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丝绸之路的繁荣

　　草原丝绸之路是指由漠北通往西域的通道，，与突厥汗国和回纥汗国的兴起有密切关系。
　　突厥汗国是6世纪中叶由突厥人建立的游牧政权。在最兴盛的时期，突厥汗国统治了东尽大漠，西至里海，南抵波斯、印度的欧亚内陆广大地区，使许多较小的草原或森林居落，以及被荒漠隔开的相对孤立的绿洲社会都打上了深深的突厥的烙印，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各种古代文明之间久已存在的联系。尽管统一的突厥汗国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而且汗国内的各个属国实际上都享有高度的自主权，但是突厥的统治却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正如汉、唐等朝代在世界各地对中国的称谓中所起的重大影响一样，在西方，突厥的名称甚至取代了旧有的“斯基泰人”的称呼，在许多世纪中，成了“野蛮人”的通称。反映出突厥政权在东西交往的历史上所起的重要的作用。
　　在突厥人之前，丝绸之路交通主要是沿着欧亚大陆腹地的边缘地带进行的，当时的交通路线主要是将中国、印度、波斯和罗马连接起来，而通往罗马的道路则需要从波斯境内通过。在东方与拜占廷帝国间的丝织品贸易中，波斯人长期都充当着“中间人”的角色，并得到了丰厚的收益。古代丝绸之路贸易的显著的特点是，这种贸易是通过“转手”的方式进行的，买方与卖方往往并不是商品的直接消费者或生产者。在漫长的丝绸之路上，贸易物品在流通过程中一次次地在大的商业集散地“转手”，然后陆续转入消费者的手中。减少中间环节不仅意味着生产者能以较高的价格出售商品，对于消费者来说，也意味着可以用较低的价格买到自己需要的商品。作为中介的波斯人在东方与拜占廷帝国间的丝织品贸易中得到的利益越多，对突厥或拜占廷利益的损害就越大。对波斯人而言，尽量维持丝绸之路贸易的原有格局，是保持自己优势地位的最有效的手段；而对于罗马人和突厥人来说，当务之急则是改变丝绸之路贸易被波斯人控制的局面，以使自己获得最大的利益。罗马人和突厥人共有的改变丝绸之路贸易原有状况的强烈愿望，对唐代草原丝绸之路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罗马和突厥都进行了一些尝试，摆脱波斯人对东西方贸易的控制。当时的罗马通过海上交通也可以进行丝织品贸易，可是由印度启航的丝绸贸易船大都是在波斯的港口停泊登岸，为此，查士丁尼(JustinianⅠ，527-565年在位)皇帝曾经与阿拉伯沿海的航海人联系，建议他们从印度的港口直接运送丝织品，他还努力将蚕引进了罗马。在海上贸易还不很发达的情况下，罗马的这种努力收效甚微。与此同时，突厥人也力图改变由波斯人控制丝织品贸易的局面，派遣由粟特人组成的商贸使团出使波斯，请求得到在波斯境内自由出售丝织品的允诺。波斯人不但拒绝了突厥的要求，而且在突厥使团的食物中投放毒药，毒死了突厥使臣。这次事件导致了突厥与波斯关系的破裂，也促成了罗马与突厥人之间的直接贸易活动的开展，开辟了新的东西方之间交往的通道。
　　这条道路是在波斯以北，穿越碱海与里海之间的荒漠地区。当时主要的线路大概有两条，一是由锡尔河出发，通过碱海的北岸，另一条是沿着阿姆河，通过碱海南岸，两条线路一般是在乌拉尔河口附近的地方会合，然后通向伏尔加河。从伏尔加河开始，或者沿着顿河和黑海北岸到达君士坦丁堡，或者穿越高加索，到达黑海的港口。这条道路应该就是裴矩在《西域图记》中记载的新“北道”，即所谓草原丝绸之路的西段。这条道路虽然不如从波斯通往罗马的道路那样便捷，但是在经由波斯的通道被阻塞之后，它的开通恢复了东西方间的交往，增进了相互的了解，开阔了当时人们的视野，在东西方交往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而突厥汗国则在新北道的开通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新北道开通之后，突厥与罗马之间频繁的使节往还，说明了这条道路在当时的重要作用。据近代学者研究，拜占廷帝国只有在突厥汗国时期才对远东有比较详尽的记载，而在此之后，西方对东方的记载却明显地减少了，只是到了六百多年以后的蒙古时期，希腊和拉丁记载中有关东方的内容才又逐渐增多起来。这个事实突出地证明了突厥人不仅对当时的东西方之间的了解和交往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草原丝绸之路的西段在唐代继续得到了发展。前苏联学者在北高加索西部库班河上游莫谢瓦亚.丘巴尔卡墓葬群发掘出了八九世纪产于唐朝的大量丝绸、帐历性质的汉文文书片断，和以“唐人牵马图”为内容的绢画等文物，出土遗物证实了这条道路的存在，而且表明唐朝商贾的足迹至少已经到达了北高加索地区。
　　如果说突厥对草原丝绸之路西段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的话，唐朝的统一则是草原丝绸之路东段大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随着唐朝对漠北草原诸部的统一和在西方的进展，草原路的交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年)，唐朝连破突厥、铁勒汗国，漠北草原游牧部落在回纥的率领下臣服唐朝，贞观廿一年(647年)，唐朝以铁勒、回纥诸部置6都督府7州，并给玄金鱼符为符信，“于是回纥等请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置邮驿，总六十六所，以通北荒，号为参天可汗道，俾通贡焉。”回纥牙帐位于鄂尔浑河上游(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哈尔和林西北)，所谓“参天可汗道”，就是由唐朝关内道北部军事重镇丰州(今内蒙古五原南)向北通往回纥牙帐的交通干道，此外经由居延海和唐朝北庭也有通往漠北草原的道路。
　　参天可汗道与贾耽记载的通四夷七道之一的中受降城入回纥道约略相当。大体走向是由长安北上至丰州，西北行经鸊鹈泉入碛，经麚鹿山→鹿耳山→错甲山→密粟山→达旦泊→野马泊→可汗泉→横岭→绵泉→镜泊至回纥牙帐。要之，这条道路是经乌兰泊，循翁金河北上至鄂尔浑河流域的道路。
　　居延海道从汉代以来就是重要的南北通衢。具体路线是由甘州(今甘肃张掖)北出合黎山口，循张掖河(额济纳河)北上，至居延泽，复北行抵花门山堡(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敖包图)，东北行与参天可汗道合，至回纥牙帐。
　　早在北朝，北庭通回纥汗庭道就是由漠北突厥汗国通往西域及天竺的重要通道，唐朝统一西域地区之后，这条通路的战略意义更显重要。玄宗开元八年(720年)，唐朝击东/突厥，以朔方总管王晙自南徂北，奚、契丹率部由东而西，另由拔悉密部从北庭东入，合击漠北突厥牙帐，所行即北庭通回纥道。安史之乱以后，河陇被吐蕃攻占，河西走廊及青海道都被阻塞，官方使臣、僧侣、商贾往来西域，都须取道回纥，这条道路更成了由陆路通西域的唯一通道。其大致走向为自北庭西出，经蒲类县(今新疆奇台县)北行抵北塔山，转而沿山东行，越阿尔泰山，东北行至回纥牙帐，整个行程约三千里。
　　7.8.6西南丝绸之路的发展
　　西汉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汉使张骞历尽艰辛从西域回到长安。在向汉武帝提供的报告中，张骞提到他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曾见到邛竹杖和蜀布，据称这些四川的特产是大夏的商人自东南数千里外的身毒(印度)转贩至大夏的，张骞根据地理方位猜度，印度应去蜀未远。向汉武帝建议开通自西南经印度通大夏的道路，以避开羌人与匈奴的阻滞。张骞的意见得到了汉武帝的支持，由此引发了汉朝历时多年开通西南通道的行动。虽然由官方派出的使臣们最终没能由西南到达印度，但是此举对西南地区的开发起了重要的作用，并使从西南通往西域的道路第一次进入世人的视野。
　　历东汉、魏晋，西南通道见于僧传者渐多。约在4世纪后半叶，冀州僧人慧睿少年出家，游学四方，行至蜀西界，被人掠为牧羊奴，有商客见他精通经义，以金赎身，再著缁衣，遂“游历诸国，乃至南天竺”，慧睿自蜀地向西进入印度的道路，就是汉武帝搜寻多年未果的西南通道。又据义净记载，唐初东印度有支那寺遗址，“古老相传，云是昔室利笈多大王为支那国僧所造。(支那即广州也。莫诃支那即京师也。亦云提婆佛呾罗，唐云天子也——原注)于时有唐僧二十许人，从蜀川牂牁道而出，(蜀川去此寺有五百余驿——原注)向莫诃菩提礼拜，王见敬重，遂施此地，以充停息，给大村封二十四所。”据内容分析，这些僧人进入东印度的年代当在3世纪后半叶。则在慧睿之前，就已有大批僧人沿此道前往印度。晋常璩《华阳国志》也记载永昌郡境内有“闽濮、鸠僚、僄越、裸濮、身毒之民”。永昌郡在今云南西南部，身毒就是印度，则印度古代居民也有移居云南境内者。
　　入唐以后，随着与古代印度交通的发展，西南丝绸之路更加繁荣，记载也明显增多。不仅一些著名的僧传作品，如《大唐西域记》、《南海寄归内法传》等都记载了这条道路，而且官方地理书中也正式记载了这条道路的情况，如慧琳《一切经音义》在注释“牂牁”时，就曾“检《括地志》及诸地理书、《南方记》等”书的记载，详细记载了西南丝绸之路的状况。《南方志》未见著录，但《括地志》则是唐朝初年由唐太宗第四子魏王泰主持修撰的大型地理书，而且慧琳称“诸地理书”，则当时记载这条道路的地理书当不在少数。此外，贾耽在《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之“安南通天竺道”中，也详细记录了这条道路的情况。据称，咸通中（860-874年）有天竺三藏僧经过成都，通五天竺胡语，通大小乘经律论，曾在唐朝宫廷供职，“以北天竺与云南接境，欲假途而还”，此僧被怀疑为奸细，抓到成都之后，“具得所记朝廷次第文字”。则在沙漠道、吐蕃泥婆罗道、草原道等陆路交通线衰落之后，西南丝绸之路仍然是联系中国西南地区与印度的重要通道。
　　大体上来说，西南丝绸之路可分为两段，一为川滇段，一为滇缅段。川滇段分为两道，北道为牦牛道，即从成都西出，经邛崃→雅安→荥经→汉源→越西→西昌→会理→黎溪→大姚→大理；南道为石门道，由成都南下，经彭山→乐山→宜宾→豆沙关→昭通→威宁→曲靖→昆明→大理。滇缅段主要有两条，一是从大理出发，经保山→腾冲，进而西至缅甸密支那，前往东印度；一从大理出发，经保山→龙陵→瑞丽，进入缅甸，至东印度。此外进入缅甸之后，还可由伊洛瓦底江泛舟南下入海，经海路前往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