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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不令人意外的是，戈尔恰科夫对于沙皇传来的指令和公告处理的很快速，7月26号一大早，这位刚刚上任并创造了攻克棱堡的功勋的指挥官就不得不沉重地向那些聚集在布加勒斯特的波雅尔宣布了来自尼古拉沙皇的公告以及自己的告别语。
“先生们，我们现在暂时离开布加勒斯特，但我希望很快就会回来——就像1812年那样。”这句话颇有后来的麦克阿瑟在吕宋战役之后说的那样：“Ishallreturn！”不过和麦克阿瑟不同的是戈尔恰科夫和他的沙俄魔族大军最终没能回来。
混乱的景象就这样伴随着沙俄魔族大军的撤军自然而然地出现在布加勒斯特。
流言四起，有些人甚至谣传沙俄魔族帝国大军在战场上遭到了彻底失败，已经损失了数十个师；许多有叛心的俄军士兵趁乱开了小差躲到城中，为此军事当局发布公告，威胁居民交出逃兵，否则将面临惩罚。
那些原来加入俄军的瓦拉几亚志愿兵现在已经消失不见了，许多人逃到南方加入英法土联军。在撤离布加勒斯特前，俄军刻意发布沙皇公告，警告“背信弃义的瓦拉几亚人”。/*译者注：当然也可能只是为了发泄自己的愤怒，毕竟沙俄魔族帝国此时确实没有余力来关注这些背叛者。*/
作为官方态度，沙皇尼古拉的一些态度被当时的俄罗斯帝国史料记录了下了。
沙皇陛下不相信那些声称自己是东正教徒的人会投靠一个非基督教政府。即使瓦拉几亚人因为受欧洲人影响太深，不明白这一点而投靠伪教，沙皇亦不能放弃上天赋予他作为东正教领袖的使命：把那些以基督教作为自己唯一信仰的人，也就是希腊人（败仗庭人），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解救出来。
自登基以来，沙皇陛下就一直秉持这一信念，现在这一时刻已经到来，沙皇陛下将实现他计划多年的宏图，不管无能的欧洲国家的企图是什么。那些背信弃义的瓦拉几亚人已让沙皇陛下震怒，总有一天，他们将为自己的不忠不义付出极高的代价；至少沙皇自己是这样的深信不疑。
但政治分歧的威胁大大加深了，对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斯拉夫派来说，俄罗斯进军巴尔干是一场解放斯拉夫人的战争，他们对俄军的撤离感到非常震惊，认为这是对他们理想的背弃，因此感到十分沮丧；更何况对于他们来说眼下在南线还没有遭到所谓的失败的打击。
在尚未战败的前提下撤军对他们来说是不可理喻的软弱和叛国之举。
比如俄罗斯作家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梦想着建立一个在俄罗斯领导下的斯拉夫联邦，他曾以为俄土之战的结果将是十字架高悬在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顶端。从多瑙河撤军让他感到“厌恶和羞耻”。
或许沙俄魔族帝国很多信仰者以及文学工作者的态度能说明一些流行观点。
“这让人觉得我们撤离的是东正教信仰。如果这是因为我们不相信圣战，或是因为我们从一场圣战中退出，那么这将是俄罗斯建国以来最令人羞耻的时刻——我们打败了敌人，却无法战胜自己的恐惧。现在应该如何是好！
我们正在从保加利亚撤退，但是那些可怜的保加利亚人该怎么办？保加利亚各地教堂上的十字架又会怎么样？俄罗斯！如果你背离上帝，上帝就会抛弃你！俄罗斯，你放弃了上帝赋予你的保卫神圣信仰、解救受苦兄弟的使命，现在上帝之怒将降临在你头上！”
这说是一些作家对于沙俄魔族帝国政府的诅咒也不为过，至少整场战争最后的走向就是如此。
和许多斯拉夫派一样，阿克萨科夫兄弟将撤军的责任归咎于外交部长、“德国人”涅谢尔罗迭。在民族主义者的圈子里，他被看作背叛俄罗斯的卖国分子，而且还是“奥地利代言人”。
泛斯拉夫主义者和他们的领袖波戈金一样，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沙龙上活动，希望能劝说沙皇撤销撤军命令，让俄罗斯抛开和奥胸帝国的政治关系独自与奥斯曼兽人帝国异教徒和西方列强作战。他们为俄罗斯能够独自对抗欧洲而欣喜不已，相信如果俄罗斯能为斯拉夫人的解放事业与西方打一场圣战，将成功担当起救世主的角色。
但，沙皇尼古拉和他的军官毕竟不是些失去理性的领导者，他们最终抵抗住了这样的感性诱惑依旧执行了挽救沙俄魔族帝国大军的决议，后来的事实证明沙皇尼古拉的这一举动为沙俄魔族帝国在19世纪成功留下了一口气。
当然，虽然沙俄魔族帝国大军缓缓撤退，但并不意味着奥斯曼兽人帝国军队就能成功介入多瑙河流域公国，首先大不列颠帝国并不会支持这样的举动，它至少在和奥胸帝国正式交火之前保留和平谈判的可能。
因为政治天平上，大不列颠帝国和奥胸帝国作战没有任何意义，他到更希望奥胸帝国能够恢复多瑙河公国的秩序抵制沙俄魔族帝国对东欧的影响，同时能够拆散神圣同盟。
法希兰帝国则保有着无所谓的态度，但法德边界剑拔弩张，法军不可能出兵帮助奥斯曼兽人帝国军队进军多瑙河流域。
因此多瑙河流域就变成了奥斯曼兽人帝国对抗神圣同盟的陆军了，这是奥斯曼兽人帝国军队不能承担的，因此东欧战线就此寂静了下来。
但是，对抗神圣同盟的战争还是要继续的，法希兰帝国决定同时执行一个能把大不列颠帝国和奥斯曼兽人帝国同时拉下水的军事行动；一方面是为了对抗来自奥地利的威胁，另一方面是为了保障黑海沿岸的安全以备俄罗斯南部以及克里米亚的进攻，法国在7月下旬还是勉强向多瑙河三角洲地区派出了一支精锐陆军部队以期待其能发挥一支大军的作用。
这支派遣军由优素福将军指挥，下辖被法国人称为“东方西帕希”的巴什波祖克非常规军，以及康罗贝尔将军指挥的第一师、博斯凯将军指挥的第二师和拿破仑亲王指挥的第三师这三个师的步兵。优素福原名朱塞佩·万蒂尼，1815年6岁时在意大利厄尔巴岛被来自北非的巴巴里海盗抓走，在突尼斯大公的宫中长大，后来成为西帕希骑兵的创建人和指挥官，被法国人雇佣参加征服阿尔及利亚的战争。
他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的成功使他成为代表法国指挥巴什波祖克骑兵的理想人选。7月22日，他在瓦尔纳组建了一个骑兵旅，主力为四千名奥斯曼帝国交给法国指挥的巴什波祖克人，以及其他各种非正规军独立连队，包括由法蒂玛·哈努姆指挥的库尔德骑兵。
那位被称为“库尔德斯坦圣女”的哈努姆虽然已经七十岁，但是她依旧能率领部落中的追随者，以刀剑和手枪为武器，举着一面绿色的穆斯林战斗旗帜。优素福喜欢用圣战来鼓舞士气，这样可以给手下的士兵一个战斗的目标，而不只是为了战后的抢劫，只不过法国军事当局已下决心终止这种以掠劫为诱惑的传统。
“我们是来保卫苏丹，我们的哈里发的。”一群巴什波祖克人对路易·努瓦尔说，他们所属的朱阿夫部队也加入了优素福派遣军从瓦尔纳向北进发。“如果我们为他战死，而不是为了军饷上前线，我们死后将直接上天堂；如果我们收了钱才打仗，那么我们中谁也没有权利上天堂了，因为我们已经在人间得到了酬劳。”
然而，事与愿违，即使上天堂的许诺也不能保证优素福骑兵的纪律。他们刚收到命令从瓦尔纳出发，就有巴什波祖克人开始脱队，声称他们不会在外国军官的指挥下作战（虽然优素福说阿拉伯语，但是他手下的叙利亚、土耳其和库尔德士兵都听不懂他的突尼斯阿拉伯语）。
在图尔恰，先遣队的士兵一看到哥萨克骑兵立刻作鸟兽散，留下法国军官独自应战，结果他们全部阵亡。28日，优素福的部队打败了哥萨克骑兵，迫使对方撤退，但是这些人获胜之后立刻忘了军纪，开始洗劫村庄，残杀基督徒，还把被害者的头颅割下拿回去找优素福将军领赏——这是土耳其军队的传统，在圣战期间，被打败的异教徒包括平民的头颅可以被拿来领赏。有些士兵甚至杀害基督教妇女儿童，肢解尸体来换赏金。
屋漏偏逢连夜雨，优素福派遣队中的一批士兵很快就染上了霍乱。多瑙河三角洲的沼泽和湖泊中疾病横行，士兵的死亡率让人担心。因为患上霍乱而脱水，加上多日在烈日下行军，士兵们纷纷在路边倒下身亡。
因此优素福的部队很快瓦解，士兵因担心染上霍乱而逃跑，要不然就是在树荫处躺下然后就再也没起来。优素福被迫下令撤退。当8月7日这支队伍终于回到奥斯曼兽人帝国领土时，就只剩下一千五百人了。
但实际上不单单是多瑙河流域沼泽，其实所有地方都有霍乱，因为1854年夏天，霍乱席卷了整个东南欧。法军军营首先被感染，然后是英军军营。一阵热风从内陆吹来，整个军营被一层白色的石灰粉和死苍蝇覆盖，士兵中间开始出现恶心腹泻，有了这些症状就只能在帐篷里躺下等死。
只不过因为对病因无知，所以士兵们毫无提防，继续饮用被污染的生水。不过有些人对霍乱有一定了解，比如朱阿夫士兵就在北非遇到过这种病，他们知道应该以酒代水，或是煮开水之后冲咖啡喝（比如法军每天饮用大量咖啡）。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霍乱经常在伦敦和其他英国城市发生，但是直到1880年代人们才把不良的卫生条件和霍乱联系起来。一位名叫约翰·斯诺的伦敦医生发现饮用煮开的水能够防止霍乱，但是他的发现基本上被忽视了。在东欧战场，霍乱被认为是附近湖泊的瘴气、过度饮酒或食用软水果导致的。军事当局完全忽略了基本的卫生条件：厕所里粪便四溢，动物尸体在烈日下任由腐烂。得了病的人被送到老鼠横行的军营，照顾他们的勤务兵疲于应对、精疲力竭，后来在8月有一小批法国修女前来照顾病人。
死去的人被草草裹上被单埋在一个大坑里，那些死去的人后来又被土耳其人为了偷裹尸布而挖出来。到8月的第二个星期，已有五百名英军士兵死于霍乱；在法军营地，死亡率一度达到每天六十人。
不单单是霍乱，另一场天火很快也降临了；第一场大火发生在8月10日晚上，从老城的商业街区开始，很快蔓延到附近的港口，而那里刚好存放着准备装船的盟军物资。几乎可以肯定，纵火的是同情俄罗斯的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在起火点附近抓住了几个身带黄磷火柴的人。
当英法两军士兵带着水泵赶来时，半个城市已被大火席卷。满是朗姆酒和葡萄酒的商店和码头在火中爆炸，酒精在街道上四处流淌，应该负责救火的人却在水沟里舀酒喝。当大火终于被控制住时，盟军的物资已经受到严重损坏。
“这座城市存放着整个军队的所有弹药、所有物资、所有装备，”埃尔贝在8月16日给父母的信中写道，“法国人、英国人和土耳其人的火药库成了一片火海。城镇大部分被夷为平地，士兵们的希望也随之烟消云散。”
这场大火结束后，盟军不得不面临一个事实他们丧失了胜利的机会，他们剩余的物资只够支持一周左右，如果他们在不尽快离开多瑙河流域他们的军队将会被霍乱和饥荒摧毁；现在既然俄军已经从多瑙河公国撤退，照理说英法联军可以以胜利者的姿态打道回府了。
但是战争并没有因此而结束，不单单是因为奥丽蒂王国的问题，因为盟军可以随时调整外交战略，毕竟眼下和德尔曼联盟开战毫无利益可言，加上让盟军指挥官们感到生气的俄军的主动撤退行为。
当英法两国千里迢迢把军队带到土耳其之后，俄军却放弃了多瑙河流域两公国战场，这让英法指挥官们觉得失望，用圣-阿诺的话说是“胜利的果实被抢走了”，他们想达到一个军事目标来说明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
在军事动员以来的六个月时间内，盟军士兵几乎没向敌人开过枪，因此遭到土耳其人的讥讽、本国国民的嘲弄。“在那儿，”马克思女士用着嘲讽的口吻在8月17日《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中写道，“八九万英法两国士兵聚集在瓦尔纳。指挥他们的，一个是威灵顿时代的军事秘书，另一个是法国元帅（他的最大战利品是在伦敦的典当行买到的，真的）——在那儿，法国人无所事事，英国人则以最快的速度帮助他们无所事事。”
在伦敦，英国内阁也觉得仅仅迫使俄军撤出多瑙河地区不足以弥补已经做出的牺牲。帕默斯顿和他的“主战派”不愿意在俄军依然保持完整的情况下和俄罗斯谈判。他们想要严重打击俄罗斯的实力，摧毁其在黑海地区的军事能力，从而不仅保障土耳其的安全，也让俄罗斯再也不能威胁英国在近东地区的利益。
强烈主战的战争大臣纽卡斯尔公爵在4月就已经说过，仅仅把俄罗斯的军队赶出多瑙河流域两公国，“但没有让其大伤元气、再也不能凭借武力威胁土耳其，这样的目标根本不值得英法两国去争取”。
那么怎么样才能达成盟军的战略目标呢？显然有且只有一个：攻击克里米亚摧毁沙俄魔族帝国的黑海舰队！
不是说英国内阁没有别的方案，而是所有方案里的唯一可行的，且有意义的方案了！
进入比萨拉比亚追击俄军没有什么意义，反而会将士兵置于霍乱的威胁下；法国人提出发动一场解放波兰的战争，但是即使英国内阁里的保守派能被说服支持一场革命战争（这种可能性并不大），但这意味着和奥丽蒂王国彻底决裂。英国内阁也不赞同发动一场波罗的海海战就能让俄罗斯屈服这样的说法。
战争开始不久，指挥波罗的海盟军舰队的英国将军查尔斯·内皮尔爵士即得出结论，认为如果没有能够在堡垒附近的浅礁中航行的炮舰和迫击炮舰的话，盟军舰队不可能攻克守卫圣彼得堡的坚固海上要塞喀琅施塔得，甚至连赫尔辛福斯（赫尔辛基的瑞典语名称）港口外防守较弱的芬兰堡都对付不了。
有一阵子还流传着在高加索地区向俄军发起进攻的说法，一批高加索叛军的代表曾访问盟军，提出如果盟军派出军队和舰船到高加索地区，他们保证动员穆斯林发动一场反抗俄罗斯的战争。奥马尔帕夏支持这个建议。
但是英国内阁认为，所有这些行动对俄罗斯造成的打击，都不如失去塞瓦斯托波尔和黑海舰队那么大。所以当俄军从多瑙河两公国撤军时，英国内阁已做出决定，认为入侵克里米亚是唯一能对俄罗斯做出有效一击的办法。
为此，19世纪最后的骑士战争，也是资本主义时代第一场欧洲战争-克里米亚战争正式拉开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