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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都曾这么思索，
对于人生这愚昧的苦役，
就应该像尸骸一样将它抛弃。
然后，
太阳的光辉就会照过来……
——三岛由纪夫
最近脑子混沌的时间越来越久了——可能是药物的原因。
我本想在结束课程后，去陈彦林推荐的医生那里看看，可意外总与我不期而遇。
在技术一处闲了将近四个月的功夫，那位中将终于舍得结束他的印尼之行，正式接见我。
回到局里的第一天，他吩咐人叫我过去。
“我听说，你和阮文越很熟悉？”
我第一次进他的办公室，檀木根雕摆满了整个收藏柜，样样价值不菲。
“将军认识阮文越？”
“阮氏可是东南亚的望族，我又怎么会不认识业斌先生。”
“只是同学，”我不太喜欢提起阮文越，二代公子哥总是给我不太好的印象，“关系很普通，算不上熟悉。”
“是么？”他的语气饶有兴致，神色却故作不在意，“从你这几个月的通话记录上看来，似乎和阮文越最频繁，关系可并不普通啊！”
大部分是阮文越主动联系我。
在我去中亚学术论坛会前的一段时间里，他总像躲避瘟疫一样躲着我。
不知道这当中发生了什么，那时也因为要准备中亚交流研讨会的内容，并没有太理会他。
动身前，他莫名其妙地来机场送行，留下句：“Shaw，我会帮你的。”
帮我什么？
我直到现在也不明白他这句话的意思。
回国那天，这家伙不知又抽什么风，居然带着一把枪来，作为迎接我的礼物。
美国时常发生枪击案，他希望这个礼物能保我平安。
礼物有些不可思议，倒也算尽心。
在我同理查德先生出国前，曾看到美联社报道本校发生的一起枪击案，死了八个人，一个持枪匪徒，七个学生。
轰动很大。
可我似乎没有什么印象。
或许枪击案发生时，我正在市区医院做实习工作。
“这把枪，哪儿来的？”
郑怀民拿出一张照片，是那把德国HKP7。
“阮文越的，将军，”我实话实说，没必要骗他，“在美国那种地方，持枪很正常。”
“可这是军方专用的，”他的手指在照片上敲了敲，“他怎么会有美国军方专用枪支？”
“这您得问他，毕竟枪的原主人不是我，”他的帽檐压得有点低，眼神飘忽难以捉摸，“而且，这把枪已经不在我身上了。”
“哪儿去了？”
“遗失了。”
我没有撒谎。
整理校舍时，我遗失了很多东西，包括这把枪。
郑怀民似乎不太相信我这番说辞——我也不想做过多解释。
“那真是有点可惜呢！”他不再提及关于枪的话题，“这里的一切，习惯吗？”
不知道他是否清楚，我已经在这里工作四个多月了。
“习惯，”我站起来，稍微向他鞠一躬，“承蒙将军关照，二哥也很尽心，不胜感激。”
他点了一根尼亚塔巴，眯起眼睛：“老范跟我说，他们刑事科学院那边法医学课程的教员一直空缺，点名要一局的首席法医去，你名气不小啊！”
压在那张照片底下的一份文件，是教员任职书。
范奎亮，安江公安部安全五局总负责人。
完全由不得我考虑，不过，无所谓。
在这里闲了这么久，每天按部就班打卡，实在无聊。
“多谢抬爱，我什么时候去？”
“明天，”那根尼亚塔巴的烟灰快掉下来了，他没有要丝毫掸落的意思，“工作方面，还是以局里的案子为重。”
“是。”
上面这番对话发生在两周前。
刑事科学院直属安江公安部，由安全五局管辖，是公安部的人才培养基地。
以年满十八周岁，并且有过兵役史的人员为主要招收对象。
五年本科制，四年学业课程，一年岗位实习，毕业后可直接进入警局工作，想要转为正式编制的警员，还需通过一系列考试。
我向教习犯罪心理学的教员提及精神欠佳的烦恼。
他叫陈彦林，没什么背景，好像才调来不久，目前还只是编外人员。
刑事科学院的犯罪心理学课程设置的并不多，这位陈教员大部分时间，也基本不在学校。
警察学校的学生，可不像传统大学里的。
他们当中大部分已经进入社会滚了一遭，好的坏的都沾染过。
要管理这么一群擅长惹祸的毛头小子，不轻松。
陈彦林本人就深有体会。
他曾经遭受过学生们的各种恶作剧，比如被设计绑在团花树上——他有恐高症。
校内种植的团花树，每一株至少四米高，是恐高患者的噩梦。
我不知道该用愚蠢还是真诚来形容他。
或许，善良更贴切。
虽然这个词通过我的口说出来，总感觉很不搭，但请注意，这个词在我这里，毫无褒义色彩。
我脾气不太好——之前有说起过这件事。
导致大多数同僚认为我是个眼里没人、自高自大的家伙——确实我眼里没人，但不是因为自高自大。
我厌烦社会交际，不管是什么样的社会交际，都让我厌烦。
只有刑侦科里的那几位同事，能容忍我这么一个眼里没人的讨厌鬼。
在这所学校，从校管理人员到学生，没人在我面前多说一句废话。
于他们而言，我是个自大且脾气古怪的人——没有人愿意和这样的人相处。
除了陈彦林——他像极了阮文越的翻版。
一水的亚洲相貌，不过陈彦林的身形偏瘦弱，比阮文越更显谦卑。
他给我推荐过一家音乐体验馆，建议我通过放松心情的方式来调节精神状况。
我尝试过了次，没有丝毫缓解。
我变得很健忘，经常忘记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或是忘记东西放哪儿。
明明大多数时候，我清楚地记得东西被收在某个特定的地方，可往往最后是在不同的地方找到。
我怀疑自己可能得了梦游症。
陈彦林也曾经尝试通过催眠的方式，测试我是否真的有梦游症。
事实是，我不光没有梦游症，而且没有任何精神或心理上的问题。
后来，陈彦林向我推荐一名心理咨询师。
那张名片上设计得很简单，只有三个字——许中耀。
“或许这位许医生，可以帮你找到症候的关键。”
我本打算结束今天的课程任务后，去那位医生处看看。
桌上的教案才收拾好，进来一个慌慌张张的学生，口内含糊道：“教员……有人，有人在教室楼顶，要……跳楼！”
办公室只剩三名教员，其中一个是我。
我十分不愿管这种狗血破事。
另外两位教员已经跟着学生去了，作为学校教务人员，放任不管的话，好像是挺没道理。
安江的房子建筑基本不会太高，普遍四五层，十层以上就算了不起的楼宇了。
刑事科学院最高的一栋教学楼是图书馆，六层，再算上阳台，差不多七层。
他就站在阳台上，双腿跨过铁栏，坐在上面。
“他是哪个班的？”
陈彦林仰起头，傍晚的太阳已近颓丧，阴阴的天，是要下雨的前奏。
“像是法医班大四的……”
我的学生？
刑事科学院的法医学专业，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大部分学生是不会选择这个专业的。
就读警察学院的学生，大部分憧憬的是手持警枪抓捕罪犯那种凶险、刺激同时又骄傲的成就感。
而不是枯燥的和尸体、现场打交道。
并且法医学的专业需要实习两年时间，一年在市医院，一年在刑侦科。
学习周期长、工作内容毫无激情，警察学院法医学专业，理所当然成了冷门专业。
在我任教之前，法学院甚至没有一个专门修过法医学知识的教员。
之前那些法医学毕业的学生，恐怕连半吊子都算不上。
“给八处打电话了吗？”我抬头看向楼上那个身形，开始飘雨了，“消防员什么时候过来？”
公安部下设消防和搜救局，统共建立十二个管理处，八处主要负责救援救助工作。
“已经打过电话，在来的路上。”
安江许多道路并不宽敞，现在正值傍晚的出行高峰，恐怕很难等到消防车。
“我去劝他。”
陈彦林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镜架在他的鼻梁压出浅浅的印记。
他早该换一副眼镜了。
眼下，鼻梁又因为紧张渗出丝丝细汗，于是，镜框更待不住了。
“你上去能做什么？”他实在让我有些于心不忍。
“劝劝他，别让他做傻事啊！”他说这话时，又推搡了一回镜框。
学心理学的人，都这么容易情绪化吗？阮文越是这样，陈彦林也是这样。
真令人费解！
“你不是恐高吗？”
“学生的命重要！”
他丢下话急切切地往楼上去。
“Shaw，现在怎么办？”
这位仅剩的女教员已经吓傻了，征求我意见时，话语中还带着哭腔。
“让保安处的人过来维护现场。”
我不懂为什么女人总喜欢哭，遇到紧急情况要哭，遇到难题要哭。
身边围满了看热闹的学生，闹哄哄的，或七嘴八舌嚼着话柄，或故作理性地提出一大堆所谓高见。
我转身瞪了这群家伙一眼，登时安静下来。
安保处的人赶来将好事者驱散开，头顶楼上，两个身影。。
一个恐高症的患者，去楼顶劝慰轻生者，愚蠢得令人绝望的主意！
陈彦林那个蠢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