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挨打

　　那天吃好晚饭，天都黑了，陆叔叔、王阿姨和陆义阳都还没有回来。妈妈和小张叔叔正在商量他换工作的事。老早就听小张叔叔说过，由于粮、棉生产效益低下，县里决心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我们这个全国知名的产棉大县以后要大幅度减少棉花种植面积，棉纺织业肯定要大受影响，他打算从厂子里出来……小张叔叔要放弃铁饭碗，妈妈一开始是不赞同的，不过后来不知怎的改变了想法，反而劝着他早点下决心了：“现在国家开始重视乡镇、私营经济，这倒是个难得的机会，乡里有好多人都开始办厂子了，你要是想干，我不反对，不过要想好干什么……”
　　“我想和朋友合伙，做……”
　　我一心牵挂着陆义阳，对他们说话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也没关心小张叔叔究竟打算干什么。妈妈看我有些魂不守舍的，伸手摸了摸我的头，问道：“老师没说什么吧？”
　　我摇了摇头，一放学回来我就冲到隔壁去通知陆叔叔和王阿姨，他们放下做了一半的饭菜，匆匆出门赶去学校，当时妈妈就问过我了。
　　“应该不会有事的。”妈妈说道。
　　小张叔叔也安慰我道：“陆义阳这小子留夜学也不是第一次了，能有什么事？”
　　“我做作业去了。”我点了点头，起身走进自己的房间。
　　客厅里响起《新闻联播》那熟悉的片头音乐，就在这时，门外响起一阵杂乱的脚步声，隔壁的门开了，又关上。我忙跑到客厅，把电视机关了，侧耳听着隔壁的动静。光听陆叔叔和王阿姨声音的分贝，就知道今晚的炮火威力非同寻常。陆叔叔咆哮得像是要把屋顶都给掀翻了。训斥声里间或还夹杂了拍桌子摔凳子的声音，不一会儿，陆义阳的嚎叫伴随着竹尺子打在皮肉上的“啪啪”声，惊心动魄地响起。
　　妈妈从厨房里端了一盘洗净削好的梨子出来。我将哀求的眼光投向她：“妈妈……”
　　而妈妈只是轻轻叹了一口气，无奈地摇了摇头。
　　忽听王阿姨叫道：“你要打死了他，我也不活了！”她嚎啕大哭起来。
　　隔壁的声音渐渐平息了下去。我回到房间，坚持着做完作业，听到小张叔叔回去了，妈妈也回房间休息了。我估摸妈妈已经关灯睡觉，就开了门跑到院子里。陆义阳的窗口还亮着灯光。我摸黑从地上捡了几块小石子，然后爬上靠墙的洗衣台，趴在墙头上，朝他的玻璃窗轻轻丢过去一颗小石子。“咚”。
　　直到第三颗小石子，陆义阳才拉开窗帘，露出一个脑袋来。背着亮，我看不清楚他的脸，轻轻地叫道：“是我。”
　　陆义阳打开窗户，看见了我，压着声音问道：“你怎么还没睡？”
　　我问道：“你怎么样？疼不疼？”
　　他趴在写字桌上，扭动了一下屁股，笑道：“不疼。”
　　我又问道：“学校怎么说？”
　　他说道：“没说什么，就骂了一顿呗。”
　　“哦。”我松了一口气，一时没有话说。他家院子里的葡萄架没有了葡萄，月光映照下，只留一个空荡荡的纵横交叉的影子投射在地上，竟有一丝凄凉的意味。
　　“你放心吧。”他说道。
　　我冲他点了点头，爬下来，回去上床睡觉了。不知怎的，我梦到了一片一望无际的棉田，棉树开满了白色、粉色的花朵，一眨眼又结满了结实饱满的棉桃，爸爸兴高采烈地骑着自行车，风一样地驶过棉田中间的土埂路，脸上满是喜悦的笑容：“今年棉花又是个大丰收哪！”他向着我驶来，越来越近……然而这时候我却一下子醒了过来，发现天已经亮了。
　　很快我知道了，陆义阳说“不疼”其实是骗我的。他没有上学，一整天都趴在床上疗伤。到隔天起床的时候，我看见他走路的姿势还是有些别扭，像是屁股上死死叮着一只壁虎。王阿姨裁剪衣服用的竹尺子，被打成了两截。
　　小城里的梧桐叶渐渐都成了枯黄色，一夜起来，街道上铺满了梧桐宽大的落叶，踩上去脆声作响。
　　“大头”说山上的野栗子都熟了，要带我们上山去采。他说的山，其实算不上是“山”，不过是小城平原里的几座小孤丘之一，叫作“乌山”，海拔也就70多米。
　　在一个周六的下午，天气晴好，陆义阳和“大头”骑着自行车，载着我和孙霞去城南郊外爬山。那时往南过了国道线，骑个十来分钟，房屋人烟就越来越少了，水泥路慢慢也都成了黄土路，两边尽是稻田、荒地，杂草丛生。再骑个几分钟，就可以看到一座乌溜溜的山，“乌山”。那时乌山还未被开发，树木蓊郁，层林尽染，颇有一些野趣风光。我们从最靠近道路的南坡上山，沿着崎岖嶙峋的小径一路攀援，不到半个小时，就爬到了山顶上。从上面俯瞰小城，只见红的瓦黑的瓦，一路延绵到迷蒙的远方。马路、弄堂都隐没了，一幢幢低矮、相似的楼房没有什么辨识度，只能遥遥望见城北一个小山丘上立着的汉白玉造的烈士纪念塔，每年清明节前学校都要组织我们去缅怀一番的。
　　乌山虽然偏僻，却也不是人迹罕至。西北面的山脚下是一片收割已尽的稻田，附近有一个小小的村落。“大头”指着那黑瓦白墙的村舍跟我们说，他太爷爷的太爷爷就住在那里，还说那是他们姓胡的发祥地。
　　我这才知道原来“大头”的名字叫胡立超。他又一本正经地跟我们讲，说这山上原来有老虎，他的一个老祖宗新婚之夜上厕所，新娘子左等右等不来，又不敢声张，一直到天亮了，才叫了人一起去找，在后院树丛间发现了半具尸体，才知道是让老虎给吃了！下葬时因身体残缺，只好用一只破（捣）臼覆盖其身。幸好新娘子仅做了“半夜夫妻”就受了孕，生下儿子，到清朝修家谱时胡姓已有八百多人。
　　我和孙霞又当他是瞎讲了来吓我们的，就跟上次的水鬼一样，颇嗤之以鼻。不想后来在学校图书馆看到一本地方故事，却是记载了这一轶事，还说至今乌山一带还流传着“老虎口下捣臼坟，半夜夫妻八百丁”的老话。
　　山上确实有几棵栗子树，但是让我们失望的是，栗子显然已经被人捷足先登采摘过了，只剩下地上草丛里散落着些个。野栗子并不大，小的只有玻璃弹珠大小，大的也不过像半颗松果。栗子外面包裹着坚硬的刺壳，很是扎手，我们捡拾了一会儿，很快就丢开了。下山的路上，我发现了一片野南瓜地，翻开阔大的南瓜叶，居然还能找到几个长条南瓜。我们很高兴地采了几个金灿灿的、大的、老的。
　　回到家里，我让妈妈赶紧把南瓜蒸了吃，妈妈却说野地里的南瓜，不知道有没有被蛇啃过的，不放心，把它丢到了院子的花圃里自生自灭。后来我问孙霞、“大头”，他们都说吃了，没有问题。陆义阳也没有吃，因为他送给了弄堂里的老阿婆。
　　那院子里自我们搬进来后，就一直荒着。可是自从有了一个南瓜以后，就热闹起来。小张叔叔送来了几盆菊花，一盆“墨牡丹”，一盆“绿水秋波”，一盆“雪海”。他起先是放在花圃里，觉得不妥，又搬到了洗衣台板上，他问我觉得放在哪里合适，我的眼睛看着菊花，嘴里却是很无所谓地说道：“随便。”
　　小张叔叔笑笑，最后还是把它们放在了水泥台板上。
　　等他走了以后，我就叫陆义阳来看，陆叔叔也过来看了，直夸好看，还说等开春了，他家院子里也要种几株花。
　　有一天傍晚，吃了晚饭，我在院子里给菊花浇水，陆义阳吃了饭也逛到院子里，趴在墙头上看，说什么“菊花好看是好看，就是不好闻，太臭”。我就不高兴了，隔着墙就跟他吵起来，非说菊花是香的，是他鼻子有问题。他还故意用手在鼻子跟前扇风，说“好臭好臭”。我气得将水壶里的水朝他泼去，他一躲，差点从洗衣台上摔下来。
　　我们俩正吵得不可开交，忽然觉得这争吵声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好像是三张嘴、四张嘴同时在吵一般。我们不由住了嘴，竖起耳朵一听，果然是还有人在吵，而且吵得可比我们凶多了。再听听，那争吵声应该是从楼上传出来的。再听听——我们对视一眼，诧异地张大了嘴巴——竟是玲子姐姐和她男朋友。
　　我们早就忘了吵嘴，只顾仰着脖子看四楼的阳台。争吵声持续不断地在我们头顶上汹涌澎湃，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让我们感到困惑的是，昨天还手拉着手、如胶似漆的这一对，究竟会为了什么事吵得好像上辈子的仇人似的？
　　老公房的隔音效果虽然十分有限，但是我们也只能听到一些断续：“你为什么不相信我？”“我只相信自己的眼睛！”间或夹杂着“良心”、“发骚”、“丢脸”之类令我们难以理解的词汇。
　　这场争吵在持续了将近半个小时后，戛然而止。我们猜测，应该是玲子姐姐的爸爸听到风声，匆匆从隔壁老城区的棋友家中赶回来了。
　　我们揉着发酸发痛的脖子，各自回家做作业。心里抱着没来由的乐观，以为他们的争吵，也会像我们的争吵一样，过不了夜的。
　　谁知此后差不多有半个月，那男人都没有再出现。有一天我在老井边碰到正在洗床单的玲子姐姐，发现她明显瘦了，脸颊上的酒窝深深陷了下去。
　　后来我们才从街坊的闲言碎语中得知，玲子姐姐和她男朋友闹矛盾，竟然也跟陆义阳有关。说来说去，还是为了那个什么“霹雳舞”。据说是玲子姐姐为了感谢那个教“霹雳舞”的小伙子，兑现诺言，请他吃饭，不料被她男朋友发现，当场发起飙来，掀了桌子不说，还当众打了她一个耳光，死拉硬拽地把她拖回了家，对着她大吵一架。
　　陆义阳感到十分内疚，找了我和“大头”商量，他想去找玲子姐姐男朋友，替她好好解释一番。而我却觉得，贸然去人家单位解释这种事情，可能不太合适。再说了，妈妈一直强调说，小孩子不要管大人的事情。“大头”则不相信是因为玲子姐姐请“霹雳舞”老师吃饭的事，在他看来，这种事情根本不值得吵架，因此他坚信还有其他缘故。
　　没想到，还没等我们商量出个结果来，他们就和好了。
　　有一天，我们又听到玲子姐姐趴在阳台栏杆上，一边梳她的那头长发，一边唱：“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歌！”歌声一扫前段时间的落寞伤心，而是十分欢快高亢的。
　　而此时，一阵猛烈的西北风正从西伯利亚不远万里地赶来，横穿过整个小城，带来初冬的第一次降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