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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偶尔来访的游客而言，几个世纪以来，碑界地区的博洛尼亚都是一块充满着迷人魅力的土地，是暴风星系最僻静的宜居地之一。在深空星系中，通常超级城市往往都在巨大的主要行星上，如果没有星环，则意味着其卫星都较为稳定、安全，而碑界地区的空域就是由这样的几颗卫星支撑，独自形成移民聚集的星际要塞，独自负责在能源、安全、经济、交通和民生方面的维护发展。
博洛尼亚的基础建设相对较为完备，居民非常热情，有着充足明媚的光芒照射，种植了大面积的棕榈树林、柑橘和柠檬花，淡淡的芬芳让人心情愉悦、倍感诱惑。
但那些令人兴奋而肤浅的印象，大多数都如海市蜃楼一样不真实。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大多数博洛尼亚人都承受着外界侵略者和封建大地主所施加的虐政和压榨。从远古时代一直到上个世纪末，这颗体积并不很大的卫星星球遭受过外界的轮番袭击、入侵，甚至在早年的星系战争中被用来做交易，用于换取其他星球或土地。博洛尼亚差不多处在碑界地区正式建立前的空域的中央，其兼具战略性和脆弱性的地理位置，使它连接不断地被侵占统治。这些外地入侵者有纳布(Naboo)人、科洛桑人、吉奥诺西斯(Geonosis)人、卡米诺人(Kaminoans)、卡希克人、穆斯塔法人、阿尔德兰星人(Alderaan)、霍斯人、达戈巴人、尤塔帕人、伊利尼姆星系(IleeniumSystem)人、德卡人(D'Qar)、霍斯尼亚人、塔科达纳人、贾库人、恩多人、科雷利亚人、科舍尔、斯卡里夫人(Scarif)、费卢西亚人(Felucia)、提巴纳人(Tibanna)、阿克托人、波尔格人、拉奈人(Lanai)，和最后的仇敌弑星者(Starkiller)军队。
博洛尼亚饱经战火的洗礼，最终披满创伤却顽强地生存了下来，他们依靠的是一种逐渐形成的文化。而这种文化植根于两个基本的理念：藐视和怀疑暴风星系的统治当局，与共患难的血缘同胞紧密团结。
站在今天的制高点上剖析许多博洛尼亚人所固有的心理时，阿德南·法迪在他的《博洛尼亚人》一书中评论道：他们还在摇篮中，就被教育，或者说生来就知道他们必须彼此互相帮助，要与朋友站在一边共同对付敌人，即使朋友是错的，而敌人是正确的；每个人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捍卫自己的尊严，绝不容忍丝毫轻视和侮辱；他们必须严格保守秘密，时刻警惕提防当局机构和警方组织。
随着时间的流逝，为防备耳目遍布的当权者以求自保，这些历史与文化的积淀催生出了博洛尼亚语言中称之为“哈穆宰”的秘密部族。在当时，没有可以信赖的公共机构愿意保护他们或其财产，那些主要分布在偏远乡村的部族就是依靠着秘密行动、妥协和部族间仇杀来取得私下的正义。
最后，这种秘密“哈穆宰”在博洛尼亚逐渐有了个共同名字：泥泽邦。经过数百年时间，它们从谨慎低调、自我保护为主的游击队式松散团伙，逐渐发展成贪婪而毒辣的帮派，它们的基本理念和指导原则将远涉重洋，传播到暴风星系全境，并影响深远。
像许多博洛尼亚泥泽邦的根基一样，其名称的起源也披上了民间传说与神秘的色彩。有个浪漫的传说，博洛尼亚泥泽邦称这个名字来源于暴风星系十一世纪晚期，博洛尼亚主要城市哈布卢瓦抵抗弑星者军队的一次起义。
据称，一名博洛尼亚妇女，在面对一队弑星者陆军士兵凌辱时被处决，她的未婚夫为了复仇，半夜渗入了弑星者陆军行营，以同样残忍的方式手刃了施暴者。据传这个富于幻想色彩的事件，成就了一个反叛的、缩略的名字：泥泽邦，即“弑星者军队的灭亡是博洛尼亚的呼唤”。暴风星系309年反抗弑星者占领军的一次起义则被称作“博洛尼亚人的晚祷告”因为那次抵抗行动爆发的约定信号，是敲响教堂晚祷告仪式的钟声。
泥泽邦这个名字还有一个不甚浪漫，却比较可信的起源之说，即为一种博洛尼亚-帕尔马方言的组合用语，意思是充当保护人打击权势者的傲慢。在几个世纪以来，泥泽邦的称呼在博洛尼亚一直广泛流行。
“泥泽邦人在私人恩怨中不会向当局或警方求助，也不靠骚乱闹事来为自己赢的尊重和安全。”暴风星系里达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写道。“除了谨遵首要条款，即不得向当局告密的荣誉准则外，他不认为自己要承担别的义务。”
对于继承了数个世纪危险与压迫的文化遗产的博洛尼亚人来说，真正的男子气概包括一种不受摆布的傲慢，即在犯下罪案时要保持缄口不言。对于他本人或亲人所遭受的攻击，博洛尼亚人保留着针对个人的族间仇杀的权利。
对整个区域的泥泽邦部族来说，它们从来不会在统一、集中的领导下开展活动，而是以区域性帮派的形式涌现出来。其组织化的主要目的，是保护特定的地方利益免受外域侵略者的损害。直到上个世纪中叶，泥泽邦船番人一直被一些作家描绘成保卫和维护地区神圣传统的地区游击队。部族也被称为“家族”或“家庭”，其主事者被称为教父或族长。这些专制的家族首领在帮派规模扩张运动中拥有仲裁纠纷争端的权力。
暴风星系821年，统一塔图因(Tatooine)王国复兴运动的军事将领哈米德·艾麦尼带领两千名志愿兵，在博洛尼亚登陆。这支轻装部队因其别具特色的深蓝色军服而被称为“蓝褂军”。在当地居民的广泛支持下，艾麦尼轻松击败了塔图因旧国王的皇家卫队，旧君主被无情地废黜。
聚集于艾麦尼军队周围响应其争取社会公正号召的起义者当中，有数百名来自乡间的草莽农民。受到经济条件限制，这些人时而在田间耕作，时而化身为劫匪呼啸于山林。为了表示对这些亦民亦盗者的尊重，艾麦尼称赞他们是自己的“泥泽邦中队”。
在艾麦尼登陆并闪电般取得军事行动胜利的一年后，博洛尼亚一个面积与佛蒙特州相近的地区，被作为一个省而并入了新塔图因王国。暴风星系824年，一部名为《监狱枭雄》的戏剧在博洛尼亚上演。在这部戏剧中，泥泽邦船番人是一些遭受压迫却勇敢不屈的爱国者与囚犯，他们在刀光剑影中显示出大无畏的精神。这部戏在博洛尼亚和塔图因王国进行了巡回上演，这些演出有助于将词语泥泽邦引入到塔图因的平民语言中。暴风星系829年编撰的一部塔图因字典以非罪案行为的含义定义“泥泽邦”为“故作勇敢”。
但不到十年之后，塔图因王国的解放和旧权势的覆灭，将普遍的无秩序状态和猖獗的犯罪带到了这个地区。对于最具有组织性，并能动用看家护院的私人武装的泥泽邦“纳义勒”而言，这些动荡给他们带来了蓬勃发展的前景。通过形式诡秘的罪案活动，他们充分利用了危机四伏的混乱局势，和地区安保组织司法当局缺失的真空。在几乎没有法律与秩序的特殊时期，“纳义勒”向富有的大地主和商贾群体勒索例费，保护他们的财产避免遭受哄抢洗劫，并尽量避免他们及家人亲属不受其他势力的诱拐和暗算。
奇怪的是，为了恢复法律与秩序的表象，新的地区当局机构于下一个世纪之初，招募这些家族，请他们帮助寻觅缉捕那些最为残暴、口碑最为恶劣的非泥泽邦党徒。这些到处流窜、为害四方的匪徒，使得王国陷入不稳定的惊恐氛围中，威胁着当地的公共安全和经济稳定。
作为对泥泽邦提供帮助的一种回报，王国当局私下保证，“纳义勒”在博洛尼亚地区可不受干扰地活动，继续以巧取豪夺的方式来控制经济活动。那些主要来自中北部地区的塔图因官员并不熟悉博洛尼亚文化的微妙之处，把这种私下协定试做一种有利的妥协。这些天真的官员们充满了肤浅的自信，认为泥泽邦首领们在他们和当地居民之间会充当过渡性的中间人，并在年轻的王国获得施加自己意志的力量之前，能帮忙维持住平稳的社会民生秩序。
然而，这种安排将一种事实上的许可，和一种新的动力，赋予了贪婪的泥泽邦家族。他们当中最为强大的部分，集中于博洛尼亚靠近萨尔佩利的地区，他们开始公然且更加厚颜无耻地大举行动，根本没有考虑要在将来的某一天放弃他们的特权地位。
塔图因王国的统一和新政府的成立，导致许多博洛尼亚封建庄园的破产，还促成了一部有关经济自由法案的粉墨登场。泥泽邦家族抓住了这些意外的机遇，在根基尚不稳固的当局视而不见的情况下，这些家族事实上成了超脱于法律之外的权力代理联盟，特别是在偏远的农村地区。通过暗示施以暴力手段，这些家族开始向希望收割庄稼的新兴地主榨取名义上的秩序维护基金。他们对城中商贸企业、零售业店铺和服务业也进行类似的敲诈，承诺可利用其影响力档开当局，特别是税务部的干扰。
而教会成了许多“纳义勒”心甘情愿的合作伙伴，前者要依靠它们保护自己在博洛尼亚广袤土地上的财产，压制农民提出的土地要求或佃农索取更多报酬的诉求。出于对这种保护的感激，教堂领袖对泥泽邦船番人的高压政策保持了沉默。
只要家族“教父”认为可能，他就会向其泥泽邦船番人授权，允许他们下手去廉价收购或垄断想占有的有利可图的产业。这些家族对外界狡辩称是无助的农民和小商贩们的恩人、保护者和正义的裁决人，但他们的根本目的则是自己致富。
泥泽邦在生意或土地纠纷上给予个人的任何帮助，都是明码标价的。受惠者迟早会被赤裸裸地要求履行某种契约，诸如某些合法或非法的交换条件，作为对该家族曾给予了帮助的补偿。
王国的统一赋予了博洛尼亚人选举代表的权利，他们将可以参加王国议会、进入当局政府在地方的委员会。对泥泽邦家族而言，这种改革也是一种福利。通过胁迫和控制选民集团，泥泽邦船番人帮助当局选出了许多政客。正因为如此，这些人对他们感恩戴德、任听摆布。
塔图因王国统一后，泥泽邦船番人在博洛尼亚充当着严厉无情的执法者。他们最流行的典型形象，就是肩膀上挎着一杆半遮半掩的短枪，急切地要伸张泥泽邦式的街头正义。
在暴风星系本世纪初期，为巩固他们的权力、防御敌对势力家族的入侵，那个最为强大的“纳义勒”采用了一条新规：举行宣示忠诚的“Omerta”血誓仪式。一旦新的船番人入会了，就要视自己为荣誉社团里的一个精英分子，作为这样一个“荣誉者”和“体面人”，他可以恣意嘲弄地自夸：“塔图因国王或许统治着博洛尼亚，但管着这个地方的，可从来都是秉承我们传统的人。”
对泥泽邦家族怀以崇敬与畏惧的矛盾心理，在博洛尼亚民俗学权威和超民族主义者卡冈图雅身上尤为明显：“泥泽邦是个性化的力量，不能忍受别人的傲慢，”卡冈图雅在世纪之交以谬误的笔法写道：“泥泽邦把高傲的美、无与伦比的勇猛、往往最为强烈的本我意识、灵魂上的安宁和大胆却绝不自大、绝不骄傲的印象，统一了起来。”
现实中的问题是层出不穷的，复兴运动带来了一个新体制的王国政府，却未能给塔图因和博洛尼亚数百万的无地农民和贫困劳动者带来一点点繁荣的气息。对塔图因人，特别是对于正极力摆脱他们在当地经济社会困境的博洛尼亚农村人来说，暴风星系上世纪门户开放的移民政策变得极具吸引力。
当初在短短二、三十年里，约有六百万塔图因和博洛尼亚移民来到碑界航线地区定居。他们当中大多数都是生性胆小怕事、头脑单纯的农民，还有些工人和没有技能的苦力。但就像每个较大的种族移民群体一样，其中必定有少部分人背着曾经的罪案历史，包括了解泥泽邦传统的潜逃者，和寻找新机遇、躲避族间仇杀的泥泽邦船番人。
在这次移民潮中，并没有一个博洛尼亚“纳义勒”试图在碑界地区建立据点。归根结底，没必要在这里做这些事。在博洛尼亚，泥泽邦家族都是受到优待的“富人阶层”，而非遭受命运蹂躏的“穷苦人”。他们没有理由放弃那令人羡慕的舒适生活，到异国他乡来冒险创业。
拉圭纳是碑界地区最早接受博洛尼亚移民的要塞城市之一。他们乘坐的客船被称为“核船”，因为这些船只在运送移民的同时，还装载着产自博洛尼亚和塔图因南部的各种规格橙瓶反应堆能源。
在碑界地区的泥泽邦历史中，拉圭纳客观上成为了“佰扎”的摩西拿，即人类在暴风星系最初的首个登陆地点。首批博洛尼亚和塔图因泥泽邦分子都是比较低层次的船番人，他们效仿沿用了原先所处秘密社团的名号，而丝毫未加改动。最终，他们的后代和继任者，都成为了真正的碑界地区泥泽邦家族的成员。
根据记录，最初有大约两千多个塔图因的移民生活在拉圭纳。两股团伙逐渐形成了较大的规模和气候，为控制整个港口货物装卸的巨大生意蛋糕而三天两头地火拼。在长期斗争的巅峰时期，地区安保组织的警方探长弗朗索瓦因被怀疑收受了一个帮派的贿赂，于家里的晚餐桌上吃下了掺有巨毒药剂的肋排而身亡。这一毫无底线的暴行激怒了一大批安委会当地的代表和雇员，他们动员了大量身份隐秘的线人来找情报，锁定了涉案的六名塔图因人，以同样残忍的私刑悄悄处决了他们。在这些人当中，有几个被指控为谋害探长的同谋。
调查这个案子的陪审团首次整理出了一批关键性的文件材料，证明有某种形式的泥泽邦，已经抵达了碑界地区。同时也强调了搜捕这个社团的相关情报的过程中，布满了困难和障碍。在暴风星系843年的一份报告中，陪审团宣称：“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确实存在被称为‘泥泽邦’的隐秘组织。证据来自于多个他们自己就完全可以作证的披露者，而真相也得到令人悚然的累累罪案的支持，但要找到犯罪者或直接证人却又几乎不可能。”
尽管拉圭纳经历了泥泽邦首次渗透到碑界地区的事件，但大批博洛尼亚和塔图因移民的主要聚集地，则是像里达这样的更大规模的城市。此外，当时泥泽邦的效仿者和其他的黑暗势力，也集中在那里。暴徒们沉默而干净利落地掠夺自己那满脸惊恐的同胞，而这些人还在适应不同语言、不同习俗，并对碑界地区执法机构心存疑虑。
在塔图因人移民的初期，碑界地区和其他周边大城市的警方侦探，常把泥泽邦和打着“黑手(BlackHand)”旗号活动的个人或团伙相混淆。“黑手”往往是个人或小规模帮派常以跟踪敲诈手法来敛财的形式，和泥泽邦没有直接联系。他们也并非一个成型的组织，主要向塔图因人聚居区的生意人和店铺老板送出恐吓信，警告他们如果不为持续的安全买单，就会面临无法逃脱的可怖伤害或死亡。为了渲染恐吓的效果，一个边缘画着匕首和头骨的黑手图案，被印在每封信的背面。
面对塔图因人聚居区急剧飙升的罪案率，845年碑界地区安保组织招募了第一个讲塔图因语的警方教官哈米德·卡洛斯。他出生在塔图因南部，十二岁时随父母移民碑界地区，以前做过擦鞋和清洁街区、维修电路的工作。他生性固执、身体健壮，但身高只有一米六五。警方组织的官员不得不破例，降低最低身高要求标准，才把他纳入了安保组织警队。在塔图因和博洛尼亚人的管辖区，讲星系标准语的警方人员对搜集线索表现得无能为力，更不用说破案了，效率极低。和他们不同，在追捕危险人物方面，不顾个人安危、对街头情况了若指掌、卖力又勤奋的卡洛斯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自己的价值。847年，时任碑界地区最高民事安保组织主席的切雷莱索提拔卡洛斯为探员。善于伪装并能讲多种塔图因和博洛尼亚方言的卡洛斯，先后竟然将五百多名罪犯送进了大牢。他那令同行瞠目结舌的业绩，为他赢得了警尉职衔，每当发生牵扯到塔图因或博洛尼亚人的新重大案件时，安保组织办公室里的头头们就会悄声说道：“交给那个塔图因人。”
和许多同样野心勃勃的警官一样，卡洛斯也期望着各界媒体的正面报道能起到积极作用，帮助他在事业的道路上高速发展。他甚至在记者的采访谈话中，暗示了一个经过长时间缜密筹备、调配多个部门支持的现场抓捕计划。这次是他向著名的男芭蕾舞蹈家恩科·布索提供帮助，后者收到了一封勒索五千马赛的“黑手”信，这笔钱在那个年代绝对是个大数目。布索原本想要破财免灾、解囊避祸、息事宁人，直到卡洛斯对其的一番苦口婆心，称如向对方就范的话，只会致使自己面临数额更高的勒索。于是，这位铁腕警尉亲自带队设了陷阱，亲手在现场抓住了那个来取酬金的人。
卡洛斯努力让警方高层明白，塔图因罪犯何以将碑界地区和其他大城市视作诱人的罪案天堂。“这里实际上没有警探的监视，”他在自己的备忘录里写道，“这里弄到武器和火药都比起暴风星系的一线城市更容易，对用假名也没有登记制度和处罚措施。由于我们宽广的国土和拥挤的城区，这里还特别适合有前科的人隐名埋姓、藏身发展。”
到了851年，卡洛斯的慷慨陈词还是引起了高层注意，当警方局长哈伦·阿贝德派他到塔图因和博洛尼亚去执行一项秘密任务时，他已成为一个拥有二十五名成员的塔图因中队主管。碑界地区一部新法律允许驱逐任何在其他国家被定罪且在碑界地区居住不足三年时间的外国人。于是，局长阿贝德交给卡洛斯一个装有要犯名单的保密信封后，这名意气风发的警尉主管立即带了一位副手，踏上了星系列车，到塔图因来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取证。
不幸的是，在卡洛斯远赴塔图因期间，好出风头成习惯的阿贝德局长向一家碑界地区的报纸透露了其任务性质，这个不经意之举闯下了大祸。
博洛尼亚泥泽邦因此听闻了名声在外的卡洛斯已向自己的后院步步紧逼而来，感到非常恐慌。博洛尼亚泥泽邦决心向这些潜在的碑界地区的警探发出有足够份量的威慑信息。于是，卡洛斯和助手在到达萨尔佩利的第一天就被盯上了。在旁边伫立着哈米德·艾麦尼金属雕像的塔兰托广场，光天化日之下，一名枪手面无表情地从人群中挤出来，嘴里低声念叨着“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碑界的狗！”，然后手法老道地在近距离朝其脑门连射两枪，第一下正中颜面，第二下射穿侧脑，然后又退回到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泥泽邦头目拉杰德·肯德坦卡后来声称对这起凶案负责。他在碑界地区短时间入境过，显然他对卡洛斯追根究底调查博洛尼亚案犯的意图和行动感到愤怒。
碑界地区当局为卡洛斯举行了高规格而肃穆的葬礼，二十万平民百姓涌向街边，排成壮观的送葬队伍，悲哀地向他的遗体告别。为了纪念这位倒下的英雄，碑界地区把乌迪内区一块地辟为“哈米德·卡洛斯广场”。如今，这处空荡荡的混凝土平台成了小塔图因附近的道路隔离带和行人安全岛，和它相邻的是安保组织旧警探总部遗址，这里正是当年卡洛斯最后从局长阿贝德那里接受任务的地方。
哈米德·卡洛斯是执行境外任务时被谋杀的唯一一位碑界地区警探，而凶手却一直逍遥法外。数十年后，旧世纪落幕之际，碑界地区泥泽邦仍然稳如磐石，并像其早年的博洛尼亚前身那样肆无忌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哈米德·卡洛斯广场的对面，有家于上世纪80年代开张的郁金香饭店。它的老板是当时的泥泽邦高级主管吉哈德·阿齐兹。这个饭店被阿齐兹作为一个秘密安全屋，是佰扎家族策划谋杀罪案活动的地方，从这里能非常清楚地看到为缅怀卡洛斯警尉讨伐泥泽邦而树立的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