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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卖花生的经营模式就形成了，骆大明父亲负责到龙岩产地进货，通过火车零担托运到北京。骆大明把货拉回到塔院租的地下室分装成四两一袋，再把小袋装的龙岩花生送到各个小卖部去代销。每天大概能有30到50袋的销量，能收75到125元左右，毛利能有30到50左右，一个月下来，大概能赚一千元左右，跟在中科院上班的同学工资差不多。销量也基本比较稳定。因此骆大明就买了一张北京地图，围绕着天安门，把北京划成四片区，打算每个片区找个人去开发代销的小卖部和给小卖部补货。一开始想的是找老家的农村亲戚来帮忙做这事。骆大明老家的亲戚因为当年下海没资金回去寻求帮助没人帮忙，骆大明就不想找他们了。正好孙丽姬有个侄儿刚中专毕业找不到工作，于是就让他来北京帮忙。结果那个侄儿干了十几天，嫌每天骑车出去送货太累了，而且也没说要给多少工资，就说他脚痛骑不了车，要回家了，不干了。骆大明只能还是自己干。主要的代销小卖部都在海淀区学院路，中关村一带。
这样干了两个月，到十一月底，孙丽姬单位按国家政策给她安排了博士后公寓，就在塔院的花园路一号院的一个带电梯塔楼的60平的小两居，在十二层。骆大明和孙丽姬算是如愿以偿的住到了塔院的高楼里了。这是骆大明和孙丽姬平生第一次家住在这么高的电梯楼上。这栋楼据开电梯的大姐说，这是所长楼，不少所领导也住在这栋楼上。骆大明当时没觉得有啥，反正他们也只是临时居住，等两年后孙丽姬博士后出站了，就得退出这套房了。等过了几十年后，回想起当年的待遇，才认识到d的政策确实是在对待年轻人才上有很大的优待。
第一次能住上两居室的高楼，孙丽姬很高兴，就说要把她妈妈接过来住，让她也享受一下住北京的高楼大厦的生活。她妈妈当时刚退休，正好可以过来。于是很快孙丽姬妈妈就到北京骆大明他们家了。
骆大明对孙丽姬妈妈没啥好感，觉得当年自己下海遇到困难时，她不仅不理解，还让孙丽姬跟自己闹事，没有像个长辈。事实上孙丽姬妈妈的思维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根本不懂也不想懂社会发展和别人的感受。以至她在家里跟谁也合不来，孙丽姬爸爸常年在外地工作，70多岁也不愿回家跟她一起生活。再加上骆大明每天送花生也很辛苦，因此回家经常没有好脸色。孙丽姬妈妈呆了十几天，也呆着不舒服。
有一天，家里的燃气热水器老化，坏了，骆大明就找了个楼道里的修热水器的小广告的电话，打电话让人来修。当时北京像骆大明家遇到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维修热水器是个暴利的不小行业。很多人冒充燃气公司的维修人员到处粘贴小广告，提供非法的上门维修服务。合法的正规燃气热水器维修必须是燃气公司垄断经营的，收费高而且不及时。打完电话，骆大明就交待孙丽姬妈妈在家等人来修，自己出门去送货了。结果晚上回来，知道维修花了100多，被宰了，骆大明就不太高兴了，觉得她连这点小事都处理不好。
当天晚上，孙丽姬妈妈就说肚子痛，难受。孙丽姬赶紧让骆大明一起带她妈到附近的北医三院看急症，花了三百多，也没检查出啥毛病来。过两天，她妈妈就回老家了。后来骆大明听说，孙丽姬妈妈回去后，说是她不敢在北京呆，是因为骆大明给她吃的饭里下毒药了，害她去住院了，所以她要回家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