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相遇

　　
　　在很久很久之前。比我与那个少女的相遇还要远远更早的遥远过去里，在一切的故事展开之前，我见到了一个名叫薛爱文的人。
　　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东方人。那是在静默战争所带来的影响正在像陷在水泥中缓缓下沉的船只一样缓慢而不可逆地加深的年代，我们居住的城市上空是防空广播，我们站立的道路下方是为了想象中的战争而准备的堡垒。我还是年轻人，而他已经显现出衰老的迹象。从很早之前开始，他就坐在轮椅上了；一开始是拐杖，后来换成了轮椅。他是历经了唯一一次的世界大战的人。更加准确地说，他是已经经历过一次死亡的人。
　　1919年12月24日，范特霍夫火车站的空袭事件。在战火已经大体上停息的时段内突然出现在哈布斯堡家领空的战斗机与范特霍夫车站大楼相撞，并将它埋葬进了地底。他是这次事件中唯一的牺牲者。
　　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会停留在建筑内。从空袭警报响起到撞击事件发生的时间差足够每个人从大楼中逃离，而众多的宪兵也切实地履行了驱赶滞留者前去避难的职能。所有的职员、所有的旅客以及所有的宪兵都安全撤出了，唯独薛爱文除外。在战争年代，一座建筑的倒塌与一个人的死亡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所有人都相信了他的死亡。他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生物学家，来自无足轻重的落后国家，身上没有背负任何显赫的头衔。这样的人物，即使被判定为死亡，其名字也不会出现在报纸上。在「范特霍夫火车站大楼倒塌」的头版新闻下，与他相关的唯一叙述便是「一人死亡」这样的字眼。接着，时间流逝，战火停息，车站大楼的废墟被移除，在原地升起了新的建筑，薛爱文的名字再也不会出现在任何报道中。
　　而与这种沉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爱普莉尔·C·哈布斯堡女王说出薛爱文的名字时，人群中爆发出了一阵嘘声。
　　这是在1927年的会议上。会议已经进行到了第五次；作为由哈布斯堡家族出资举办，邀请全世界最聪明的头脑参加的大会，人们聚集在这里，规划出在后续的时代里为哈布斯堡家带来最大利益的突破性科技。在场的人无一不知道薛爱文的名字，尽管此人从来没有进到过大众视野中；这是由于，在八年前的第三次会议中，薛爱文成为了会议历史上收到邀请函而没有到会的唯一一人。
　　「看啊，就是那个人。那个「叛徒」。」坐在我身边的年轻人拉了拉我的衣袖，显得愤愤不平。
　　「大家都说他是假死。果然出现了啊——就好像为了逃避兵役而故意弄伤身体的人一样，真可耻。」
　　被邀请来这种会议的人似乎先天带有着一种使命。被哈布斯堡王室选中的事实使得他们自命不凡；他们确实有这样想的道理。第一次大会上正是受到邀请的众人设计出了让哈布斯堡家在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初期占据优势的新型飞行器；接下来的每一次会议都成为了哈布斯堡迎来新的机遇的出发点。与会者无一例外地是未来的设计师，他们被与生俱来地赋予了塑造在接下来三到十年世界样貌的才能。大家都喜欢才能，没有人想要将其浪费；与此同时每个人都想要受到认可，不希望浪费被女王点名邀请的机会。这在历届与会者中仿佛形成了一种惯例：受到邀请而缺席的人是背叛者，将成为整个大会唾弃的对象。很不幸，这个有着东方面孔和拗口的名字的瘦小男人，成为了大会历史上第一个这样做的人。
　　在满场的嘘声中，薛爱文用木质拐杖拖着身体，像损坏到只剩刚好能动的拖拉机一样摇摇晃晃地出现在了大门口没能被球形的白炽灯照亮的影子中。他显得那样瘦小，戴着一副圆形木质眼镜，一边的眼镜腿似乎已经断了；他有着乱蓬蓬的黑发，像海浪一样卷曲打结，发际线老高。他的衣服看起来已经穿了许久。有传闻说他在来到欧洲之前从来没有穿过西装，就连现在这一身也是八年前在来到欧洲的船上被人赠送的。身边的人都对这个贫穷的「叛徒」指指点点，而我反倒感觉有一丝亲切。或许是发型的原因；我也有和他一样的蓬松杂乱的卷发和比旁人更高的发际线。而随后我就会发现，与这时感到的相比，我事实上会与他走得更近。
　　「这样不体面的人，怎么也能走近这座殿堂？」我听到了身后的人的嘟囔。这人似乎是个王子，而这时的他一定也想不到在接下来的几年内他就会成为薛爱文的支持者之一。
　　我看着他一点点挪动身体，没有人帮助搀扶他，一度聚集在他身上的不友善的目光也很快散开了。他终于移动到了第一排座椅，途中大约有两次差一点倒在地上。刚好在这里有空座；靠边的人不情愿地让开道路，在他坐下后，拐杖终于从他的手中脱离，在重力的作用下落在地面上，发出一声钝响。这响声几乎淹没在了与会者的交谈声中，我只能依稀听到。
　　在看到他终于坐下的这一刻，不知为何我感到了自己重重的吐息声。
　　在我们这些人之中，薛爱文似乎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他既不算年轻，也并不老成；或是说，与一些年轻人相比，他已经过于老朽，而与一些德高望重者相比，他又过于稚嫩。几位老人提出继续之前关于为哈布斯堡家族开发秘密武器的话题，虽然我们都知道这种计划已经持续了八年而没有进展，却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这一计划的主要内容是研制一种代号为「合金管」的超级炸弹，当老人们就此进行发言时，我身边来自合众国的与会者窃笑着说这已经远远落后于合众国的进度了。不得不承认在场的人可能并不擅长制造炸弹，因为从第三次会议开始这些老人们就制定出了他们的方针，而直到今天计划仍然几乎停留在纸面上。只有薛爱文试图打断他们的发言，说这种计划恐怕现实性不足，与当前国家缺乏原材料的现状严重矛盾，而他这样做的后果就是立刻遭到了这些老人们的呵斥。而当一些激进的年轻人构思着制造一种能通过反复掷骰子来影响未来的机器时，试图指出计划完全是一番空想的薛爱文又变成了迂腐的象征。很明显，薛爱文在会场上不受重视。而这种悲惨的状况一直要持续到会议即将结束时他的正式报告才得以改观。
　　「所谓生命，不过是被封存的一小片逆流的时间。」
　　我读到过这句话。这是薛爱文多年前发表的论文中的一句论断；当它在这种会议上被重申时，或许会被绝大多数人当做是老调重弹。然而，将这句乍看起来与会议的氛围格格不入的关于生命本质的讨论与那些年轻人干涉未来的高涨热情结合起来之后，我立刻发现了这其中隐藏的可能。而紧接着，他半干枯的嘴唇就将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可能性叙述给了在场的所有人。
　　他说，通过对生命这一天然的时间逆流的研究，足以制造出人工改变时间的流速和流向的可能。
　　他说，生命是宇宙的镜像；对生命的干涉，将等价地反映到现实世界中作为代偿，这将成为改变宇宙的手段。
　　他提到了熵。他说，时间的总体流速一定是正的，当生物体内的时间逆流的速度改变时，外界的时间流速也将改变。
　　他说，生物体本应有着调节时间逆流的速度的能力。能出于意识而运用这种能力的生物体，将成为能够任意改造世界的超人存在。
　　他做出了总结：他的提议，就是通过对被封存在躯壳中的时间逆流的研究，制造出拥有自我意识的全知全能的「神」。
　　不难想象这种提案在会议上将受到多么巨大的反对。这既是一个科学兴旺的年代，同时又是一个思想还没有从旧时代的影响下彻底解脱的时代。五十年前人们已经摒弃了由神造物的学说，而二十年前人们却还在苦苦寻找两千年前的先哲口中的以太。因此顺理成章地，薛爱文的设想受到了来自两方面的攻击。来自北方冰雪国家的富有攻击性的年轻人指责他的设想受到了宗教的过多影响，而之前因被他否定而愤愤不平的老者则对计划中的困难大加批判。薛爱文显然陷入了难堪的境地，然而在我眼中这种场面却并非陌生。当我在十年前讲述关于以太的新发现时，也受到了相同的责难。
　　或许我就是在这一刻决定加入薛爱文的阵营的。
　　在会议结束后，关于在众多方案中采取哪一个的争论依旧持续了很长时间。合金管计划仍然在进行，并且继续让参与者为原料的缺乏而头疼不已。但可以肯定的是，薛爱文的提案在一段时间之后开始秘密地被执行了。
　　一种说法是归功于薛爱文的口才，而我更倾向于这是哈布斯堡家的孤注一掷。世界大战的结束让哈布斯堡陷入了极度的被动中；女王迫切地需要一个能够让她的国家从依赖于合众国的庇护才得以生存的依附者转变为无法轻视的重要角色的手段。老人们的提议或许在这位年轻的女王眼中太过保守了；要扭转哈布斯堡的不利局面，需要更加令人惊叹的东西。或许就是在这样的权衡之下，她选择了薛爱文。
　　后来这一项目被称为「时空列车计划」。
　　而我与薛爱文的第一次交谈，也发生在那一天。
　　我永远无法忘记当全部的会议结束，我顺着人流走出会场的那个下午。那是在范特霍夫的冬日，天黑得很早。没有人不想在天彻底黑下来之前回到家中，以至于会议末尾主持人的总结陈词也无人在意了。会场是一座有五百年以上历史的石质建筑，从外观看起来颇有希腊遗风。它坐落在一处大草坪上，冬天的草地枯黄而厚实，像是铺在地面上的厚被子，唯有这样这片土地才不至于冰封。太阳已经位于地平线的边缘，将天空、大地、全部的草坪、身边稀疏的石柱和稀落的人群的影子都染成黄色。我被人们推动着前进，尽管周遭并没有几个人；无论会场内的人群有多么稠密、喧闹、令人闷热，当他们从这些石柱间穿过时，仿佛所有事情都变得不一样了。你能知道这种感受吗？就好像从胡椒粉的罐子里掉落出来，从罐口的密封纸上被扎出的小洞中穿过。这些石柱并非在支撑着建筑；它没有在纵向上发挥作用，反而在水平方向上不可缺少。它们是某种过滤器。从它们之间穿过之后，一直压迫着胸口的某种东西就随之消失了。
　　即将坠下的太阳像是飞机的前灯。在我们那个年代，还几乎没有亮度能与之匹敌的人造物品；我只能想到有幸见过一两次的飞机。在灯火管制的时期，如果你站在机场附近，盯着即将降落的飞机看，就能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当飞机来临时就会有一束能穿透一切的黄光，足以将整个视野填充，使得站在它面前的人无法看清任何物体；而当这束光熄灭后，就再也不会有其他的光源了。我很确信自己正站在一架飞机的跟前；干掉的草在摇动着，风声在呼啸着，如同有人在呐喊着引导飞机的降落。螺旋桨的转速一点点减慢，与此同时仍然在向四周排出强劲的风，将所有的东西都搅动成螺旋形。如果你见到过咖啡拉花的话就能明白这是什么样子。
　　就好像我正站在一个漩涡面前。暗黄的光、寒冷的空气、以及某种独特的薄凉感一刻不停地从这漩涡中喷涌而出。五十年后，当我看到有关白洞的物理学说时，第一时间想到了这个下午。白洞是一个不断喷射着新生的物质的漩涡，是宇宙的起源和一切的母亲；而离奇的是我面前的东西实际上象征的却是白昼的终结。但有一点是共同的。白洞伴随着强大的引力，足以将任何喷射出的东西紧紧地吸在周围；它让物质降生，却无法给它们自由。很奇怪不是吗？那些从宇宙中刚刚诞生的物质，那些可能会成为恒星、星云或是其他任何东西的物质，在能够变成这些之前，就会葬身在它们所诞生的地方，通过被诞生出它们的白洞紧紧撕扯的方式。换句话说，白洞已经为它制造出的哪怕是一丝一毫的物质都安排好了归宿，以引力为媒介。只要有引力，只要有某种力量将物体之间联系在一起，就永远也逃不开这种最终的压倒性的毁灭。
　　在这片令人窒息的炫目的强有力的压倒性的难以抗拒的无法回避的绝美与绝望的夕阳下，我看到了薛爱文的影子。
　　他依旧依靠拐杖支撑着自己。离开了拐杖他就走不动路，甚至连移动自己的身体都是一件难事。而现在他就陷入了类似的处境，因为他的拐杖被卡在了什么东西里。我向他走去，发现卡住他拐杖的是某种与身构成后的希腊式建筑的材料极为相似的白色石块；它们是五百年前的古人建造它时遗留下来的材料，又或许是百年后这座建筑坍塌后的废墟所处位置的预演，我一时间难以分清。它们是如此沧桑、老旧，如此难以理解，又与这片燃烧着的草地如此浑然天成。我帮助薛爱文稳住身体，将拐杖一点点从石头夹缝中移动出来。其间他数次将要倒地，我只能勉强将其扶住。如果没有其他人的话他要如何生活？我想要知道这一问题的答案。他的行踪已经隐秘多年，其生命中离奇的空档不免让我怀疑他是否仍然是这个世界的居民。他难道是从冥界突然冒出来的穿越者吗？
　　为了让自己停止这种与科学家的身份不符的遐想，我尝试说些什么。不论是什么，只要能展开对话，就可以证明他是真实存在的人类。
　　「啊呀……这可真是费劲。」
　　没有反应。
　　「你还好吗？打算怎么回去？」
　　没有反应。
　　「真是的，那些人怎么都不来搭把手，可真是难为我们了……」
　　没有反应。
　　我变得更加动摇了。在帮助他移动重心的同时，我瞥向了他的脸，不禁惊讶于这是怎样一副怪异的脸庞。他的脸的左半边是标准的东方人长相，而右半边则有着更深的眼窝和更高的鼻子；他的左眼有着浓重的黑色，不管是哪一边的脸庞都充满了皱纹，皮肤像放置一个月的面包表面一样干瘪脆弱。唯独他的右眼格格不入。
　　那是一颗比任何玻璃珠都要透亮、比任何洋娃娃的眼球都要干净的浅蓝色眼睛。这颗眼睛镶嵌在极端凹陷干瘪的眼窝中，就好像有人将范特霍夫夏季晴朗时的天空揉成一团，将它扔进了名为地狱的黑暗虚无中任其飘荡。
　　这是一颗怎样悲伤的眼睛啊。它是那样透明，却孤悬在如此的空旷之中；透过它可以看到任何底色，而事实是根本没有底色。它本可以和熠熠生辉的五官遥相呼应，却只剩下了如此的孤独。与它为伴的另一只眼睛的黑色是如此深沉，使得它的透亮是如此不合时宜。它只是在漂浮着，随机游动着，仿佛与身体缺乏连接；黑色的眼睛看向前方，浅蓝色的眼睛却转向右边；而当它看回前方时，黑色的眼睛却闭上了。拥有这只眼睛的人所拥有的，会是怎样空旷的荒凉的抽离的漫无根基的漂浮不定的灵魂啊。
　　「其实你本不必来帮我的。」
　　「嗯？」
　　我在一秒之后才反应过来自己是听到过他的声音的。分明是普通地球人的声音嘛。
　　「那些人也是，全都不必来帮我。」
　　「为什么？」
　　「如果深渊就在那里的话，无论有多少人来都是一样的。就算从这里出来了，前面还会有新的深渊。并不是一个接一个的深渊在前方等着；只是当你从一个深渊走出来时，新的深渊就会生成。如果你是这样的人的话，事情就会变成这样。」
　　我听不懂他说的话。在我看来，这无非是自怨自艾而已；就好像是某种命中注定，他一定会在什么地方将拐杖卡进石头缝里，即使我在这里帮助他移动了出来，前方也会出现新的什么东西将他卡住。如果说我能做到通过将他扶出来的方式在前方的地面上制造一个新的裂缝的话，多半是高看我了。
　　「别说这种话。试着往前走一点，拐杖已经出来了！」
　　我试图用言语鼓励他再次移动身体。接下来只需要他远离这处无端伫立在这里的大理石堆就好；没有理解他的话语的含义的我积极地想道。
　　就在这时，我听到了什么东西折断的声音。
　　不会吧。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为拐杖的断裂而自责。或许是出于对薛爱文的怜悯，又或许是出于其他的什么心态，那天晚上我将他接到了自己的住所。虽然我也只是住在公寓里的一般阶级，但我可以料定他也不会有更好的住所。让他暂住一晚似乎并无不妥；而这时的我还没有想到，接下来我会与他成为怎样亲密无间的关系。
　　你会觉得接下来我们会在那一天变得熟识吗？所有人都会这样想吧；如果相遇和相识是无数偶然事件的累加的话，如果它们就是若干先后发生的戏剧性事件的话，人际关系就会变成简单得多的东西。然而事实是根本没有这些戏剧性的事件；人们总是期待着生活中的新鲜感，将一年内发生次数不超过三次的偶然事件当做命运的启示而刻骨铭心地记下，然而支撑着人际关系的无非是那些比十三天前的中午吃的是汉堡还是意大利面还要平凡的日常生活。关键的转折、戏剧性的展开并没有那么容易发生，即使发生了也代表不了什么。就好像绝大多数人不会通过购买彩票而暴富，但偏偏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中大奖的幸运儿的故事广为流传一样。在这片万物诞生的漩涡面前我遇到了薛爱文这件事已经足够令人称奇了；从概率论的角度来说，两次的奇遇往往不会连续发生，因此接下来更不会有什么令人意想不到的展开。我叫了一辆令人想到午餐肉罐头的出租车将他带去住处，接着又去楼下两个街区之外的地方给他定制了一副新的拐杖，仅此而已。他不是一个开朗的人；我带了半块披萨回去，叫他到餐桌前，他却没有反应，待在小房间里不肯出来。我从门外看到他在对着一个小本子写写画画，想必是还在研究他关于生命与时间的理论。就像你知道的那样，我在听到这一理论的同时就意识到了它的价值，但不知为何我始终没有开口同他交谈。到了第二天，两个街区外的木工将拐杖送了过来，薛爱文就默默地离开了。而我同他进一步认识，要等到一个月之后。
　　那时，我接到邀请而来到了一所新的办公楼。这里似乎是会议上备选方案的提出者的聚居地；虽然它们还没有被正式采纳；大概是为了不让任何潜在的机会流失，仁慈的哈布斯堡家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片小小的空间来推进自己的计划。我依旧能记得它的门牌号。瓦尔德大街是一座这样无聊的街道，两侧除了我们所在的貌似白色长砖的楼房之外再也没有值得称道的建筑，我甚至从来没有注意过这座楼房的两侧都是什么。它们太过平淡，以至于无法被注意到。到了早晨八点之后，太阳光就会让空气中漂浮的所有尘土颗粒都显现出来，在这里生活久了就会想要戴起口罩。我们是在13号，这数字可真不太妙。我的隔壁房间是一个头发像是马鬃一样在脑袋中间高高凸起形成一条线，而两侧则相对稀疏的青年，与薛爱文相比他更加捉摸不定、更加不爱说话，每次路过时我尝试对他说你好，而他则会驻足几秒后一言不发地离开。后来我终于忍不住问他为何每次打招呼时都没有反应，他解释说你好并不是一个问句，因而不知道如何回答。我简直受够了这样的人，因而之后见到他时就再也不打招呼了。
　　我的身边尽是这样的人。再比如，和我同一层还有一位青年，脸型看起来像半截法棍面包，眉眼倒是算得上英俊。如果在面包的横截面涂上黄油，再用小刀从中间向两侧抹开，就恰恰成为了他发型的绝佳形容。他看起来应该算得上是个正经人，但不知为什么他无论走到哪里口袋里都要揣着一瓶白色药片，让他的裤子口袋鼓得老高。他对这种药片的迷恋到了令人不解的程度；不仅要随身带着它，还会不时拿出来吃几片；无论是在餐厅等待上菜时，还是在走廊里漫无目的地闲逛时，甚至就连在偶尔拥堵的卫生间前排队时也是。他吃这些药片时从不喝水，永远都像口香糖一样将它们放在嘴里咀嚼。我曾向他讨教这药片究竟是什么，他没有细说，倒出了几片塞到我的手中，而当我想要效仿他品尝时，仿佛感受到了比至今为止吃到过的全部柠檬和腌黄瓜都浓缩在一起还要浓重的酸味；如果感官刺激能作为燃料提供动力的话我可能会在那一天取代克劳恩爵士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发明火箭的人。可是从他的表情中我看不出捉弄的成分；他好像是认真地在向我宣传一种新型保健品。于是我愈发觉得这个人好可怕，从而也对他敬而远之了。
　　在这样的人中间待久了，也就不免让人怀念起薛爱文了。虽然他也算不上「正常人」。说到底，什么样的人才算是正常人呢？街区不远处水果店的收银员每天坐在店里，对每个顾客都说着同样的问候语，他算得上是正常人吗？可是又有某种未经证实的消息说他曾经因为酒后打人而被丢过两次工作。如果和前面所说的两位不同，在任何方面都不会让人感到难堪的人可以被叫做正常的话，在所有公共场合都端庄得体的爱普莉尔女王陛下可以说是全世界最正常的人了，但欧洲国际的那群人显然不会这么想她。而就算世界上真的存在无论怎样划定边界都会落在圆圈正中心的「正常人」的话，他也显然不会出现在这座办公楼中。被集结在这里的都是某种意义上偏离了日常生活的怪胎，也正因如此他们有着改变日常生活形状的力量。我也是其中之一；我不知道别人是怎样看我的，也许在那个马鬃头眼中我是一个每次见面都会打搅他安宁的讨厌鬼；对此我也并不关心。然而不知怎么的，我却开始关心起薛爱文的情况了。
　　那个只能依靠拐杖蹒跚行走的东方人，现在怎么样了？
　　我有一阵子没有见过他了。虽然知道他也在这座办公楼里，却从来没有在走廊里、在楼梯间、在去餐厅的路上遇见他。他每天是怎样过来的？这些楼梯对他来说是否太过艰险了？无论在哪家餐厅都没有遇到过他莫非是由于他行动不**以从不外出就餐？然后，他所提议的计划如今又是怎样的进展？
　　于是，在另一个下午，同样是在太阳即将落下时分，我推开了标有薛爱文名字的房门。
　　好黑。
　　从夕阳的暖黄色光线一下子切换到摄影暗室一般的环境中让我的眼睛适应了好一会。这房间不算大也不算小，里面只有一张桌子，摆满了金属物件。唯一的窗户拉着窗帘，将来自太阳的光线遮住大半，而室内层层叠叠地悬挂着黑布，让所剩无多的阳关完全迷失在其中。
　　这里是黑色布料构成的森林。那么想必他在进行某种需要严密避光的实验了。
　　「嘘——」
　　我没有想到我与薛爱文的这次见面是以他的主动出声开始的。他的声音沙哑而微弱，像是一条隐藏在重叠的布料之间的小蛇发出的。我想问问那个法棍头型的青年，他手中的药片有没有治疗喉咙沙哑的功效，如果有的话真想给声音的主人送几片。
　　我拨开一张垂到额头上的黑布，踏入了这片隐秘的森林中。薛爱文的声音还在继续，他在向我解释他的实验；可我却无法辨认出声音的位置。或许是由于无数布块对声波的反射作用，他的声音在布料构成的迷宫中来回游荡，时近时远，和我捉着迷藏。
　　「我在验证生命和时间的理论。具体来说，我需要探测生命体的电信号。你知道现在时兴的理论吗？说光也是电信号的一种，而且它与时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我当然知道，因为这理论就是我所提出的。
　　「这些黑色的布料就是为了屏蔽包括光在内的一切电信号的干扰。我只需要测量生物体，仅仅是生物体而已。是的，你可能会讨厌黑暗，但这是不可避免的。」
　　我明白，甚至觉得他说得有点啰嗦了。不过是「避免干扰」这样一个要点，为何要反复说明呢？
　　「我用金鱼做实验。它们生活在水中，释放出的电信号可以被水传导到仪器里。为此我需要一种十分灵敏的光电测量仪器。」
　　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在任何时代测量工具都是必要的。他口中的光电测量仪器在几十年后被人们叫做传感器。
　　在这样想着的同时，我终于走到了他的身边。在这些布料制成的屏障中行走很需要技术；一个来访者当然也可以径直闯进去，将一切挡住路途的东西掀开，但这样只会让房间主人的实验受到不必要的干扰。我不想成为这样令人讨厌的访客，因而每走一步都小心地思考要怎样才能最小化与房间内陈设的碰撞。这样的步伐就像圆舞曲。
　　等到伴随着他的说话声的圆舞告一段落时，薛爱文的身影出现在了我的眼前。他还是那样干枯瘦弱，将全部的体重压在右肩下的拐杖上。这幅拐杖正是一个月前我给他定制的；我特意选了上好的桃木，因为早就听说桃木的韧性最佳，这样就可以避免一个月前那样的意外事故。现在看来这拐杖确实结实。他唯一可以运动的左手正向着前方伸出；那里是一个巨大的玻璃鱼缸，在玻璃外壁上挂满了金属制的仪器。它们被细细的电线连接着，这些电线缠绕在一起，如果不是在鱼缸外侧则足以让人误认为是水草。薛爱文的手显然不够长；他用食指和中指夹着一根细线，手腕发力想要将它按进水中并最终放到合适的位置，可惜他的手腕再怎么扭动，手指尖的位置也无法越过以手腕为圆心、以手掌长度为半径的小小半圆。他想要移动身体，却受到了身体条件的限制。于是他陷入了进退两难中；如果想要移动身体就不得不收回左手，双手并用扶住什么东西保持平衡，而这将迫使他放弃手中大概也是花费很多力气而抓住的东西。我不忍心看他这样挣扎，便上前帮他扶住身体。出乎我意料的是这幅身躯竟极为沉重；尽管看起来像是枯树叶一样干瘪，他的实际体重恐怕足以超过一个大胖子。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总之是费尽全身力气帮助他移动到了更有利的位置。然后他终于将手中的电极安置好了。
　　「这些电极是做什么的？」
　　「我用它们测量水中电信号的分布。金鱼的神经活动放出的信号向四面八方传导，只要能测出水中每个位置处的电流，再结合金鱼的位置，就可以计算出它的脑中究竟有怎样的活动了。」
　　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物理学家，我理解他的实验原理。不过原理是一回事，实际计算过程又是另一回事；且不说他需要许多精密的测量仪器，即使真的将某一瞬间水中每一处的电流测定出来，想要重构出金鱼的大脑活动也绝非易事。不过在这些之前，我向薛爱文提出了另一个问题：
　　「金鱼也有大脑吗？」
　　「当然了。」
　　我差点忘记了薛爱文的本职是个生物学家。面对我的外行提问，他好像完全没有介意。
　　「且不说金鱼，就连水母也已经有原始的神经系统了。有些人会觉得水母只是一团透明的水花，是海水凝聚起来的产物，但并不是；水母体内已经有了遍布全身的神经细胞。到了海星，已经发展出了神经中枢；知道这些，听到鱼有大脑也就丝毫不会奇怪了。」
　　原来如此。是我小瞧了鱼类。
　　这时的薛爱文已经开始着手布置另一条线路了。我的目光转向了鱼缸的中央；在偌大的鱼缸中，单单只漂浮着唯一的一条金鱼。它像秋季的雨天里落在水洼上的枫叶，安静而孤独。它也好小啊，看起来是那么虚弱，就像它的主人一样。我知道薛爱文的用意；只养这一条金鱼当然也是为了避免信号之间的干扰，但此时我不禁想给这只金鱼找个朋友作伴了。
　　「你不考虑再养一只金鱼吗？」
　　薛爱文沉默了。看来他是那种只会面对特定的问题滔滔不绝的类型。我慌忙解释说并非有意岔开话题，但薛爱文依旧没有反应。我听到了隐约的水流声；它一定是从鱼缸里传来的。我再次看向金鱼，发现它在水中翻了个身，尾巴像是红色的牡丹花，随着水的细微运动而在我们的眼前绽开了。
　　就在这时，薛爱文开口了。
　　「你知道金鱼是怎样诞生的吗？」
　　我不知道。说实话我对生物学一窍不通，于是请他赐教。
　　「金鱼是被人工选育出来的物种。它不是大自然的杰作；为了让它看起来鲜艳，人们一代一代地将颜色不够好看的剔除掉，才有了今天的金鱼。」
　　是这样的吗，我此前从来不知道金鱼是这样产生的。感谢达尔文，让我们得以见得这一抹奇观。
　　「他们是不知道自己为何物的可怜生物啊。」
　　诶？
　　「出于这种原因，对它们来说孤独地度过一生才好吧。」
　　是吗？我从没有想过这种问题。
　　「它只需要经历一次死亡。你能理解吗？这是一种特权。它们不是因为自己的选择而出现在这里的，也没有被神所指派。一切都是偶然；它们是水流碰撞间偶然翻起的小小的雾气，在落回水面之前就会被太阳蒸干。能够无声无息地消失是多么难得啊。它不会在用光寿命之后仍然被囚禁在这片鱼缸里，不需要以电波的形式继续飘来荡去，仰赖着其他的个体，整日祈祷着同伴的消亡来给它以安息。它们只需要轻轻地向前倾一下身子，甚至都不需要迈一步啊。它们什么也不用知道，什么也不用发现，就可以如此地飘然！而如果它们知道了、它们被看到了、它们被记得了的话……」
　　薛爱文的声音愈发微弱，逐渐变成了难以听清的呢喃。他的意思是像这条金鱼一样一无所知浑然不觉地度过一生是令人羡慕的吗？他想表达被同伴记住是一件枷锁吗？在我看来，能够认识自己、能够在死后以回忆的形式继续存在于其他的某处才是幸运的事情。我想象不出他为何会这样想。可我并不认为这种分歧会让他显得古怪。世上有各种各样的人，仅仅在这几天我就已经见识到了许多；有的人喜欢吃酸黄瓜，有的人在超市路过罐装酸黄瓜的柜台就想吐，而有的人却将酸得要命的药片随时拿来咀嚼。有的人连回应别人所说的「你好」都是一件难事。与这些人相比，薛爱文的想法也算不上古怪。更重要的是，比起先前提到的那些人，我更想了解薛爱文这个人。
　　「……抱歉。」
　　他为什么道歉了？
　　「当我向其他人说起这些时，从来没有人爱听。但我一激动，就还是说了许多。」
　　我连忙向他解释道完全没有关系。我不排斥别人的长篇大论；正相反，对于薛爱文刚才的发言，我反而在为没能听清后半部分而感到遗憾了。为了缓解气氛，我决定让话题重新回到他的实验上。
　　「所以，你最近有什么进展吗？」
　　「还没有，但只需要不久了。只要将这些电极安装完毕就好。」
　　从他目前的进度来看，大部分设备都已经被装上，所剩的工作不多。看来只要一两天之后，就可以见证他的进展了。自从会议上听过他的发言后，我就对他的计划倍感兴趣；我不知道是否有其他人听出了其中的妙处；从他刚才的行为来看，似乎也有其他人来访，而他也乐于向访客介绍自己的进展，而至于其他访客是否真的感兴趣，我就不得而知了。但就自己而言，我对他的兴趣是真挚的。虽然我目前还不打算投身到他的计划中：这种计划在目前看来仍然显得虚无缥缈。尽管如此，我仍希望它会有生根发芽的一天。
　　在告辞之后，我仍然在思考薛爱文的计划。与其他人不同，这段时间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虽然我也被邀请参加了会议，但这并非因为我也怀揣着什么足以改变世界的计划，仅仅是因为我的远房亲戚恰好是会议的发起人之一。根据六度划分理论，世界上的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不超过六个中间人的介绍而认识，从这个角度来说远房亲戚并没有什么稀奇。你也会这样想吧？需要绕三四个弯才能联系起来的人，跟素昧平生并没有什么区别，甚至会因为可能发生的关联而感到麻烦。
　　但我要告诉你，这不过是久居和平年代的年轻人的错觉。在世界大战期间，没有什么比有一个居住在和平国家的远房亲戚更让人感到振奋的事了。在我年幼时，他就将我接到了合众国，在那里我得以在没有防空警报的环境中度过了童年。而我回到欧洲的契机，也正是他前来参办会议，而顺便带我回来——正好是薛爱文临阵脱逃的那场。这一届的会议我能够参加，也是托他的福。在会议后的这段时间里，我虽然也有了一间办公室，但还没有确定要做什么，所以才会有时间四处跟人攀谈。在那晚看到薛爱文的实验后，我灵光一闪，似乎可以做点什么。
　　他说他需要一种极为灵敏的光电信号探测装置，而我正好有点思路。我希望你没有被我的叙述绕晕；薛爱文实验的出发点是光与电的关系，而这正是我所擅长的。只用了几个小时，我就设计出了一种能将最微弱的光线转化为电流的设备。它是一种真空玻璃管——这种详细的说明你不感兴趣，那就跳过。我很快给薛爱文送去了一些，希望能对他有些用处。而当两天后的晚上我再次推开薛爱文房间里重重叠叠的帷幕时，我看到了令人惊奇的一幕——
　　他的鱼缸周围的空间被蓝色的光晕填充，明明水面没有波动，天蓝色的光影却在墙壁上、窗帘上、以及理所当然地他的身躯与面庞上、乃至每一块小小的空气中流动。就像是置身于真正的大海。
　　「这只金鱼能看到大海的景致，在它飘然的一生中是幸福还是不幸呢？」
　　我想起上次薛爱文关于金鱼的说法，自作幽默地开启话题。薛爱文苦笑了一声，没有回应。
　　啊，我这是第一次见到他的笑容。虽然不知道其中有几分高兴，但他果然是能做出这个表情的。
　　我将目光转向鱼缸内部，细致地观察他的实验装置。真是不可思议——他居然会把我制成的装置这么运用！我制作的玻璃管是用来将微弱的光线转化为电流的。我原本以为这样对他就足够，而他却发明了一种新奇的用法：他将许多这种玻璃管和小灯泡依次连接在一起，一个玻璃管接收到光线后，将小灯泡点亮，接着又被另一个玻璃管接收，制造出更强的电流，将下一个小灯泡点得更亮。不得不说这是天才的设计；在这种玻璃管和小灯泡的连锁过后，原本可以忽略不计的信号就被放大到了足以将整个屋子照亮的程度。不必说，房间里如同海波摇曳的蓝光就是在描绘着金鱼大脑里信号的波动；通过这种方法，眼前的这个只能依靠拐杖勉强站立的人已经可以知道金鱼的脑中正在发生什么了。
　　「怎样，你能知道金鱼在想什么吗？」
　　「还不确切。但这不要紧；我不需要知道它眼中浮萍是什么颜色、或者水藻的味道是否好吃。我主要关注的是「时间」」。
　　也对。我想起了在会议上他的发言：生命就是一小片逆流的时间。对他来说时间是最重要的。
　　「那么，它是怎样感知时间的？」
　　面对我的疑问，薛爱文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问我是否听说过金鱼只有五秒记忆的传说。我当然听过；最近许多人形容记错东西时流行使用「金鱼脑」的说法。而他则告诉我，这种说法很可能是真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嘲笑金鱼记忆力低下。
　　照他的意思，对于不同的生物来说，时间并非均等的。就好像人类的十年或许十分漫长，而树木的十年就只是一晃而过。而根据他的观测，金鱼只有五秒记忆，并非因为金鱼的大脑不发达，而是由于对于金鱼来说五秒已经足够漫长了。
　　「就比如，你会有让人感觉「只需要记得这些就足够」的经历吗？」
　　他是说快乐的回忆吗。我想了想，或许中学时代在棒球队的经历可以算是一件；每年的圣诞晚宴也都不错。但如果说要选出一件，使得其具备能取代其他全部记忆，承载生命之重的价值，并不是容易的事情。说到底这是由于类似的事情很多，大都具备相近的价值。要在一叠百元钞票中选出一张而舍弃其他，实在是令人无法做到。
　　「如果能说出一件这样的事，它的价值与漫长的一生等同，那么也可以说它的时间线足以被拉长到一生的长度吧？」
　　似乎有道理。就好像古代的宗教信徒将为期几秒的神迹视作毕生追求的目标；有的人一生只是为了回味某一瞬间而活，这样的故事也是听过的。如果片刻可以作为一生的缩影，除了这一瞬间之外就再无新物，便可以认为片刻与终生是等长的了。
　　「对于金鱼也是这样。金鱼是那样浑然不觉，所以当它睁开眼睛时，仅仅是五秒的时间内见到的光景就足以支撑它活完一生了。它在这五秒内如同醍醐灌顶，接下来的时间无非是这五秒的延续。如果没有这五秒，它就不曾活过，而在这之后它也不需要更多了。从这个角度来说，金鱼的寿命只有五秒。记忆的长度等同于寿命的长度。这就是金鱼用它可怜的一生给我的启示。」
　　「所以，如果把一整个寿命当做单位，以此为尺度去观察同一个钟摆，就会发现在每个生物体内时间的流速是不同的了！」我好像在一瞬间参悟了什么。在这一刻，从出生开始扎根在脑海里的关于时间的固有概念消失了。时间是相对的，嗯，时间是相对的。它的流速会随着不同的情况而变。当我在棒球比赛上时，时间正在飞快地流动，在圣诞晚宴上也是。而一旦有一天我决心不再去认识新的人、不再做未曾做过的事，我的时间也就停止了。生命即时间，时间即寿命，时间流动者恒存活，存活者时间却不一定流动，而他的寿命也已经到了尽头。我明白了。我恍然大悟了。这一刻的发现比一百倍咖啡都来得有效，与薛爱文的交谈让我获益良多。我赶紧道别，回到办公室；第二天一早，我就重新造访了薛爱文的房间。
　　「关于时间流速的问题，这是我推导出的方程。」
　　我不知道薛爱文作为生物学家是否能明白我的意思。手稿只有两页，他却前后翻了四遍。我正想向他解释，他突然将手稿放下了，随后撕下一截胶带，将它们贴在了鱼缸上。举世孤独的金鱼恰好游到了手稿的位置，不知是否是也对手稿感兴趣，在这里停留了许久。
　　从他的反应上看，我知道薛爱文读懂了我的方程。这一刻我感觉环绕着房间的深海氛围散去了，取而代之的是比初识薛爱文的那天傍晚还要明亮得多的温暖的阳光。这时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好像还没有在他面前做过自我介绍；是的，我们见了许多面，但只有我知道他的名字，而我从没有说过自己。我们要么不说话，要么只是听他讲自己的进展。这时我觉得，是时候将自己的名片递给他了。我向他介绍了自己的名字以及办公室的位置，欢迎他来串门，虽然我知道他多半不会来，即使要来恐怕也需要我来搀扶。很久之后我才意识到，直到这时才「想起」向他自我介绍并非偶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在他面前都怀着一种深深的自卑。
　　「我们今后用代号相称吧。」
　　什么？
　　「女王已经批准了我的计划。他们说按照惯例，参与秘密项目的人要有一个代号。」
　　好像已经被默认为项目的参与者了。这让我感到了高兴。
　　薛爱文说他也是第一次起代号，毫无经验。我便提议大概可以从姓名的含义着手。他讲解道，他的名字在东方的语言中是包含爱恋的话语的含义，但他不知道有什么词可以简练地翻译，我便临时造了一个词叫做「恋语」（Liebenschrift）。他对此似乎很满意，认为兼具形象和音韵之美。至于我，他用东方的语言给我起了个名字叫「初石」（Hatsuishi），说是包含「第一个」的含义。再到后来，我们给每个加入的同伴都起了代号；「圣诞」、「夏野」、「山骡」，等等。不知怎么的，后来薛爱文似乎用起了另一个代号，叫做「库拉」（Kura）。或许是创始者的特权，我们这些人中只有他同时使用两个代号。接下来，我们做出了约定。
　　「制造出来吧。让我们一起，把那次会议上展示的计划化为现实吧。」
　　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们都还年轻，充满了干劲，乐于将脑海中涌现的所有事情付诸实现，而命运在这时却没有向我们预示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我不知道自己那时为何会如此自然地与他相约；我们容易被气氛所牵引，后知后觉。现在想起来时，那时的我们已经站在命运的交叉路口上了。
　　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内，他向我描绘了一种伟大的图景，它比他在会议上所讲的更加引人入胜。在那天的鱼缸边上，我已经亲眼见到了他的想法的威力——他可以洞悉生物体的想法。借助他的技术，他可以将所有的动物，无论是鱼类、鸟类还是大型牲畜，将它们的思想呈现出来。过去的人类常常以唯一的思想者而自傲，但在他的面前，人类不过是拥有感官和思维的无数种动物中的平凡一例。我曾问他，他是否能读出我的想法？他思考了几秒钟，随后说目前还不能。我很惊讶他居然会对我的玩笑话认真回答；这也意味着有朝一日洞悉别人的思想这件事对他来说也不在话下。正常人在这时一定会脊背发凉吧；现在向来，我可能也会——如果眼前的人不是他的话。他的眼睛有一种奇妙的魔力，当我感到犹豫不决时，只要看向他的眼睛，内心就会安静下来。就是那双在第一次与他对视时就让我注意的眼睛；一边是均匀的黑色，一边是透亮的浅蓝色。据说东方人很喜欢黑色的墨汁；他们会用特制的笔将纯黑的墨水蘸起来写字。和我们习惯使用的钢笔或羽毛笔不同，他们使用的笔尖是软的。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写出来的作品，但当看到他左侧的眼睛时，我仿佛能想象一位一千年前的诗人用蘸水笔在特制的草纸上写下的墨点。他有着融合了过去和未来的眼睛；他的右眼就是「未来」了。那种比早晨的露水还要透明、比天上的月亮还要清冷的色泽，在他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了——不对，我是见过的。就是那个人啊，佩铎爱丽丝。就是她！在第一眼见到那个女孩子的时候我就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原来如此啊。那么漂亮的眼睛，却陷在那样空洞的眼窝里，好像要把我的灵魂全都吸走，只留下对他无尽追随的感觉。爱丽丝也是这样的。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还不到十岁，但是她周围的氛围已经足以让人沉陷了。难怪，难怪。原来是这样。原来让我沉陷的不是爱丽丝，而是她身上与薛爱文相同的特质啊。
　　话说回来。对着有着这样一双眼睛的薛爱文，要说他没有能让我心甘情愿被他读出想法的能力，谁会相信呢？或许我现在所做的一切，早就被他看透了吧。如果他还活着的话。
　　是啊。薛爱文已经死掉了。在24年前。这次与他最初来欧洲时不同，他是真正地死掉了。
　　他在一生中做了两次叛徒，又经历了两次死亡。他第一次「死亡」、然后被人当做叛徒时，没有人了解他，所有人都在随着别人的氛围鄙视这个从东方来的穷小子，而我对他抱有某种好奇；而他第二次成为「叛徒」时，我真切地对他产生了厌恶；而在这之后，他的第二次「死亡」，也正是我所造成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