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节

　　一、
　　颍州，21世纪的阜阳市，北滨颖水，南近淮河，东接濠寿，西邻陈蔡。四通八达，是水陆交通要道，十分重要。南宋绍兴十年（金天眷三年）五月，金国大将完颜宗弼亲率主力10余万，夺取东京后，挥师南下。南宋新任东京副留守刘锜北上赴任，率“八字军”等约两万人与知府陈规共同坚守顺昌（即颖州，阜阳）。此战，刘锜以顺昌城为防御要点，利用金军不惯炎热、不习夜战的弱点，以攻为守，以长击短，重创金军主力，粉碎了金军的进攻。使顺昌之战成为南宋抗金战争中，以少胜多、以步制骑的著名战例。
　　王进贤此次和马士英率领精锐来到颍州，一方面是要按照朝廷指令相机围剿农民起义军，另一方面，也想趁机解决农民起义军的问题。
　　农民起义军最早的成员都是些普通农民，比如在澄城县首举义旗的头目据说是一位名叫王二的农民。的这些农民，参加动乱的最基本、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生活困难，活不下去了。此时的农民军，无论是组织方面，还是战斗力方面，都很幼稚，遇到战斗力强的正规官兵，还不是对手。
　　不久，随着叛卒、逃卒、驿卒、响马等新生力量的加入，农民军的性质发生了一定变化。他们加入农民军后，虽人数相对而言并不占多数，但战斗力很强。不少“流贼”的首领，都是边兵出身。他们具有战斗经验，熟悉地理形势，性格强悍豪放，很有号召力。因此很快成为农民军的中坚力量，而像王二那样的普通农民反而逐渐成为了从属，像王二自首义后就再无声息了。
　　即使有叛卒、逃卒、驿卒、响马等“专业人士”的加盟，农民起义军的战斗力依旧不是很强。在官军的围追堵截下，他们四处流窜，后勤给养很成问题，不但食物、盔甲等作战物资很难得到补充，甚至人和马都休息不好，伤员也得不到有效的救治和疗养，经常是睡不好觉、饿着肚子、赤身裸体、带着伤病和官军作战。因此和太平军与清军作战的情形类似，几万人打不过几千人的官军是常有的事情。另外，农民军的组织性纪律性也比较差。农民军的主体是贫苦农民，总体素质低；中坚是边军、强盗，其道德水准更低，从官军那边传染的恶习更多。关于农民军屠杀、抢掠、实施烧杀奸淫等各种犯罪行为的记载也屡见不鲜。当然，比起官军，他们也许还算是好的。由于管理水平低，作战时的组织性纪律性也较差，一旦作战开始，军事主官有时很难控制住局面的发展。
　　考察农民军与明朝正规军的作战，农民军同明朝廷政府军作战鲜有胜绩，少有的几次胜绩，往往是偷袭、埋伏，要不就是官军自己出了问题，溃逃、叛变、侧翼暴露等等。总之，一个溃烂的系统，总有各种让人意想不到的问题出现。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做不到的。
　　直到崇祯十四年，明军的精锐都在松锦之战中被清军消灭，农民军在大明的腹心才开始横行无忌起来。因此，仅就军事而言，明朝还是被满清所打败的，农民军只是辅助角色。但是农民军长期在帝国的腹心搅扰，重创了明帝国在社会生活的秩序和经济生产上的发展，逐步拖垮了明帝国。从这一点而言，农民军又是明朝灭亡的主要推手。当然，农民军诞生本身就是大明王朝自己的问题。
　　农民军的战斗力虽然并不强，然而大明帝国却被其生生从内部绞杀。对于农民军的愤恼、痛恨与恐惧充溢于明朝的地主阶级所记录的史册中。在军事上，农民军的表现一是在精神上的“悍”，二是在战术上的“流”，正因为这两个特点，使得农民军在面对精锐的官军时，充分掌握主动权，成为官军的梦魇。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农民起义军是因为吃不饱饭、活不下去才铤而走险，走上造反的道路的。反正饿死也是死、战死也是死，为了自己（或许还有家人）的生存，农民军往往在局面不利的情况下爆发出强大的战斗力，忍受各种艰难痛苦，极具主动性，死中求生，为了求生存表现出极为坚韧不拔的精神。农民军在精神意志上的这种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官军在装备、组织、指挥、后勤等方面的优势，导致官军稍有放松或缺陷，会立即被放大，导致失败。
　　因为战斗力不强，因此农民军其实并不愿意与官军进行面对面的正面作战，而是采取避实倒虚、哪里薄弱往哪里去的流动作战方针。作战时，骑兵担任主要的攻击任务。每一骑兵都有二三匹战马，轮流换乘，终日疾驰，犹如急风骤雨。撤退时，骑兵的速度也很快。塘马强大的机动性和灵活性，往往令马少步多的官军措手不及，处于被动。自陕西起事以来，农民军在陕西呆不住了就流窜到山西，山西被围剿就从最薄弱的河南突破进入河南，官军主力进入河南，他们又跑回陕西，等洪承畴回到陕西，他们又窜回河南。在运动中寻机作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搞得官军疲于奔命，狼狈不堪。明军在军事上的总指挥洪承畴就对“流寇”不停的流很是恼火，他在汝宁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就抱怨：若秦有兵则逃豫楚，豫楚有兵则走秦，我东西奔命，旷日费财。可以说，农民军在战术上的这种“流”，让官军伤透了脑筋。
　　其实，农民军真正的力量源泉来自于社会的不公。农民军不是神，不可能每次都找到官军的弱点，每次都能化险为夷。在官军的四面围追堵截之下，有的仗非打不可，而且打败了的情况也很多。自陕西举义以来，官军的胜利简直可以用数不胜数来形容。然而，不管官军如何胜利，流寇问题就是如影随形，这不是一个军事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早年在陕西起事失败的义军首领就有王子顺、王左挂、苗登云、小红狼、一丈青、龙江永、掠地虎、王嘉胤、田近庵、神一魁、不沾泥、混天猴、张飞、任喇嘛、黄巢等人，不可胜数；后来在山西，钻天鹞、上天龙、混世王，都先后被官军打败、阵斩，甚至义军公推的领袖紫金梁王自用，也因身中流失，伤重而亡；中期义军中最为强大的闯王高迎祥、蝎子块拓养坤两人，一个失败战死，一个投降朝廷后被杀害；后期两股最强大的势力，李自成和张献忠，一个曾经只带着十八人骑，落荒于商洛山中，惶惶不可终日；一个被迫投降，再次举事时被射伤了左眼。但是，起义军屡次遭遇失败，起义领袖换了一拨又一拨，却屡仆屡起，像扑不灭的野火，其根源就在于明末巨大的贫富差距，暴增的加派赋税，导致饥民遍地，这些饥民是农民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李自成、张献忠也有可能会失败，但是只要饥民、流民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农民军就不会被彻底消灭，大明帝国只会一步步走向衰落，指望军事战斗解决社会政治问题是不可能有结果的。因此，不讨论国家战略，空谈军事战略，毫无意义。无论洪承畴、卢象升、孙传庭、杨嗣昌等人提出怎样优质的军事战略，也不可能剿灭农民起义军，只要稍有疏忽，农民起义的星星野火立即会变成燎原大火，将大明帝国拖向深渊。
　　针对农民起义军的这些特点，王进贤及总参谋部制定了此次作战的方案。
　　二、
　　拓养坤眯缝着眼睛，仔细观察着颍州城。
　　拓养坤，诨名蝎子块，又号四队，陕西清涧人。崇祯元年起义于陕西，是义军36营首领之一。如今，拓养坤的义军队伍发展非常迅速，是起义军中最为强大的队伍之一，拥众十二万人【1】。现在他与闯王高迎祥并称“闯蝎”，是起义军中的实力派。明朝大帅孙传庭对当时这两股最强大的起义军队伍有过准确的评价：“高迎祥最强，拓养坤党最众，所谓闯王蝎子块者也。”【2】
　　自打农民军杀入河南之后，便四处出击。拓养坤和整齐王张胖子的部队伍合兵一处，自河南府的嵩县杀到汝宁府的郏县，围攻信阳州城失利后，拓养坤就和整齐王张胖子分手。起义军队伍分分合合、聚聚散散是常见的事情，合则同攻共取，分则分道扬镳。整齐王张胖子的队伍南下，攻打湖广省的孝感、应山。而拓养坤的队伍则进入凤阳府，首当其冲，他们直奔颍州而来。
　　农民起义军最重要的兵种就是骑兵，他们的骑兵人轻马快，来往如风。因此，起义军也非常重视依靠骑兵的情报收集工作。拓养坤早就得到骑兵的快报，凤阳府一带并没有明军的野战主力部队，这也是他选择进入凤阳府的原因。如今，他观察着犹如囊中之物的颍州城，城上旗帜破败，站得都是些地方卫所兵。到了明末，地方卫所兵早已经变成普通农民。他们的从军经历往往就是维持个地方治安、摆摆样子，更多的是服劳役。劳役有公也有私的区别，不过他们也应该分不清楚，分清楚又如何？难不成你还去状告你的上级？不想活了？实在不想过这样的日子，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逃跑。明末的卫所基本都不足额，跑走很多人。留下来的很多人一辈子未必使过刀枪，战斗力极差。站在城墙上的有些人居然穿着衙役捕快的服装。很多人手中所持的武器也不是作战之用的刀枪，有的人甚至拿着锄头。拓养坤对此非常轻蔑，他手下的装备虽然也不怎么样，最起码还是为作战准备的长枪、弓箭，而且有着比较丰富的作战经验，对付这一群乌合之众应该问题不大，而且他迫切的需要城中的粮食、药品等给养，当然能有金银财宝就更好了。因此，他毫不犹豫地下达了攻城的命令。
　　农民军的士兵除了少数精锐，大部分衣衫褴褛，他们或者举着从周边村子里收集来的门板，或者抬着刚刚做好的云梯，或者干脆什么防护和装备也没有，就像潮水一样涌向颍州城。
　　进入大炮发射的距离——颍州城没有任何反应；进入火枪和弓箭发射的距离——颍州城还是没有任何反应，相反，在农民军部分弓箭手的威胁下，那几个老弱残兵甚至躲到了墙垛之后。
　　拓养坤见了哈哈大笑，那一颗本来还有一丝悬挂着的心，彻底放了下来，看来颍州城和他曾经攻取的很多不设防的城市一样，马上就要成为他的囊中之物了。在他的身边，他的那些部众也开始眉开眼笑，充满了期冀——总算可以吃一顿饱饭了，如果今晚驻扎在这里还可以睡有屋顶的房子，有软绵绵的被子。甚至有些人起了邪念，想到了温软如玉的小娘子。
　　拓养坤和那些没有参与进攻的部众像看大戏一样看着自己的同伴逐步靠近城墙，有的人甚至已经竖起云梯。突然，一连串的爆炸声，把他们从美梦中惊醒。拓养坤又一次眯缝起眼睛，只见城头上的人突然多了好几倍，有不少人的穿着都是明盔亮甲，他们发了疯似的往城下投掷着什么东西，在自己密集蚁聚在城墙下的部众中爆炸，造成巨大的杀伤。城墙下，自己的部众一时间哭爹喊娘，一片混乱。
　　这时候，城头突然响起一阵喇叭声，颍州城的城门大开，吊桥放下，明军骑着快马杀出了城。城墙下，乱作一团的农民军一下子崩溃了，他们不顾一切地向着自己的阵地逃命而去，须臾之间，反把处在战团之外的农民军队伍给冲散了。
　　拓养坤杀了几个逃兵，但是没有阻止住崩溃的趋势。他以他多年做边兵和流窜作战的经验知道，眼下最佳的办法就是逃跑——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因此，他带着自己的亲信部队掉头就跑。
　　明军的骑兵也是轻骑兵，同样人轻马快。但是，他们只有2000多人，就像扑入了羊群的猛虎，羊儿向各个方向逃窜，都不知道该抓哪只羊好。他们只好确定了2个主要的、还成型的大队伍追随而去。一连追了好几里地，直到拓养坤留在老营的总管率队伍出来接应才回营而去。
　　拓养坤在老营召集溃兵，点算了一下，这一仗下来居然少了将近20000人，不过拓养坤并不在意。农民军就是如此，仗打败了，四散奔逃，以他现在十几万人的规模，走散个万八千很正常。但是只要到个穷人多的地方，只要他愿意，振臂一呼，很容易就扩张出数万人来，到时候反而给担心没粮食吃了。最让他痛心的是，他队伍中作战的骨干中坚力量——最精锐的塘马骑兵也少了600多人。
　　【1】史书记载是十数万。
　　【2】《明史·孙传庭传》。
　　三、
　　依照农民军的习惯，既然在颍州有硬点子，那么就应该避而不战，选择官军力量空虚的地方去进行作战，谋得生存所需用的给养。但是，当晚拓养坤得到塘马报来的一个消息，有一支运输队正在从蒙城向颍州城运粮，参与押运的都是凤阳府当地的民夫，根本谈不上什么战斗力。
　　粮食——这是对农民军非常具有诱惑力的物资，他们整日冲冲杀杀，就是为了填饱肚子继续活下去，要维持十余万人每日所需的口粮对于拓养坤来讲也是很大的压力。况且，颍州城来了正规的官军，给他们运粮也是合情合理的。只是经历了今日一战，拓养坤对于眼前这个对手的感觉就是——狡猾——居然偷偷摸摸、神不知鬼不觉的进入了颍州城，并对自己进行偷袭；从装备上了看也是十分精良，作战秩序和纪律也维持的非常好。拓养坤有丰富的从军经验，从这些细节上拓养坤就能够判断出这是一个劲敌、一支劲旅。不会有什么诡计吧？如果颍州城的官兵出城作战怎么办？拓养坤十分的犹豫。
　　但是，面对如此大的诱惑，就算拓养坤有定力，他手下那群如狼似虎的部众也把持不住，纷纷怂恿拓养坤去干他一票，让大家吃个饱饭。
　　四、
　　八月的淮河平原，余热尚在。在通往颍州城的官道上，一支车队正在缓慢的行进。骄阳似火，暴晒在骄阳下的卫所兵们一个个口干舌燥，走起路来无精打采。
　　看到这种情况，拓养坤的手下都抑制不住劫掠的渴望，马蹄不停地向前移动。
　　拓养坤做了个手势，一队骑兵像离弦之箭，飞一般轻快地向车队奔去，扬起一阵烟尘。
　　看到有农民军飞奔而来，押运的卫所兵掉头四散奔跑，一边跑一边丢弃掉累赘的兵器和盔甲。
　　塘马们兵不血刃地来到运粮的大车前，看到一大袋一大袋的粮食，还有满地的盔甲、衣物、兵器，甚至还有几箱金银宝物，就无法抑制住把这些物品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的欲望。他们纷纷下马，向着自己看中的战利品奔去，现场一片混乱。还有个别人因为抢夺财物而厮打起来。
　　看到拓养坤的部队已经毫无斗志，成为了抢劫犯，明军埋伏在一侧的轻骑兵跃马而出，向着混乱的农民军冲去。
　　已经乱作一团、没有组织、没有斗志的农民军又一次像羊群一样四散。可笑的是竟有人死死抱住抢来的财物不肯松手，连明军来了也不在乎。
　　拓养坤嘴角露出轻蔑的冷笑：就知道其中有诈。
　　这一回，他带来的都是精锐的塘马骑兵，没有了那些雍笨的步兵累赘，农民军来去如风，切入战斗快，撤出战斗快。而且，拓养坤早就做好了准备，前去抢劫运粮车队的只是一部分人马，队伍的主体还在一旁掠阵，以防有不测发生。
　　正当拓养坤举起右手，打算对出击的明军发动攻击，将之打垮之际，一骑快马飞奔而至：“大——大当家的，我们背后出现一支明军骑兵，大约有1000人马，好像——好像是辽兵。”
　　辽兵？拓养坤心中吃了一惊。
　　由于农民起义军在大明腹地的蔓延，特别是凤阳皇陵被烧以后，崇祯皇帝加大了对农民起义军的围剿力度，从辽东调来了祖宽、祖大乐等部参与围剿。“流寇”虽然以“流”为主，但是在朝廷四面的围追堵截之下，有些仗、甚至是硬仗是硬着头皮不得不打的。特别是卢象升担任六省总理以来，加大了对中原地区农民起义军的围剿，和农民起义军打了不少硬碰硬的硬仗，都以明军胜利、农民起义军失败而告终。在这些个交手之中，以祖宽、祖大乐所部为代表辽兵都立下了大功，农民军也深知这些辽兵不好对付，在心底对辽兵有着深深的恐惧。
　　拓养坤拨打马匹，来到大队人马一侧，以避开那些遮挡视线的自己的部下。再一次仔细观察这些骑兵，拓养坤眼睛的瞳孔不由得深深的收缩了——这的确不是一般的骑兵——这支骑兵全身从上到下都穿着盔甲，黑色的盔甲在太阳的照射下发出耀眼的寒光——莫非真的是辽兵。
　　农民起义军之所以打不过辽兵，或者说农民起义军在硬碰硬的作战中经常性的败于官军，作战能力差是次要的因素，关键在于装备的差距。辽兵身着重甲，农民起义军用手中简陋的腰刀，很难伤到包裹严实的辽兵。由于常年无后方流动作战，箭矢的补充也有困难。因此农民军遇到辽兵，首先就打不动。再加上农民军本身属于轻骑兵，自身的防护很差，辽兵能够轻易的杀伤农民军。这一出一入，一来二去的，在正面硬碰硬的作战中，农民军很难在辽兵身上占到便宜。
　　五、
　　这当然不是辽兵，而是王进贤为了对付后金骑兵培养的重装甲骑兵。为了组建这支骑兵，王进贤还是颇下了一番功夫的。
　　在中古的历史上，世界范围内出现过不少优秀的骑兵——让蒙古人引以为豪的以成吉思汗为代表的蒙古骑兵、波兰的翼骑兵、埃及的马穆鲁克骑兵——数不胜数。然而，到了近代，这些优秀的骑兵遇到工业国家建立的近代骑兵之后，无一例外的遭遇到了败绩。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埃及的马穆鲁克骑兵败于法国的胸甲骑兵。究其原因，不在于以法国胸甲骑兵为代表的近代骑兵多么的刀马娴熟，在这一点上他们可能永远比不上从小就在马背上浸渍的蒙古骑兵、波兰的翼骑兵和埃及的马穆鲁克骑兵。中古的优秀骑兵无一不是从年少时开始培养，从小就和战马结合成了一体，在战马上进行格斗，近现代骑兵永远不是中古优秀骑兵的对手。因此，近现代骑兵依靠的是以工业化为基础的团结合作的精神、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他们在作战中可以排列整齐的队形，实现复杂的队形变换，在混乱的战场中保持一定的组织纪律性，在统一的调度指挥下进行作战。拿破仑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两个马穆鲁克骑兵可以轻松对付三个法国骑兵，因为他们装备更好、马匹更好、训练更好——但是，一百名法国胸甲骑兵不会惧怕一百名马穆鲁克。三百名可以打败相同数量。一千名法国骑兵可以轻松击溃一千五百马穆鲁克。战术、纪律和阵法的作用就是这样大。”因此，王进贤虽然组建了重骑兵，但是他不打算重现重骑兵的盛世，那是一去不可复返的过往。王进贤要组建的，是像英法在18、19世纪所组建的近代骑兵，把纪律、战术和阵法当作取胜的基础。并为此进行了详尽的布置。
　　中国盔甲发展的高峰无疑是唐朝，像明光、细鳞、山文等铠甲都是中国铠甲发展史上的巅峰。而之后的宋朝，站在唐朝的肩膀上，成为中国盔甲发展史上的集大成者，在盔甲的制造及标准化等方面都可圈可点。宋朝是中国盔甲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虽然盔甲在宋朝之后仍有发展，但是随着火器逐步登上历史的舞台，而且越来越重要，比重越来越大，主要为了防范冷兵器而存在的盔甲的发展就日益趋缓。元代出现的布面甲就是这种对防护性需求趋弱的直接表现。
　　再查看自己主要的对手——后金。努尔哈赤在开创基业时期，可能是由于其对手都是生产力不发达的女真和蒙古部落，主要的交战都是冷兵器的厮杀，因此努尔哈赤是非常重视盔甲的，甚至反复申叙他是十三副遗甲起兵，以强调起兵时的艰难。在一开始，金兵也确实非常喜欢身着重甲，无论是骑兵还是步兵，打前锋的都是重甲在身，甚至可能嵌套多层盔甲。但是明末清初是盔甲发展的又一个重大的拐点。在明末清初，火器的发展和应用呈爆发性发展的态势，生产力发达的明军装备了诸多火器。随着与明军的不断交手，满清对于盔甲的重视程度也在不断的下降，不再像他们的先辈那样执着于重装甲的爱好，而是逐步将军装转向轻便。到了清朝，盔甲的发展掉头向下，到了清中期就基本退出实战的舞台了。和它们在欧洲的板甲同类一样，各种盔甲在清朝日益光鲜威武，可观赏程度大幅提高，实用性大幅下降，成为摆拍利器，博物馆里华丽而吸引眼珠的展品。另一个直接的表现是，清朝关于盔甲的专有名词大幅减少。据统计，中国关于“马”的专有名词有100多个，直接体现了马在古代人们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当然，21世纪的人对这100多个专有名词可以说完全不了解，因为马已经退出了他们的生活，他们更加了解关于车的专有名词，比如“suv”、“mpv”、面包车、跑车等，足见车对21世纪的人的重要性。在《唐六典》中，明确记载了13种主要铠甲名称和形制，而在《清会典》中，只是把盔甲简单的分为明甲、暗甲、铁甲、布甲等，不再在意盔甲之间的细微区别。显示出盔甲的日益没落。
　　在这种趋势和形势下，重装骑兵已经是明日黄花，开始退出历史舞台，眼下很可能是他们最后的表演了。因此，王进贤虽然组建了重装骑兵，但是头一个要求就是精干。重骑兵的规模被限制在1000人，不再继续扩大。而且装备的重装甲也不可能向中世纪欧洲笨重的板甲看齐，而是选择了更符合中国国情、防护箭弩有更好效果的扎甲。同时，为了配合不同情况下的作战，这支重骑兵并没有完全限制于重骑兵角色，王进贤给这支骑兵准备了多套装备，从扎甲、锁甲，到布甲、棉甲，甚至是简单的戎装，都有配备。以期在未来多种不同的作战环境中，与其他兵种相配合，都能有这支骑兵的一席用武之地。
　　六、
　　在武器上，王进贤则选择以岳家军作为标准——在熟练掌握骑射的基础上，适时增加骑枪，以骑枪为主要武器。武器不同于盔甲，可以多种配备，以备不时之需，越多越好。武器需要使用者熟练的掌握后才能发挥作用，否则武器不但不能成为杀敌利器，反而有可能成为自伤神器，特别对于骑兵而言。作为农耕民族，汉人在马背上有着天然的劣势。站在摇晃的马镫上射箭，本身就是一件需要长时间训练才能掌握的技能。而骑枪的掌握比起骑射还要困难：在飞驰的骏马上持枪直直捅向敌人，很可能枪折自伤，甚至在强大的反作用力之下有可能使持枪的手臂折断。还有一种负面效应就是枪扎入人体后一时拔不出来，导致各种后续问题的发酵。因此，王进贤规定，重装骑兵只有在熟练掌握骑射之后，才允许开始习练骑枪。
　　选择弓箭和骑枪作为重装骑兵的制式武器，王进贤是经过了反复思考的。对于一般骑兵来讲，马刀和狼牙棒、三眼铳一类的以重量敲击为主要伤害的武器，是世界上普遍流行的马上作战武器。但是这一类武器无一不是需要双马错蹬之后进行相互的砍杀，这么作战的消耗性太强，对于仅有1000名员额，而且必须经过长时间严格的训练才可能合格的汉人来讲，不容易得到有效补充，也不符合王进贤制订的建军精神。建立这支重骑兵，王进贤希望其核心竞争力不是娴熟的刀马技艺，而是工业化条件下严明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以及由兵员素质提高带来的坚定性、团结合作的精神、对战场的阅读能力和积极主动的精神。而且，经过兵器研究院的试验，马刀、狼牙棒一类的砍杀武器虽然易于掌握，易于造成创伤，易于伤人，造成的创口比较大，但是却不易使人完全丧失战斗力，容易造成敌人遍体创伤，却坚持战斗的情况。面对重甲在身的后金士兵来说，伤害的有害性值得怀疑，即使伤到也很可能不能使敌人退出战斗。
　　骑枪虽然和马刀一样不能有效刺穿坚硬的重甲，但是在熟练的操枪手手中，枪刺可以准确地刺到咽喉、眼睛、脚踝等薄弱的关键部位，并有效脱离。这种创口即使不能致命，往往也会让敌人失去继续战斗的能力，减少我方继续战斗的阻力。当然，这一切都需要刻苦的训练才能达到，否则骑枪就是自伤的神器，而不是杀敌的利器。作为一个农耕民族，汉人要成为重装骑兵要训练的东西很多，从骑马开始，骑射也并不是一件容易掌握的技能，而使用骑枪更是难上加难，最难的还是一个合格的重骑兵需要熟练掌握全部这些技能。为了成为一名合格的重骑兵，这些小伙子们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训练，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急停、疾驰、队列、跨越障碍等等科目，都需要反复训练，直到自己像一根钉子一样在任何时候都紧紧地钉在马背上，让马匹根据自己的意图进行移动。从王进贤开始着手组建重骑兵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六年的时间，这1000人中还是有少部分人没有通过骑枪的考核，而不能持骑枪出阵，只能手持弓箭跟在队伍的后排。
　　骑枪毕竟是近距离战斗的武器，在远距离上，王进贤本来属意燧发枪的，但是经过作战科的反复讨论，作战科最后得出结论：燧发枪在一段时间内只能发射一次，在疾驰中不易瞄准，在马上装填也非常不方便，远不如弓箭的适用性广。重骑兵作战的环境往往是大规模作战，使用燧发枪不利于重骑兵连续杀伤敌人。弓箭的问题在于需要长时间的训练才能有效掌握。王进贤认为作战科提出的意见是正确的，因此同意重装骑兵装备弓箭。鉴于重骑兵的主要作战对手是酷爱重装甲的后金，因此，这支重骑兵所配备的弓箭也不是一般的轻小的骑弓，而是较硬的强弓，配备的箭矢箭头较大，利于破甲。
　　眼下趁着剿灭农民起义军的机会，正好让这些新培养的重骑兵锻炼一下，经历一下实战，也检验一下王进贤的理论。
　　农民军以骑兵为主力，但是受限于条件，都是一些轻骑兵。因此，此次重骑兵作战特地穿着了重装扎甲，一来能对毫无遮拦的农民军产生心理上的震慑，二来农民军面对重装甲也的确没有什么杀伤力。
　　七、
　　这1000重骑兵见到农民军大队并不着急，他们还是缓缓的向着农民军逼近。由于担负了沉重的铠甲，马匹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虽然，这1000重骑兵的战马都是王进贤费了很大力气从山西互市而来的精挑细选的高头大马，但是即使如此，在这么大的压力下进行冲锋，对马匹的体力要求依旧是巨大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重骑兵一般只能进行一次有限距离的冲锋，连续进行两次冲锋就已经是极限了，连续进行三次冲锋不但效果不佳，而且很可能会把战马给累死。因此重骑兵必须严格掌握冲锋的距离，以使得冲锋的效果发挥最大的效力。
　　拓养坤又一次眯缝起眼睛，打起了算盘。虽然拓养坤等农民军和辽兵作战屡战屡败，但是作为农民军领袖，他天不怕地不怕——造反就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营生，在他的心底有着不服输的倔强性格，他不甘心这么简单的交出战场的主动权——怎么着也给试一试，不能仗还没打先被对手吓死了！他匆忙地布置了一下，一部去拦截运粮车方向的明军轻骑兵，一部去拦截正向己方缓缓逼近的明军重骑兵，他自己则带着一部分人马在原地掠阵。
　　八、
　　拓养坤目不转睛地盯着明军重甲骑兵方向的战斗。
　　农民军的轻骑兵像风一般驰向明军重甲骑兵，他们叫嚣着、呐喊着，卷起一阵烟尘，一些人开始执弓放箭。这些箭支击打到明军乌黑发亮的盔甲之上，绝大多数都被弹飞。只有极少数的箭支刺穿了盔甲，扎立在盔甲之上，但是很明显没有对人体造成很大的损伤。
　　明军的重甲骑兵也开始冲锋，但是他们的冲锋一开始是缓慢的，速度一点点地在逐步加快。和农民军张牙舞爪的轻骑兵相比，明军的重骑兵更像是一座沉默的大山，由慢渐快地向农民军欺压过来。明军在马上没有发出任何的声响，但是他们直直向前刺出的长枪，锋向所指，所有人似乎都能感受到了沉重的压力。即使在喧嚣的战场上，似乎所有人都能听到马蹄击打地面那低沉的声音，有个别人甚至感觉到了大地在颤抖。在这种压力面前，农民军的阵型开始散乱起来。有的人依旧在一往无前的冲锋，有的人则有意无意的放缓了速度，还有的人因为战马的胆怯而止住了冲锋的步伐。
　　少数蛮横的农民军起兵飞驰到了明军重甲骑兵面前，直到这个时候，他们才发现自己只是零星的少数，在他们身后只有稀少的骑兵跟随，绝大多数都落在了可以及时调拨马头逃跑的距离和速度上。他们的心中首先产生的不是怨恨，而是恐惧。农民起义军骑兵骨干来源于三边地区的边军，或者由边军转化的马贼。其作战战术基于多年与蒙古骑兵作战的经验，多是轻骑兵的捉对厮杀。习惯于两马错蹬之后用手中的刀棒进行砍杀。然而，王进贤所组建的重骑兵，纪律性极强，在冲锋之际依旧保持着比较密集的队形，没有丝毫的散乱，从远处看就像一堵墙一样缓慢压来，马与马之间缝隙较窄，并没有给对手留下多少错蹬的空间，他们直直刺出的长枪，似乎也没有和农民起义军对砍的意思。
　　那些冲在前面的农民起义军骑兵错愕了，这种完全超出他们骑兵作战经验的敌人让他们手足无措。由于素质低而缺乏应变能力的缺陷暴露无遗。
　　明军重甲骑兵的速度也已经上来了，他们即使在如此高速的情况下也保持着整齐的队形。他们身着重甲，在颠簸的马上为了防止坚硬的甲片对身体的伤害，里面还穿着厚袄。时值盛夏，他们每个人都早就已经汗流如注。但是他们信心坚定，团结一致，训练有素。他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在队伍中肩负的责任，他们知道自己是否表现出色，不仅仅关系个人的安危和荣誉，而是关系整个队伍的安危和荣誉。他们不是为了自己而战，而是为了同伴而战，为了中国的明天而战。作战的技巧、个人的荣誉此时都已经不再是最重要的事情了，最重要的是团结友爱、相互帮助、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以及队伍整体的荣誉。他们不是一个人在作战，不是为了某一个人作战，而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未来而战！
　　无论是人还是马，都是一种生物，有着本能的对生存的渴望。没有人，甚至是马，愿意从两枪之间穿过，钻入那似乎十分狭窄、无法容纳他们身躯的缝隙。因此，农民军的骑兵在接近重骑兵时很自然的分成两股，像江水流过江心洲一样从重骑兵两侧滑过。但是还是有个别人，由于时间匆忙，在电光火石的刹那没能逃过重骑兵的点刺，一头栽下马去。更多的人则是受到了弓箭的照顾，纷纷落马。
　　那些有“先见之明”的农民军骑兵知道根本没有战胜的机会，纷纷拨转马头，仗着人情马快，落荒而逃。
　　九、
　　在另一边，农民军的骑兵在和明军的轻骑兵对抗的过程中同样没有占到便宜。明军轻骑兵在驱散因劫掠财物而阵型大乱的农民军之后，见到敌人增援的轻骑兵席卷而来。他们没有慌张，而是根据喇叭的命令，紧紧跟随在自己队长、士官的后面，从容下马，以运粮车为掩护，在射程之内首先依次施放了配备给每人的、挂在马上的三支已经装填好的燧发短枪，随后开始张弓搭箭与农民军的骑兵对射。
　　历史上的历次战争表明，轻骑兵与步兵对射往往落于下风。因为步兵脚踏坚实的土地，其射击的准确性和力量都远远优于轻骑兵。而轻骑兵由于站在马上，马匹的颠簸使其无法有效的张弓搭箭，致使其射击的准确性和力量都大幅下降，而其防护力又不如重骑兵，因此往往吃亏。相较于地面上的步兵，轻骑兵的优势在于速度、灵活性和冲击力。然而在明军的多轮燧发枪和弓箭打击下，能够冲到明军面前的骑兵已经只剩下少数，又有运粮车的阻碍，其速度、灵活性和冲击力都无法施展发挥。加上农民军纪律性较差，刚一接触，眼见得局势不妙，就纷纷掉头逃跑。只有在逃跑时，其速度和灵活性的优势才得以充分发挥，须臾之间就脱离了战场。
　　拓养坤知道大势已去，而且他敏锐的注意到，在附近的多个地点都影影绰绰有明军的新生的骑兵力量出现。虽然人数都不一定多，但是在这种局面下，每一支新生力量的出现对于农民军的士气和战斗意志而言，都是致命的打击，如果不能及时逃出包围圈，很可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因此他发出命令，并立即率领余部撤退——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农民军能够屡败屡战、屡仆屡起，靠得就是流动性，拿手好戏就是流窜、逃跑。
　　农民军不顾一切的逃向南方——他们出发的方向。一路之上，不断有明军的新生力量出现。农民军犹如惊弓之鸟，一路逃窜，根本来不及重新组织力量进行反扑。对他们而言，顽强作战是在万不得已、无路可退的情况下才会出现的选项。
　　明军的重骑兵此时已经停下了脚步，在炎炎的烈日下，他们像沉默的大山，依旧一动不动的立在原地，人和马都在喘着粗气。直到团长确定农民军已经彻底崩溃，不再构成威胁，他才下达口令，让所有人下马卸甲。所有人像是一个模子塑出来的一样，动作整齐划一的散开、下马、卸甲。远处，他们的助手骑着一匹马、牵着一匹马来到自己服务的重骑兵身边，递上毛巾、水和解暑的药物。经过一番简答的整理、喝完药，在统一的口令下，重骑兵们登上助手们牵来的马匹，前往树荫处避暑。助手们则在原地收拾盔甲和胖袄，服侍马匹。重骑兵从来都是重装部队，不可能只是一人一马配一甲这么简单。当蒙古骑兵选择重装甲之后，他们就再也不是纵横天下的草原骑兵了，庞大的辎重部队使得他们离游牧民族渐行渐远。
　　农民军一路逃窜到颍河北岸，这个时候，拓养坤绝望的发现，在颍河的南岸，明军早就布好了阵势，如果骑马凫水渡河的话，无异于成为明军的活靶子。眼见得背后追击的明军越来愈近，拓养坤打算背水一战。然而，他已经无力控制自己的部队了，有不少人都急不可耐的跃马跳入河中，凫水渡河，很快就有少数先行者被火枪打成了筛子。四散奔逃的农民军被明军从四面驱赶回来。农民军混乱的挤作一团，相互干扰。拓养坤开始艰难地收拾部队。可是，他的努力被明军的喊话完全瓦解了。
　　明军在阵中齐声大喊：缴械投降者不杀！缴械投降者不杀！投降吃饭管够！投降吃饭管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