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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沦陷，但中国国民党的官僚政客和社会“名人”等，却在北京等地多次举行“法会”，祈祷“解救国难”。1934年4月，国民党的戴季陶和下野的北洋军阀段祺瑞等，又发起请第九世班禅喇嘛：在4月28日至5月18日，在杭州灵隐寺举行“时轮金刚法会”，“求佛菩萨来保佑”。还说什么“今则人心浸浸以衰矣！非仗佛力之加被，未由消此浩劫”。1934年8月27日，当时颇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报纸《大公报》也发表了《孔子诞辰纪念》的社评，散布“中国人失去了自信力”的失败主义论调。
本文写于“九一八”事变三周年之后，中国近代本来就国运积弱，屡遭凌侮。“九一八”事变又在许多中国人心中投下失败的阴影，国内悲观论调的一时甚嚣尘上。当时资产阶级报纸《大公报》发表社论，指责中华民族失去了自信力，为国民党反动政府推卸责任。针对这一观点，鲁迅先生凭着对社会现状的洞悉，发出了中国人当自信自强的呐喊。鲁迅写这篇文章之前的一个月，就发烧，肺病已相当严重。文章写完之后的两个多月，他写了《病后杂谈》，还致信杨霁云，自称是在敌人和“战友”的夹攻下的“横战”，病情的恶化和精神的压力，并没有影响他对世事的热忱和关注。后收入《且介亭杂文》（《鲁迅全集》第6卷），属鲁迅后期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