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第五章
　　高中的波折
　　高中部的解散
　　他初中毕业那年，毛主席去世了。他和很多老师同学一样，参加了公社组织的地方追悼会，并与很多人一起在追悼会上自然地悲伤哭泣。当时还有人因为哭不出来，担心着急得要哭了。
　　紧接着，社会上发生的事是上面有人被抓了，不久后当时历时十年的运动也被宣布正式结束了。
　　各级学校又开始讲究文化教育质量了。那也意味着没有质量的学校，逐渐要被裁剪或关掉了。那之后没有多久，生产队的小学没有了，生产大队的初中也没有了。再往后面没有几年，生产大队连小学也没有了。
　　他所在的中学，首先是高中部要精简了。原来的做法是希望上高中的同学都能上，这时候变成必须通过统一的考试，达到一定标准后才能上高中了。加上有些同学本来可能就不准备继续上学了（有的女同学已经二十岁左右了，初中一毕业就结婚生子去了），所以原来的本校两个初三班毕业生，加上其它几个大队初中班毕业的学生，合并到他们学校的高一班时，只有一个高中班了。
　　学校集中了最高水平的老师来给他们这个高中班上课。组成新班时，另一个初中毕业班的班长和他，一起分别被任命为临时班长和学习委员。当时社会上高考已经开始了。他们学校已经风传（一年以后变为现实），他们高中部由于教育质量太低而要解散了，因为他们学校毕业的学生水平太低，根本够不上参加高考的基本条件。因此给他们上课的老师，几乎每个人都已经没心事给学生上课了，而是在考虑怎样为自己找出路。而且那时的课本好像也开始变得比较难了，那些本来水平就不高的老师（因为他们自己也没学过），也几乎教不了他们任教的课。所以学校的管理也变得非常松散。
　　当时的社会上以及学校里，弥漫着面临即将发生巨大改变，而产生的无序和放任。他也正好进入了青春判逆期的迷茫和不知所措状态。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大概有十来个同学一起，基本上是早上到学校把书包往课桌抽屉里一塞，然后就跑到一里多路左右以外的河滩那边。他们会散乱地聚在树荫下，大家在那里一起打牌、穷吹牛、聊天、讲故事。讲的故事则包括书本上的，或流传的民间或真实发生的故事，包括被他们这些小孩子所听到的，本来他们不应该听到的成人中流传的一些八卦和其它故事。
　　大家有时中午不回家吃饭，他们就安排个别同学去小餐馆买来包子当午餐。一直消磨到下午放学时间，再安排个别同学去学校，取回大家的书包，然后各自回家。第二天，再重复同样的事情。如此往复，这种状态持续了他几乎整个高一的全年。
　　也就是在那段时间前后，他开始自己会想办法攒一些钱，并用钱买一些东西了。好像主要也就是中午用钱买包子吃。但是他们这样家庭的孩子，家里是不会给什么零花钱的。不知当时他们是怎么知道铜可以卖钱，于是大家都开始在家里翻箱倒柜，翻出家里的各种铜制品和零配件，偷偷拿出去卖给废品收购站，换一点钱。也许收废品的人，因此会收集到有些人家里因各种原因得到并流传下来的老古董。那些东西都被这些熊孩子当废铜烂铁卖掉了。当时能接触工厂的人，便会留心并“捡”走在工厂车间里发现的各种铜制零件。工厂里大的铜制零件，通常能比家里翻出来的小东西，卖出更多的钱。他那时经常到他二哥的工厂去玩，应该当时也很有可能干过那样的事，但是具体他都不记得了。
　　他们学校及他家附近的那个河道，当时已经被改直了。所以有一段时间，老的河滩那边被空出来了，成为一大片的无主空旷地带。因此他们那些小伙伴们能在那里自由自在，不受干扰地消磨时光。
　　当年的人工改河道，是当地一个很大的项目。应该是更早的修水库之后的最大工程了。全公社的劳动力，全动员起来了。即使是离河道很远的生产大队的人，也参加了这项工作。各个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都被分配了不同的河段。完全靠人工用铁橛、锄头等工具挖深河床，然后用肩挑箩筐和手推双轮板车，运输挖出的土，去堆起新的河堤。从他们生产队往上那段河段开始，直到下面的铁路桥及以下，河道从原来的弯弯绕绕，被改成了直线性的。那么多人大家一起劳动时，确实是一种热火朝天的感觉。住在河道附近的生产队的人，中午会回自己家吃饭。但是远道远道而来的，就会大家带来米和柴火，在河道附近的人家，包括他家，借锅灶煮饭。然后就着各人自带的咸菜吃下午饭。通常被借用锅灶的人家，尤其是家里的小孩子，也能噌到一些剩下的饭或锅巴吃。当时是一段热闹非凡、令人兴奋的日子。在离他们家后面一百多米的河段，还由专业的施工队，修了一座水泥钢筋的正式大桥。他父亲后来就是有一天晚上，在那座大桥上没有栏杆的地方摔下去，没有得到及时救治而去世的。
　　河道改修，改变了当地的河边生态。也让一部分原来房子建在新修河道中间位置的住户，被迫搬迁到别的地方去了。他们家原来离真正的河道很远，中间隔着一大片开阔的河滩，以及因早年河道改变而在平时用不上的老河堤，还有那条引水的小河沟。河道改修后，变成新河堤紧挨着他们家只有几米了。他们家侧面建的厕所和猪圈，就是紧贴着河堤了。他们家原来的那一大片果园也消失在新的河道之中了。
　　他后来刚开始有钱时，早年他还想过，如果他们家能保持原来的所处地理环境，他很可能会向往，在老家建成一个兄弟姐妹们都有房间，在一起群聚的大型乡村别墅的。但是紧贴着人来人往的河堤（因为河堤变成了一个重要的交通道路），这种环境下的住房已经失去了以前对他的那种特殊吸引力了。尤其是后来在他老家前面几十米处，又横架了高压电线，他就再也没有兴趣回老家建屋了。也许是留在人的记忆中的形象，永远比现实中存在的真实事物要好吧，无论是人还是物。
　　那段高中生活时期，即使是他们偶尔在教室呆着的时候，也没有人认真上那种讲者和/或听众都不知所云和/或没有心思注意的课。他当时是和跟他有最多共同语言的那个同学同桌。有一次上课时他俩打牌，过于投入，给他们上课的班主任老师走到他们身边时，他们都没有注意到。结果被老师抓了个正着，罚站了他们好长时间。
　　当时也许存在没有他们那么颓废的同学。不管怎样，他当时的表现，应该是让曾经对他寄有厚望的班主任老师很失望。好像是不久之后，他的学习委员职位也丢了。从此他就开始了一直延续了很多年的在学校（包括在各大学）当普通老百姓的校园生涯，直到后来又从境外回到大陆工作时，他才又重新开始当领导管理很多人。
　　于是，当时当别的学校的高一学生忙于全力以赴准备考大学时，他和他的玩伴们基本是完全虚度了高一的时光。他们根本没有学习任何课本的知识，也完全没有任何考大学的意识，甚至没有听人介绍过考大学的事情。当时他们生产大队好像也激起过舆论的涟漪，传说过他们生产大队有一个原地主家的儿子，由于原来上过初中或高中，并且有一些家学的底子，所以一举考上了当地的师范中专。不过当时这种消息对他来说，与前一两年他们生产大队有一个红五类的尖子，被推选上工农兵大学生，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也是感觉上与他是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
　　那个工农兵大学生家庭，其实是满有意思的。在他们生产大队，他们两家好像是处于一点客观上的竞争状态：两家都在生产大队比较有名；都有当兵的；家里孩子上学时，都在学校成绩不错；那家也有上大学的（尽管是工农兵大学生），等等。后来双方家庭还有过一些交往。在当地，那家的整体发展是比他家好的。只是后来那家没有人像他那样，在家乡之外，尤其是进入大上海和京城，以及出国，有了家乡人望尘莫及的出息。
　　像大家所慌恐以待的那样，还没等他们“读”完高一，他们学校就接到上级的一道指令，简单地通知大家，他们学校失去了办高中的资格。高中部的老师都树倒猢狲散，各自找出路去了。没门路的就进入本校初中部，有门路的则调走到其它更好的学校去了。他高一班的语文老师，由于有门路，调到了市里的学校。但是在市里的学校，那个老师却只有资格去教小学三年级的语文了。
　　由于没有学校可上，他们学生们都回家了。当时的官方说法是，让他们回家等下一步的通知，会被指定到别的高中学校去接着上学。但是当时有资格继续办高中的学校，已经开始有高考的压力了。即办了高中的学校，是需要有人能通过高考，考上一些大学、大专、中专的。所以那些有高中班的学校，都不愿意整体接受水平太低的学校转来的学生。因此当时一直没有学校愿意整体接受他们这个学校下一步需要升读高二的学生。有头脑、有门路的家长们，就开始个别地为自己家的孩子，往别的高中学校办了转学插班，而去读高二了。
　　他则和很多其他同学一样，从年初开始就安心地在家，全职参加生产队的劳动，等待被通知。当时正好赶上学校的学年从年初开始改成从年中开始。他整个上半年也没有等到任何消息。然后就是学校本来就会放暑假的夏天。他参加了夏季的农忙双抢之后，新的秋季入学时间也转眼过去了。他仍然在家里一如既往地继续劳动。
　　当时农忙双抢最辛苦的时候，他记得自己曾经拖着沉重的步伐，晚上走在回家的路上，大声唱着当时流行的黄梅戏《天仙配》中董永的唱段：“含悲忍泪往前走......”。
　　那大半年他呆在家参加劳动，挣了一百多个工分。他们生产队是属于经济效益比较好的，因为那段时期他们紧挨着河边的生产队，可以农闲时开展副业，挖、筛原河道的沙子，卖给建筑公司换钱。到年终结算时，他们生产队一个工能分到一块钱左右。而那些没有副业的生产队，有的一个工才能分到几毛甚至几分钱。他那年等于是挣了一百多元钱。当时那算是很多钱了，养活他自己一年应该是绰绰有余了。他父母对他的状态应该是很满意的，即他已经具备了当一个普通农民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