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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demo涉及尚未面世的新功能，是重要的商业机密，尤其是被竞争对手提前窥探的话，在新项目投标上将会处于绝对的劣势。由于具体丢失时间不明，极有可能已经泄露，公司管理层要求安全部门彻查此事。
在此之前他们已经查问过贝丽，她坚称自己完成demo后放入了自己的包包里，做好随时出发的准备。作为demo的产出人，安全部门对她本来也没有太多怀疑，不过他们需要确切的证据，于是调出监控来证实她的说辞。
为了对员工工作内容保密，公司的监控只安装在各个门口、通道，但会对部门内进行红外感应拍摄。监控可见，贝丽为了赶工，几乎没怎么离开部门。仅有的几次也是去洗手间或者茶水间，手上也就是茶杯或者她桌面的纸篓，她解释是因为感冒导致产生的垃圾比平常多。她回忆完成demo之后的时间里，并没有哪位同事特别靠近贝丽的工作席位，当然，除了她中午睡着的那段时间。
这个“除非”，让安全部门顿时感到有了新的侦查方向。
这一查，发现我在贝丽声称睡着的时间段进入过他们部门，而且红外拍摄到我曾靠近她放包的位置（当然我是为了抽出压在她包下的披肩），其他时间，贝丽都肯定地表示自己是清醒的状态。
随后他们还发现，在出现骚动之后，我曾出现在他们部门，然后又去了一趟茶水间。
安全部门因此认定我有重大嫌疑，把我带到了查问间，列举出来好几个疑点让我解释。
我当然是坚称自己并没有盗窃的企图，甚至主动提出授权，允许安全部门检查我的local和cloud。我是很淡定的，因为我清楚自己并无任何不正当的想法，我理应与此事无关，心想身正不怕影子斜，我积极配合，只是为了尽早撇清嫌疑，尽快了事，今日工作计划还没完成呢。
然而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这种想尽快撇清、极为坦荡的态度，却被解读为对自己的违规行为胸有成竹。
“以他的能力，在事发之后、被调查之前，是有可能清除自己账户下的数据足迹的。”
“监控在疑似盗窃的时间点之后，他没有外出，也没有与其他人有什么异样的接触。”
“网关上也没有外发的记录。”
负责人冷笑一声：“也有可能只是事发太快，他还没出手，才泄露未遂而已。哪有这么多巧合都正好凑到一块儿的，我可不相信！”
一直在同一班车上遇到她，经过好一段时间之后，我才鼓起勇气去搭讪。而贝丽正是这前不久，被分配到该项目。
我们平日里聊天也没有特别顾忌什么，反正都是同一个公司的同事。安全部门认为我通过日常对话，不难得知贝丽工作进展和参与的项目。
而无知无畏的我，正好在她完成demo的今天，在她睡着的期间接近过，并且没法证明我没有碰过她的flash。
也正好，在之后去打探过发生了什么事，而后又去了最终找回flash的茶水间。
这些都是事实，我非常肯定自己是绝无盗窃、泄密意图，可就那么的刚好，这些明明是无意的行为，串联起来竟是如此荒诞，连自己的辩解听起来都觉得可笑而无力。
我还在想办法据理力争，我的直属上司已经被请到安全部门的查问间。
上司是一个微胖的男人，戴着一副黑框眼镜，一身的打扮都在尽力响应公司既要“稳重”又要有“活力”的号召。平时工作上他对我不薄，很多重要的项目都让我参与，并且让我有自己发挥的空间。
此刻他一脸苦笑，坐在我对面，犹豫着，最终还是开口了。
“唉，其实你知道我的……”上司两臂支在桌子上，双手交叉握着，“我一向都很信任你，你的工作能力也很让人省心，几乎没出过什么差错。”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几乎已经猜到接下来他要说的大概意思。
“我呢，我是很愿意相信你的为人的，但是……我也就是一个部门小主管，即便是我想担保你，以后恐怕……恐怕立项提交人员名单的时候，就不会让你过，你懂的……公司容不了一个，呃，有损害公司利益嫌疑的人，换作是你，作为决策者，你也不敢冒这个风险啊！”
上司还在绞尽脑汁地“好言相劝”，我已经出了神，只看着他在桌上交握的手，随着他说话的语气重点，一下一下地上下摇。
“……我知道了。”
话已至此，我确实不应该厚着脸皮留下，与其从此仰人鼻息、夹着尾巴做人，还不如开始为以后打算。在他“苦口婆心”叨念的背景音乐里，我心里盘算，以自己的专业与工作经验，找新工作是很容易的。纵使恼怒难平，现在我只想早点解脱。
但是当安全部门派人跟随我回到自己的工作席位上收拾、交接时，我发觉自己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似乎大家把这种“待遇”视为已经“定罪”，之前感觉关系还算不错、比较熟悉的同事，都冷淡地公事公办，或者是暗中观察，当与我目光对视立刻躲闪。
早上那位热情的行政姑娘，此刻尖瘦的脸严肃而麻木，非必要的话一句也不搭理，与今早判若两人，脸色仿佛变得蜡黄，催促着我签字离职，不耐烦几乎明明白白地写在脸上。
人走茶凉，何况还背着锅。
我一直觉得自己人际关系处理得还行，原以为好歹同事一场，至少还能保留点客气、不至于太难看。从来没想过当这种场景真实的发生在自己身上时，态度上竟然有如此大反差。心里肯定是极不舒服的，但已经也懒得理会了。
浑浑噩噩地提着自己的物品，等来了公共电车。我如常上车，却始料不及的听见陌生的提示音。
脑子“嗡”的一声停止运行，我甚至怀疑自己出现了幻听，缓缓地抬头，看着头上显示的橙灯，我简直不可置信，这！怎么回事！
直到后面的人不耐烦地催促，我才突然惊起，马上下车回头往公司，不，前公司跑去。
我走近门禁，却没有像往常一样自动开门，想来是已经把我从大楼内企业员工的通行列表里清除了。前台公式化地微笑着，询问我找谁，是否有预约。
我尝试让前台联系那位安全部门的人员、本次调查的负责人。很快就得到回应，他同意愿意在大堂与我面谈。
我惴惴不安地坐在大堂，眼看着那负责人一步一步从电梯间走过来。我顿时紧紧地握着座椅的扶手。
我原以为，对方可能不愿见面，又或者出于对草草结案的心虚，想平息了事，可我从没想过对方竟是这样举步生风、雷厉风行的自信模样。
还不等我说话，他就摆一摆手说：“我知道你想问什么，证据链我们是提交了，但是最终决策的是专门的公共安全评定机构，有专业的评分体系，除非你有直接否定的证据申请人工复核，否则这种低级别的判定是不会接受翻案的。”
“如果你能证明自己与本案无关，把所有的事情解释通的话，嗯，尤其是红外拍的那一段，我当然是可以在上诉期帮你重新提交证据啦，”顿了顿，他叉着腰继续说，“其实它只是给你降到二级，已经是从轻判定了。你想想，商业间谍应该直接是三级的，只不过是没有你对外泄密的直接证据，你不要以为没有考虑到这些，人家那是专业的。”
我一时语塞，脑中一片空白，之前脑中演练过得的对质也一时不知道从何说起了，只是直直地盯着他一开一合的嘴巴，他说的一字一句似乎都有理有据，我无法接受但也似乎无从辩驳。
他看我不说话，又接着说：“你还年轻啊，二级也就是两年期限，而且又不需要强制监禁，如果没有决定性的新证据，我劝你还是向前看吧。我能说的就这么多了，你好自为之……”
“可我确实没有……”
他已经转身准备走了，听见我的话又挥了挥手打断，开始有些不耐烦了：“你有什么不服的，找到证据再来说，空口无凭的我也没法给你申请人工复核对吧？以前我们公司还有被控性骚扰的，红外实实在在拍到又肢体碰触还死不承认。难道他不承认、他委屈就要不上报、重新调查的话，那被骚扰的同事就不委屈吗？哼！如果不承认就能随意申请人工重新审核的话，那谁不觉得自己冤枉呢！光靠一张嘴，审核到何年何月都是各说各的理，简直是浪费公共资源！你自己自己考虑吧！就这样！我还忙着呢！”
我定定地消化着他这些“定论”，保持一个姿势坐了很久很久，直到意识到同事们快下班了，才慌忙从大堂离开。
他说的并无道理，自己的解释连自己都打动不了。
回家冷静一下，再作下一步打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