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第二章原生家庭
　　父亲
　　他祖父的子女中，最有出息的是其长子，即他的父亲。
　　他父亲读过几年私塾，是他那一辈兄弟姊妹和堂兄弟姊妹中真正受过教育的、识字的人。他父亲好像是在新中国建国前就入党了。建国后曾经当过村长很多年。那时的村子很大，后来被分成了好几个村子。
　　他父亲年轻的时候，经常出门打猎。据说冬天有时与同好结伴出去打猎，会好多天后才回家。早年他父亲还亲自打中过老虎。那时一起打猎的团队，有很多配合的安排，猎物也会一起分。
　　据说他父亲打猎最惨的一次经历，是土猎枪的后座爆裂了，火药和小弹珠喷洒到他父亲一脸，弄的血肉模糊。是他母亲花了好长时间，用针一点一点地从他父亲的脸上，挑出那些火药和小弹珠的。幸运的是伤愈后他父亲的脸上倒是没有留下什么特别明显的疤痕。
　　他父亲在孩子长大后，有时会带他的哥哥们一起参与打猎。到该轮到他的时候，各种野生动物基本都没有了。他曾经见过家里有几把猎枪。他记得也曾跟父亲在他家附近冬天的雪地里打过猎，但那时基本是娱乐性质的了。打的也就是兔子之类的小东西了，很少有什么实质性的收获。记忆中小时候有一次他生病了，家里没有荤腥的营养物，他父亲还专门出去打鸟回来，给他作为补品熬汤喝。到后来猎枪没人用了，曾经有过在过年的时候，把打猎枪当放鞭炮用的。再到后来，猎枪被政府统一收缴了。
　　他父亲在当地算是个走南闯北的人，也到处学回一些与日常生活有关的东西，包括带回一些新奇的食物，或食物的新奇做法，以及一些诸如养蚕之类的家庭小副业的东西。
　　他父亲曾在他们家房子周边，种下过从各地引来的各种水果树，包括不同季节成熟的桃子、杏子、李子、柿子、枣子、核桃、无花果、梨子、板栗，等等。这在当地方圆数里之内是少见的。一般人家，也就有一两棵/种果树而已。最多的时候，他们家是有一个桃园的，里面有十来棵桃树，都是他父亲亲手种植和嫁接的（通常是用桃树枝嫁接到野桃树上，成功了就能结出大大的桃子）。在丰收季节，他有时会爬上去坐在桃树上，吃饱了才下树。他父亲还试过将不同水果树枝嫁接在别的果树上，好像也成功过。他们家弟兄姊妹肤色都较好，不太像周边的农民子女，有一种说法是，与他们从小吃各种水果是有关系的。
　　他父亲后来不知是否是犯过什么错误，还是仅仅因为不会搞好人际关系，反正在社会上的地位，一直是呈逐步下降的趋势。到他记事时，他父亲已经只是一个在当地的唯一的一个大水库，做为修建水库的副总指挥之一，留下来成为几个看水库的人之一。也许他父亲当时还有一点头衔，叫水库站长或副站长。
　　据说他父亲以前一直是在外忙工作，很少归家。回到家里，一直扮演的是严父的角色。他年长的哥哥姐姐们从小都是怀着对父亲的敬畏长大的，在父亲面前基本都是不太敢说话。在他的记忆中，倒并不记得父亲多么严厉，只是互相之间好像一直没有建立过非常亲密的关系。
　　在他记忆中，他父亲当时长期住在水库，只偶尔回家。学校寒暑假期间他也曾经跟父亲去水库那里玩、住过一段日子。在水库工作的几个人有自己的简易锅灶，并雇请了附近的农妇帮忙烧火做饭。父亲的一个差不多级别的同事，也会带一个与他差不多年龄的儿子去玩，他们一起玩的好像还挺开心。他好像还和当地村民的孩子一起玩过，但具体的人和事都一点也不记得了。
　　他父亲同过事的人或其下属，后来很多都升官到乡、县、市政府去了。水库的那位同事也在后来成为拿国家工资的人。但他父亲后来却越混越差。
　　从水库退下来后，他父亲回到了村里的石片厂当厂长。就是管一批人挖山炸石，将成型有用的大石块运走卖做建筑等方面的用途。没有用的石头，则由多是妇女小孩组成的散兵游勇，在露天的地方主要用小锤子敲砸，弄成铁路路轨下铺设的小石块。然后用货车装载计价运走。砸石子成了当地很多年妇女小孩的一个重要的挣钱副业。即使石片厂的食堂离他家只有三、五里的距离，他父亲也延续其多年的工作习惯，吃住在工作单位。他后来的小学校址也设在那附近。他好像还在父亲那里过夜住过，但已记不清任何细节了。只记得好像那时学校也共用那个食堂，他在那里的食堂好像还吃过饭。
　　他父亲后来从石片厂退下，已经是五十多岁了。又从由其介绍入党、以前关系很好的生产队长手里接任，当了若干年生产队长。他记得偶尔父亲为了表示其尽管几十年不做重体力劳动，仍然英雄不减当年，而与别的强劳力一样，挑起很重的农活担子（应该有一、二百斤吧）。他后来自己也到了差不多年龄之后，才意识到，五十多岁了还能那样做，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他父亲在当地人中是见过大世面的人，所以在方圆若干里之内的乡村，一直还算是受人尊重的一个老人。邻里、亲属家闹了矛盾，也都是找其去评理、解决。
　　他记忆中父亲唯一的一次直接对他表示热情的，是他初中阶段正读西游记的时候。当时他们家为了及时将自家养殖的蚕茧摘出来卖钱，要熬夜赶工。他也得帮着干活，晚上干活时困的不行。他父亲就问他西游记看到那里，有什么故事。于是他一下子来了劲，精神抖擞地一边给大家讲西游记，一边与大家一起干到很晚把活干玩了。结果他却听到他父亲轻描淡写地对家里别人说，是为了防止他犯困睡着了，才逗他讲故事的。那使得他感到很泄气。
　　他还记得当年在他与他小姐姐都处于判逆期时，最烦的就是父亲在家里与客人一起喝酒，几乎每次都会吹牛自己养的个儿子，正好涵盖了当时对社会上人的大分类，即“工、农、兵、学”（分别对应的是他二哥、大哥、三哥和他）。一到那个时候，他小姐姐和他就会不约而同地偷偷做出各种鄙视的表情。
　　在他远离家乡之后，据说后来他父亲还曾经在乡镇供销社门前摆过小摊铺，卖零星的小货物，像小学生用品，明信片之类。春节期间还卖一些春联之类的东西。他二哥写字不错，还写过春联让老人卖。由于他父亲在当地算是曾经有头有脸的人，所以不仅不像别人那样被供销社所驱赶，反而会让他父亲把货物等东西晚上留存在供销社，省的每天从家里来回搬。老人应付老了以后每况愈下的心态，还是不错的。这在他老了以后也是起过一点借鉴的作用的。
　　他父亲后来再年老了，就不太做事了。他也曾从读研究生时起，就每月寄一点钱回去给父母。一开始好像只是十来元钱。等他到加拿大读书时，由于是做研究助理有收入，尤其是后来工作挣钱了，他也会不时寄一些外汇回去。那时由于人民币不值钱，尽管他只是很少地汇一点外汇回去，也可以换很多人民币了。
　　他父亲曾经是党培养的农民骨干，又做过村干部，所以是非常听党的话的。受时代流行的文化无用论影响，在他小时候酷爱读书时，他父亲对他喜欢读书很不以为然，尤其是耽误偶尔叫他去做的家务时。看见他读书，经常骂他是“捧灵牌”（指的是为死人设立的灵位）。他妈妈有时也用同样的词骂他。但是后来他父亲老了，在家无聊，却也经常手捧一本小说读的津津有味。他妈妈有时就会嘲骂他父亲：“你这倒不是捧灵牌，大概是要准备去考大学吧”。
　　他父亲后来年纪大了，生活也没有压力了，就自己清闲了下来。老人家除了也得过一些不太严重的毛病甚至开过刀，总的来说身体一直不错，尤其是平时看上去，气色很好。七十多岁时，仍基本一头黑发，别人都说看上去也就五十多岁。
　　由于精力充沛，又无事可做，老人重又迷上年轻时据说曾迷恋过的打麻将。据说年轻时有时在外赌钱输了，别人有直接来家里担走粮食，牵走家里养的猪牛牲口的。据说有一次在将要过年之前，他父亲赶着他母亲辛苦养大的肥猪，去孝敬住在几里路之外的他爷爷。但是半路上遇到一群日本鬼子，被截走了，只好自认倒霉了。他秉着一贯的怀疑精神，一方面认可也许那确是事实，另一方面也怀疑，那种事情发生的逻辑可能性。按他的逻辑来想，他想象着另一种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即他怀疑是否是他父亲用猪去还赌债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开始，打麻将又慢慢恢复成了常见的业余娱乐活动，也有以之赌钱很严重的。但他父亲那时也只是与别人打着玩，没有什么太大的输赢–也许他父亲大多数时候输的可能性更大一些。老人经常去亲戚朋友家打麻将，有时熬夜到很晚，甚至通宵。
　　他母亲和兄姐们都对他父亲打麻将的爱好很反对。“投诉”到了他那里，他当时在加拿大读书并开始工作。他倒是想通了，觉得中国人娱乐的机会太少了，对于打小麻将那样无伤大雅的事情，完全约束人不去玩，而过苦行的生活，是违反人性的。于是他写信说，老人没事，喜欢玩，又没什么大的输赢，就让父亲去玩吧。他并且说会寄一些钱给父母用，包括让父亲玩玩麻将。他这一说，并真寄了一些钱，别人也就无话可说了。事实上再到后来，几乎所有的中国人，包括他的兄姐们，也都是逢聚必打麻将了–麻将已变成全民娱乐活动了。当时每次他父亲离家去找人打麻将时，他妈妈都仍会抱怨。
　　最后那次，他妈妈还记得是冬天。他母亲坐在用木板做的取暖的火厢里烤火，堵在卧室与堂屋的门口。他父亲费劲地挤了出去。当时他母亲还骂了一句：“出去找死啊？！”。那天晚上他父亲在一个亲戚家打完麻将回家时，在离他们家不远的桥头小店与人聊了几句话。再出去时，可能是由于他父亲眼睛昏花，没有看清路，在走上有栏杆的桥上之前，在没有栏杆的桥头直接摔到了一、两丈多高的桥下去了。据说由于下面是硬水泥地板，老人可能是头先摔下，摔的头破血流了。据说老人当时没死，还痛苦地哼了一段时间。有人听见声音，下去问过老人是谁。可能当时老人没能说清楚，别人以为是流浪汉，就没管了。天亮后再被大家发现时，已经变成尸体了。他当时在加拿大，还专门因此赶回去参加了葬礼。
　　那应该是他一辈子第一次给很多人下了跪。按当地的风俗，对于直接参加办理丧礼的人，包括抬棺材的人等，子女都要多次下跪，表示敬意。当时他从国外回来，是西装革履的，但是他也随俗，在泥水地里，多次地给别人下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