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真的失掉自信力了吗

　　第一部分：摆出对方的论点和论据。
　　开篇以似乎确凿的事实为据，用一句话指出了三个阶段中“中国人”表现出来的三种不同的态度：1、盲目骄傲，夜郎自大。（“总”含有“一向”的意思）2、盲目崇拜，借助外援。（“只”含有“唯一”的意思）3、今不如昔，祈求鬼神。（“一味”含有“死心塌地”的意思）把这三者联贯起来，其态度是：由自夸到崇洋，再到自欺欺人、虚无渺茫。因此有人“慨叹”：“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这是论题的论点。（这是报刊上先后宣扬过的三件“事实”，都不过是“公开”的、表面的东西，并不能反映社会的本质和主流）用了三个事实来反复强调和肯定，即事实已铸成铁案。
　　第二部分：驳斥对方的论证。
　　根据批驳的对象不同，分两层。第一层，针对对方的三个论据，运用层层剥茧的方法，指出其虚伪性和欺骗性，抨击其卖国行径。
　　“他信力”、“自欺力”这是作者在本文里特地造的两个新词，用“自”和“他”，“信”和“欺”两对反义词衍义造成的。这是一种修辞手法，这两个新造的词和原词“自信力”一对照，就显出极其深刻的讽刺意义。第二自然段“有人”是指梁实秋等文人，针对对方三个论据一一批驳。文章用两个假设复句，第一个假设复句，“自信”早已失掉，第二个假设复句，是退一步讲，接着指出失掉“他信力”后可能寻找一条“新生路”，那就是相信自己，“但”字一转，“不幸”得很，走上了一条可怕的路，即求神拜佛、虚无漂渺、精神麻醉的路。这就是上层统治者自欺欺人，以掩盖他们乞求于帝国主义镇压革命的罪恶目的。因此，文中“中国人”究竟是谁，就不言而喻了。
　　这里加着重号的句子，是反动政府“书报检查处”删去的文字，它揭露了上层统治者大搞求神拜佛来掩盖自己投降卖国真面目的反动实质。
　　第五自然段从正面立论，这是三、四自然段所揭露的逻辑结论。既失掉“自信力”又失掉“他信力”走上自我麻醉的道路，就是“发展自欺力”的表现，这一语道破了反动派自欺欺人的实质。
　　第二层，正面歌颂我国有史以来前仆后继战斗着的中国人民，揭露反动派凶残毒辣的行径，驳斥论敌的论点。
　　第六自然段是过渡段，承上启下，明确论点“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先承接上文，对“自欺”作了历史说明，指出“自欺”是反动派的老货色，从古就有，于今更甚。“笼罩了一切”说明“自欺”在当时国民党上层社会泛滥的严重性。
　　这里的“中国人”与上文的“中国人”内涵迥然不同，上文指国民党反动派一小撮民族败类；这里指富有反抗精神的中国人民。“中国的脊梁”是不求名利，埋头苦干，创造社会财富和灿烂文化，推动历史前进的广大劳动人民和创造发明家。如毕升、李时珍等。也是不怕流血牺牲，起而反抗反动统治的革命者和坚持抗战抵御外侮的民族英雄。如陈涉、李自成、洪秀全、岳飞、文天祥等。一种是代表人民利益，不顾个人安危，为解除或减轻人民疾苦而奔走呼号，为民请命的人。如杜甫、白居易、关汉卿等。一种是历尽艰辛，奋不顾身，探求佛教教理的人。如法显、玄奘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是用比喻形象地对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人的高度评价。
　　除历史人物外当今的英雄更多，斗争更伟大。鲁迅先生在赞美革命者具有坚定的信仰和不屈不挠的精神的同时，怒不可遏地揭露了敌人“摧残”、“抹杀”革命者的罪行。最后鲁迅先生郑重宣告：“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直斥“有人”的无耻谰言。观点十分鲜明，感情十分强烈。
　　在这一层中，鲁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对“中国人”作了阶级分析，热情赞扬了作为“中国的脊梁”的“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
　　第三部分：号召广大中国人民要分清是非，向英雄人物学习，积极投入革命的洪流中去。同时写出作者鲁迅的观点——从古至今都有不失自信力的中国人在。
　　这一部分，鲁迅号召广大中国人民必须擦亮眼睛，剥去敌人的伪装，彻底粉碎反革命的阴谋活动。同时指出“状元宰相”与“地底下”的地位不同、立场不同、对待革命的态度也不同。“状元宰相”是为一小撮上层统治阶级搞摇旗呐喊的，“地底下”是指中国人的真正代表及其正在奋斗的光辉业绩。这里运用了比喻，含义是：反动派及其御用文人的文章是荒谬的，不足为据的，要自己亲自到被压在下面的另一个世界里去观察。[2]
　　修辞分析
　　鲁迅杂文的一大特色是小中见大，“格局虽小”，内里却“有着时代的眉目”。这是由他的革命的创作思想所决定的。他在谈到自己写杂文的目的时说：“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且介亭杂文·序言》）这就告诉我们鲁迅写作杂文完全是时代的要求，斗争的需要，《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正是这样。
　　当时一家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报纸《大公报》。在1934年8月27日社评《孔子诞辰纪念》中所散布的悲观主义、失败主义的论调并不是《大公报》的发明创造，《大公报》实在只是捡了蒋介石的唾余而已。蒋介石于1934年2月17日《新生活运动发凡》一文中说：“反观吾国国民，颓唐，污秽，散漫，零乱，有如今日，安得不见轻取侮于列邦？”蒋介石于1934年7月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大肆兜售“三日亡国论”更是荒谬绝伦，说什么“到现在他（指日本──引者）一切军事的准备比世界上任何一国都要充足”，“不仅十天之内，三天之内他就可以把我们中国所有沿江沿海的地方都占领起来，……灭亡我们中国。”──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中国之大，神州之众，还有谁比蒋介石更失掉自信力的？还有谁比蒋介石所代表的大地主、大官僚、大资产阶级更失掉自信力的？
　　这有代表性的论调深刻地反映了时代的、阶级的心理，决不是偶然的个别的街谈巷议。鲁迅捕捉住这一论调进行深入剖析，是极有现实战斗意义的。今天我们读起来仍然深深感受到内中所包藏的丰富的历史内容，呼吸到强烈的时代气息，并且领略到一颗伟大的心脏在紧紧连着人民革命事业而勃勃跳动的心声。
　　“要自己去看地底下”一句中“地底下”，是相对于豺狼当道、狐鼠奔逐的地面上而言；这不是一个自然科学的涵义，而是政治范畴的概念。正如鲁迅在《野草·题辞》中写道：“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当年中国政治舞台的“地底下”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风起云涌，蓬勃发展，他们才是中国的“筋骨和脊梁”，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语言犀利是和作者出色地运用仿拟修辞手法是分不开的。鲁迅笔下的仿拟，决不是简单、机械的模仿，而是仿照现成的词语格式变动字眼、寓以新意的一种创新用法。这种仿拟修辞手法往往都书有一定的针对性，或顺其意而仿之，或反其意而仿之，都能借助变动的字眼表明自己的独特见解，尤其是在驳论文章里往往能产生一种辛辣的幽默感和讽刺意味。因而仿拟修辞格为鲁迅杂文广泛使用，如《拿来主义》中仿拟出“送去主义”便是。这一篇中“自信力”本是《大公报》社评使用的一个字眼，鲁迅抓住不放，就着这个字眼起伏翻腾，在“信”的对象、类属、影响上大做文章，起而剖析出反动政府本没有“自信力”而只有“他信力”，继而联系新近求神拜佛闹剧进一步挖掘出现在正发展“自欺力”，由“自信力”而“他信力”而“自欺力”，析理精警，出语奇崛，使人耳目一新。由于运用“仿拟”修辞格翻造出一字之差的三个词语，层层深入剥笋，步步强化逻辑力量，而且睿智闪烁，机趣横生，也增添了辛辣的讽刺锋芒。
　　鲁迅杂文对敌人深恶痛绝，犀利如刀，而对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则是衷心爱戴，热情似火。一曲高亢激越的“脊梁颂”之后，便热情赞颂中国共产党人“有确信，不自欺”，“前仆后继的战斗”。在那样严重白色恐怖中写得这样字字含情，句句有意，寄托着这位伟大革命作家的钦敬深情，是何等难能可贵！
　　犀利如刀与热情似火，是两种不同的语言风格，却又和谐地统一在一篇优秀杂文里，这也说明不同的思想感情的确也要求迥然相异的语言外衣才能出色地表现出来；二者不仅不相左，而且相互映衬，相辅相成，显示出鲁迅杂文语言艺术的色调丰富、绚丽多彩。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逐渐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的半殖民地。在帝国主义面前，“可怜的民族，奴隶的民族，上上下下都是奴隶。”在某种意义上，整个旧中国就是一个奴隶王国，在这个铁一般黑暗的国度里，帝国主义的奴役与中国古老的封建传统相结合，使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力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在一部分人当中，甚至丧失殆尽。鲁迅对此痛心疾首，与这种奴隶的“劣根性”进行了坚忍不拔的斗争，但这并不意味着鲁迅认为四万万同胞都已经消极、沉沦乃至堕落，他清醒地看到了问题的另外一面，即中国现实和历史上的“脊梁”。《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就是中华民族脊梁的一曲颂歌。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写于1934年9月25日，时值“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之间。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在践踏了东北三省之后，又向关内步步进逼，亡国灭种的威胁迫在眉睫，悲观失望的情绪主宰了一部分人的头脑。1934年8月27日《大公报》社评《孔子诞辰纪念》哀叹：“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力，既已荡焉无存，不待外侮之来，国家固早已濒于精神幻灭之域。”针对这种论调，鲁迅在他53岁诞辰时，写下了这篇著名的杂文。
　　作者冷峻的目光首先注视着现实。文章一开头就列举了三种事实：自夸“地大物博”，寄希望于“国联”；“一味求神拜佛，怀古伤今”。这些事实都见之于“公开的文字”，表示言之有据，事实确凿，然后很自然地引出本文批驳的论点：“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但作者当即指出，这个提法本身就是不确切的，因为信“地”，信“物”，信“国联”，这明明是“他信力”，而不是“自信力”。这种以论敌的论据为论据来反驳论敌的论点的方法，使文章在从容不迫的气度中，蕴含着一种无可辩驳的力量。
　　文章在指出一部分人连他信力都已丧失之后，笔锋一转：“失掉了他信力，就会疑，一个转身，也许能够只相信自己，倒是一条新生路。”作者在这里开出的“新生路”，意在反衬下文的“死路”：“玄虚之至”的求神拜佛，只能说明“中国人现在是在发展着‘自欺力’。”这一结论是前文的自然引申，但文笔一波三折，跌宕起伏，在层层递进的推理之中，始终贯穿着逻辑的力量。
　　在批驳了论敌的论点之后，作者深沉的目光由近及远地转向了我们民族古老的历史。他那纵贯古今的思绪首先从严峻的现实中生发开来，指出“自欺”并非新东西，而是古已有之，于今为烈，以致“笼罩了一切”。“笼罩”一词，在这里用得十分准确、形象，它生动地描绘了这种思潮像毒雾一样禁锢着人们的头脑，并蔓延到了各个领域。然后，作者用“然而”一转，满腔热情地歌颂了“在这笼罩之下，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他们当中，既包括历史上那些“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更包括那些“有确信，不自欺”，“前仆后继的战斗”而又“被摧残，被抹杀”的人。这样，作者的思绪就在追溯历史长河的源流之后，又回到了现实，明确指出：“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文章的结尾提出了判断自信力有无的正确标准：“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状元宰相”，当是泛指古今封建统治阶级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代言人。“地底下”，则是泛指古今一切有自信力的中国人，并与前文的“笼罩”成为鲜明的对照。这样的结尾，既总结了全文，又恰与文章开头“公开的文字”相呼应，使文章结构完整，浑然一体。
　　综观全文，文章以现实为纬，以历史为经组织材料，开头始于现实，然后引申到历史，再由历史回到现实，结尾则既是对历史的总结，又是对现实的概括。文章先破后立，破得有力，立得牢固，驳论与立论相结合，互相映衬。驳论以事实为依据，内含逻辑推理，极其雄辩；立论则直抒胸臆，充满激情；排比句式的运用，更使文章增添了气势；议论与抒情水乳交融，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的核心是论述中国人自信力的有无，因此，正确地理解作者所称颂的有自信力的人的含义，就成了理解这篇杂文的关键。笔者认为，“中国的脊梁”是一个民族的概念，而不仅仅是中华民族中某一阶级、某一集团的概念，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我们中华民族是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伟大民族，她孕育了千千万万个英雄豪杰，其中既包括劳动人民中的优秀人物，也包括剥削阶级中的志士仁人以及历代统治阶级中的杰出人物。由于历史条件的原因，后者的聪明才智比前者有更多的机会得到发挥；他们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艺术等领域为中华民族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也比后者有更多的可能在史书上有所记载。文中所论及的“埋头苦干的人”，指那些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执着于某一项事业，不畏艰险，奋斗不息的人。就在写作本文之后一年，作者写了历史小说《理水》，塑造了古代治水英雄大禹的形象，可互相印证。“拼命硬干的人”，当指那些置身家性命于不顾，揭竿而起、斩木为兵的农民领袖和精忠报国、壮怀激烈的民族英雄。“为民请命”的确切含义，指的是为老百姓请求保全生命或解除疾苦，这一词语的出处，见《汉书·蒯通传》：“西乡（向）为百姓请命。”“为民请命”这一提法在极“左”思潮泛滥时曾经受到过大规模的口诛笔伐，以至一些教科书的编者在选用这篇杂文时，不得不将这句话从文章中删除。但是，正如一位戏剧家借助剧中人物之口所说的那样：“为民请命，何罪之有？”几乎在写作本文的同时，作者写了历史小说《非攻》，塑造了一个古代为民请命的墨子形象，也可互为印证。“舍身求法”的“法”，这里可做标准，规范解。又，“法”在世界各国语源上都兼有“公平”“正直”“正义”等含义，所以，“舍身求法”可以解做：为追求某一种规范（诸如公平、正义等），不惜牺牲性命，类似“舍生取义”，而“舍生取义”语出《孟子·告子上》，它在本质上属于儒家思想。历代统治阶级中的不少杰出人物，都把它奉为行动的准则，这样的例证，史不绝书。甚至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些先驱，有时也借用这一成语来激励自己的革命意志。可见，作者在这里列举的几种类型的人，都不仅仅限于某一阶级或集团，而是指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精华。鲁迅是实事求是的典范。对于那些所谓“正史”，他虽然借用梁启超的说法，认为它们不过是为帝王将相作家谱，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历代统治阶级采取简单否定、一笔抹杀的态度，更不意味着对他们中的杰出人物所做的贡献也采取不承认主义。他曾经把汉唐统治者魄力的“雄大”与“闳放”和“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一起来加以肯定；他还推崇被人误认为奸臣的曹操是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至于他称赞一些在文学史上做出重要贡献的诗人和散文家的例子，就更是俯拾皆是了。对于那些被现代的某些人改铸得无比高大的农民起义领袖，鲁迅也从未做过无原则的歌颂，而是毫不掩饰他们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他对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多有针砭，即是一例。
　　同样，现实生活里的“脊梁”，既包括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人民，也包括中华民族中其他阶级和集团中的杰出人物。就在作者写作本文之前两年，在日本帝国主义挑起的“一二八”事变中，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就曾奋起抵抗，重创敌人，使之四易司令。在作者写作本文之前一年，二十九军又血战喜峰口，以大刀和血肉之躯与敌人拼搏，震惊中外。国民党军队在这些战斗中所表现出来的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无疑是“有确信，不自欺”，“前仆后继的战斗”的具体表现，在民族敌人面前，他们理应和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同属于民族“脊梁”之列。至于作者在本文中所指斥的失掉自信力而发展自欺力的人，主要指的是国民党政府中的一部分上层人物，但也不宜理解得过于绝对。本文明明写道，这种自欺力已“笼罩了一切”。可见，这种思潮也不仅仅局限于一个阶级、一个集团。恩格斯在论述三十年战争给德国带来的影响时指出，小资产阶级的市侩庸俗习气“已经沾染了德国的一切阶级”，“它既经常笼罩着王位，也经常笼罩着鞋匠的小屋”。“这种旧遗传病毒”甚至“感染”到党内，以至“必须警觉地注意这些人”。联系到作者一贯坚持的对国民“劣根性”的解剖，我们也应该承认，这种缺乏自信力甚至发展着自欺力的现象与人民群众中的某些不觉悟的部分也并非绝缘。正由于此，在困难当头的情况下，强调民族自信力，唤起民族自豪感，就成了思想战线上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而《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就是鲁迅实践这一任务的光辉篇章。[3]。
　　名家点评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鲁迅学会理事钱理群教授：本文以论述为主，但严密的论证背后，又蕴含着复杂的情感，却隐而不露。这是本文写作上的最大特点。[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