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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幼时身体很弱，三天两头的发烧，得了甲肝又被查出乙肝，因为都会传染，医生建议我们全家都做个化验。“没事的，眼睛、皮肤一点儿也不黄，看着都不像，肯定没问题的”，我去请假，当时的班主任，我们数学老师程老师安慰我说。我惊慌失措的点点头，心里并不信，像是有预感一样，我们总是苦命相连的，好事不一定有我，不好的事一定有。爸爸坚持不做，说自己身体好，肯定没事。妈妈的检查结果没问题，我和弟弟果然一样，是乙肝。对于为什么我没有任何症状，当时的医生给的答案是我是阴性的，所以没有表现，但一样是有病。
我从没见过妈妈那个样子，一下子老了几岁的感觉，整个人都笼罩在一种化解不掉的愁苦里，是一种恐惧带来的悲惨到极致的灰暗，用妈妈的话说，感觉天都塌了。妈妈的天都塌了，我该怎么办呢？九岁的我也终于有了秘密，绝对不能说出去的秘密，要带到坟墓里去的秘密，是一种我难以启齿的病的名字。
接下来的寒暑假和周末就是在各个不同地方的不同医院里，抽着相同的血，做着或相同或不同的化验，以前吃药只能算是零食，现在吃药是家常便饭，从不间断，从胶囊到药丸到药片到中药，从胳膊针到屁股针到吊针，各种各样的苦都尝过了，各种针扎的疼也忍受了。看电视上总有人喝中药喊苦不喝，打针嫌疼不打，甚至还有大人，我就不理解。只要病能好，多苦的药我都喝，多疼的针我都打，那个中药不光有喝的，还有那种中药磨碎了，连汤加渣一起吃的，苦真的是最好应付的了，中药渣的难以下咽，真的很剌嗓子，我的胃可能因为月子里没吃奶的缘故，一直不太好，半海碗的量，撑的胃真的很疼很难受，但我不会喊疼，只要是治病，只要能治好，只要妈妈不再发愁。
弟弟只要有治疗就会体现在结果上，但问题就在于，我的检查结果没有丝毫改变。开始的时候是我们俩一起，后来就只有我一个人，妈妈也是有病乱投医，各种偏方也都去试，还带我们去周边的一个村里的人家去，据说是祖传秘方。
那个村子比较破，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坑坑洼洼的通道全是石头堆出来的，爸爸妈妈不一定能找来什么样的车带我过去，有一次是一个大货车，大冬天的我们站在货车斗里，吹着北风冻成棍儿，被颠的在车上蹦。那个药很奇特，并不是吃的，是把药装在酒杯里，倒扣在胳膊上，再用纱布一层一层的缠上，不知道那祖传秘方的药里到底是什么，反正味道很难闻，除了药味还有放久了的大蒜味儿，贴着药的地方又酸又胀又疼还痒，万蚁噬肤就是这样的感觉吧，又是冬天，一层层的把粗了一圈的胳膊塞进衣服里，都会扯着贴药的地方疼一次，不过也就是特意冬天去的，夏天这样上学会被人发现。带着酒杯忘了是一天还是几天以后再解开，胳膊上就会有一个比酒杯还大的黄水泡冒出来，妈妈流着泪把它挑破，再抹上皮炎平包扎起来，那块肉就像被药烧熟了，狰狞着突出来，留下让人害怕的不规则的纹理和颜色，和周围皮肤的白皙形成强烈反差，从此以后，我的每个胳膊上就有四个圆圆的疤，从此以后，我就不再穿短袖的衣服。
弟弟去了一次就见效了，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吃着的其它药有了效果，反正弟弟的化验单被留下当广告了。我去了三次，还是没效果，那个秘方传人告诉妈妈，胳膊不行，就弄大的在后背上敷，妈妈回去看看我已经烂的不成样的小胳膊，没再去。她不想让我大冬天的脱光了上身，再用纱布裹成个粽子，连睡觉都成个问题，而且还要把我后背的皮也毁了。
因为我比弟弟多敷了几次，疤的肉瘤突出的更明显，也因为我是女孩子，妈妈还在回老家的时候专门带我到青岛的三甲医院去治疤，经过几次放射性照射的疗法，肉瘤倒是不突出了，但是颜色反而更深了，那依然是一个个的疤，我就知道会是这样。妈妈甚至想把她肚子上的皮切了换给我，妈妈总是这样为了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无怨无悔的付出。
祖传的不行，妈妈又托人打听了据说当时最先进的治疗办法，去另一个很远的地方，打一种需要冷藏的针，叫干扰素，打了几个月，依然没用。几年过去了，他们把能打听到的办法，可以去的大大小小的医院都试了，我的病毒依然冥顽不灵。八九十年代化验抽血的量比现在要多很多，可能仪器不够先进吧，我因为化验，抽血抽到晕，弟弟的检查结果也依然没有定论的在反复着，妈妈也终于放弃了，这个病看不好。
我也看开了，什么户口本，什么学习，什么大学，什么以后，我能活到那个时候吗？我想，我最多能活到三十岁吧，至于为什么是三十岁，我也不知道，就像我更不知道我到底犯了什么错，要得这样一种治不好还会传染的病，折磨我和我的妈妈，这是一种多么恶毒的疾病，离我最近对我最好的人最可能被传染。我把对病的恶心和恐惧深深的压在心底，没心没肺的活着，逃避着关于这个病的一切。有我们两个药罐子，我认定了我们家是最穷，最悲惨又最无助的，不再去想别的，唯一做的就是听妈妈的话。
这以后我彻底安静了，收起了之前偶尔表现出来的大大咧咧和无所畏惧。橘子总想把自己伪装成柳絮，我干脆想把自己伪装成空气。妈妈后来也学会了给我梳好多种漂亮的辫子，还给我买了一个很大很闪亮有很多花瓣的玫粉色的布艺发卡，那个发卡太好看太鲜艳太美太引人注目了，我总是在一出门就把它悄悄的摘下来塞到弟弟书包里，放学回家到门口了，再取出来偷偷戴上。
那些年在医院里疲于奔波的场景，是我最想遗忘的过去，那透着绝望的苏打水味，是我最不敢触碰的梦魇。团员证的照片，用的是十二岁的大头照，明明是花儿将要绽放的年纪，眼神里却有一种看破红尘的苍凉和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