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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路紧挨着学院路，附近高校很多，北影，北邮，中国政法大学，北师大就在附近，骆大明就沿着学院路扫店，一家小卖部留5袋花生，写个收条，店主签个名，就开发一家代销店了。绝大多数小卖部都愿意合作，毕竟对他们有利无害，也有极个别的店主，觉得这么贵的花生肯定卖不出去，说大街上卖的现炒花生，才2.5元一斤，这龙岩花生要卖7.5元一斤，太黑了，是“金豆”，这种坑爹的生意不干。对这种没有市场观念的传统店主，骆大明也懒得啰嗦，拎包就走。满大街大把的小卖部，不差这几家不卖的。后来很多北漂业务员们在北京推销信用卡啥的搞的扫楼活动，骆大明早在十年前就是这样干过的，虽然很辛苦，但是也很有效。开发了几家小卖部后，很快就有一家北影后门家属区的小卖部打传呼要货了。骆大明第一次接到店主要补货的电话，非常高兴。赶紧骑车给送去了，听店主说，那五包花生都是被一个人买走的，是北影的一个老师，吃了觉得好，连着几天都买，吃上瘾了，真是“福建人的小鸦片”。接着又陆陆续续接到要货传呼，骆大明带过来的花生就要卖完了。于是赶紧给老家的父亲打电话，让他托运两百斤过来。
两百斤花生就不能再放在宿舍里了，于是骆大明到附件找出租房。巧得很，塔院的那些高楼底下都是地下室，有不少出租房。骆大明就花了400元每月租了一个半地下室，有点窗户露到地面。塔院的地下室冬暖夏凉，虽说刚进洞口时会感觉有点味道，在里头待习惯了，也还能对付。很快，父亲托运过来的200斤花生就到北京百子湾货运车站了。当时骆大明觉得百子湾离塔院好远，坐公交车晃半天才能到，那里破破烂烂，从公交车站到货运站仓库的一路上停了很多等着拉货的小货车。
邮局寄过来的火车零担托运单上明白的写着领包裹要带居民身份证。可是骆大明在排队等待托运单换提货单时，就遇到前面一个大叔，北京土著，应该是无业游民，来取包裹，没有身份证，还非要把货取走。当班的工作人员说不行，必须照章办事，没有身份证就是不能给提货单，把那个大叔气坏了，说他不认得字，大老远跑过来一趟不容易，有托运单就行了，还非要啥身份证，不是故意叼难人吗？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活人还能让尿憋死。不给他特殊处理，他就不走，让领导过来处理。最后还真给他闹成了，领导过来了解了情况后，给通融办了。
骆大明虽说到北京也几年了，可是没有跟北京当地老北京土著有过接触，看到这一幕，也算是开眼了。回去后，他把这事当成一件事说给孙丽姬听，作为中国人情社会的一个重要现象。那个北京土著大叔的做法后来在孙丽姬博士期间怀孕女儿遇到单位人事部门工作人员刁难时，被骆大明借鉴了，帮助孙丽姬不仅顺利的生下孩子，而且还提前半年毕业了。
2018年1月的微博上，骆大明看到一个微博，说北京土著都哪里去了，说的是一个北京土著女孩，换过好几个工作，基本上没遇到北京土著同事，于是感叹北京土著都被淘汰了。北京土著的传统思维和做法确实不能适应现在的北京生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