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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朝贡，为了显示自己作为“天朝上国”的富有与大度，中国历朝总是本着“薄来厚往”的原则，对朝贡者给予大量的赏赐，其价值远远超过朝贡者所进贡的物品。
所以，中国在朝贡中获得的实质上的利益非常少，甚至是倒贴。而各藩属国，却总是愿意来华朝贡，以少换多。
当然，窦英现在也管不着朝廷会如何“打肿脸充胖子”，他只知道从暹罗得到援助，能大大加快反攻的进程，能更有利地维系民心士气。
而对于这批火枪，窦英却是十分欣喜，立刻把原来训练鸟铳的火枪兵进行了扩充。通过以老带新，使火枪兵达到了五千余人。
这五千多火枪手除装备了一千多支西式火绳枪，五百多支国产鸟铳外。每个士兵还携带腰刀，并配备一定数量的木盾，具有一定的近身战能力。
给火枪配上刺刀，显然是最理想的结果。但依工坊现在的生产水平，刺刀的研制打造就只能往后拖延，给更重要的军备物资的生产让路了。
当然，窦英已经把火枪加刺刀的设想交给了工坊，只等着人手增加，制造力提高之后，便会自行生产。
这个设想是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简单的套筒式便可以。唯一制约大规模生产制造的还是标准化问题，这把刺刀在这支枪上合用，到了别的枪上，可能就需要调整修理。
虽然窦英已经在工坊实行了标准化的流程，但局限于当时的测量工具，还不能做到十分精细。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只能在实践中不断摸索进步了。
本来窦英是想在一个月内整军经武，然后便开始实施反攻。但事情远比他想的要难要多，再加上帮助老百姓春耕，反攻时间也只能向后再拖延半个月，才能生产囤积出足够作战的物资。
到那个时候，钱财也花得差不多，也不得不展开行动，以期望得到更大的地盘，更多的兵源，更多的物资和财富了。
所以，当窦英得到清军的大致布署情报后，更坚定了反攻的决心，以及获胜的信心。
吴三桂在云南的军事布署与历史上相差不多，在历史上也确实很有效，也就是说，清军的布署在总体上是没毛病的。
原任辰常总兵官左都督杨明遇，为镇守云南永昌（保山）、顺宁（凤庆）等处总兵官，辖兵八千；
云南团练火器总兵官王永祚，为镇守云南大理、鹤庆（今仍名）、丽江（丽江纳西族自治县）、永北（永胜）等处总兵官，辖兵七千；
原任经略洪承畴右标提督总兵官、左都督张勇，为镇守云南蒙化、景东、镇沅等处总兵官，辖兵一万；
原任湖广左路总兵官、右都督张国柱，为镇守云南临安（建水）、元江（今仍名）、广西州（沪西）等处总兵官，辖兵一万；
原任湖广中路总兵官、署都督佥事阎镇，为镇守云南广南，罗平（今仍名）等处总兵官；
祁阳总兵官、都督佥事刘文进，为云南曲靖、寻甸、武定、沾益等处总兵官。
除了这几个地方总兵官外，吴三桂还向清廷上奏，请设援剿四镇，准备在军事组织上安设重要将领作为一个方面的统帅。
在吴三桂的计划中，这援剿四镇分别为：
云南援剿前镇总兵官，以副将王景充任，驻兵武定府；
云南援剿左镇总兵官，以四川左路总兵官、署都督佥事沈应时充任，驻兵曲靖府；
云南援剿右镇总兵官，以湖广益阳总兵官、署都督同知王辅臣充任，驻兵洱海卫，即云南县（祥云）；
云南援剿后镇总兵官，以都督同知王屏藩充任，驻兵楚雄府。
各镇的军事建制，在总兵官之下，设左、中、右游击三员、守备三员、千总六员、把总十二员，计有骑兵六百、步兵一千五百、守兵九百，共三千人马。
这四镇相当于后世的四大军区，其总兵为该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直接隶属于吴三桂，是吴三桂的嫡系部队。
当然，窦英得到的情报不可能如此详细，但也够他仔细分析，并作出正确的判断。
沙盘上清军的布防一目了然，看似防备周全，既有各城各地的守军，又有四镇机动，可增援各地。
但窦英却从中看到了机会，并制定出反攻计划，且不断地加以完善。
首攻永昌是没有疑问的，根据守将和驻兵，窦英判断出敌人将以坚城为恃，且在整个云南的防御体系中并不是重中之重。
很显然，吴三桂盯着的重点地区是监国太子和晋赵二王所在的普洱，以及云南土司的最强者——元江那嵩。
尽管窦英斩郡王、杀贝勒，两伏磨盘山、奇袭永昌城，堪称明军接连战败的唯一亮点。
但吴三桂也不是小瞧了他，而是正常的思维。他认为窦英虽然常有出人意料之举，却对攻城作战并没有什么办法。
只要能在坚城下拖住反攻的明军，不用多，有个十天半个月，周边的清军便能增援而来。
而凭守城的五六千清军，只要粮草充足，不出内奸，哪怕是有两三万明军也足以抵挡。这在当时，确实是再正常不过的军事常识。
况且，连遭失败的明军在重武器上可谓是损失殆尽。别说攻城用的红夷大炮了，便是小型的虎蹲炮，也是极少。
而这个考量，也是吴三桂分析判断后得出的结论。
这么看来，吴三桂并没有犯什么错误，分析判断也是正确。唯一的疏漏，便是不知道窦英是穿越者，有着几百年后才大放异彩的破城之术。
在沙盘上按照搜集来的情报，标记好敌人的大致兵力布署后，窦英才起身看了看，满意地点头，又对军情赞画柳大洪赞道：“多亏柳赞画广加联络，才获得如此详细的敌情。此番反攻获胜，柳赞画当为首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