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葬礼

　　我听见此起彼伏的欢笑声，差点忘记了此来是参加一场葬礼。
　　当我出现在院子里时，还没有人注意到我，我的大伯、二伯、三伯、大姑父坐在院子左边打麻将，他们抽着烟，向四周输送着烟雾缭绕的尼古丁。麻将牌砸在桌子上发出巨大的声响，他们聚精会神地注视着手里的牌和即将出牌人的动作。我的母亲和大娘、二娘、三娘、大姑坐在院子右边拉着家常。我的母亲是声音最为洪亮的那一个，我还来不及听清楚他们在谈论些什么，便近距离地听见了震耳的笑声。
　　许久一阵子，我的母亲终于注意到我的到来。我的妹妹茫然地跟在我的身后。因为要参加期末考试，我们俩都没能见到婆婆——这次葬礼的主人公最后一面。在溪乡，“爷爷婆婆”是一组称谓，不同于我后来才听说的“公公婆婆”，实则是“爷爷奶奶”里边的，婆婆是奶奶的意思。
　　母亲从座位上转过身来，她满脸笑得红彤彤的，我的几位姑姑娘娘们也是如此。母亲大声地说：“到了！快去给你婆婆烧纸！”
　　我没有心思回答她，因为我不知道如何承接她们不合时宜的欢喜和娱乐，但是出于对母亲的生怯，我懦懦地点头，直到把头埋下去看着脚尖沾上的新鲜的泥土。
　　我和妹妹是坐小车回来的，几年前乡镇上突然出现了一群专门跑某个城市到乡镇的专车，只要提前打电话预约，他们一定会准时从你的家门口把你接送到乡里的家门口。这些司机都是本乡或附近乡镇的人，他们对当地的大大小小的路线都非常熟悉，要价也很合理，比起到长途汽车站的麻烦，大家几乎都坐上了这些小车，形成了十分平衡的供给关系。
　　我在回来的路上回忆了众多从前的点点滴滴，幻想了无数种回家后的场景，明明是两个小时的车程，却仿佛隔着千山万水一般，已太久没有走过这条回乡的路。伴随着小车浓浓的汽油味道，我连晕车也顾不上得整理着纷乱的思绪。可现实与我的每一种想象都不一样，所以我措手不及，不知道如何面对我十三岁的称不上人生的人生里第一次亲人的离世。
　　我带着妹妹低头穿过他们一群人中间，顾不得跟久未碰面的长辈们打招呼。
　　婆婆的棺材停在院子正中间，因为她去世的时候身在医院，按习俗是不可以进屋的。我怔怔地、脚步沉重地去屋里找纸钱。我的父亲正在我们的小客厅里打扫卫生，他默不作声地擦着那些年老的桌椅板凳，丝毫没有注意到我进去。我轻声问他纸钱应该烧多少，他才抬起头来十分努力地挤出一丝微笑。然后给我和妹妹一人分了一把草纸，带领着我们走到棺材的正中间，低声说道：“给你们婆婆磕个头。”
　　当我跪在地上时几乎快要流出泪来。耳边却传来二娘打趣的笑声：“哎呀！快给你们婆婆哭哟，让她在黄泉路上走不了路哟！”
　　我难以分辨这话是真是假，尽管已有的些许知识已经让我明白破除迷信的含义，但我大脑的飞速转动，在表达悲伤和让婆婆一路走好之间下意识地就选择了后者。我即将夺眶而出的泪水立刻缩回泪腺里去，像犯错的孩子一样赶紧躲了起来。
　　父亲替我们点燃一张草纸放在盆里，以使我们可以继续燃烧手里的一小摞。我不知道自己在脑子里在混乱些什么，我没有能够融入到我以为的悲伤情景中去，我的伤感不是来自于一个亲人的突然离世，而更多的是一种思虑、如释重负，如果非要说悲伤的份额属于哪里，大概是这个在我一无所有而唯一会偶尔存在的人离我而去、是我最心疼的父亲的母亲的离世。我的父亲，在早就没有了他的父亲之后，在如今连母亲也没有了。
　　我起身拍了拍膝盖上的土。我听见我的母亲漠然地开着玩笑问我和妹妹：“你们婆婆去世了怎么也不哭一哭啊！”
　　我那只有九岁的妹妹大概以为是受到了责备，便立刻反驳回去：“我刚刚差点就哭了，可是你们一直在旁边笑！”
　　于是大家更是哄堂大笑起来！三娘尖锐的声音在一片笑声中凸显出来：“看到没有，本来要哭的，都怪你们！”
　　我那单纯的妹妹还处在刚打开认知世界的大门的阶段，我实在不忍心告诉她其实她们在嘲笑我们。我只能牵着她的手到屋子里去找点吃的，以便转移注意力。
　　溪镇是一个四面环水的千年古镇，一条不知从何处流下来的大河，在溪镇绕上几圈以后，再往远处奔走开去。于是这里有了许多的桥，无论要去哪里，都必得经过一座桥。
　　溪镇里有个溪乡，溪乡里有个溪村，这便是我所在的村子。顾名思义，它毫无争议地处在溪镇最中心的位置。每年涨水的季节，河道里的水总会漫出几米到河边的耕地里，再缓缓地退去。
　　溪乡是一块平原之地，站在自家低矮的平房楼顶就能把整个乡村尽收眼底。房子是以家族为单位，每一个大家庭的房子连成一排，关系较近的近亲人家房子便隔几米远，就这样开枝散叶一般地，隔上一块地的便没什么血缘了。
　　这里空气清新，似乎连下面院子里的炊烟味道都能闻见、连他们在家里洗的衣服是红色还是黑色都能辨识清楚。
　　每一户人家都种着一片竹林，自我记事以来，我所见过的竹林都是成熟高大的，必是超过两辈人留下来的产物。
　　我们这里原本是三间紧挨着的平房，婆婆爷爷住在最中间。婆婆生了五个孩子，大伯是家里唯一一个大专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大专生可以由学校分配工作，于是大伯率先走入城市成为了一名老师。等到连我父亲也结婚以后，不知是谁闹着要分家，于是左边的平房和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分给了二伯家，右边的平房和两根小凳子分给了三伯家，分到我父亲的时候没有了单独的房子，所以就把婆婆爷爷住的这一套的其中一间分给了我的父亲和他刚过门的老婆，两位老人住着他们自己唯一的一间，并承诺说等他们百年以后，这套房子便留给我的父亲，以充分表示他们手心手背都是肉的平等作风。后来二伯家盖起了两层小楼房，三伯家不甘示弱地也盖起两层楼房并贴上白底红花的瓷砖。只剩下我父亲和婆婆住的小平房，在二者中间显得更加弱小和寒酸。
　　我们家的这排房子旁边也种着一片竹林，据说最初只是在墙角种了几根，现在已经慢慢长到将三伯家房子的右侧全部包围了起来。我们家前面是一条水渠，后面是一条泥路，所以大家从竹林中间砍出一条路来，以使得穿过竹林可以走到房屋正门去。在竹林中心挖着一个大坑，用来给我们这一大家人掩埋和焚烧生活垃圾。
　　婆婆的去世让我不得不联想起爷爷去世的场景，毕竟这是我短短十三年人生经历中，唯一称得上生离死别的两位至亲的离世。
　　爷爷在我两岁的时候早已过世，当时他由于食道癌已经卧床了好几个月。在濒临死亡的最后一个月里，他连一口水也难以下咽，就这样苦苦熬了二十多天。那时正是夏天里最热的时候，地里也十分忙碌。爷爷的房间和我父亲母亲的房间之间是个小小的客厅，也是这一整排房子的正屋，称作堂屋。屋中间供奉着神仙，但具体是那一路神仙我并不认得。堂屋往下是一个幽长的过道，过道尽头是我们的厨房。为了通风，在爷爷最后的时光里，都被床板抬到堂屋后面的走廊里乘凉。由起先的白天抬出来晚上抬回去，不知从哪天婆婆说了一句懒得抬了，爷爷便夜以继日地留在了凉快的走廊里。
　　这一切都源于母亲的讲述，因为当时只有她一个人伺候我的爷爷。她每次讲到这里总会念叨说：“你爷爷是个很勤快的人，我刚过门的时候他总是把我们和你三娘家厨房里的锅擦洗得透亮，一点锅灰都没有，能照出人影来。”
　　爷爷具体是在哪个时点过世的已无从得知。在一天早晨，母亲听见鸡叫后，给我穿好衣服抱去爷爷床边，她一边用手梳着头发，一边准备去水井里接水洗漱。当时两岁的我在爷爷床边一手紧紧抓着床板，一手拨弄着被子。爷爷没有像往常一样微笑着睁眼看我，他紧紧地闭着双眼，并且永远不打算再睁开了。家里的大红鸡平常都在水井旁边的笼子里打鸣，今天却不知道从哪儿跳进走廊里来，站在爷爷床头边不停地鸣叫。不知道是感知到了什么，或是两岁的我也有一些本能，我开始嚎啕大哭起来。
　　母亲说我生下来就爱睡觉，睡一个好觉起来总是开开心心、手舞足蹈。这是我头一次一大早就大哭大叫。于是她放下脸盆赶紧跑过来抱我。在哄我的同时她也开始察觉到了异常安静带来的恐惧气氛。她大着胆子叫了两声“她爷爷”，没有得到回应，于是她又壮起胆子去探了探他的鼻息，一阵凉意从指尖遍布全身。她抱着我就赶紧跑去叫婆婆、二娘、三伯和三娘。当时我的父亲和二伯都去了最近的市里打工。
　　叫醒他们后，母亲又抱着我往村委会跑去。村委会不过是有一部公用电话的小卖部，旁边的一间破房子里摆着一个大喇叭。从这个喇叭里说话，全村人都听得见。我的父亲在外面打工时总想回家，我的母亲心疼路费就对他说，你要是想我们娘俩了你就打电话。于是这个大喇叭里也会有时能听见在喊着：“杨大花，你男人给你打电话来了！杨大花，速到村上来接电话，你男人给你打电话来了！速到村上来接电话！”只是这一次不再是接电话了，我的母亲要去给我的父亲打电话。她站在电话机旁边，一手抱着我，一手哆哆嗦嗦地打开父亲给她写的通讯录本。父亲的电话号码被写在第一页，此刻却怎么也翻不开、翻不到。母亲赶紧去抓来刚把小卖部打开门的杨大姐，她是外村嫁过来给村支书的儿子的，也就是这间小卖部的主人。杨大姐颇有些文化，我不知是什么程度，但是她会拨通电话。她不情不愿地从不清醒的梦里被我母亲拽得差点摔跤，嘴里叫叫嚷嚷地说道：“杨婆娘，你家里死人了吗，着急忙慌得！”我母亲赶紧回敬道：“你也是个杨婆娘！赶紧的呀！就是死人了！她爷爷死了！我得赶紧叫他爸回来！”
　　于是电话打去了我父亲租的那栋房子的房东家里，因为房东家里是开麻将馆的，正好有一部座机用于联络业务。房东接起电话后，不一会儿就叫来了我父亲。当时我的父亲刚交完房租和水电费，裤兜里比脸都干净，他愁眉不展地答应我母亲会马上赶回来。房东是一位姓崔的大娘，崔大娘实在是一位热心又细心的人，她递给我父亲二十块钱，让他赶紧回去。我的父亲接过那几张票子，他感激得说不出话来。依照我父亲的性格，他永不能说出借钱的话来，如果不是崔大娘出手相帮，他不知要纠结到什么地步，或许最后回不来也未可知。
　　父亲挤出几句感谢的话后，赶紧回去收拾东西。他在他单身汉似的单间里，随手拿了两件衣服，在床头拿起一个残破的玩具娃娃一起装进口袋里。这是我那收破烂的父亲在一堆破烂里选中的一个玩具，他小心翼翼地揣在衣兜里，拍去灰尘，准备着下一次回家带给我。没想到这一次回家是他的父亲的葬礼。但是作为父亲的他依然记住了给女儿的玩具。
　　十一年过去了，再次面对自己母亲的葬礼时，父亲却表现得更加无助和复杂。这样的情感直到我也到了父亲的年纪才得以初步理解。
　　后来道士上门做法，吵闹声把我从回忆里拉回现实，话称送走亡人。在棺材被抬走的最后一刻，他叫大家都围过来见最后一面。我站在棺材旁边，看见棺材盖缓缓打开。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里，我慢慢看见了那张熟悉又陌生的脸，雪白里竟没有一丝血色。道士让我们再摸摸她，只有父亲把手伸进去拉了拉他母亲的手。我站立着一动不动，仿佛命运在那一刻拷住了我的手脚。
　　棺材又盖上了。
　　在我三岁的时候，家里已经穷得揭不开锅了，我的母亲不得已也出去打工。把我留在了婆婆身边，成为一个留守儿童。我和婆婆一起生活了6年时间。这漫长的六年时间，为我此后的短暂一生，染上了灰暗的底色。
　　后来母亲为我生了妹妹，我在9岁时离开了这里、离开了我的婆婆。在过去的五年里我回到这里的次数不过两三次，几乎都是在过年的时候。这次深秋时节回到这里，竟是为了参加婆婆的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