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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这样的抱怨似乎没有什么能够比当时英军第一皇家团的指挥官-乔治·贝尔中校的日记中记载的那样生动了！
“身上一套衣服，背包里一套换洗的，对一名士兵来说就足够了，但是他不得不像头驴子一样背一大堆东西：大衣和毯子、紧束的皮带死死扣在他胸前、武器和额外装束、六十发米涅来复枪子弹、背包加上背包里的东西。
感谢《笨拙》和《泰晤士报》，我们不用再戴着硬邦邦的皮领子了。军事当局非要士兵在上战场之前就已经被勒得半死、压得动弹不得，凭着从军四十年的经验去和他们理论，却完全不被当一回事，只有公众舆论和新闻报纸才救了士兵。
下一个我想丢掉的是那个被叫作阿尔伯特帽的可恶东西，这里中午的阳光猛烈到能烤熟士兵的配给牛肉，那顶真皮做的高帽子能吸收十倍的阳光，把士兵的脑袋烤昏。”
英法联军在这段时期基本上一直驻扎在瓦尔纳周围的平原上，等待来自锡利斯特拉的战事消息。因为整天无事可做，两国士兵自然而然地开始在附近的酒馆和妓院寻乐。
天气炎热，加上军中警告士兵不要饮用当地的水/*译者注：这很有可能是因为当地水源的卫生问题*/，造成了大规模的疯狂饮酒，特别是当地的拉克酒，因为这种拉克酒既便宜酒劲又大。
“成千的英国人和法国人聚集在简陋的酒馆，”保罗·德·莫莱尼写道，“我们国家所有的葡萄酒和白酒都倒给了这群闹哄哄的醉鬼……土耳其人站在家门口外，面无表情也毫不惊讶地看着这些上天派来保卫他们的怪人。”
因此在奥斯曼兽人帝国前线的市镇里醉酒士兵之间打架斗殴是家常便饭。
苏格兰燧发枪近卫团的一位副官休·菲茨哈丁·德拉蒙德在从瓦尔纳写给他父亲的信中非常明确地说明这样的常态。
“我和我那些在高地团的朋友们喝起酒来像鱼一样，我们部队的士兵比他们在斯库台时喝得还要多。
而那些朱阿夫们是你可以想象的举止最恶劣、最无法无天的人，他们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
就在前天他们还处决了一名士兵，只是因为上个星期一个文森猎兵差点被一群喝醉的混混用一把短剑砍成两半。法国人喝得厉害，我觉得和我们的士兵们喝得一样多，而且喝醉后更加不听命令。”
对于这样的乱象和带来这些乱象的外来者，自然瓦尔纳居民对他们的抱怨伴随着时间的持续而越来越多。
尽管这里以保加利亚人为主，土耳其人虽然是少数，但数量也不少。
最让他们生气的是，英法士兵到穆斯林人开的饭馆要酒喝，一旦被告知饭馆不卖酒马上就诉诸暴力。土耳其人也许会想这些号称来保卫他们的人或许比俄罗斯暴徒更危险。
至少驻扎在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的英国海军军官的观察的结论是那样的。
因为在那儿里，法国士兵表现得无法无天，法军士兵在祈祷期间闯进清真寺，色迷迷地看着披着面纱的妇女，为了取乐而毒死街头的狗，公然在港**杀海鸥，在街道上向鸽子开枪，模仿嘲笑清真寺尖塔里宣礼员的呼唤声，甚至开着玩笑砸倒墓碑用来铺路。
一开始土耳其人听说他们来自文明之地，但现在真的看到了所谓的文明人，却让他们万分惊愕。因为抢劫、醉酒、赌博、嫖妓，一切都在东方的艳阳下肆无忌惮地发生着。
在瓦尔纳周围的平原上，还驻扎着土耳其军队，就在英军营地旁边，不知为何，英国人立刻对他们产生了不好的印象。“我看到的土耳其人还不多，但已让我觉得他们是很糟糕的盟友，”拉格伦的副官金斯科特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我敢肯定他们是世上最出色的骗子。如果他们告诉你他们有十五万人马，只要调查一下就会发现其实不过是三万人。所有的话都这样被夸大了。
而且从我所了解到的情况看，我不明白为什么俄罗斯人不能轻松击垮他们。”
法国人也瞧不起土耳其军队，尽管朱阿夫部队里因为有很多阿尔及利亚人，所以基于政治考虑和土耳其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路易·努瓦尔认为英军士兵对土耳其人持有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态度，使得他们在苏丹的军队中广受仇视。
当然，有些英军士兵以为他们到土耳其来，不是为了救助，而是来征服这片土地的。在加里波利，他们经常为了消遣，在沙滩上找一个土耳其人来逗弄取乐：在他周围的地上划一个圆圈，告诉他这代表了土耳其；然后他们命令土耳其人离开这个圆圈，将它划为两半，一半叫作“英格兰”，另一半叫作“法国”；然后将他推到一个叫作“亚洲”的地方。不难理解，这样的帝国主义思想完完全全背叛了他们的自由主义初衷。
也很自然地引起了奥斯曼兽人帝国内部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的愤慨。
殖民者的偏见造成西方列强不愿意充分借助土耳其军队。甚至拿仑三世皇帝本人都认为土耳其人懒惰腐化，英国驻巴黎大使考利勋爵给拉格伦提出的忠告是“没有一个土耳其人值得信任”，可以承担任何关乎国家安全的军事任务。
英法军队的很多前线指挥们都认为土耳其人只能在要塞堡垒的屏障后面作战，虽然可以做一些类似挖战壕的辅助工作，但是缺乏必要的纪律和勇气，不能和欧洲军队在开放的战场上并肩作战。
在6月22日，沙俄军队的战场局势似乎证明了这样的偏见。在哪里，戈尔恰科夫将军发起了巴尔干战场最后一次大规模攻势。
21日早晨，戈尔恰科夫带领他的参谋们视察了“阿拉伯的塔比亚”棱堡前的俄军战壕，第二天的总攻将从这里开始。托尔斯泰对戈尔恰科夫十分敬佩，后来在创作《战争与和平》时，他把戈尔恰科夫作为库图佐夫将军的原型。
“那天早晨，我第一次看到他面对战火，”他在给哥哥尼古拉的信中写道，“你能看到他是如此专注于战场大局，完全没有注意到子弹和加农炮弹在周围飞舞。”为了削弱土耳其军队的抵抗，俄军的五百门大炮一整天都在炮击对方的阵地堡垒，一直持续到夜幕降临。总攻定在凌晨三点开始。
“我们都在那里，”托尔斯泰写道，“和每一次大战前夕一样，我们都假装不去考虑第二天将跟其他日子有什么不同，然而我很肯定，在我们的心底深处，想到明天的总攻，每个人都有一点点焦虑。”
当然，我个人认为托尔斯泰这么写只可能是因为每个人的焦虑都很明显。
22日凌晨3点，沙俄魔族帝国大军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单单一个小时，沙俄军队的500门重炮就对着要塞堡垒发射了将近3000多发炮弹，沙俄火炮其中很多是根据法国生产的大口径火炮而自主研究的仿制品，也有部分是德俄合作的产品，因此已经远远强于军事改革远远落后与欧洲的土耳其人。
棱堡似乎要经受最为严峻的一次考验。奥斯曼土耳其人试图发起的数次反攻被沙俄魔族军队的火炮击退了。
沙俄魔族帝国大军和奥斯曼兽人帝国军队都为了这座堡垒的攻防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沙俄魔族军队和奥斯曼兽人士兵的尸体累积在了堡垒的一处又一处，从凌晨战到黄昏，终于，棱堡的奥斯曼兽人帝国军队终于承受不住持续不断地火炮压力而退却了，他们抛下了数万具阵亡将士的尸体向东撤退。
对于沙俄魔族帝国来说，这是值得庆贺的，因为他们终于攻占了迫使他们花费了巨大代价的棱堡，很多沙俄魔族军官都深信一点：一旦我们面前的这座堡垒被攻克——没有人怀疑我们不会成功——锡利斯特拉最多能守两到三天。
沙俄魔族军队试图朝着锡利斯特拉进军了，但是这一次他们失望了，因为春季攻势被迫叫停而显得那么虎头蛇尾。
因为此时此刻，已有三万法军、两万英军和两万土耳其部队准备好随时增援锡利斯特拉。而刚刚攻占棱堡的沙俄魔族帝国军队显然没有能力在恢复进攻能力前进一步发起突击，而且更为灾难的是，奥胸帝国的耐心也似乎到了极限。
我的母亲玛丽娅·特蕾莎视沙俄魔族军队的军事行动为“如鲠在喉”。时刻威胁南部边界的政治安全，因此一直要求沙俄魔族帝国恢复巴尔干地区的秩序，甚至不惜在西线局势一触即发的情况下依旧派出军队时刻维持南方的秩序。
由于俄罗斯帝国占领多瑙河流域两公国的举动越来越像是领土并吞，我的母亲担心会因此激起本国境内的塞尔维亚人起义。
加之南线的沙俄魔族帝国军队的后勤越多越长，指望军队后勤就地取材也不现实，这是一篇沼泽地，至少在攻占港口之前是不可能指望的上海上生命线，所以，从南线持续春季攻势的计划立刻成为了痴人说梦。
因此为了保住俄军，沙皇别无选择，只能撤退；只不过我的母亲的行为也或多或少让尼古拉沙皇感受到了些许背叛，但事实上，我认为这样的冲突很难调和，特别是在巴尔干地区的政治冲突上，除非彼此能妥协一步，但是战争却意外地使得任何一丝对和平解决分歧的尝试化为了泡影。
但更大的政治分歧却存在于沙俄军队高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