。第三次是张献忠空前绝后的屠城，明末崇祯十七年（1644年）阴历八月初九，张献忠陷成都。入城，张献忠下令屠城3日。3日过了，停止大杀，只每日小杀百余人以树威。另有一条较有说服力的证据是：明万历六年（1578年），据官方统计，四川省“户二十六万二千六百九十四，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但到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四川“通省之户口，总计仍不过一万八千九十余丁。”若把妇孺估算在内，设每丁折合五人，也只有九万余口。也就是说：在明清之际，经张献忠统治后，素有“天府之国”之称的四川省，人口的锐减是惊人的。从而自清初开始，中国社会出现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湖广填四川”的、历史上有名的大移民现象。
　　概而言之，张献忠占领四川后大量杀人，造成了三大恶果，一是社会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出现出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现象。以致张献忠在四川无法立足，在张献忠试图出川的过程中，先败于南明曾布军，后败亡于清军。此已见前述。《明史》谓：“盗贼之祸，历代恒有，至明末李自成、张献忠极矣。史册所载，未有若斯之酷者也。”
　　恶果之二是张献忠在四川丧尽民心，特别是丧失了知识分子对大西政权的支持，失去了道义力量，导致大西军在军事斗争中节节失利。张献忠如此滥杀无辜，导致“成都百里外，耰锄白梃，皆与贼为难”，使得大西政权更加孤立无助。
　　恶果之三是导致大西军队内部的分崩离析。因为张献忠嗜杀，不只是杀对手，同时也杀自己队伍中的人。张献忠驻扎金山铺时，欲肃清新附不坚者，骁骑营都督刘进忠劝谏他不要乱杀元辜，张献忠不纳，反调刘进忠回金山铺会剿，刘进忠疑之，遂北走投清军，成为清军入川的向导，这是导致张献忠后来阵亡的直接原因。由此可见张献忠泛杀无辜的重要后果是丧尽军心，而导致自我事业的败亡。
　　以往有些近人历史著述，往往将张献忠写作是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甚至是将他当作农民起义军英雄来歌颂。但综全部有关记载张献忠的历史文献来看，这些叙说距离张献忠真实的道德形像相差甚远，张献忠充其量也只能是当时代一位较为成功的饷马首领。能够证明这一立论的依据最起码可举出三点：
　　其一，从张献忠杀人的广泛性来说，他代表的根本不是农民阶级。
　　其二，从张献忠杀人所使用的手段的残酷性来看，完全不具备一个农民领袖应有的仁爱胸怀。史书谓：张献忠曾“令闭郡邑城门，悉行斩戮”；“屠成都民于中园”；“其杀鳅奴死，雪鳅死，贯戏死，刳腹死，边地死，士尽矣！及匠佣，及妇女，及僧道，及兵卒，人尽矣！及犬牛，物尽矣！又焚其殿，碎其砌，毁其屋，堙其井，平其城，二年之间，骨积成莽，血流成渠。”而据考，张献忠屠杀手段，除大砍大劈一般杀法外，还自创多种杀人法，用在不同人的身上。对于妇女，除掳去少数年轻女子充当营妓外，其余的怕累及军心，全部杀掉。后期兵败溃退，粮草匮乏，则杀妇女腌渍后充军粮。如遇有孕者，则剖腹验男女。对怀抱中婴幼儿，将其抛掷空中，下以刀尖接之，观其手足飞舞而取乐，命名为“雪鳅”。稍大一些的儿童或少年，则数百人一群，用柴薪点火围成圈，士兵圈外用矛戟刺杀，看其呼号乱走以助兴，命名为“贯戏”。
　　其三，从张献忠所建立起的大西政权的统治秩序来看，其恐怖程度超出中国历代暴君所建立起的统治秩序。根据《蜀难叙略》记载：“城门出入，必有符验登号甘结，犯则坐死者甚。众入城者面上犹加印记，若失之，则不得出，其后惟听入而禁出矣。”张献忠又广开告密之法，派人潜伏探查民间言论，“两三偶语，或夜中灯火，及夫妻子女语言间稍涉不吉，若未平、不稳、断绝、死败之类，次日并左右邻里十家皆斩之……其有不及报，而为他处发觉者，则并查事人亦诛之。”张献忠还立剥皮、连坐之类的酷刑，对行刑者，如果“剥未毕而死”，就连行刑者也一起给杀了。“凡有犯，始杖百笞千，次重割耳鼻，次重断手足，次斩，次凌迟，次割如鹅眼大，以五百刀为限，数满释之，极重剥皮……”“凡碑碣坊梁以大明、大顺纪年者诛。及一方文字称谓有误及献忠一字者十家连坐”。张献忠自以为“蜀人负朕，恨入骨髓”，敌我不分，首从不问，自杀军士，确定军队要屠的有三等：“其一系川人，在川应募者，有系川人而在他省投充入伍者；其二系他省人而在他省投充入伍者，有系他省人而在川中随营者；其三有系明朝官兵者；有系阵前俘获者，又有系夥并响马内收入者，俱当尽诛。”
　　中囯历代刑法，以秦为酷，因此有“暴秦”之称。而从张献忠所建立起的政治秩序的残酷程度来说，远超出了当年的秦法，因此综上所述，张献忠实以自己的政治实践，将其推至握掌极权的、前无古人的暴君之颠。而张献忠的真实人格形像说明：当一个人的权力到达顶颠而又无任何制约力量的话，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是多么的危险，因为其破坏性足可以毁灭一整个社会。当然，张献忠的暴行却从反面教育了他的四位养子——孙可望、李定囯、刘文秀与茏奇能，使他们明白了一个基本的道理，即靠杀人是不足以维持一个政权的，当他们离开张献忠远去而开展自己的政治活动时，没有人再犯同样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