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共和行政周召辅 新

　　西周王朝在公元前1046年建立后，经过了167年的延续，于公元前879年迎来了周王朝的第十位国君——周厉王的当政。在周厉王当政的期间，西周王朝发生了三件对中国历史有着重大影响的大事：
　　第一件是国人暴动；
　　第二件是周王朝实行了“共和行政”；
　　第三件是在公元前841年，中国的历史记录从此有了确切的纪年。
　　周厉王是一个相当热爱战争的君王，在他的在位期间，曾经对淮河流域的淮夷、东方的东夷、南方的南夷、西边的西戎以及宿夷、严狁等外族都发起过战争。但凡战争都是极度烧钱的机器，周厉王所主导的一系列长期战争使周王室面临了非常严重的财政危机，整个国家也被拖得疲于奔命。
　　如果遇到外敌入侵，作为周天子而言，如果不带领军民狠狠地回击一下，也是说不过去的，可是让国家总是处于战争状态而得不到休养生息，这君主做得也是很过分。总而言之，周厉王在处理边境摩擦的问题上确实没能够运用更多的政治智慧和外交策略，只是一味地打算依靠武力来解决问题。而要继续打仗，就得先搞到钱和人，于是，周厉王只能想方设法地扩大财源和兵源。
　　西周土地管理的基本制度是“井田制”，就是将大块的田地分割成九块，排成“井”字形。中央一块田地由大家合耕，收获归国家所有，为公田；其余八块田地的收获物归各家所有，为私田。井田制下受田的人，平时向授予者交纳贡赋，战时有服兵役的义务。天子是最高的土地所有者，有权向每一位生活在土地上的贵族和庶民取得贡赋，有权向接收土地者收回土地。
　　除了各级贵族各自的封地外，社会上还一些公共的山林、草场、湖泊。这是王室与各贵族按照权力等级共有、共治、共享的，这类似于集体共有。
　　西周行使取得贡赋权的方法有两种，其一，庶民助耕公田；其二，诸侯采邑主朝觐贡献。到周夷王时，已有诸侯不朝。同时，随着私田的不断开发，使西周的井田制度遭到破坏，国人不断依靠从公共的山林湖泽捕鱼、打猎来营利，这都对西周朝廷的经济收入造成了巨大的威胁。
　　周厉王姬胡为了改变朝廷的经济状况，任用荣夷公为卿士，实行“专利”政策，将原有的山林、草场、湖泊等共有土地的资源，全部划归周王室独家所有。如果非王室成员要去利用这些自然资源，就得缴纳相关税赋。周厉王这明显是要在经济上搞中央集权，推行国有化，由中央政府来垄断所有的自然资源。周厉王的这种做法不仅剥夺了普通平民的权利，也伤害了贵族的利益。
　　有一位叫芮良夫的大夫因此劝周厉王说：“作为王，他就要去引导利益，把利益上下分配，让大家共利。今天你学着去垄断利益，如果只看到眼前的一点小利，而不知道这点小利会给国家带来什么恶果，这样行吗？”
　　芮良夫见自己说得掏心掏肺的，厉王还是无动于衷的，就只好继续警告说：“要是老百姓净想靠专利发财的话，别人还会说他是一个无厌的贪贼呢！而您身为国王去行垄断公共资源、独占利益的政策，那普天之下能够归顺您的人就没几个了！”
　　尽管芮良夫说得恳切，但对于周厉王来说，所有缓不济急的建议都是不中听的。他不仅没有疏远荣夷公，反而提拔他当上了卿士。
　　周都镐京的国人因不满周厉王的政策而怨声载道。大臣召穆公（又称召公虎、邵公）因此进谏说：“民不堪命矣！”（人们已经受不了了）周厉王又命令卫巫监谤，禁止国人谈论国事，卫巫只要一告诉他谁在批评他，厉王就杀掉这个批评者。这样一来，批评意见就很少了。
　　到了周厉王第三十四年，厉王对“谤者”变得越来越严酷。在周厉王的高压政策下，国人不敢在公开场合议论朝政。人们在路上碰到熟人，也不敢交谈和打招呼，只用眼色示意一下，然后就匆匆地走开了，这就是“道路以目”的典故。
　　周厉王在得知国人再也不敢随便议论朝政后，感觉十分得意，他有次对召穆公说：“我有能力制止人们的非议，他们再也不敢议论了！”
　　召穆公却劝谏周厉王道：“这是用强制的手段来堵住民众的嘴啊！这样堵住人们的嘴，就如同堵住了一条河。河一旦决口，会造成灭顶之灾；人们的嘴要是被堵住了，所带来的危害远甚于河水！治水要采用疏导的办法，治民要让天下人畅所欲言。”
　　他还进一步说：“人民有嘴，就像土地有山川。财富和可使用的东西，都是从山川里产出来。你要想使国家经济繁荣、老百姓创造财富，就得给老百姓说话的自由。”
　　《吕氏春秋》上说：“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意思是说尧设有“欲谏之鼓”，宫廷前立鼓，谁想提出批评，就可以擂鼓。舜设了“诽谤之木”，谁有批评意见，可以写在上面。这“欲谏之鼓”在后来演化为官府前的喊冤鼓。诽谤之木，后来演化为立在宫殿前的华表，华表立在那儿，就是告诉天下人，朝廷能听取批评的意见。所谓的华表，就是让民意得以表达的意思。因此，中国历史自上古起，一直就有着言论自由的优良传统，这种传统到了西周依然得到了很好的尊重。
　　召公破天荒地指出民众的言论自由与财富的创造有密切的关系，应该说他的这个思想是非常前卫和难能可贵的，而且还非常技巧地晓之以利，无奈这时周厉王的思想已经走偏了，他喜欢采用更简单、更直接和更粗暴的方式来达到目的，他觉得这是作为一个君主的特权，中国历史上的一项优良政治传统在他这里就只能转了个弯，召公的这番至理名言根本打动不了他那颗专制的心。
　　既然周厉王这么轴，那结果就是发生了“国人暴动”。
　　在周代，所营筑的城邑通常有两层城墙，从内到外分别为城和郭，城内称“国人”，城外的称“野人”或者“鄙人”。西周自周成王、周康王之后，社会矛盾开始激化。到周昭王、周穆王时期，由于贵族内部的分化现象越来越严重，许多失势的贵族和贫困的士族阶层因为社会地位不断下降，也在城中与一般平民杂处，成为了“国人”的组成部分。另外，在“国人”中，还有百工、商贾等工商业者以及社会的下层群众。
　　由于厉王和荣夷公的暴政越来越过分，又过了三年，也就是到了公元前841年，国人忍无可忍，终于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暴动。起义的国人围攻王宫，要杀厉王。厉王得知风声，连忙带了一批人逃命。他们逃过了黄河，一直到了彘（音zhì，今山西霍县东北）才停下来。
　　国人打进王宫后，没有搜到厉王。有人探知厉王的太子靖逃到召穆公家躲了起来，又围住了召穆公家，要召穆公交出太子。召穆公无奈，只好把自己的儿子冒充为太子送了出去，才算把太子给保护了下来。
　　厉王出走后，朝廷里没有国王，怎么办呢。经大臣们商议，由召穆公和另一个大臣周定公主持贵族会议，暂时代替周天子行使职权，历史上称为“共和行政”。从共和元年，也就是公元前841年起，中国历史才有了确切的纪年。
　　一些人一听“共和”两字就激动，望文生义，就以为就是共同联合、共同协商来治理国家的意思，甚至还联想到了民主政治的萌芽，但真实的历史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有不少史料，包括《吕氏春秋》、《竹书纪年》以及后来发现的《清华简》，以及一些重要的青铜制品上面的铭文，都说明了在当时的社会上存在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叫“共伯和”。所谓“共伯和”就是“共”这个国家的一个伯爵，他的名字叫“和”。他当时是共国的国君，周厉王在“国人暴动”后逃之夭夭，这些暴动者就把共伯和请来摄政，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临时的中央政府。“共伯和”作为摄政，周定公、召穆公做宰相，他们是贵族的代表，通过共同协商来治理这个国家。
　　所以，“共和”的意思，首先是“共伯和”的名字；其次是以“共和”这名字作为纪年的年号。事实上，共伯和只是一个小诸侯，因为他德高望重，所以大家才把他请来做名义上的摄政，实际是由周定公、召穆公在做具体管理。不过，因为“共和”这本来是人名的两个字实在是太过销魂，所以人们就很容易就联想到“共同和偕”，联想到贵族们联合起来，共同管理和协商整个国家的事务，这不就是民主政治吗？
　　“共和行政”持续了14年。这14年里周朝是没有王的。既然周厉王流窜在山西，按照当时的礼法，不能把他的儿子定为王。直到公元前828年周厉王去世后，周公、召公他们才立周厉王的儿子太子静为王，是为周宣王。“共和”的美梦从此破灭，而破灭这个梦的人，正是主持“共和”的那些人。
　　从公元前841年“共和行政”开始，中国历史上开始有了准确的纪年。也是从共和元年开始，中国人尝试了一种新的管理方法：那就是在没有王的时候，贵族们其实也可以站出来通过政治协商的方式来治理国家的。虽然这种非典型的做法在中国的历史上只是昙花一现，但是却给了后人以无限的遐想。
　　从近现代严复用共和行政的“共和”概念来翻译西方的“Republic”这个词以来，“共和”这两个字就被赋予了新的政治内涵。严复所说的共和制，就是“或数贤监国”，就是好多贤人一起来监理这个国家。“如古之共和”。
　　1904年，***在《安徽俗话报》上发表《十四年共和》一文，将“周召共和”界定为“贵族共和”：“国民新创共和制度，不立国王，公举周公（周公旦的后人）、召公（召公奭的后人）二人，为全国国民的代表，协办内外一切国政，号约共和。政体性质，仿佛和西洋人所说的贵族共和政体相同”。他竟然把“周召共和”说成是一种贵族共和的政体，这真是一个美丽的误会。不过，随着这误会渐得人心，反而推动了思想的进步。因此，如果说这是***蓄意而为之的误会，也是有可能的。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就职临时大总统的发言中说：“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普利民生。”他这里所使用的“共和”概念，已经是自由、平等、博爱，五权分立的意思了，从此“共和”的概念深入人心。近一百多年来，建立一个真正的共和制度，成为了渴望富强的中国人的政治理想和追求。
　　脑洞爆裂：
　　1、为什么共伯和、周公、召公等人所实行了十四年的共和行政，到最后却没能转化为一种类似西方的威尼斯共和国那样的真正的贵族共和政体呢？？
　　2、召穆公如果能够搞懂周厉王拼命搞钱的根本目的，然后再有针对性地进行劝谏并提出一些富有创造性的建议出来，例如对外敌采取分化瓦解和招抚并用的政治策略，那还需要把自己的儿子也赔出来了吗？
　　3、既然在共和行政的实践里面，已经证明了一个国家并非是无君主而不可，而且这种贵族共治的方式甚至比君主专制还更得民心，那么为何在以后长达近三千年里，都再也无法看到这种政治形态的重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