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下

　　一、
　　然而，清朝取代明朝统治中国，不能仅仅视作简单的改朝换代，也不能仅仅视作简单的落后征服先进，还是在中华文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进行的一次打断。
　　中国的封建制度，商周时期可以简单对标欧洲的中世纪的农奴领主时期；自秦始皇肇建大一统的国家到唐朝，可以简单对标英国亨利八世到19世纪的议会改革时期，这一时期，专制集权的中央政府得以建立，门阀贵族地主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从亨利八世起，英国的新贵族和士绅阶层伴随着君权的扩张扶摇直上，到17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最终挤垮了包括国王在内的旧贵族，成为国家的主宰。他们把持朝政直到19世纪，在不断壮大的资产阶级及工人运动的冲击下，才开始进行议会改革，逐步让渡自身的权力。秦始皇固然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王朝，但是伴随着贵族世袭地主的衰落，士族门阀地主逐步取代了他们的位置，发展到高潮时期，他们拥有自己的武装，甚至整个国家就是由他们支撑起来的，皇帝只不过是他们中的一员，有时候就是个傀儡，所谓“王马共天下”就是这种事实的反映，形成不是共和的共和、真正的虚君的局面。直到唐朝，门阀地主仍然有强大的力量，和唐王朝打算倚重的庶族地主斗了个你死我活，直到唐末农民起义的大潮之后，门阀地主才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英国和中国在这个阶段走向了不同的道路。英国最大的封建领主——国王，被新贵族和士绅地主们逐步架空，形成土地贵族共和执政的局面。资本主义萌芽在这个时期茁壮成长，英国的资本主义飞速发展，逐步排挤土地贵族，英国在这个过程中也逐步成为世界强国。而中国最大的封建领主——皇帝，通过科举考试获得了自己的支持力量——庶族地主，彻底打垮了门阀地主，开始建立中央集权专制的封建帝国。
　　皇帝——这个原本最大的封建主演变成为了天下的共主，在皇帝身上“家”和“国”不可避免的产生了深刻的冲突。历史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和英国的士绅阶层一样，庶族地主是在支持皇权对抗门阀地主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和世袭贵族地主、门阀地主比起来有着更多的资产阶级属性，更加容易转化为资产阶级力量。他们要出人头地首先要好好经营，不能依靠家族的血统或者势力，稍有不慎就会重新落到社会底层。虽然到了明末，阶层的垂直流动趋于固化，世家大族能够通过多种手段为自己的子孙谋个一官半职，但是要想当国家的正式官员，哪怕只是个县长，也必须要通过科举这道关口。在这些庶族地主的苦心经营中，工商业必然是不可或缺的成分，特别是能够从工商业获得更多利益的时候。无论是在内陆还是在沿海，只要是交通要道或者是工商业重镇，商品经济和市民阶层都不可避免的崛起，不仅仅是在沿海的松江府、泉州府，北直隶的通州、山东省的临清都因为运河而崛起，内陆的芜湖也因为交通的便利和工业的发展而崛起。在这些地方的士绅地主阶层不可避免的带有一定的资产阶级色彩。这些需要不断努力才能维系自身利益的庶族地主们，这些带有工商业的思维的地主们，开始寻求更好的经营环境，他们希望能够通过充分的协商制定国家政策、实施国家政策，而不是被带有明显封建色彩的皇帝以一言兴废。他们在要求得不到满足后，前仆后继的向着家国一体的封建专制体制发起了攻击。
　　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在封建统治阶层内部、特别是在统治思想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忠君”不再是一个必须遵循的标准，而与之相对，“忠于国家和人民”、“忠于民族和民族文化”等崭新的理念正在士人思想中抬头，成为新的发展趋势。宋德佑二年（公元1276年）正月，元军攻破南宋都城临安，太皇太后携年仅5岁的宋恭帝投降。使者去招降仍在扬州坚守的淮东制置使李庭芝，使者说：“今吾（谢太后）与嗣君即已臣伏，卿尚为谁守之？”——皇帝都投降了，你还为谁坚守——多么令人心碎的劝降。李庭芝不发一言，命人射箭，一人被射死，其余奔逃。3年后，曾经作为李庭芝幕僚的陆秀夫背负起宋末帝赵昺说道：“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德佑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说完背负小皇帝投海殉国。在他们的心目中，国家社稷的地位远远高于皇帝的家族，他们最终之所以不屈不挠地誓死抵抗，是为了国家社稷、文明文化，而不是为了效忠于皇帝这一家一姓。明末东林运动同样正是这些思想变化的弄潮儿、领导者、旗手，东林运动中体现的反对封建专制、民本思想，和李庭芝、陆秀夫的思想一脉相承，是对李庭芝、陆秀夫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如果说，宋代还只能从李庭芝、陆秀夫的只言片语中透视出这种思想的话，那么东林党人已经开始在理论上构建新的上层建筑。东林运动的思想在初期虽然重回理学范畴，但是恰恰在忠君、民本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与过去的理学理论截然不同的态度。无论是顾宪成、李三才、还是邹元标等人，都表达过对封建集权专制统治的不满，都表达过类似“皇帝不应该成为天下供奉的享受者，而应该成为代天牧民的执行者”之类的思想，钱一本主张“公天下以选举”（辅臣），高攀龙主张“君子为政，不过因民之好恶”——皇帝应该是整个国家民族的象征，而不应该成为一家一姓的利益代言人。钱谦益作为东林晚辈，比起东林前辈们则要更进一步，他彻底摆脱了理学的桎梏，明确提出反对理学空谈心理、“离经言道”的弊端，主张重回孔孟，恢复汉、唐注疏经书的传统，返回到经学的原始本貌。作为与东林运动一脉相承的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人更是跨出了大大的一步，明确提出了应该忠于国家、而不是忠于一朝一姓的观点。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有一段著名的话：“有亡国，有亡天下”，“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朱明王朝的覆灭不过是亡国，只有那些在其中有利害关系的人会参与其中、感到惋惜，（至于对普通人来讲，没什么了不起的）；而仁义尽失、像野兽那样相互之间自相残杀、相互为食，这是文明、文化的消亡，是“亡天下”，就是一个普通人，面对这种情况，也要挺身而出“保天下”，保住文明和文化的成果，也就是“匹夫有责”！钱谦益抛弃大明王朝，弃旧迎新，从行为上讲无疑是正确的。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行为上，他都没有“忠君”的必要——忠于一家一姓，为一家一姓而殉节。但是钱谦益从始至终都没有喊出像“不必忠于君主，不必忠于一家一姓；而要忠于国家、人民、民族，要保文明、保文化”这样铿锵有力的宣言，明确表明自己反对愚忠、爱国爱民的态度。相反，他对自己背弃朱明王朝始终心有戚戚，有一种淡然的失意，这不能不说他的思想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就殉死这一点，钱谦益不仅不应该为朱明殉节，相反，他应该更加大声的、旗帜鲜明表明反对为一家一姓殉节、对一家一姓愚忠。他应该以保人民、保生产、保文明、保文化为号召，团结大明朝各阶层人民，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地反对满清的南下。虽然钱谦益一直想当官，想当大官，甚至以丞宰自命，但是从他的所作所为来看，他明显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他在政治上缺乏政治眼光，对社会的现状和发展都没有清醒的认识。和他学生辈的黄宗羲等人比较起来，差得不是一星半点。虽然他曾经是时代的弄潮儿，但是也很快被时代所抛弃。
　　和宋朝相比，明末的士大夫们更加活跃，实力也更为雄厚。他们通过发达的水路交通，相互串联，四处讲学，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私人关系网络；他们中的富户所占有的田土往往多达数万亩，走上一天都走不出他们的地界。而且他们还通过日益发展的工商业获得大量超额利润，这比起仅仅依靠土地租税收入的皇家来讲，收入更加丰厚。因此，在政治上，他们比起宋儒来更加自信，有着更多的政治诉求。当政治诉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他们会整出群体性事件，与皇命相对抗。这种群体性事件再也不是偶然性的事件，而是经常性的发生，并逐步发展形成了朋党。而且他们在理论上，也不再忌讳朋党之名，对“党”做了全新的阐释，改变了其贬义的内涵，展现出强烈的“结党”政治诉求，以“结党”的形式来集体对抗那个貌似高不可攀的皇权。对比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新贵族，二者是多么的相似。在英国第一次内战期间，保王党和圆颅党还属于朋党的范畴，没有严密的组织和区分；到了光荣革命期间，托利党和辉格党已经是相互区分的政治派别，并在之后的岁月里，逐步发展为现代性的政党。而“托利”和“辉格”正源于双方相互间的谩骂，正如东林党和所谓“邪党”的互相谩骂。
　　东林党和那些所谓的“邪党”比起来，无疑是更具有进步性的。首先，他们自命“天下公党”，不论地域、不论出身、不讲裙带，以“天下公理”的守护者和执行人自命。这和以同乡、师生等封建裙带关系为基础形成的朋党的确有很大的进步性；其次，东林党有着鲜明的政治诉求和理论基础，这和纯粹为了争权夺利组织起来的所谓“邪党”有着很大区别。在理论上，顾宪成、高攀龙都主张格一草一木之理，钱谦益等人更是彻底撕去了理学的外衣，不谈理气象数，而独独强调格物致知。第三，他们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反对以天下之利而独厚一家一姓，旗帜鲜明的反对以皇帝一家一姓定立天下之兴废；在万历末年，以赵南星、顾宪成为首的东林党人所争取的正是政府的权力，不能容忍皇帝不经过政府正常的行政程序，和一两个人私下合计就确定了天下的大事。到了复社时期，复社士子们已经能够组建庞大的社团，先后组织了尹山大会、金陵大会、虎丘大会这样的大型活动；复社领袖张氏兄弟对于复社的领导力和控制力也远非仅仅作为朋党东林前辈们可比，相比于东林党，复社有了更加坚固的组织基础；比起东林领袖顾宪成和高攀龙，以及文坛领袖钱谦益，复社领袖张氏兄弟在学术和文章上更加拙劣，他们之所以能够留名青史，完全在于他们作为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的政治活动，这也充分表明了复社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和行动力，这都是徒有其名的东林党所不能比拟的。
　　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在中国的明末，如果有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如果再有一段时间的发展，像英国那样的原生态资产阶级革命完全是有可能在中国爆发的。虽然其过程比起英国肯定是更加艰巨、更加复杂、更加曲折。因为，在中国有着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封建专制势力；同时，在内陆地区，传统的封建土地经济关系仍然十分牢固，江南地区、沿海地区及部分内陆发达地区想要建立一个崭新的国家政权，而不仅仅是传统的改朝换代，那么他们就必须拥有更加强大的经济实力，而想要获得超强的经济实力，只能进一步发展新的生产力。
　　而这一切，都被满清的南下打断了。以清代明，不仅仅是民族的矛盾，更是以落后取代先进的矛盾，大幅降低生产力，是在中华文明转型升级的较为虚弱的关键阶段将之打断。中原士绅地主阶层和外来满清统治者相勾结，维系了原有的阶级的矛盾、调和了民族的矛盾，唯独牺牲了社会发展的矛盾。虽然在满清南下期间，在农民大起义的浪潮下，地主阶层受到很大冲击。但是其主体的架构还是保留了下来，被满清全盘接纳。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摇摆之后，重新树立依靠士绅地主进行统治的政策，重新处理了一批曾经冲击地主阶层的“暴民”，历史又回到了原点。然而，由于生产力的大幅下滑，想要再次冲击资本主义革命，还要再等上百年以上（个人预估要在300年以上）。时间不等人，在这段时间内，中国已经被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落下了巨大的身位。
　　二、
　　钱谦益这个人物，其本身并不重要，其重要性在于他所处的那个动荡的时代，和他所代表的阶层。
　　江南地区士绅阶层的上层，没有推举出徐光启、方以智这样德才兼备的人做代表，却推举出钱谦益这么一个无德无能的人做代表，着实是让人遗憾的。但是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历史的必然。钱谦益成为江南地区士绅阶层上层的代表不是没有原因的，他的所作所为正是他所代表的阶层所起的历史作用和思想生活状态、能力水平的缩影。
　　钱谦益的人生，除了最后十几年致力于反清复明的事业之外，完全就是一个无知无能的纨绔子弟的典范。他承继父祖的荫庇，打下较好的文学、学术功底，顺利博得士林的风望，中举为官。他所谓坎坷的前半生，和很多在科举路上挣扎多年的士子而言，其实完全可以算是顺风顺水。即使在仕途上受到挫折，凭借他那和能力完全不符的声望、以及富裕的家产，他也活的优哉游哉，非常滋润。这么优裕的人生、优渥的生活，使得钱谦益大半辈子其实都是个大孩子，缺乏人生的经验、不知民间疾苦、不知做事的艰难，自然也没有做事的能力、高远的见识和对形势正确的分析。从性格上看，由于上述的原因，钱谦益懦弱、迟疑、狭隘、甚至有点低俗，那些在英雄伟大人物身上应该出现的词汇——像果断、坚决、坚强、毅然决然、奋不顾身等等，和钱谦益毫不相干。即使是在他擅长的领域——诗文——由于上述的原因，其境界也难有突破，虽然在创作技巧上早早就臻于化境，却迟迟不能迈入殿堂之门。
　　钱谦益所代表的士绅阶层的上层，普遍出身于经济发达地区的世家望族，为了能够光耀门楣、不致家道中落，他们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诗书满腹，出口成章，以期成年后去迎战人生中最重要的关口——科举。虽然科举过后，还要看个人造化，但是总的来讲，跳过去你就是龙，跳不过去你就是虫。在明朝，你如果中了进士，那起步价就是县级干部，一辈子最不济也是个县长，上不封顶，前途不可限量；而举人，那县长基本就是你的天花板，能当上地厅级干部的都凤毛麟角；连举人都中不了的读书人还是走别的门路吧。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像钱谦益一样，从小学得一手好诗文，但是空有诗书在腹，却无实干的能力和精神，平日里骄奢淫逸、纸醉金迷。因为家族的势力，他们也往往要比那些有实干精神和能力的士绅阶层的中下层更早的崭露头角，更容易身居高位。像钱谦益，其诗文固然有相当扎实的底子，但是要是没有父祖那些有声望的好朋友吹捧，他怎么可能那么年轻就崭露头角？
　　不过，也不必沮丧，不光中国如此，号称开启世界近代史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英国的新生资产阶级力量的上层同样如此懦弱、迟疑、狭隘，缺乏实干的能力和精神。
　　在潜意识中，总觉得代表新生力量的资产阶级们应该是高大上、伟光正、毫无瑕疵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普遍认为英国宗主国和北美土著印第安人道德水准较高，而那些被后世目为英雄的北美先辈移民，被普遍认为道德水准低下。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当国王和保王党逐步出走伦敦后，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圆颅党掌握了政权，其实真正掌握政权的是圆颅党中的上层，也即长老派。长老派在斗争中，体现了和钱谦益一样的无德无能。由于其阶级的局限性，长老派的议员们，瞻前顾后，举棋不定，缺乏革命的坚定性和军事上的主动性，像害怕国王一样害怕热情不断高涨的中下阶层。军事长官们，优柔寡断，“像害怕失败一样害怕胜利”，只有议会面临灭顶之灾时才会去奋力一击。其代表人物埃克塞斯伯爵，1644年8月在康瓦尔郡以其拙劣的指挥将议会军主力葬送。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长老派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所起到的积极、甚至可以说在初期是中坚性的作用。没有他们的努力，英国甚至根本不会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只是革命爆发之后和保王党的斗争越来越深入、越来越残酷，他们的阶级局限性，他们的瞻前顾后、患得患失、无德无能才得以体现，才可能让更有实干精神和能力的克伦威尔、费尔法克斯、李尔本等资产阶级的中下阶层的代表脱颖而出。可最终，却是长老派和保王党的联合奠定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基础，而非克伦威尔、李尔本等人所代表的资产阶级中下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结果是有利于传统的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上层（实际上也是大地主，只不过带有一些资产阶级的性质）的。这正是历史的必然。
　　对钱谦益也是如此，必须要认识其功劳，也要认识其不足，简单化的道德评判会迷茫认识，将自身的思想水平降低到和崇祯皇帝、皇太极等封建专制统治者一致的水平上。
　　首先，从社会发展的角度上看，钱谦益所代表的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大地主阶层是当时反抗封建专制统治的最为重要的力量。在思想上，他们不但动摇了旧理学，而且还开始着手构建新思想。而钱谦益正是这除旧布新过程中承上启下的、关键的一环。从经济实力上看，他们也是当时所有反抗封建专制统治的势力中最有力量的部分，没有他们的参与，反抗封建专制统治根本无从谈起。从行动上看，他们正在一点点地为最终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做着各项准备工作，虽然他们也许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工作的深层意义所在。
　　钱谦益大礼迎娶柳如是、不为朱明一家一姓殉死，难道不是从骨子里对节义名教的鄙视和瓦解吗？他反对空谈理气心性，主张经世致用，难道不是从思想上对理学的反叛吗？他以家财资助反清复明，不正说明在那个时代，他们是最有经济实力去领导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阶层吗？他在上层游说，不正说明他们在社会的上层还是有很大活动余地的吗？不要说一般的小民，就是士绅阶层的中下层恐怕也没有这般的能量吧。
　　当斗争越来越残酷时，钱谦益们的局限性和软弱性就不可避免地体现出来了。这个时候像克伦威尔、费尔法克斯那样士绅的中下阶层才崭露头角。比如江阴的抗清三公——阎应元、陈明遇、冯厚敦。虽然后来的记载有夸张之处，但是他们在江阴抵抗了如狼似虎的清军很长的时间是没有问题的。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三人都属于士绅阶层的中下层，有着较强的实干能力和精神，这是他们能够在江阴组织抵抗很长时间的一个基础。说明有中下层士绅的良好组织，大明还是能够一战的。还应该注意到，他们其实并不反对清朝，甚至还在清朝的旗号下做过一段时间的顺民。最终让他们竖起反旗的原因是反对剃发，实质上是不能容忍清朝对文明和文化传统的摧残。
　　由于钱谦益们阶级的局限性，钱谦益等人不可能具有坚定的革命性。作为一个阶层，他们根本不可能深入群众、依靠群众，将革命进行到底。他们最终会和封建专制统治者合流、妥协，几乎是一个必然，就像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辉格党一样。革命从来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必须要经历反复和环境的不断改善，何况这是在封建专制统治最为发达的中国。满清王朝作为一个新生的、朝气蓬勃的、正在坚定迈向封建专制统治的新势力，几乎是钱谦益等人合流的必然选择。
　　明清易代之局，之所以难解，就是因为她同时面临着三个主要的矛盾：阶级矛盾、民族矛盾（落后取代先进的矛盾）、社会发展的矛盾。
　　作为一个超越那个时代的后来者，王进贤自然可以得出当时钱谦益所处阶层所能采取的最优解决方案：那就是缓和阶级矛盾、搁置民族矛盾、解决社会发展的矛盾。具体做法是利用自身的威望和地位，在士绅地主阶层的上层积极呼吁，由奢入俭，减租减息，释放家奴，缓和阶级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枪口一致对外，大力宣扬保卫文明和文化的意义所在；虽然只是社会改良，根本算不上革命，但是肯定还是有很多大地主是不愿意的，张居正改革何其艰难，国民党喊了几十年的减租减息愣是没效果，但是最重要的是还是能够团结一批开明的大地主的，减少了很多阻力；寄希望于那些顽固势力自我革新是不现实的，因此在团结上层的同时，更重要的是紧密凝聚士绅阶层的中下层（比如江阴的抗清三公）为领导力量，以中小资产阶级（包括自耕农、以及带有资产阶级成分的工人、牙郎、管家等）为主体，甚至可以大量吸收底层的贫苦农民和家奴，组成坚强有力的军队。这种结构类似于克伦威尔新模范军一样的军队，其战斗力是相当可观的。对比士绅地主阶层所依靠的江北四镇、农民起义军和满清军队，这支军队不但有严明的纪律、严密的组织，而且还有充足的资财、先进的生产力支撑，以及因为工业化萌芽所产生的军事专业性，相信能够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同时，这支军队对于顽固大地主也是有效的威慑，在仁至义尽之后完全可以对其进行镇压。对于满清方面，军事斗争只是一方面，政治斗争同样重要，搁置民族矛盾，但是要注意到满清内部其实也有很深刻的阶级矛盾。不能以民族为壑，不能把包括汉人、朝鲜人、赫哲人、鄂温克人、蒙古人、海西女真人等等民族组成的当时所谓的满族全部推向大清这个野蛮未消的半奴隶主政权，没有人愿意生而做奴隶，甚至在建州女真内部，出身于苏完部、董鄂部、雅尔古部等部落贵族也未必甘心雌伏。因此以发达的社会文化和社会结构、雄厚的社会经济基础对之进行瓦解也是十分有效的。这样，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和解决，最重要的是保卫了文明和文化的成果，解决了社会发展的矛盾，社会将在已有的社会发展基础上继续前进：封建专制统治将被推翻，虚君共和的局面得以初步肇建。在虚君共和的政治权力架构下，新生的资产阶级的诉求将会得到极大的满足，经济高速发展。
　　当然，不能指望以钱谦益为代表的大地主阶层有超越时代的眼光，不能回避他们的阶级局限性。那么，怎么做才算是正确的呢？像黄宗羲、阎应元等人一样，在满清南下之际，坚决予以抵抗，尽全力保卫文明和文化的成果。直到满清政权从野蛮变为文明，从蛮夷变成诸夏，这时才放下手中的刀枪，与之合流。虽然并不美好，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三、
　　眼下，钱谦益还没做出那些糗事，士林中对钱谦益的评价还是相当正面的。王进贤了解钱谦益心中的痛点，也知道他不是什么忠君死节之臣，在他的心中还有着一展才学的热望，是一个很好的、完全可以争取过来、争取过来后作用很大的目标。因此，自打钱谦益一出狱，王进贤就着吴荣想尽方法请他来山东一游，钱谦益虽然表面上推辞，但是他最终还是来了。以他的声望，来到隐隐然与朝廷分庭抗礼的山东省，这本身就反映了他的野心。王进贤想做什么，他应该也能猜到几分，但是他绝对猜不到王进贤邀请他的意图的全部。以他的身份，是断断不肯做王进贤的幕僚的，这一点王进贤也很清楚。
　　钱谦益来到山东后，王进贤先让人带着钱谦益参观了一番登州的工业企业、商业农业、军队操演，又带他去了刘公岛，去参观山东大学等学校和部分金融机构，还让他和从江南来的年轻青年参观团的成员一起吃了个饭，想来他一定已经对王进贤体系治理下的社会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今天，王进贤亲自与他会面就是要向他揭示在表象之下更为深刻的道理。
　　一阵寒暄闲扯之后，心中郁闷的钱谦益面对秋日里日渐失去往日葱翠的寒山，心生无限感慨，感慨自己也逐渐失去了往日的生机和活力，自己再也不是那个对未来充满憧憬的少年，不再做着寻花的美梦，萦绕心头的梦想正在逐渐远去，归隐之心时时涌上心头，然而八斗才学，难得施展，空负了这满腹的经纶。正是一腔心酸事，才下眉头，又上心头。
　　王进贤打破了略显心酸的沉默：“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
　　钱谦益一转身，脸上挤出了苦涩的笑容：“没想到王总戎也是个看透世情的妙人。”
　　王进贤笑了：“哪里哪里，在老先生面前直是班门弄斧罢了。”
　　钱谦益：“呵呵，王大人过谦了。”
　　王进贤：“老先生最近一路参观辛苦了阿！”
　　钱谦益充满阴霾的眼中燃起了一丝丝的火花：“谈不上辛苦。王大人治下，军容威武；登州地方，百姓安居乐业，稻田麦浪层层；街市之上，商品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工厂里那烟囱高耸，有如铁塔入云，非常震撼啊！”
　　王进贤笑了：“我们的工厂已经基本机械化了，借助风力、水力，乃至热力，工作的效率和能力大大提升。就比如造鸟枪吧，过去依靠人力制造.就说钻筒【1】这一道工序吧，需要3个工人，战战兢兢钻上半天，还很容易钻坏。有了机械的方法，一台机器，一天钻上十管八管不成问题，质量还有保证。工作的效率快了多少倍？恐怕十倍百倍都不止。”
　　钱谦益也笑了：“那是那是，我们江南来的那几个后生，像黄宗羲、方以智，对这些炉子、风车什么的都着迷了，恨不得留在登州不回去了！”
　　王进贤：“我这次去到南直，和当地的世家都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很多家族都有合作的意向，今后我们的工厂、生意都要做到南直去。开展机械化生产没有人才是不行的，南直的条件好啊，像黄宗、方以智这样的有干劲、基础好的后生多。办机械化的工厂没有人才不行。因此，学校也一定会跟着工厂过去，培养维系工厂运转的人才。他们不必到山东，今后在南直也可以学习的。”
　　钱谦益有些错愕，以他卓越的文字驾驭水平，他敏锐的感知到王进贤如此变换话题，是打算传达某种信息，只是一时他还想不透王进贤想传达什么样的信息。但是多年的宦海生涯、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使得他善于隐藏自己内心真实的世界，只是泛泛的附和，他以手捻髯道：“那是好事啊！”
　　王进贤：“老先生博闻广记，肯定知道什么是‘初税亩’。”
　　钱谦益又一次错愕了：这话题转换的也太大了一些！但是他依旧神色不改，更加谨慎的参与王进贤的对话：“初者，始也；‘税亩’者，‘公田之法，十足其一；今又履其余亩，复十取一’也。王大人以为如何？”
　　王进贤：“钱先生真乃硕儒，典籍文章信手拈来。不错，初税亩正是按田亩征税，不再单取公田。不过，说其是‘税亩’之始，尚可商榷。比如齐国的桓管改革，采取‘均田分力’、‘相地衰征’的方法就有异曲同工之妙。那么齐鲁为何相继发生类似的改革呢？”
　　钱谦益淡然一笑，不置可否，咪咪的细眼中更加深不可测。
　　王进贤：“我以为乃是社会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必然产生的进步！
　　按照旧有的井田制度，以100步为一亩。但是华夏诸国在变法之际，纷纷扩大一亩地的面积。在《孙子兵法》中记载，晋国的大夫们纷纷将自家管理的田地，扩大‘亩’的面积。商鞅变法中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将一‘亩’由原来的100步变成240步，扩大了一倍有余。为什么呢？因为随着新技术的出现，比如铁器的使用、牛耕的应用等等，每个人可以耕种的田地面积大大的增加了。
　　周朝的旧制乃是‘井田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无论是诸侯还是卿大夫，耕种的都是周王的田地——名曰‘公田’。然而，伴随着人们能力的扩展，越来越多的田地被开垦并被耕种，这些田地是不在周王室的统计之内的，名曰‘私田’，私田归私人所有，也就不必向周王室上贡。各国的诸侯和卿大夫，不断的占有私田，逐渐坐大，实力渐渐超过了周王室。礼崩乐坏、以下犯上成为了常态。在有的诸侯国，卿大夫的实力超过了诸侯，有的甚至取代了诸侯。比如齐国的田氏，；晋国的赵氏。在史书中记载不绝的卿大夫的善行，比如齐国田氏大斗借出，小斗回收。实质上是卿大夫依靠优惠的政策招揽自耕农的投靠，壮大自己的实力，并不是他们世世代代都那么有爱心。秦汉之后，郡县制代替了分封制，就是为了适应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一种管理方式。因此，新的技术出现，到了一定程度会引发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导致原有社会阶层的变动，最终导致社会管理方法的变动。这也是春秋战国之际，各国变法的主要内容。是春秋战国之际，礼崩乐坏、时代纷争巨变的主要原因。”
　　【1】将铣管卷成套合后，需要进行钻筒工序，由二人从铣管的两头对钻，一人保持铣管的稳定.
　　四、
　　看到钱谦益一直在那里认真思考，沉默不语，王进贤干脆单刀直入：“老先生以为，我刚才所说的机械的生产方式，比之春秋战国之际铁器的出现和牛耕的应用，可有一比乎？”
　　钱谦益身躯为之一震，他恍然大悟——原来王进贤绕了这么大的一个圈子，是要和我说明这件事情！但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他显然还是没有参透王进贤所说的这些道理背后更大的逻辑。
　　钱谦益笑道：“王大人所说，恣意如汪洋大海，仓促之间我怕是一时难以窥透至理啊！难免管中窥豹，看来我还真给回去好好琢磨琢磨呢！呵呵！”
　　王进贤事务繁忙，没有太多时间和他一起优哉游哉的探讨理论问题，眼看钱谦益滑的像泥鳅一样要溜走。王进贤步步紧逼——既然来了，还是一次性的把话讲的透一些吧！
　　王进贤：“机械的出现，商业的繁荣，科学技术的崛起，必然会导致增量财富在社会各阶层的重新分配，必将导致社会关系的重新构建。在这个过程中，原有的思想必然会发生变革。正如同春秋战国时期在思想上的百家争鸣，如今社会上思想的混乱和迷茫，可以说正是各种学说崛起的前夜。理学已经是明日黄花，恐怕撑不了多久了；在这个过程中，原有的管理模式也必然会发生变化，具体会发生哪些变化，小子我一介武夫亦不能一一道清。
　　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东林诸公乃是时代的弄潮儿，说的很清楚了。
　　早在万历十四年，大行对策之际，时任吏部主事的顾宪成老先生就旗帜鲜明的指出：天下并非皇帝一己之私！
　　万历二十一年，针对‘三王并封’一事，顾宪成君又一次指出：‘天下事非一家私事。盖公言也。况以宗庙社稷之计，岂可付一人之手乎！’
　　万历二十八年，矿税之祸横行，时任漕河总督、巡抚四府三州的李三才连上三疏，痛陈矿税之祸。在这三疏之中，李三才都直言君主的责任。比如在第一疏中，他写道：‘天以大位托之皇上，岂以崇高富贵独厚一人，盖付以亿万生民之命，使司牧之也。’
　　东林诸公的话说的已经很清楚了——管理模式应该发生变化——天下不是皇帝一人的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皇帝不过是代天司牧。皇帝是一种责任，必须对亿万生民之命负责任，而不应该是以生民之辛劳独独崇高富贵皇帝一个人！
　　老先生现在隐然是东林盟主，想必对此也是心有戚戚吧！”
　　钱谦益全身又是一震，他听明白了，王进贤的剑锋所指，乃是当朝的皇帝，这一步跨越对他来讲还是大了一些，吓得他全身大汗直流。
　　王进贤又将曾经对赵南星说过的导致东林失败的原因——不是因为东林诸公不能干、政策不对路，所作所为不正确，而是因为他们的对手乃是当朝皇帝、他们的条陈所针对的都是封建专制统治——的道理说了一遍。
　　最后，王进贤又根据钱谦益的切身经历强调道：“老先生才高八斗、名满天下，天下人都以为老先生可以而且应该成为宰辅，必能惠及天下。却仅仅是因为皇帝一个人的坚持，听信谗言，老先生不但没能当上宰辅，为天下人牟利，还锒铛入狱，受到无妄的牢狱之灾，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天下乃是天下人的天下，天下之事难道不应该由天下人来做出决策吗！？”
　　钱谦益像被重物打击了一样，幡然醒悟，这句话算是说到他的心坎里去了。他本来就不是什么忠君之徒，只是受到老思想的桎梏，一下子还转不过弯来。这句话犹如醍醐灌顶，把他面前所有的思路都打开了。
　　王进贤接着又把曾经对赵南星说过的可以施行的举措说了一遍：
　　第一，恢复丞相之职位，限制君权，实行丞相负责制。
　　第二，设立学校，形成良好的风尚和强大的舆论力量，借以制约皇帝及政府行政力量。
　　第三，设立乡贤议事会，以法治国。
　　最后，王进贤道：“我事务繁忙，恐怕没有太多时间和老先生详加探讨。老先生乃是一代巨擘、文坛领袖，远见卓识，非晚辈所能望其项背。我这里有一些义学的小册子，阐述了我们的一些想法，还很不成熟。”
　　王进贤拿起一些书册递到钱谦益手中：“请老先生过目，如有什么不妥，望老先生不吝赐教！”
　　钱谦益以一种奇怪的眼光盯着王进贤，过了好久才接过书册，保持着一种礼节性的微笑：“呵呵，呵呵。”
　　王进贤突然紧紧握住钱谦益的手，目光如剑，盯着钱谦益道：“眼下，如同春秋战国，乃是天下千年一遇之变局，老先生审时度势，自然目光如炬，前途粲然。难道我们不应该共同去创造新的历史吗！”
　　钱谦益极力掩饰，却依然无法掩饰其炯炯发光的双眼，他不冷不热地握住王进贤的手意味深长的道：“生子当如孙仲谋，若刘景升之子，如豚犬尔！”
　　五、
　　时隔不久，王进贤又一次在百忙之中抽出了时间会见钱谦益。
　　钱谦益悠然拿出那几本小册子：“这几本小册子我都看过了。”
　　钱谦益定了定神，慨然长叹一声：“我以为——”他停顿许久，坚定地道：“所言不虚！那个，那个词叫什么来着。”
　　钱谦益拿起一本书翻了一番：“那个封建专制统治恐怕是的确不适合今后的——嗯——社会。未来社会，机械大行其道，百姓不同今日，有思想、有觉悟，各有擅长，因此分工协作、相互配合必然成为主流，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不复存在。恐怕——真是如你们所言。不过——那个——你们在书中反复提到。”
　　钱谦益又翻了翻书：“对了，科学。你们在书中反复提到科学。社会发展史，你们说社会的发展存在客观的规律，应该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社会的发展，遵循科学的规律。你们提出‘明天理，求发展，致良知’。连良知对你们来讲也是一种社会发展的需要。”
　　钱谦益定了定神，振作精神道：“这让我想到了你反复提到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虽然各种学说层出不穷，百家争鸣，但是各国政治实践的变法却基本以法家为基础。像你们在小册子中所说，秦国以商鞅变法，最为彻底，所以奠定了秦国强大、最终统一天下的基础。但是你们忽视了暴秦依靠严刑峻法，只历二世便亡国了。”
　　王进贤：“但是——”
　　钱谦益摆摆手：“我知道，陪同我的张岱和陆兆庚都和我解释过了：秦不是亡于法本身，而是亡于由于统一进程过快，没有及时消化造成的肠胃疾病；汉律的严酷程度甚至超过秦律，却安然享国数百年。但是你考虑过没有，为什么人们都称秦为‘暴秦’，而从不称汉朝为‘暴汉’？在你们在册子中也提到过，社会不仅仅需要硬约束，还需要软约束。但是什么是软约束？如何形成软约束？在你们的话语体系中，思想应该算是软约束吧。汉律固然酷于秦律，但是汉初执政遵从的是黄老之法；自汉武帝之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不是偶然的，这是从秦朝历二世而亡的历史中得到的血的教训。在你们的小册子中，在你们的言谈中，句句不离科学，你不觉得这个冰冷、僵硬、机械的‘科学’，像‘法’一样，虽然精确，却冷酷、无情、毁灭人性吗？”
　　这回轮到王进贤全身一震了：这个钱谦益确实不一般啊！和那些腐儒声嘶力竭的反抗不一样，他并不反对王进贤所倡导的这个学说，但是这一段不紧不慢、悠悠然的话却一下子指出了其中的软肋，让王进贤哑口无言。王进贤并不是不知道科学主义的精准需要人道主义的关怀相配合，但是让中国尽快摆脱封建专制统治的桎梏、走上一条正确道路的迫切，使得自己遇事却往往把科学和正确放在第一位，而忽略了对人性的关注，对文化多样性的宽容，显得过于精确和犀利了。
　　王进贤恭谨地道：“老先生说的有道理。我只是看见管志道之流脱实入虚，国家残败虚脱，官吏人浮于事，隐隐然有魏晋末世之象，心中着急，急于让国家由虚入实，井然有序，过于操切了。”
　　钱谦益点点头：“我也主张治学要经世致用，不要离经言道。但那是做事、治世，对人的精神世界可以不必如此务实、严苛、精准，可以更宽容一些。像写诗，乃是个人情绪的表达，处理上可以更灵活一些。诗言志，志足而情生焉，情萌而气动焉。如土膏之发，如候虫之鸣，欢欣噍刹，纡缓促数，旁薄曲折而不知使然者，古今之真实也。”
　　见到王进贤从善如流，他心中十分得意，多日来因为失官入狱的沮丧心情得到缓解，不免侃侃而谈、品头论足一番：“家国，家国，家国一体。先有家而后有国。父父子子还是要讲的，这人伦道德乃天下根基，这不是科学能解决的问题。”
　　王进贤心中暗笑，他对这个问题是有自己的看法的。
　　王进贤：“文化的多样性，也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之一。在文化上过于严苛，恐怕要一条道走到黑，不撞南墙不回头了！整个社会缺乏弹性。”
　　钱谦益已经很放松了，他笑道：“你这套说辞又是科学性的说法啊！”
　　王进贤笑嘻嘻地反驳：“科学本身就是思想！科学本身就是文化！”
　　两个人相视哈哈大笑。
　　两个人一直谈到深夜，王进贤甚至推辞了几件公务，二人反复琢磨，将义学提出的“明天理、求发展、致良知”的口号稍加改动，使之更加柔和，不那么生硬，更加强调人性和人道，更加关注自然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也更符合明朝那个时代的思想需求——“明理顺天、遵法尚和、爱人致知”。
　　六、
　　王进贤：“过去，我们义学的校训是‘明天理、求发展、致良知’，这既是校训，也是我们总结出的社会发展的思想基础，但是从未予以正式公布。是钱老先生来到义学，指点迷津，我们才发现了其中的遗憾，将之改动为‘明理顺天、遵法尚和、爱人致知’。可以说，这三句话也凝结着钱老先生的心血。经过改动之后，我们认为其内容更加符合当下社会发展的现实，能够为更多的人所接受。因此我们特意举办公布活动，将这条校训正式对外公布，以期这个理念能为更多的人所熟知，能够为社会未来的发展起到引领的作用。我们在这个重要的日子里，公布凝结着钱老先生您巨大心血的理念，可为什么钱老先生却不去出席呢？”
　　钱谦益眨了眨眼，嘻嘻一笑：“真是不好意思，我腿疼，不方便。”——一个典型的钱谦益式的回答——高冷——真的冷的很——出席公布会又不是叫你去参加体育比赛，你腿疼不疼又有什么关系呢？摆明了是告诉你——我不想去！
　　王进贤看着钱谦益那分明带着戏谑和**意味的正在观察自己的双眼，心想：算了！钱谦益是想保护自己罢了。
　　社会的中上阶层虽然往往是革命的领导阶层，但却从来不是坚定的革命者，他们有太多的既得利益需要维护。除了少数理想主义者，他们在革命中稍遇挫折就有可能背叛革命，以确保自己的既得利益，甚至以背叛革命为筹码来换取更多的利益，对他们来讲，这和通过革命获得更多利益没有什么不同。而社会的中下阶层具有更为坚定的革命性，正如马克思在所说：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在公布新理念这件事情上，固然不会让钱谦益伤筋动骨、丧命丢财，但是钱谦益是东南文坛领袖、东林巨擘，有着巨大的社会声望，他深知自己名誉的重要性，深知软实力的价值。因此他不愿意毅然决然的和新的学说站在一起，以免在士林中有损自己的声望。退一万步讲，即使新的学说真的成为了社会的显学，为社会主流所接手，以他的声望，不过是一句话的事情，分分钟就可以让士林广为接受他对于新学说的支配地位，成为新学说的旗手，甚至有可能取代王进贤的地位成为新学说的创立者地位。而王进贤也说不出什么来，因为的确是因为钱谦益的出现，王进贤才将‘明天理、求发展、致良知’改为‘明理顺天、遵法尚和、爱人致知’的。无论如何，不出席今天的公布会，对于钱谦益来讲才是一个最佳的选择，一个可进可退的选择。
　　王进贤找钱谦益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商议，所以并没有纠结他出席不出席公布大会的事情。
　　王进贤淡然说道：“腿疼确实是不方便，就是个仪式，走个形式罢了，不参加就不参加吧！”
　　这一回轮到钱谦益吃惊了。他的脸上流露出一丝诧异的神情，但是转瞬即逝，很好的保持了自己的风度，心中倒是对王进贤多了几分好感。
　　王进贤：“听说钱老先生正在准备启程回乡？”
　　钱谦益长叹道：“是啊！离别家乡岁月多，进来人事半消磨。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
　　这是唐代诗人贺知章《回乡偶书》中的第二首，表达了贺知章以86岁高龄致仕回乡时感叹物是人非的伤感心情。但是到钱谦益这里却稍有不同，他以不到50的壮岁之年，满腹才华，自命甚高，却在仕途屡屡受挫，多次致仕回乡，其伤感之情，与贺知章50多年不回乡所产生的物是人非的感觉区别极大。所谓“进来人事半消磨”，指的多是他自己的宦途坎坷，人事悲欢。
　　王进贤：“先生乃当世硕儒，文名誉满天下，回乡自然可以做出一番事业！”
　　钱谦益一笑：“一介田夫尔，何谈事业！不知王先生有何见教？”
　　王进贤：“岂敢！所谓‘明理顺天’，时势之变也！先生何不顺势而为？”
　　钱谦益冷静了下来，收敛其飘逸的姿态，谨慎地问道：“却不知从何入手？”
　　王进贤：“老先生乃东林巨擘，何不高举东林之大旗、续写东林先贤之遗愿？东林先贤之所以能振臂一呼，天下响应，唯顺势而为者也！继续东林先贤为之奋斗的事业，就是当今天下之关节，就是顺势而为，就是‘明理顺天’的表现。我以为，东林先贤的遗志，就是‘开言路，以天下之公论，定天下之是非’！”
　　七、
　　钱谦益默念了一句：“开言路，以天下之公论，定天下之是非！”
　　王进贤：“‘开言路’是东林诸公一以贯之的主张。万历早年，当时的首辅张居正力推‘考成法’，使得原来只是作为皇帝秘书机构、顾问机构的内阁凌驾于其他政府部门之上，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所有朝廷机构的总负责，包括六科和都察院这样的言官都要受到内阁的制约——要被考核成绩，因此其独立的监察作用受到了极大的制约。事实上的发展也正是如此，凡是对张居正及其政策进行批评的言官，都因为其言论受到了内阁严厉的处罚，因此言官们对张居正及其实施政策的批评声音逐渐偃旗息鼓。万历皇帝扳倒张居正后，事实上废除了‘考成法’，但是依旧不能做到‘开言路’，甚至专门下达诏书，申明‘诸曹建言，止及所司执掌’，这就是名动一时的‘百官出位越职之禁’——百官只能对自己职分内的工作提意见，而且要经过挑选才可上闻，否则就是越权行为。对此，包括赵南星、顾宪成在内的东林诸君都极力反对。当时，顾宪成的弟弟顾允成还是参加考试的学生，他不但不是言官，甚至连正式的官员都不是，但是他在殿试的对策中就直言不讳的批评万历皇帝出台该政策是希望通过‘禁言路’的方式，让百官无法对‘国本’问题置喙，大大超越了他一个草民身份应有的职责，因此考试成绩被主考官直接撸到了第三甲213名。
　　‘开言路’就是要让天下的公论在政治上得到反映，这也是太祖爷认可的。在《大明会典》、《大明律》中，都有这样明文的记载，不但文武百官可以发表言论，甚至连在野的草民也有进行政治批评的权利。
　　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皇帝是代天司牧，一切行为应该以天下人的福祉为最终的目的。言官所操者乃天下之是非，言官的言论也自然要受到天下舆论的操纵，应该把天下的舆论反映到朝堂之上，顺应天下之公，秉持天下之理，监察政治，批评当权者，使得朝堂能够真正实现天下为公！
　　‘开言路，以天下之公论，定天下之是非’正是东林先贤们所为之奋斗的目标。如今之天下已经到了改天换地的关键时刻，钱老先生德高望重，乃是当前东林魁首，难道不应该继承东林先贤们的遗志，力挽狂澜，扭转乾坤，创造出一个能够体现天下之理、实现天下之公的新社会吗？”
　　钱谦益歪着头，默默的听着，似乎十分的沉静，但是王进贤在他的双眸中分明看到了闪烁的光芒。
　　王进贤：“既然开了言路，那么不光有君子在其中发表言论，也会有小人在其中发表言论。要改变小人操纵言论的情况，构建一个天下之公、天下之理得以实现的社会，就不能单单依靠言论，必须依靠力量。君子们必须团结起来，形成‘党’——和小人之私党对立的天下之公党。小人结党只为私利，以天下之公崇厚身边群小，其党必小；而天下公党以天下之公为圭表，必然集结占天下之公理的君子，其党必大。必然能击败小人之私党！
　　这些道理都是东林诸君们早就说过的，我不过是鹦鹉学舌罢了，相信钱老先生不但比我清楚，而且更加深有体会。钱老先生誉满天下，天下谓之贤，可是却被小人生生挤出了朝廷，还蹲了几个月的冤狱。钱老先生的失意，钱老先生的委屈，正是天下之公理不能得到伸张的结果！
　　要实现天下之公理，逞天下之公论，不光要有党，还要有平台，天下之公党需要在平台上大显身手。如今，天下最好的平台，莫过于都察院，可是——都察院——”
　　钱谦益会意的笑了笑。
　　王进贤：“因此，我才在山东成立乡贤议事会，作为各地公理得以彰显的平台。其实，各地乡贤辅助官府施政，由来已久，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我们山东省成立乡贤议事会不过是将这一做法组织化、正式化、规则化。
　　本省的乡贤议事会钱老先生已经参观过了，黄宗羲、方以智等人参加的江南青年参观团也见识过了，他们对此也赞不绝口。我相信，有钱老先生出面主持，在南直隶各府成立乡贤议事会易如反掌。”
　　钱谦益终于开口了，他点头道：“这件事情我回乡是一定会去做的！”
　　王进贤：“能有钱老先生出面主持南直的乡贤议事会实在是南直百姓的幸事！”
　　钱谦益笑道：“岂敢，略尽绵薄之力罢了！王大人还有什么指教？”
　　王进贤：“岂敢。如果南直能成立乡贤议事会，当作为南直隶公论的平台。我们山东省已经有了乡贤议事会，河南也在成立乡贤议事会的过程中。在浙江、湖广、江西、福建等省也有了小规模的乡贤议事会。到时候，我们这些乡贤议事会联合起来，在朝廷成立中央级别的乡贤议事会，以真正体现天下之公理。
　　那是以后的事情。刚才我说过，要实现天下之公理，必须有天下之公党，天下的君子们团结起来，反击小人之私党，伸张天下之公理。钱老先生不日就要离开山东，恐怕今后再难向钱老先生请教。我意，钱老先生是否有意成立这个天下之公党？”
　　钱谦益以手捻髯点头道：“可以。我回到家乡，可以和乡贤议事会一起，一并促成此事。”
　　王进贤：“那么以钱老先生之意，这个天下之公党叫什么名字为好？”
　　钱谦益沉吟了一会，突然抬起头，和王进贤四目对视：“你看叫‘致公党’如何？”
　　八、
　　皇太极和他的父亲努尔哈赤不一样，他的花花肠子更多，千奇百怪的招数也更多。面对王进贤的文化攻势，努尔哈赤的招数只有三番五次的下达汗谕，严令部属和民众不得传播、利用，否则就要杀头。文化这个东西哪里是杀头可以阻拦的，用杀头来阻拦文化的传播，只能表明努尔哈赤的野蛮、生硬和底气不足。皇太极的手段则高明的多，他居然找人写了一出戏——《四郎探母》，找到境内最好的艺人组成一个班子，而且还把这个班子派到登州来，和早已成名的姚益城的调腔班子大唱对台戏：姚益城的班子在哪个地方唱戏，他们就在旁边也找一处场所开唱；姚益城的班子唱《梁红玉》，他们的班子就唱《四郎探母》；处处针锋相对，这架势摆明要和王进贤在登州开展一场文化大战。
　　王进贤：“你都探查明白了？”
　　刘师吉：“确实探查明白，这个班子只是来唱戏的，并没有其他的目的，其中也并没有隐藏建奴特遣的奸细。”
　　王进贤：“那就让他们唱罢。”
　　刘师吉：“可是他们唱的那出《四郎探母》鼓吹和平主义、投降主义，乃是和我们的《梁红玉》鼓舞抗金斗志的作品大唱反调的。这是敌人和我们进行的针锋相对的文化斗争，面对敌人的斗争我们绝不能手软。我觉得应该严禁《四郎探母》的演出，将所有的班子成员都予以关押，净化我们的文化市场。”
　　王进贤笑了：“师吉啊，随着我们的事业的蒸蒸日上，我们所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宏观，影响越来越大。作为一方长官，我们应该慎重对待手中的权力，不要动不动就使用行政手段，行政手段还是过于生硬了。我们动不动就动刀动枪，以暴力相加，这和‘阉党’、和建奴有什么区别？你应该学会应用软的力量去改变现状。
　　在这个世界上，硬的东西作用的范围是有限的。无论是‘法’，还是‘科学’，虽然他们很重要，在某一时刻不可动摇，比如有人杀人放火，那就必须绳之以法，严惩不贷，体现‘法’的坚决。但是，它们都只是社会生活的一小部分，大量的问题不能用硬的方法来解决。况且，硬的东西也不可能永远正确，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可能会发生改变。比如在战场上，面对敌人和作战的需要，杀人放火就是正确的，不杀人、不放火才是不正确的。
　　具体到这出戏，还是不错的。和平主义？和平有什么不好？谁不爱过和平安定的好日子？谁希望成天过那种打打杀杀、朝不保夕的日子？穷兵黩武，误国误家，只有不懂事的孩子和建奴那样的野蛮人才会向往打打杀杀的日子。投降主义？人死不能复生，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为什么非要觅死觅活？这出戏给杨四郎设定的条件是他的身份没有被辽国发现，他想留着这有用的身躯为国继续效力。不管后金的本意如何，在这个设定中杨四郎还是想报效国家的，没有必要求死。
　　师吉啊，建奴弄出这么一出戏来，本意或许是想软化我们的斗争意志，想释放亲善和平的烟幕。但是我们反抗建奴的入侵、辽民反抗建奴的压迫就是因为我们好战吗？谁不想过太平日子？谁不想和亲人在一起膝下承欢？但是是建奴他不让啊！建奴不事生产，杀人越货，就是一群强盗；在他们治下，汉民受到剥削，受到歧视，受到压迫，凡此种种，是说几句好话，唱几出大戏就能改变的吗？建奴不改弦易张，想靠一出戏来改变我们的看法，那是做梦！
　　师吉，你也要相信人民，相信他们有自己的判断力，绝不会被建奴的表演所迷惑。建奴一日不改弦易张，我们的反侵略、辽民的反压迫反剥削就一日不会止息，这是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事实！
　　另外，文化战也是需要实力的。什么实力？综合实力。建奴那边，把文化人杀的都差不多了，能给他们写戏、唱戏的人本来没有几个，还是在刀枪威逼之下违心的在写、在唱，能写出什么样的好本子？能唱出什么水平？我虽然没看过这出戏，但是我相信，这出戏从剧本到表演，比起姚益城班子的表演水平，比起我们《梁红玉》的剧本水平只会差，不会强，而且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这样的戏，想和我们的《梁红玉》唱对台戏，没戏！开始或许还有人看个热闹，看个新鲜，但是到后来，没人会去看他们的戏，你放心好了！”
　　正如王进贤所料，后金所操纵的草台班子表演的《四郎探母》，从一开始观看的人就稀稀拉拉没有几个人，由于其拙劣的剧本、拙劣的表演，观看的人越来越少。草台班子很多时候不得不面对空荡荡的场子进行表演。和旁边门庭若市的《梁红玉》的表演判若云泥。以至于每次表演都是一次巨大的亏损，对于拮据的后金经济来讲，如此长久的亏损下去虽然不是不能忍受，但是绝对得不偿失。
　　两个月后，草台班子灰溜溜的离开了登州。还有几个没有人质在后金手中的戏班子成员，躲过了后金带队军官的监控，留在登州不走了，没有回到辽沈。对此，刘师吉手下的情报科探查的一清二楚。
　　皇太极策划的文化战最终以彻彻底底的失败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