岐山下破碎的野心-李茂贞1

　　岐山下破碎的野心
　　-------简述李茂贞和他的独立王国
　　内容提要：唐末五代时期，中州大地山河破碎，处于无止尽的军阀混战之中。许多地方藩镇将领依靠部下的支持，建立了他们的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权。其中包括割据关中河西二十州的岐王李茂贞。本文主要记述他的兴衰过程及原因，从一个侧面来反映这段中国分裂史上的重要时期。
　　关键词：唐末五代十国藩镇割据李茂贞岐国兴衰史
　　序言
　　李茂贞起于行伍，兴于战乱，盛于分裂，终结于北方的局部统一。从一个无名的小军校，通过依靠中央的数次变乱，一跃而成为凤翔藩的统治者。在他最初的十年间，该藩负强悍之名，关中除京师外俱为其有；因唐朝之衰，茂贞动辄称兵于畿辅，劫驾于宫阙，惊掠市坊，逼杀大臣，封王拜相，权倾一时，中外莫不惧之，竟有代天下之势。
　　然而，李茂贞并没有成功地改写中国大陆的历史。在这个强者辈出的年代里，岐国由于其特殊的政治地理位置，而成为了所有梦想进京入朝，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武将们共同的障碍。无论是拥有沙陀铁骑、割据河东的晋王李克用，还是地跨中州、雄视天下的梁王朱全忠，甚至于专保境自守的西蜀王建，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将李茂贞的岐国作为危险的对手。在他们的攻势之下，李茂贞虽然奋力抵抗，却依然不能摆脱丧师失地的命运，无可奈何地归于统一。割据者的结局，不外乎于此。
　　一、从宋文通到李茂贞
　　唐帝国在她最后的儿十年中，在经历了黄巢之乱1的破坏后，面临着一种极为尴尬的境地。且不论自安史乱后既不附中央的河朔三镇2和早已为强藩所据的淄青、淮南等镇，甚至从中唐从后起，就一直是中央财赋的主要提供地的江南和两川，也显现出了乱像。吴越钱氏等开始兴起，供应之路渐断。
　　帝国的中央政权在这样的形势下，已成落日黄昏，再也没有足够的力量维系她对全国的统治。由于当时作为近卫军的“神策军”士卒弱而粮饷乏，加之自唐中期以后，多以宦官为神策军使，这种以只会欺压士兵、克扣军饷而无任何作战经验的宦官统领中央军的作法，毫无疑问地，将极大地影响其战斗力，故而，并不能保持足够的力量以保卫中央政府的安全。
　　与之相反，各地强藩日日攻伐，时时征战，可谓是“以打代练”，士卒皆如虎狼，勇力有加，战斗力当远在中央军之上。面对唐宗室的这种急剧衰弱的情况，他们纷纷产生了“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心，而那些京师附近的藩镇，更是有了“近水楼台先得月”之感。
　　时值唐僖宗光启二年（公元886年），受祸于“朱玫之乱”的唐政府流亡于西川，在叛军的压力下不断地南逃。七月，朱玫部下将领王行瑜进攻兴州3，感义节度使杨晟弃镇，“走据文州”。政府军面临严峻的形势。“诏……扈跸都将李茂贞……屯大唐峰以拒之。”
　　李茂贞，本名宋文通，深州1博野人。出生于武人世家，乾符年间（公元874年至公元879年），任职于博野军，宿卫京师，屯于奉天。史载黄巢进攻关中时，曾依京西诸道行营都统郑畋的命令，率本部军“败尚让于龙尾坡”2，成功阻止黄巢军的西进，因此功自队长迁军校，任职于神策军。
　　此次朱玫叛乱，宋文通再次被起用。他果不负众望，九月，宋文通等率部击溃王行瑜军，中央军再次攻占了早先放弃了的兴州，战争形势发生了改变。王行瑜因为屡次战败，“恐获罪于玫”，故而先发制人，将朱玫斩杀，投靠了中央；朱玫所拥立的伪帝襄王，亦为河中节度使王重荣诱杀。朱玫之乱终以“下克上”的闹剧形式而告终。
　　之后，自然是一阵论功行赏。“起义将领”王行瑜代替朱玫，接收了静难军节度使的地盘。而李茂贞，则因“扈跸山南，论功第一，迁检校太保、同平章事”3，拜武定军节度使，镇洋州。“赐姓，名茂贞，僖宗亲为制字曰正臣”。是为李茂贞发迹之始，从此，出身卑微的宋文通不见了，代之出现的，则是位列于皇室家谱的李茂贞。
　　不过，虽然有了一定的地位，但如果没有一处合适的据点，是难以在这种乱世中安身立命的，更谈不上成就一番大业了。
　　而光启二年（公元886年）开始的李昌符事件，正给了李茂贞一个极佳的机会。凤翔节度使李昌符由于与当时把持朝政的宦官杨复恭的义子神策军都头杨守立争道相攻，李昌符不敌，退保陇川。唐政府为控制凤翔镇，趁机下令讨伐，命李茂贞为“陇州招讨使”，出兵征讨。
　　不久，李昌符也在中央军的攻势下也步了朱玫的后尘，被其部下陇州刺史薜知寿斩杀，族灭。由于此次进军迅速，使得叛军不战内溃，李茂贞再次受到提拔。公元886年八月“丙子，以李茂贞同平章事，充凤翔节度使”。胡三省注此事曰：“为李茂贞以岐兵跋扈张本”。
　　凤翔镇，治凤翔府。“先是岐州……原有兴平军，至德二载置兴平节度，领岐、陇、金、商四州，永泰初，改置凤翔节度，兼领陇州。建中四年，又分陇州置奉义节度，既又省入凤翔，大中三年兼领秦州，亦曰京西。”“……时改置西京于此，为五都之一，寻复为凤翔节度使，五代因之”。
　　李茂贞在统领凤翔镇的同时，理所当然地也拥有了原本驻扎于凤翔地区的边防军，加上他原来统帅的神策军，实力顿时大增。凤翔镇数州，土地虽狭，然该镇西依六盘山，南靠终南山，兼有秦岭之险、渭水之利，且以散关为南界，进可攻，退可守，确是一处良好的安身之所。此地又兼有井盐制造之特许，连河西，通西域，招商引贾，所获不靡。加之士卒久战吐蕃，悍而勇，在当时李克用居于河东一隅，朱全忠伏于汴梁数州的情况下，凤翔镇四周并无强邻，正是李茂贞掩有关中的大好时机。
　　但与这些“硬件”相比，天时更是帮了他的大忙。正是动荡混乱的唐朝中央集团的屡次兵乱，将他一步步地推上了称雄一方的王者宝座。
　　此时，为宦官所把持的中央政府，又发生了一次严重的内部动乱。唐僖宗驾崩后，唐昭宗于公元889年即位，成为唐朝名义上的统治者。宦官杨复恭领“六军十二卫观军容使，左神策军中尉”之职，统带禁军，弄权于朝中，随意诛杀不利于己之人；又广收武人为“假子”，俱使之镇守山南诸州，以为外援。其跋扈行径引起了急于巩固自身地位的昭宗的警惕。
　　大顺二年（公元891年）冬十月，有司告杨复恭与其“假子”玉山营军使杨守信谋反。昭宗立即做出反应，“上御安喜楼，陈兵自卫。命天威都将李顺节、神策军使李守节将兵攻其第。”其实，所谓的谋反并没有切实的证据，只是昭宗为了除掉宦官这个心腹之患，便顺水推舟，意欲将杨复恭等人一网打尽。杨复恭不敌，逃往其义子杨守亮等人控制的山南兴元地区，“同举兵拒朝廷，以讨李顺节为名”2。
　　叛旗初举，追兵即至。位于兴元以南的东川节度使顾彦晖首先对“杨家班”展开了进攻。西川王建也急欲吞并具其门户的兴元府，亦出兵相攻。
　　而对于李茂贞来说，是一次扩张的绝好机会。以地势而言，王建等从蜀地攻之，由川中侵汉中，道险而路难，进军速度从然缓慢。而凤翔藩在兴元之北，同属陕西，距离较近；出散关即至山南。如能顺利攻克此地，不但可以独据汉中之险，保障凤翔的南部边界；更可以趁势占有兴无所辖之文、利、集、阆等川北诸州，打开通向蜀中的大门，从而以攻代守，扩张势力，并为进一步展开争霸战争提供足够的人力物力。
　　景福元年正月，李茂贞联合关中诸镇，上言“杨守亮容匿叛臣杨复恭，请出军讨之，乞加茂贞山南西道招讨使。”由于李茂贞在成为藩镇以前是一名中央军的指挥官，深感天子之诏的号召力。而当时的唐中央，虽然丧失了对各地的控制，却依然是天下贡奉的中心。挟天子以令诸侯是所有动乱时期野心家的作风，作为一个藩镇首领，李茂贞自然也想到了这样的方法。
　　至于唐中央政府，似乎也看出了李茂贞上表出兵的目的所在，“朝议从茂贞得山南不可复制，下诏和解之。”此时的朝廷，已经隐约感受到了李茂贞的威胁，原本以中央军官员出镇凤翔，是为了进一步巩固京畿周围的防御，不想行此下策，反生一野心之人。
　　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武将的野心，并非一封上瑜就可以消除的。该年二月，李茂贞联合静难节度使王行瑜（两人曾互为敌，此后联合，俱为利益使然。）共同发兵攻打兴元。与此同时，由于朝廷拒绝了他担任“山南西道招讨使”的请求，他开始上书宰相杜让能和在杨复恭之后掌握神禁军的宦官西门君遂，“陵蔑朝廷”，说了一些过激的话。
　　唐昭宗性格刚烈，颇有英武之气，不能容忍李茂贞这样一个刚刚出道不满十年的藩将如此的无礼，“召宰相谏官议之。”希望有所行动。但李茂贞早已在朝中布下了眼线，以至于“宰相相顾不敢言。”此时，给事中牛徽说：“先朝（指僖宗朝）多难，茂贞诚有翼卫之功。诸杨阻兵，亟出攻讨，其志亦在疾恶，但不当不俟诏命耳。比闻兵过山南，杀伤至多，陛下傥不以招讨使授之，使用国法约束，则山南之民尽矣。”6简言之，与其让茂贞私自出兵，不受约来，还不如授之以名，在他的头上再加一个中央政府的紧箍咒，多少还能挽回一点面子。对于这个务实的意见，昭宗还是明智地接受了。“乃以茂贞为山南西道招讨使”。
　　李茂贞终于如愿以偿，有了一个“奉诏讨贼”的名份，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中央军此时又发生分裂，原属禁军的千余骑兵投靠了李茂贞7，“由是益强”。在山南方面，凤翔军进军顺利，由于王建等在四川展开的攻势，杨复恭集团面临南北两线同时作战的不利局面，秋七月己巳，李茂贞攻克凤州，又连下兴洋二州，“皆表其子弟镇之”。“辛丑，李茂贞攻拔兴元”，杨家班弃城逃往阆州8。“茂贞表其子继密，权知兴元府事。”数月后，阆州城陷，杨复恭等伏诛于道中，兴元遂定。
　　由于这场战争是李茂贞在中央政府极不情愿的情况下发动的，故而战后立即在兴元府，即山南西道节度使辖区的归属问题上与中央产生了矛盾。唐政府希望能够恢复其在此地的管理，以加强中央方面的实力，故“诏以宰相徐彦若镇兴元”。但李茂贞已视该地为已物，决不会轻易地交给在这场战役中未出一分力，却要来下山摘桃子的中央了。他上表为其义子李继徽求兴元留后一职，“坚请旄钺，昭宗不得已而授之。”1唐政府确也是因为实力不济，不得已而为之。“自是茂员恃勋恣横，擅兵窥伺，颇干朝政，始萌问鼎之志矣。”
　　此后，由于中央的无力化，李茂贞先后驱逐了泾原节度使张球、洋州节度使杨守忠、凤州刺史满存，“皆夺据其地，奏请子弟为牧伯，朝廷不能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