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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朱延禧！马士英！王进贤！”崇祯皇帝一边砸着瓷器，一边咒骂着山东省这些桀骜不驯的官员。但是很快他的目标就转向了另一个人：“卢九德！你个没用的东西！你们这些狗奴才，平日里一个个人模狗样，能的很啊。XX一到关键时刻就掉链子。你们平时不是很能吗？竟然叫人到朕的头上拉屎撒尿，没用的东西！一群混账！”
骂对手远不如骂自己的狗来的酣畅淋漓。高时明跪在地上，头都不敢抬，豆大的汗珠不住往下流。
过了好一阵，崇祯皇帝才多少消了些气，坐到龙案之后。他叹了口气，道：“说吧，还有什么。”气归气，但是他知道今天他要面对的肯定不止这一件窝心的事情，而且还给要冷静应对。
高时明：“还有。以钱谦益为首的南直隶士绅，以南直隶乡贤议事会的名义上陈情书，说是支持山东省乡贤议事会做出的、削藩权益归山东省地方的陈情，同时还希望陛下认可乡贤议事会在重大问题上所做出的决定，他们说——这是天下公论，陛下代天司牧，理当顺应。”
说道此处，高时明抬眼看了看崇祯皇帝。崇祯喘着粗气，脸色阴暗，双手紧紧握住案几的边缘，眼看就要雷霆震怒，大雨倾盆。
可是没料到崇祯皇帝竟然以极为平静的口气说道：“后面还有谁，肯定不止南直隶一家上了陈情书支持山东省吧。”
高时明：“除了南直隶外，浙江、广东两个省有省一级的乡贤议事会上陈情书，支持山东省决议，恳请陛下认可各乡贤议事会在重大问题上做出的决定，认可乡贤议事会在政务中起到的作用，恳请陛下着手成立中央一级的乡贤议事会。漕运总督所辖四府三州成立了一个漕河议事会，也持此议。除了省一级的乡贤议事会上陈情书外，还有大量府一级和县一级的乡贤议事会上陈情书，陈述以上观点。还有个人以个人的名义上了陈情书。”
崇祯皇帝冷笑一声：“代天司牧？代天司牧？朕乃天子，朕即天下，他们想造反吗？他们的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说出这种悖逆之言。几个无官无职的读书人，结党营私，找几个人签个名，以为就能左右天下了呢！还什么乡贤议事会，天下就是被他们搞坏的——哼。”他哼了一声，表达了他的蔑视：“别理他们，全部留中。几个乡民写的陈情书，哪有资格抵达天听。至于山东省，我做出的决定，岂容他们置喙！削藩收益上缴朝廷，不容更改！”
二、
崇祯六年，袁可立已经72岁高龄了，身染重疴，卧床不起。他几次三番向朝廷上疏申请致仕，回家养老。可是朝廷的态度异常强硬，以几乎不近人情的态度要求他继续在运河及山东总督的位置上继续坐镇。
七月流火，正是炎热时节，可是袁可立却能感受到阵阵寒意，他卧病在床，还盖着一袭棉被。
贴身的老奴进得房来，贴到袁可立的耳边说道：“沿漕河乡贤议事会大议长孙昌龄来看望您。”孙昌龄自卸任漕运总督一职之后，按照王进贤的指示一直在运河沿岸活动，当漕运总督管辖下的四府三州乡贤议事会成立总会之时，他被选举为大议长。
袁可立点了点头：“让他进来吧。”
袁可立屏去左右的小厮和丫鬟，孙昌龄一袭薄衫走了进来，向袁可立行了一个大礼：“老师，许久未见，老师身体可好些了吗？”
袁可立笑眯眯的道：“一点小病，没有什么大碍的。有劳你还惦记着。”他摆摆手，示意孙昌龄坐到自己身边。孙昌龄屈身坐在袁可立床畔，二人进行了友好的交谈。
一阵寒暄之后，孙昌龄就近来一系列的事件向袁可立反映了漕河乡贤议事会的态度，特别是就削藩和成立中央一级的乡贤议事会两件事情上表达了漕河乡贤议事会对山东省坚决支持的态度。二人就这些问题交换了意见。
看到谈得差不多了，孙昌龄起身告辞。
三、
袁可立吃过药，用过午饭，又小憩一会儿，感到精神好多了。贴身的老奴又一次来报：山东镇总兵王进贤前来探望。
王进贤头戴方巾，身穿道袍，一副书生摸样，进门便叩拜道：“标下参见督帅。”
袁可立依旧笑容可掬，和蔼地让王进贤坐到身边，二人回忆了当年金戈铁马的峥嵘岁月，王进贤就山东省的改革和变化、辽东抗金的最新情况、国家的形势，以及最近发生的削藩和全国士绅积极要求成立中央一级的乡贤议事会两件事情的经过一一说明。袁可立一直微笑捻髯颔首，默默听着。感到时候不早，王进贤起身告辞，并叮嘱袁总督一定要保重身体。
四、
到了这一天的晚上，老奴兴奋的跑来告诉袁可立：大公子袁枢来了！
袁枢像一阵轻烟似的飞入房中，立行叩拜大礼：“父亲大人，儿子未能在床前尽孝，甚是惭愧。父亲大人的身体好些了吗？”
袁可立老眼昏花，浊泪两行，伸出颤抖的双手想要搀儿子起身，可是力有不逮。老奴连忙跑到袁枢身边，将他搀起。
袁可立忍住内心的激动，问道：“怎么样，你在河南还好吧！”
袁枢：“一切都好。”
接着袁枢把他在河南全面学习山东省，兴义学办教育，大力发展工商业，在传统农业上实行减租减息，调和农民军和地方士绅的关系，成立乡贤议事会并使之在政治生活中起到应有的作用，以及所作的这一切在河南省引起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还有自己面临的困扰和烦恼，都一一向袁可立诉说。
袁可立默默的听着，脸色冷峻，不发一言。
听到袁枢说得差不多了，他颤巍巍地举起手指向袁枢的鬓角，道：“成天考虑这么多的事情，看，你也有白发了！”
袁枢笑了，眼眶中擎满泪水：“有劳父亲大人挂念了。”
袁可立：“你也要注意身体啊！”
袁枢：“谨遵父命！”
袁可立：“你呀，也就是说说哄哄我罢了，你现在满脑子都是河南的事情，到时候哪里还惦记的起我说的话。说说吧，你不是在河南吗？怎么跑到淮安来了？”
袁枢：“王山长说您老人家病了，让我回来看看您。”
袁可立：“这都是托词。我病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今天一天之内就有孙昌龄、王进贤，还有你跑到淮安来看我，而且都是专程。世上哪有这么凑巧的事情。我知道你们三个都是大忙人，如今突然一起来到淮安，怕是有什么大的事情要发生了吧。”
袁枢尴尬的笑了一下：“据说今年天气凉的早，运河早早就封冻了，船只都不能航行。”
袁可立：“封冻了？我虽然觉得冷，但那是身体不好，这七月时分，正是炎热季节，运河怎么可能封冻！”他似乎突然意识到了什么：“看来，王进贤真的要动手了！”
袁可立慈祥地看了看袁枢，语重心长的道：“我身染重苛，几次三番向朝廷申请回乡养老，可是朝廷就是不允。不过是因为我曾经做过登莱巡抚，做过马士英、王进贤、孙昌龄这几个人的上司。如今这几个人桀骜难驯，有坐大之势，但是不管怎么样这几个人还看我几分薄面，若是这总督的位子换了其他人，恐怕——嘿嘿！
圣上把我放在漕河及山东总督这个位置上，无非就是这么个意思，借重我的老面子、老关系。不过现在看来，老面子、老关系都没什么用，王进贤他们觉得需要动手的时候还是会动手的，不是我一个快要入土的老头子能够阻止的。他们还算讲情面，还跑来看望于我，给我讲事实、摆道理。嘿嘿——”
袁可立苦笑一下，然后长叹一声：“哎——
先帝待我不薄，我深受皇恩，这把老骨头当为国尽忠。不过你放心，我都要入土了，不会再多生是非的——”
袁可立抬起头道：“我记得王进贤曾经说过，如今我们所面临的是千年不遇之变局。他说的那些，我也看过了，似乎颇有些道理，看看他做的那些机械、那些物什，确实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世易时移，未来还是要靠你们年轻人去创造的。也就是这个原因，我才把你送到他办的义学，还让你喊他老师的原因。未来是你们的！你不必以我未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早在登莱任上，我就看出他在布一个好大的局，上有思想用以控制人心，以为中枢；中有各种实业支撑局面、提供金钱，以为躯干，照他的话讲，就是依靠新的生产力所武装起来的集团是依靠旧的生产力的集团无法比拟的；下面还有一支武装到牙齿的军队以为爪牙。我在任时，还时时想着压制他、瓦解他的力量，可惜——现在看来——还是留给青史去评价吧！
刚才，你说的，我都听了。如果真的能够实现，确实是千年不遇之变局。至于是好是坏，眼下也难于下结论。像那个什么乡贤议事会，是不是真的像王进贤他们说的那般好，能起到那么好的作用，就有待时间的考验了。
但是我很高兴，从你刚才的话中，我听出来了，你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思考，不是对于王进贤的盲从，这很好。
未来是你们的，你如今大有作为，为父很高兴。对于未来，为父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我在这里只想对你说两件事情。
第一，国家，国家，家国一体，国是大家，家是小国，家旺国兴。你如今忙的都是国家的大事，要感同身受，治大国如烹小鲜，不要忘了小家。这个小家不是指你我之小家，乃天下人人之小家。不要被大道理所迷惑。
第二，今后，咱们这个小家就全要靠你了。”
崇祯六年十月十一日，袁可立溘然长逝。他的死，带走了封建专制统治对于王进贤个人的最后一丝羁绊，也斩断了王进贤个人和朝廷直接联系和沟通的一条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渠道。
五、
“封冻？这么大热天的，运河怎么可能封冻？”崇祯皇帝厉声质问道。
高时明跪在地板上，体如筛糠，汗落如雨，不敢吱声。
崇祯皇帝怒目圆睁，咬牙切齿地喊出了三个人的名字：“马士英！王进贤！孙昌龄！”
他陡然蓦地掀翻了面前的龙案，案几上的奏章撒了一地。
六、
崇祯皇帝紧急召见了仓场总督南居益。
明朝自永乐迁都北京后，北京成为明朝的政治中心。这里有庞大官僚机构，更驻有重兵。永乐皇帝迁入北京之时，京师之内置有七十二卫所，约官军不下三十余万人，畿内置五十余卫所，约官军不下二十余万人。为了供给近百万军、政人员的粮食，明朝每年都要从南方输送大量的粮食到北京。为了储存巨额漕粮，明朝政府在京城和通州设置了许多粮仓，统称京通二仓。永乐七年明成祖下令修建了37个卫仓，以后多代皇帝又有新建。直到正德、嘉靖时期，京通二仓常处于储粮不足状态，从此之后就几乎不再有增置仓廒的举措，由此也反映出明朝国力开始衰退。到万历时期，京通二仓廒座数目下降很多，京仓从1474座减为1092座，通州大运南仓从121座减为80座。
京通二仓的最高管理机构为总督仓场。从宣德五年起，设置仓场总督作为管理京通二仓的最高官员。仓场总督最初由户部尚书或者侍郎兼任。后来因为仓场事务繁多，便成为专门管理仓场的官员，不再兼任户部事务，但是仍属户部，官阶为尚书或者侍郎。南居益正是现任的仓场总督，管理仓场已经有些年头了。
崇祯皇帝厉声问南居益：“现在仓场还有多少存粮？还够支撑多长时间？”
南居益：“回陛下的话，仓场已经没有存粮了——”
南居益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崇祯皇帝厉声打断了：“南居益，你——你——你干什么吃的？！按照祖训，仓场应该有九年的存粮，你怎么能管的连一年的存粮都没有？身为仓场总督你怎么管理的仓场？！”
南居益朗声回复：“回奏陛下，仓场没有余粮之事，臣下早就提醒过陛下。臣接手仓场之时，仓场中仅有存粮200万石，一年收到的漕粮不过290余万石，当年便支取一空。第二年，只收入了200余万石，可是却要支出320余万石，仓场反而倒贴了100余万石。如此两年，仓场便已空了。之后的年份都是随到随支，哪里还有余粮。
对于这些问题，臣工早就上疏言明，绝无欺瞒——”
“放肆！狡辩！无耻！”南居益的话又一次被崇祯皇帝所打断：“把仓场管成这个样子还振振有词！”
七、
崇祯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崇祯皇帝郑重其事地身穿素服来到中左门，内阁、五府、六部等官员早在那里恭候了，气氛十分肃穆。
朱由检声色俱厉地命人把南居益押上大殿，要他交代‘贪渎’的情节。
南居益矢口否认，义正词严，丝毫没有畏惧之色：“臣自担任仓场总督一职以来，兢兢业业，没有贪渎过仓场里的一粒粮食。相反，若不是有臣工努力，局面只怕更是糟糕。漕运仓储之制，天长日久，弊端丛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臣工只管仓场，漕运、运军等事，臣工又岂能涉足？若是今天皇上一定要把‘贪渎’这一罪状强加于臣，臣不敢违抗圣意，自然应该承受。如果想屈打成招，绝对不可能！”
听到这些话，崇祯皇帝火冒三丈，颤抖着声音命令道：“来人，上大刑，屈打成招？屈打成招？看他招也不招！”几个中官立即出殿去取刑具。
这时候，礼部右侍郎、东阁大学士何吾刍站了出来，他规劝崇祯皇帝道：“陛下，我朝没有在殿陛用刑的先例，南居益有错可交刑部审问，不必有劳陛下亲自——”
崇祯皇帝道：“此辈奸党，神通广大，离开此地，还有谁敢公正审讯？给我上刑！”
何吾刍不得已哀求道：“陛下！殿陛用刑，实三百年来未有之事啊！”
崇祯皇帝震怒道：“南居益这厮，也是三百年未有之人！”
说话间，中官已经取来了刑具，开始对南居益用刑，上来就一棍打在南居益的头上，南居益立即头破血流，之后又生生把南居益的两条腿骨打断，情况极为惨酷，南居益的哀号之声响彻殿陛之间。在场的人莫不为之暗暗叹息，掩面不敢直视。
没多久，南居益就已经昏迷不省人事。崇祯皇帝一见南居益已经昏迷，愤恨地掀翻了面前的龙案，一甩衣袖，转身从后门走出大殿，留下一屋子的文武百官及宦官们目瞪口呆。
不久，朱由检指示刑部、都察院、锦衣卫，以‘贪赃’的罪名，把南居益斩首。
处斩之后，崇祯皇帝余怒不消，下旨不许给南居益收尸，直到5日后尸体开始腐烂，才允许家人收尸下葬。
崇祯皇帝残暴如此，他主政的朝廷万马齐喑，重臣只会阿谀奉承、埋头捞钱、唯崇祯皇帝马首是瞻、报喜不报忧，不是没有原因的。
八、
此时的运河，热闹非凡。
大批北去的漕船停留在了山东省和漕运总督下辖的四府三州之内，将船上的粮食等物资卸了下来，并按照低于市价的价格拿到了银子，同时漕运所应得的薪俸还一分不少的拿到手，最重要的是能够提前回家和家人团聚了，这对于运军来讲几乎是可望而不可求的事情。运军们每年一开春就要启程，到了秋天才能回到家里猫个冬。若是路上遇到点麻烦，像搁浅了、船坏了、收粮的官员为了索贿故意不给入库等等耽误了时间，运河封冻，这一年就别想回家了，而一路上的意外数不胜数，几年不着家是常有的事情。因此，对于运军们来讲，回家享受天伦之乐是比拿到银子更值得让人开心和期待的事情了。自王进贤系统掌握运军以来，欠饷的事情就从来没有发生过，大家都是明眼人，相对于身边很多地方民不聊生的状况比起来，运军们已经是很有身份的人了。在这个基础之上，严格纪律的管理，择优汰弱，运军已经成为一支纪律严明、仪容整齐、训练有素的军队，虽然不是战兵，其组织程度比起明末的很多战兵来讲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了充足的银饷、严明的纪律、优秀的素质，以往漕运中的各种弊端——像掺沙子、偷粮食、收贿赂等也都一扫而空。
在明朝运河是一条官河，主要用于漕运，漕运船只具有最大的优先权。而老百姓的船只只有偷在漕运船只通过的空隙才能航行，还往往要掏银子给管理运河的官员才能得到航行的机会，极大阻碍了运河两岸的经贸交流，遏制了运河两岸经济的发展。现在好了，漕运船只都回家了，民船成了运河上的主角，还不用掏银子，一时间运河两岸的贸易发展如火如荼，经济交流异常频繁，漕河总督府的商税收入也水涨船高。
九、
从漕运船只上卸下来的粮食等物资大量流入了河南省，这对于高迎祥来讲无异于是雪中送炭，既解决了河南省物资的短缺，又平抑了汹汹上涨的物价，黄引恩治下的运河商团也从中大为获利。有了粮食，高迎祥的实力急剧增强——在乱世，粮食的多少是实力的保障——瓦岗寨之所以在隋末崛起，正因为其占据了大隋的国家粮仓——兴洛仓——为其源源不断增加人马打下了基础。
也有一部分物资填充了山东省近期大为支出的各个仓库，余下还有一部分送入了漕运总督辖下的徐州、淮安、临清三个地方的水次仓中存放。
十、
京城中，却是一片混乱。
商人们耳目灵通，他们还是很快得知今年的漕运粮不会到达北京了，与此同时，皇家的仓场中也没有存粮了。他们立即囤积粮食，准备卖个高价，即使在售的粮食价格也立马飞涨。
人可以不看戏，不穿金戴银，甚至可以不说话，但是所有人都给吃饭。作为最基本的生存要求，粮食是所有人都必需拥有的。
虽然官方对断粮的消息严密封锁，但是这个消息还是在下层民众中传播开来。在一个密闭的系统之中，阴谋论市场很大，谣言往往在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不但告知少部分真实的消息——京师已经断粮了；更多的是传播一些莫须有的、充满恐惧的消息——五城兵马司和锦衣卫已经开始屠杀监狱中的犯人，以减少一些口粮的消耗；京营已经紧急发放装备，准备去山东作战；权贵们正在密谋，打算发动政变，废黜崇祯皇帝，并答应各省设立中央一级乡贤议事会的要求；山海关的辽东兵因为缺粮已经发生兵变，叛乱的队伍正在向京城而来——各种各样的“阴谋论”不胫而走，北京城内一时人心惶惶，黑云压顶。
恐惧的事情从来都并没有那么可怕，可怕的是恐惧本身。不识字的人缺乏辨别的能力，容易被蛊惑和煽动；即使是识字的人也很难避免内心的恐慌。人们简单的用拍脑瓜的方式解释着眼下的一切，整个粮食产业链上的所有环节——从地主、皇家管理庄园的官员和太监，到粮食交易商、小吃制作者、甚至是他们的牙郎、伙计，都成为人们憎恨和怀疑的对象。
出于对饿死的恐惧在北京城内引发了暴力活动。最初只是零星的袭击，粮米店铺被袭击，伙计被殴打，粮食被抢劫一空。渐渐的，袭击演变成骚乱，许多店铺被打砸抢，哪怕这些店铺和粮食没有一点点关系。城中所有的运输队伍都被频繁的拦截和盘查，哪怕是运输屎和尿的队伍。
五城兵马司的衙役们已经消失，就仿佛他们从来不曾存在过一样，街面上没有人维持秩序，北京城日益陷入混乱。京营的士兵被频繁的调动，借以镇压街面上的骚乱。他们疲于奔命，同时还要忍受家中妻小可能受到欺辱、没有饭吃的危险，巨大的恐慌占据着他们的心，他们对骚乱的民众不乏同情之心，溜号成了常有之事。
十一、
骚乱的人群日益聚集，逐渐成为了一股洪流。也不知道谁人的建议，崇祯六年八月十四日——中秋节的前一天，人们从四方聚集形成滚滚洪流向皇城进发。没有人知道这股洪流的意图，恐怕这股洪流自己也不知道。或许有人是怀着向崇祯皇帝请愿的心思，但是绝大多数人都只是盲目地跟在洪流之中，并没有具体的方案和意愿。洪流的缓慢移动，在皇城内引起巨大的恐慌。
崇祯皇帝命监军太监刘元斌率勇卫营2000人前去阻拦，谁知道到了地方，勇卫营2000人首先因为是否要对民众使用武力发生争执，争执中有800名士兵当场哗变，和民众的洪流站在了一起。不过民众的洪流毕竟是乌合之众，没有坚定的组织和领导，在勇卫营的驱赶之下，一时做鸟兽散。危机暂时得到了缓解。
为了应对可能到来的更大的危机，崇祯皇帝命令襄城伯李国桢集合京营，做好应战准备。李国桢将京营的部队集中到承天门之前，却没有下达进一步的命令就匆匆离开了。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造成了京师中唯一可以算作有组织的力量——京营也陷入了巨大的混乱。
京城的混乱局面进一步升级，除了皇城之外，京城内所有的官衙都被暴徒洗劫，城市的正常运行已经无法维持，暴力频仍成为笼罩在京城民众心头的一块挥之不去的阴云。
十二、
为了对有效应对京城日益升级的暴力，维持京城最基本的秩序，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保全自己的家人和生意，住在京城西北的一些官员、有影响的商人经过串联，开始进行会商并逐步达成共识：粮食问题并非不能解决，虽然漕粮不至，但是京城富商手中尚有不少的存粮，京师周边秋收在望，支撑一段时间不成问题；这些达官贵人有着发达的关系网，和江南、山东等地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清楚的知道钱谦益、王进贤他们想要什么，而且这也是他们想要的，在他们眼里这都是情有可原的要求，应该满足的。因此他们虽然身在京城，但是目标和钱谦益等人几乎是一致的。所碍的，不过是深宫中的一人而已。但是他们都知道崇祯皇帝深忌结党，越是人多去劝崇祯皇帝越不会接受，必须找一个合适的人选去当这个说客。然而，眼下最紧要的问题是必须恢复城市的秩序，否则一切都是空谈。城外的粮食进不了城，进了城也会被哄抢，被浪费。
连续多日，京城的头面人物都在黄引恩于北京的家院中举行会商。黄引恩现在已经是京城中首屈一指的大商人。根据王进贤的要求，他操纵着运河沿岸及辽东的大量商业活动，包括酒店、大宗商品买卖等，其中有不少是走私一类的非法生意。在明末，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各种地方性的黑社会已经出现，他们上面勾结官府、和地方士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借助这些上位者的庇护，他们对下鱼肉百姓、为祸一方；不掌握这些非法生意和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帮派会党的情况，你甚至不能说你掌握了经济的全貌。这和程春宇所掌舵的、依靠王进贤系统创新性商品攫取超额利润的正规商业活动是不同的。比如开酒楼，就经常会受到地方地痞无赖的勒索，而这些地痞无赖的身后往往有地方政治上的势力做靠山；当然，一旦祸事闹大了，上面追查下来，这些上位者收拾起这帮地痞无赖也是一抓一个准，没有半点拖延，地痞流氓成了替罪羊，上位者一个个立功受赏。
帮派会党是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而出现的。按照21世纪的某些学者的说法，帮派会党是那些离开了土地和宗法制度的人，用另一种形式重现宗法组织。它体现了生产力的进步和生产关系的滞后。以流氓无产者为骨干的帮派会党，往往是革命的热情支持者，因为革命能够改变其一无所有的现状；但是他们又天生的有着革命的软弱性，因为他们缺乏理想和信念，维持着落后的组织关系，和旧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反映到革命事业中，他们往往看起来是革命最好的同盟军，有组织、有规模，摇旗呐喊起来，声势浩大；但是革命一旦出现挫折，他们立马偃旗息鼓、脚底抹油，甚至掉头成为反革命杀害革命者的屠刀；而一旦革命成功，他们会立马跳出来攫取胜利果实，有鉴于他们思想的落后性，反社会的属性，往往给革命后的社会造成巨大的伤害。以辛亥革命为例，帮派道门是革命者最有力的同盟军，他们人数众多，声势浩大，一旦与革命结合，貌似革命的力量无比强大。无论是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都热衷于鼓动帮派道门造反，却没有一个帮派道门真的挑起这副重担，无一成功。然而，当革命者掌握的、具有新思想的新军在武昌一举首义成功，革命形势一时呈燎原之势。这些原来按兵不动的帮派道门立马活跃了起来，纷纷响应革命。在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帮派会党虽然对革命成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因为新生的资产阶级力量强大，帮派会党不但没能攫取胜利果实，反而受到以商会为中坚的资产阶级的排挤。在上海，两个黑帮老大兼革命党——陈其美和陶成章，一个死于内斗，一个空挂了一个都督的头衔。袁世凯一纸命令，陈其美就给乖乖的下台。身居中国最发达的商埠上海都督之位，背靠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和买办资本所在地，却毫无还手之力，足见这个上海都督就是个虚名，掌握实际权力的还是商会。但是在陕西、四川等内陆地区，帮派会党在革命中确实是出了力的。在陕西，由于新生经济的力量过于弱小，革命党就那么几个人，根本控制不了局势。于是乎革命成功后，帮派会党大行其道。陕西省革命后的诸多举措不但让人笑掉大牙，比如封了6个都督、一个大统领、一个钦差大臣、2个副大统领，一共10个省级高官。这10个人各行其是，各搞一摊，谁都不听谁的。军队里搞《水浒传》那一套，拜把子、入堂会；行政上搞《包公案》那一套，穿戏装，摆狗头大铡刀。而且破坏性极强，杀戮极多，在外国传教士的笔记中，几乎就是人间地狱。
因此，必须把以流氓无产者为骨干的帮派会党置于可掌控的范围之内，加以教育，加以改造，不但不能使其成为社会的破坏者，而且要将他们变成社会的建设者。
十三、
黄引恩身段灵活，黑白两道通吃，是开展这项工作的最佳人选。而通过这种业务，黄引恩在士绅中也变得很有影响力。因为上位者不愿意亲自参与这种游走在社会和法律边缘的活动，又希望借助自己的资源从中牟利，他们迫切需要中间人承上启下。比起其他的中间人，黄引恩无论谈吐、素养还是地位，都更加令人可信，让上位者们觉得不那么隔阂。虽然黄引恩没有公开他和王进贤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也明白自己能够挣下偌大的家业，完全是托王进贤的福，如果离开了王进贤系统的支持，以他的能力和实力根本不可能做到眼下的地位和规模。不过商人再有影响力也只是一介平民，黄引恩自然也清楚这一点。这一回组织商议成立自卫军，黄引恩虽然在幕后非常积极的促成此事，但是却推举出兵部尚书张风翼、户部尚书毕自严作为首脑，自己则躲在幕后，以出力为主。
参加商讨的都是大官人、大商人，各家都有年轻力壮的小厮，有的还有家丁；商人店铺里有组织的学徒、帮工也不在少数，组织起一支人马根本不是问题。天然的有组织恰恰是资产阶级最大的优势之一，最大的问题是极度缺乏武器。
几位大佬在会商期间对此愁眉不展，买又没地方买，造又来不及，反复商议，不得其法。大佬们在厅堂里开会，大量的小厮、帮工等下人挤在庭院之中。知道老爷们因为没有武器而发愁，下面可有人按捺不住了。要知道城市里的小市民和封建时代的农民完全不同，虽然相对于老爷们来讲同样是下等人，但是封建农民大多数老实巴交、逆来顺受，而城市的小市民带有更多流氓无产者的特征，他们面对压迫具有更多的主动性，远不如封建农民好管理。陕西的农民起义是饥荒已经到达人相食的局面后爆发的，是在生存都没有保证的情况下的一次总爆发；而江南经济发达地区在局面远没有如此糟糕的情况下奴变却此起彼伏，虽然不如农民起义声势浩大，却和农民起义有着迥然不同的内涵。从另一个角度讲，说明当时的商品经济并不发达，新生的中小资产阶级虽然屡屡反抗，却无力独自对抗封建专制统治，往往以失败告终。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农民都是资产阶级革命必不可少的有力的同盟军。
不知道挤在庭院中的下人谁扯了一嗓子：“安民厂有武器！”
“对！”
“对！安民厂有武器！”
又有人扯了一嗓子：“直接去安民厂拿呗！”
“就是！”
“连老婆孩子都保护不了，还算XX爷们吗！”
“呼”的一下，大约有一半的下人冲出了院门，向安民厂进发，路上还不断的有不明真相的群众加入到队伍之中，雪球越滚越大。
十四、
安民厂是归工部主管的大型中央军械制造厂，原名王恭厂，天启六年五月初六日王恭厂爆炸之后改迁至西直门，更名安民厂。
安民厂虽然归工部管理，但是管事的却是个太监，凸显出明末内廷势力之大，以及皇帝对于外庭的不信任——毕竟人才不如家奴、好马不及自家的狗忠诚。京城动荡，安民厂早已停工，厂中的佥书、匠头、帮工等为之一空，只有掌厂太监李艾（《酌中志》）带着京营的十几个老弱残兵在驻守。
李艾正在和几个老军躲在屋子里喝闷酒，他诉说着心中的苦闷：和他同时期的盔甲厂掌厂王承恩已经调入宫内，成为皇帝的近侍，司礼监秉笔，飞黄腾达指日可待。而他却还守在这个破厂子里，眼看升迁无望，不由心生感伤。
他突然听到门外的嘈杂之声，立即叫上几个老军一起来到厂门前。只见厂门前人山人海，一条街都挤满了，根本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在街外。
李艾大声喊道：“此乃皇家禁地，闲散人等不得进入！”
但是他喊破了嗓子也没有盖过人潮的嘈杂之声。李艾从老军手中拿过一杆火铳，朝天放了一枪。
“砰”的一声，人潮立即安静了下来。李艾扯着嘶哑的嗓子喊道：“此乃皇家禁地，闲散人等不得进入！”
但是很快，他的声音又被七嘴八舌的人潮声盖过了。李艾只隐约听清楚一句话——我们要成立自卫军！还没等他琢磨过味来，局势已经失控，很多人翻过了安民厂那不算高大的院墙，进入内院，十几个京营的士兵根本阻止不过来，一看情势不对，立马掉头就跑。厂门口群情愈加汹涌，还没等李艾反应过来，他已经被人群冲过，被践踏而死。
人群冲进安民厂，见东西就拿，见东西就抢，局势极度失控。直到第二天，倡议成立自卫军的大佬们才用自己人维持住了安民厂的秩序——并逐步控制住了北京市的西北角，这一带逐渐成为北京城中秩序最好的区域。
十五、
崇祯皇帝长跪在太庙之前已经有三个时辰了，在这三个时辰之中，他水米未进，泪流满面。王承恩跪伏在崇祯皇帝的身边，诚惶诚恐。
崇祯：“我叫你们去请成国公，怎么还没有到？”
王承恩：“已经着人去宣了，怕是一会儿就会到了。”
正说话间，成国公朱纯臣已经在小铛的带领下急匆匆赶来了，他身穿绣有麒麟补子的绯色定制便服，头戴乌纱帽，显得既正式又随意。一见到崇祯皇帝，朱纯臣一跪到地：“拜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崇祯：“平身吧。”
崇祯皇帝眼睛盯着祖宗的牌位，目不转睛，一刻也不曾离开。他的眼泪不禁夺眶而出：“想你先祖辅佐先帝——”
朱纯臣是第十二代成国公，他的祖先朱能，在明成祖朱棣起兵靖难之时就效力于朱棣麾下，被视为左膀右臂，出力甚多。靖难成功之后，朱能被封为成国公，位列功臣第二，仅次于淇国公丘福。然而永乐七年（1409年），丘福率军北伐鞑靼，轻敌冒进，中伏战死，以致全军覆没，被褫夺世爵。自此，成国公一系就成为靖难诸功臣中排名第一的权贵，和皇家的关系最为亲近。
朱纯臣不禁跪伏：“臣万死，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不能为陛下分忧。不过这次臣带来一个人，此人精明强干，或许有应对之策。”
崇祯皇帝不禁来了精神：“谁？”
朱纯臣：“都察院右佥都御使、巡抚山永地方、提督师务杨嗣昌。”
崇祯皇帝眼睛一亮：“快快有请！”
崇祯皇帝早就知道杨嗣昌这个人，早在他还未登基时，就看过杨嗣昌的《地官集》等书，对其才能十分赞叹，心中早就怀有敬佩之情。因此一听到杨嗣昌的名字，心头不禁一亮，仿佛看到了希望，恨不得立马见到这个希望。
朱纯臣面露尴尬：“这个地方——”
崇祯皇帝如梦初醒：“哦，对对对，去养心殿。”
十六、
来到养心殿，王承恩劝道：“陛下，您还未用膳，不如先吃点东西吧。”
朱纯臣也劝进道：“是啊，陛下，龙体乃是天下的仰仗，望陛下保重，用完膳再召见杨嗣昌不迟。”
崇祯：“你们不说我还没感觉，你们一说，倒是真的饿了。没关系的，上膳吧，一边吃一边谈。”
杨嗣昌被人带入养心殿，一番礼数之后，崇祯道：“来来，你们也吃，一起吃，边吃边谈。”
杨嗣昌和朱纯臣不免诺诺，不敢在皇帝面前过于放肆。
崇祯皇帝把碗往下一搁，面沉似水，道：“叫你们吃你们就吃，客气什么！”
朱纯臣和杨嗣昌吓得端起碗来，象征性地吃了一点，又把碗筷放下。
崇祯：“文弱，对当前的局势你有什么看法？”
杨嗣昌身着忠靖冠服，听到皇帝问话，急忙站起身来，一跪到地，垂首道：“陛下，马士英、王进贤之流假借运河封冻，断绝漕运，此乃十恶不赦之贼，罪该万死！”
崇祯皇帝切齿道：“马士英！王进贤！文弱，朕欲揭示其反迹，号召天下之兵勤王伐贼，你以为如何？”
杨嗣昌：“微臣斗胆敢问陛下，仓场还有多少粮食？”
崇祯皇帝叹了口气：“已经不多了。”
杨嗣昌：“陛下，天下形势，京师为主脑，宣蓟诸镇为臂肩，中原为腹心；如今烽火熊熊于肩臂之外，流寇祸乱腹心之内，今又有山东省逼宫，如若断之一臂。漕运乃天下之命脉，天下之精血流通之所，一日不通，则天下仿佛人身之气血不通，必致瘫痪。外患固不可图缓，内忧更是不可忽视的腹心之患，若放任腹心流毒，脏腑溃痈，则精血日就枯干，徒有臂肩又有何用？臣以为：攘外必先安内、足食然后足兵、保民方能荡寇。此臣应对之策也！”
崇祯皇帝听得眼睛发亮，忙道：“爱卿继续，快讲。”
杨嗣昌：“天下雄兵，尽在北边。西南前有奢安之乱、后有普名声反叛，地方疲弱，土司之兵相互抵牾，短时间内难以大用。黄河以南只有左良玉、虎大威所部尚可一战，尽在湖广为张贼献忠所阻。王进贤之登兵，兵强马壮，粮饷充足，却上演逼宫之事。洪承畴之西兵、孙传庭之秦兵、袁崇焕之辽兵乃天下之精锐，但是皆在黄河以北，需要黄河以南的粮秣支持。如今腹心空虚、指爪疲弱；漕运阻隔，粮饷不济，血脉不通、肩臂僵直；山东逼宫，又断一臂，稍延时日，臣斗胆，莫说是来勤王，恐怕各军呆在原地都会发生哗变，如此一来，则大势去矣，望陛下明察。
马贼士英、王贼进贤就是看准了这一点，所以才敢于发难。他们料定，一旦阻断漕运，则三边、山海之精兵尽皆瘫痪，根本无力往山东进剿。而今，二贼握有天下之枢纽，以胁迫陛下，陛下纵有万钧之力，却不免受制于贼。”
崇祯：“那你有何良策？”
杨嗣昌：“陛下，臣虑二贼所望者，无非是削藩权益归于地方，以及设立中央一级的乡贤议事会。臣以为，莫如答应了他们。”
崇祯把碗往桌子上一扔，筷子向桌子上一砸，一片乒乓之声，显然是怒了。
杨嗣昌急忙以头叩地，磕的砰砰直响：“臣万死！臣万死！请陛下以祖宗的江山社稷为重啊！”
崇祯皇帝：“如今天下无处不用兵，每年的兵饷近千万两，国库早就是一空如洗。朕忍痛让出宗室之利，岂能归于地方！国将不国，地方又岂能幸免！国家出饷养兵，不也是为了保全地方吗？地方拿去做的了什么？
设立中央一级的乡贤议事会更是狼子野心，其心尤为可诛。朕说的话，金口玉言，哪里轮得到他们置喙，哪里轮得到他们说三道四。他们当朕是什么人！”
杨嗣昌：“如今陛下不隐忍一时，不退让三分，天下就是死局。三边、山海之兵困在当地，动弹不得。天长日久，大势去矣！
如今外有外患、内有内忧，山东省眼下还是朝廷之臣，还为朝廷阻挡着外患，阻隔着乱贼使其不能北越黄河，保护京师的平安。陛下，如臣所言：攘外必先安内、足食然后足兵、保民方能荡寇。乱贼才是当前必须优先解决的问题。无论如何，山东省都是排在乱贼和建奴之后的威胁。若逼反了山东，则大势去矣！外不能御外患，内不能平内乱，肩臂反戈一击，天下如何还能支撑！
臣万死，恳请陛下忍让一时，答应山东省的请求，则血脉畅通，肩臂指使，外御外辱、内平内乱，满盘皆活。待时机成熟，陛下振臂一呼，天下响应，到时何愁逆贼不束手就擒！
况且依臣推测，设立中央一级的乡贤议事会根本不会影响陛下之行政。乡贤议事会，名曰齐聚天下乡贤，其实皆是徒有其表之徒。若钱谦益之流，满腹锦绣文章，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一腐儒尔！
这些人，各有私心，勾心斗角，喧嚣争吵，恐怕经年不能定一事，哪比得上陛下乾坤独断，威震天下。到时候，天下之事还不是听陛下一句话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