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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章 朝廷与世家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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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注:今天加更一章,本章着重在于介绍两汉赋税制度,可能略显枯燥,不感兴趣的小朋友可以酌情略过。)
  两汉前前后后四百余年,向官府隐瞒人口的事情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秘密。
  在如今的生产力水平之下,人口和土地,就是最大、最宝贵的生产资料,若是两相比较,人口较之土地的作用更甚。
  因为人口多了,就可以开垦更多的土地,人口和耕地多了,就应当缴纳更多的赋税。
  所以,在以农耕经济为根本的古代中国,衡量一个国家实力最重要的依据,就是人口与土地。
  而这所谓的人口与土地,都是登记在册、有据可查的。
  只有登记在册的人口,才需要缴纳赋钱,而只有在衙门的档案中有据可查的耕地,才需要缴纳税款。
  所谓赋税,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概念。
  赋,指的是人头税,分为口赋和算赋,凡十五岁至五十六岁的成年男女,每人每年需要缴纳一百二十钱,称为一算,故叫做算赋。在名义上,算赋用作购置车马兵器,上交大司农,是汉朝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项目之一;而口赋是专对七岁至十四岁的儿童所征收的人头税,每人每年缴纳二十钱,属于皇室收入,所得需要上交少府。
  当然,无论是算赋还是口赋,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其缴纳的数额和年限都会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发生变化。
  前汉文帝时期,朝政清明,将成年人需要缴纳的算赋从一百二十钱降为四十钱,大大降低了普通百姓的负担,人口因之大增;而到了汉武帝时,因为朝廷需要应对与匈奴的战争,故又将算赋升到了一百二十钱,而将口赋的起征年龄从七岁调整到了三岁,征收额度则提高到二十三钱。
  而至于税,此时指的多是需要上交给朝廷的田税。
  终东西两汉,田税的税率最高时为东汉光武帝初年的什一税,亦即取每亩所产粮食的十分之一,作为田税。而大多数的年份,则为三十税一,直到献帝建安九年(204)曹操平邺,才改为亩税四升。
  因此,纵观整个中国历史,两汉的税率相对来说是较轻的,然而正是这种较低的田税,反而给普通农民或佃户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因为,相对于这种较低的田税,算赋和口赋,乃至沉重的兵役和徭役,才是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的大山。
  朝廷所以要一再清查人口,当然是因为有人隐瞒人口,许多破产的农民托庇于豪门大户造成的。
  众所周知,小农经济是极其脆弱的,雨水不调或者家人的一场大病,就会造成小农的破产,而破产后的老百姓为了活下去,为了躲避口赋和算赋,躲避兵役和徭役,便不得不拜入豪门大族的门下,成为与编户齐民相对的所谓隐匿人口。
  隐匿人口只需要向地主缴纳佃租,却不必给朝廷缴纳算赋和口赋,也不必服兵役与徭役,每当灾荒之年,有心计、有良心的地主还会主动降低佃租,凭着这个获得好名声的比比皆是。
  对于豪门大户来说,庇护失地的农民,非但可以给自己带来好名声,大大提高自己在乡里的声望和地位,还可以给自己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因为豪门大户即便是田连阡陌,却不可能自己去耕种土地的,他们当然需要雇佣失地的农民作为自己的佃户。因为他们赏了失地农民一条活路,又使他们躲避了需要缴纳朝廷的算赋和口赋。因此,虽然朝廷只收取他们土地产出的三十分之一作为田税,而转过头来,却要向租种他们田地的农民收取所产十分之五、亦即一半的田租。
  所谓:“官收百一之税,民输泰半之赋(此处指向地主交地租)。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
  谁能想到,种地竟然也可以是如此暴利的行业?当初丁灏了解到这些消息的时候,简直惊出了一身冷汗。
  正是因为这种不用耕作便能坐收极大利好的经营方式,愈发刺激了大豪强地主的贪婪欲望,促进了他们兼并土地的贪欲,许多道德沦丧而缺乏同情心的豪族地主便利用灾年千方百计地促使自耕农民破产,以极低的价格买进他们的土地,然后再将土地租种给他们,从而扩大土地兼并规模。
  这最终使大量自耕小农沦为租佃农民或依附农民,从而促使西汉中期及东汉中期以后土地问题日趋严重。
  可以说,每一场天灾,在此时都是豪门大族兼并土地的饕餮盛宴,而隐匿人口,则是朝廷与世家豪族博弈的战场。
  所谓清查人口,朝廷当然想做,可即便是朝廷,也不是想做就能做得来的。
  朝廷和天子,在洛阳,他想要掌控整个帝国,考的是往各地派遣的官员,中间一层是郡守和郡丞,最基层的就是县令和县丞。
  然而,豪门大族盘踞地方,几代人经营下来,根深蒂固,各种关系盘根错节,其家中更不乏在地方上的衙门为官、为吏员之人,因此他们在地方上的影响力也是无与伦比的。
  这就造成了一个问题:无论是县令、县丞,还是更高一级的郡守和郡丞,想要坐稳官位,必须要获得当地豪族的认可,否则不要说按时征收赋税,其政令怕是连衙门也出不去。
  历史上著名的刘表单骑入荆州,就是很好的例子。
  刘表这个荆州刺史是时任太师的董卓推荐的,可因为兵祸连结,他竟然无法上任,所以不得不匿名独身赴荆州,方才得以上任。
  然而,即便是上任也不一定能控制住局势,刘表是获得当地豪族中的实力派,庐县人蒯良、蒯越及襄阳人蔡瑁的支持后,才逐渐站稳脚跟的。
  在东阿县县衙发布的公文中,要清查人口,这分明是要捋东阿县豪门大族的虎须,是所谓的与民争利。
  可是,所有的政策,都是要人来执行的,要怎样执行,要查谁,不查谁,这个自然是县衙说了算的。
  豪门大族虽说势力庞大,可具体到一家一户,毕竟还是要给予县衙应有的尊重,县衙毕竟是代表朝廷的。
  薛家为了补充建筑庄园的人力,正在大力招募流民,这些流民,自然是作为隐藏户口的。
  因此,这所谓隐匿人口的问题,县衙不查则已,一查一个准。而若是只查薛家,放任其他家族不管,那么没有人会站在薛家一边。
  这正是薛房所以如此紧张的根本原因,若是县衙真这么干,非但丁灏扩大建筑业务的事情要泡汤,恐怕薛家也会被东阿县豪族孤立起来,从此不容于乡里。
  这个计策,果然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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