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经济

　　明朝是中国封建历史上最后一个汉人王朝。它一度有着繁荣的经济。16、17世纪间，明代曾是世界上手工业与经济最繁荣的国家之一。
　　明代初期推行的海禁政策，使得商业受到一定的压制，但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废除海禁后，海外贸易重新活跃起来，全盛时远洋船舶吨位高达1.8万吨，占当时世界总量的18%。而最后因为农业衰败引起的农民起义灭亡。在明朝，一些日常用品制作得相当奢华，不但是质地，做工也颇为考究。
　　中国明朝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可分为两个阶段。从明太祖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开国，到明宣宗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明宣宗执政的这段六七十年时间里，随着政局的稳定，被战乱破坏的地方，又重新建立起社会秩序，农业逐渐恢复，户口与垦田逐渐增多，粮食产量增加，政府税收增多，官营民营手工业陆续发展，商业城市增多，东西南北商业流通畅快，海外贸易往来活跃。
　　从公元1522年，明世宗嘉靖元年，到公元1573年，明神宗执政以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是我国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工商业的繁荣，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朝代。
　　太祖朱元璋对腐败深恶痛绝，大力根治使明朝维持了70年的清廉政治，进行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推广桑麻棉种植为手工业提供原料，他积蓄下来的钱与粮，为数不少，然而太祖积蓄下来的，不够成祖花费。
　　洪武年间，有所谓“开中”的办法，招商人送米进官仓，换取“勘合”，到出盐的地方领盐。这一种以米易盐的办法，与所谓“引”(运盐的许可证)，是相辅而行的。
　　成祖在北京缔造新都、疏通大运河，夏原吉便限制全国商人，只许在北京以米换取“勘台”，于是北京各仓的米十分充裕。米是可以卖钱的，于是夏原吉解决了缔造新都的费用问题。
　　成祖又要张辅平定安南并五次亲征漠北蒙古，夏原吉于是又准许边疆各地“开中”，也应付了少军费与军粮的开支。胡荧“寻仙”、解缙修永乐大典、郑和下西洋，成祖的花费没有止境，而夏原吉张罗的本事有限。
　　于是，便自然而然也走向“通货膨胀”的歪路。尽管朱隶时期经济发达、国泰民安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经过二十二个年头的痛快花费，白米一石的价格，已由洪武初年的一贯，涨到五十贯了。
　　夏原吉于永乐十九年因反对第三次亲征而被关在“内官监”，一直关到仁宗朱高炽即位之时，就他本人而言，倒是省了不少筹钱的烦恼。
　　仁宗请他回任户部尚书，向他询问财政的方略，他说，最要紧的是，少发钞，多收钞。仁宗因此而竭力节省糜费，增加收钞的市税与“门摊”(京师北平各个城门口的卡子税)的税率，同老百姓声明一俟钞价增高，便减除这所增的税率。
　　仁宗政治环境宽松，采取减轻百姓的困苦重农、用贤、惩贪的一系列政策，开创了“仁宣之治”局面，只可惜朱高炽在位仅一年时间就因病去世。
　　宣宗朱瞻基在位10年时间，平定了汉王的叛乱，安抚赵王，稳定了国内形势；撤兵安南，去掉困扰多时的平叛包袱，但也给后人在南海问题上留下了无尽的麻烦；推行重农爱民的仁政，国泰民安，国富民强。
　　然而随着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君臣陶醉在表象的治平景象中，没有意识到盛世下存在的隐患。
　　“臣僚宴乐，以奢相尚，歌妓满前”，纪纲为之不振，大量土地流向皇室勋贵官僚地主手中。维持了近70年的清廉政治至此结束，这种情况宣宗当然脱不了干系。
　　经过弘治太平盛世到嘉靖、隆庆时期，政治混乱、处于严重的财政危机之中。
　　明神宗万历朱翊钧在张居正等大臣的鼎力相助下，实行新政，使朝政为之一振。使大明王朝的经济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开创万历新政的局面，一些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关系。
　　他也曾28年不上朝听政，被后人认为是中国历代帝王中最懒惰的，他还穷奢极欲，使吏治更加腐败，为此背负了千古骂名。日本发动侵朝战争、宁夏副总兵官哱拜起兵反叛、西南又发生杨应龙叛乱，朱翊钧被迫三路出征，史称“万历三大征”。三征历时十余年，丧师数十万耗银数千万两获得全胜。
　　明朝铁产量为北宋的两倍半，棉布取代麻布成为纺织品的主流产品，无论是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丝绸、棉布、瓷器等轻工业，在世界都是遥遥领先，工业产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军事力量的强大从军队装备上可见一斑，神机营3600步兵1000骑兵400炮兵。
　　其用霹雳炮4600杆（步骑兵用的多管步枪），合用药9000斤，重八钱铅子90万个，大连珠炮200杆（子母冲快炮，子冲相当于炮弹），合用药675斤，手把铳400杆（炮兵用的防身手枪），盏口将军160位（重炮）...除神机营外明朝还有数个炮车营。但这只强大的军队在“万历三大征”40多年后败给了李自成。
　　明朝为了恢复元朝末年被严重破坏的经济，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加强了经济立法。
　　明初，为适应农业的发展，保证劳动力的需要，颁布法令释放奴隶，严禁诱骗掠卖良民为奴隶。同时，还颁发了一系列有关招收流民垦荒、兴修水利，实行屯田和匠户轮班等方面的法令。
　　从公元1370年(洪武三年)开始移民垦田，“徙江南民14万于凤阳”(《明史》卷七七《食货志》)。迁山西晋城、长治二州的无田农民到河北、山东、河南一带。凡移民垦田，都由朝廷发路费、耕牛和籽种，或免税三年。许多荒地因而得到垦殖，自耕民的数量不断增加。
　　明朝的手工业生产在整个封建经济中的比重进一步增加。这种新的生产关系，首先在杭州、上海、南京、松江、苏州、景德镇等地出现，以丝织中心苏州为例，明末织机多达万台，工匠多达五六万人。
　　松江是棉纺中心，民谚说：“买不尽的松江布，收不尽的魏塘(今浙江嘉善)纱”，盛况空前。“南松江，北潞安，衣天下”，潞安在山西南部，每年供应皇室的丝绸料达5000到10000匹，产量仅次于江浙一带。
　　为了加强对手工业生产的管理和控制，《大明律》专设《工律》一篇，对军民官府营造的申报审批、营造所需材料、财物、人工，制造器物的品种规格等等都作了规定，违反者治罪处刑。明朝前期有官营和私营两种手工业生产组织。官营手工业的生产规模比较大，经常有几十万技术高超的工匠轮番劳动。行业多，分工细。
　　明初建立了匠户匠籍制度，工匠分轮番匠和住坐匠两种。轮番匠每三年到京服役三个月；住坐匠固定做工，每月有1/3的时间为官府做工，月粮由国家支给，其余2/3的时间自由支配。这种工匠比元代长年固定在官府生产的工匠，有了较多的人身自由，从而提高了生产积极性。
　　对于矿冶业，对非贵金属允许自由采矿和冶炼，官府课税；对金银等贵金属矿只能由官府经营，其他与国计民生关系较大的铁、铜、铅、锡等矿藏，必须取得官府批准，才得开采，未经官府许可，私自开挖者，以“窃盗罪”论处。
　　对商业，明代承袭前朝旧制，对某些重要商品，如盐、茶等实行专营制度。明律规定，盐和茶都由国家专卖，商人必须向官府交钱买“盐引”和“茶引”。“引”是商人运输货物的凭证，印有法定的重量单位。明洪武元年修定的《盐引条例》，规定犯私盐罪者绞，有军器者斩。其后在《大明律·盐法》规定
　　凡犯私盐罪者杖100，徒三年；若有军器者加一等，拒捕者斩。明朝统治者凭借国家权力，将有较大市场、利润较大的商品垄断在官府手里，使民间商业的经营范围缩小，极大地限制了民间商业的发展。
　　对海上贸易，明初立法严禁私人出海，违者轻则杖100，重则处绞刑或斩刑。到永乐、宣德两朝至嘉靖初期，海禁稍有放松，海上私人贸易迅速发展。到嘉靖三年起又屡颁禁海律例，结果私人海外贸易完全停止，严重摧残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萌芽。
　　明朝的税法有田赋和商税。明初依照唐代的两税法，核定天下田赋，其数额列入《黄册》，即户口册，详细登记各地居民的丁口和产业情况，每年审查一次。
　　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在丈量土地的基础上制定耕地的总清册，将田主的姓名和土地的位置，分别登记，编成《鱼鳞册》，作为征税的依据。
　　田赋分夏税和秋税两种，夏税收麦，秋税收米，官田亩税五升多，民田亩税三升多，重租田八升多。到明中叶，由于赋役苛重，人民纷纷逃亡，生产受到破坏。自嘉靖至崇祯年间进行赋税改革，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
　　其主要内容是：各项复杂的田赋附征和各种性质徭役一律合并征银；徭役中的力役改为以银代役，由官府雇人充役；徭役银不按户丁分派，而按地亩承担；
　　以县为单位，将全部徭役银分配一县的田额上，平均负担，改变了原来按里分摊的办法。“一条鞭法”既是税制化繁为简，又由实物税转为货币税，有利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具有进步意义。
　　明代改变宋元以来商税繁苛的情况，规定商税率为1/30。明神宗时，派出税监到全国各地去监督收税，逼得机户停机、窑主歇业、盐工抗税、矿工暴动、市民罢市。
　　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内监孙隆到苏州充任税监，他勒令除已征税外，每机加派白银三钱，丝织品每匹加银三分。机户因此停工，几千织工染工失业。
　　生活无路的织染工匠2000人集结于玄妙观，公推织工葛贤等几人为首，高喊“赶走孙隆，杀死税棍”的口号，冲向税监衙门。斗争坚持了三天，打死税官、恶棍十几人，火烧了税监衙门，孙隆逃跑了，加派的税银取消了。
　　农业
　　移民垦荒
　　在古代，农业是国家的重中之重，耕地的多少跟国力强弱有直接关系。朱元璋曾说：“农为国本，百需皆其所出。”为了发展农业，首先要把战后流散的农民固着土地上。为此朱元璋曾多次令民归耕，并以减轻赋税为鼓励措施。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规定允许百姓垦荒田为己业，并免徭役和赋税三年。
　　洪武三年，令苏、松、杭、嘉、湖五郡无田百姓到临濠垦种，官给钱、粮、耕牛、种子，免徭役三年。
　　又以北方近城地多不治，“召民耕，人给十五亩，蔬地二亩，免租三年，有余力者不限顷亩”。“额外垦荒者永不起科。”又令四方流民各归田里，丁少地多者，不许多占，丁多地少者，验丁拨给荒田。
　　这些措施有效地召回了流散人民，也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定和农业生产的恢复。
　　初期，由于多年的战争加上通货膨胀，且前朝元惠宗为治水加重徭役，经济近乎在崩溃的边缘。明太祖洪武年间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与移民垦荒，也实行屯田政策，军屯面积占全国耕地的近十分之一。
　　此外，商屯也相当盛行，政府以买卖食盐的专卖证（称之为盐引）作为交换，利诱商人将粮食运往边疆，以确保边防的粮食需求，然而此方式并非以以物易物方式，而是要求盐商先交钱再等晒盐季再给盐，却又为税收不足而将新产出的盐另行外卖，延后交盐给正规盐商的时间，致使盐商交了钱却要三五年甚至十年后才拿得到盐，却又因身份管制而无法抛弃盐商身份另行谋生，因此而家破人亡，私盐亦大为流行。
　　明太祖也曾派遣国子监下乡督导水利建设，并以减免税赋奖励耕作。这些措施使得过去很多饱受战乱损毁的地区恢复生气，使明朝的经济得到快速的恢复。
　　在万历年间，明朝的耕地总面积是七百万顷，明末时达到七百八十多万顷，此一水平即使是到了后来的康乾盛世都没有被打破。当时欧洲的传教士是这样形容明朝的：中国的耕地像花园一样井井有条，没有一块荒地，中国产的糖比欧洲白，布比欧洲美。
　　明代经济仍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明朝农业无论是产量还是生产工具，都高于前一朝代，番薯、南瓜、蚕豆、土豆、玉米、棉花等美洲高产作物在16世纪中叶时由国外陆续传入，尤其是棉花，已在全国普遍栽种。
　　此外，较容易栽种的蕃薯和玉米，可以种植于土壤相对较贫瘠的地区，对于粮食需求日增的明清两代尤其重要。万历年间，耕地总面积超过七百万顷，为明神宗万历年间开始的人口稳步增长提供坚实的基础。
　　而在南宋时流行的俗谚“苏常熟，天下足”，由于长江下游地区城市居民的快速增加，及长江中游地区的快速开发，中晚明时，已经转变为“湖广熟，天下足”，意即当时主要的米粮生产区已经转移到湖广地区，也就是现在的湖北省和湖南省一带。
　　晚明以后，湖广的米开始被长途运送至江浙、闽广等地区贩售，使当地农民开始改种经济作物。
　　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及随之出现的长途交通，都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
　　农业生产技术和农业纺织业，当时发明了一种“代耕”新式农具，耕田利用机械原理，既省力，又效率高；农业肥料，使用高效的“榨油枯饼”；植棉采用著名的“张五典种棉法”；农业灌溉采用徐光启仿制的“龙尾车”取水，“省物而不烦，用力少而得水多”；
　　实行了农业多种经营，等等。在农业和棉纺织业方面，当时江南稻谷亩产达二三石（担），北方小麦亩产在二四石（担）之间，甘薯、玉米、烟草、油料、花生，已在南北各省种植。棉布已成为全国主要衣料，徐光启的棉纺工具“搅车”，以一人当三人句容式，一人可当四人；太仓式二人可当八人。
　　明朝进行了人类历史上重大的“农业革命”，通过对越南稻种的改良，在南北广泛推广新稻种。水稻的亩产量出现了大面积提升。
　　明朝江南首现了生态养殖法，在水稻田地里养鱼，用鱼来吃水稻田里的蚊虫卵，因蚊虫卵而产生的疟疾，在宋元两朝曾肆虐中国，到明朝却已不是大害。
　　明朝第一次创造了泄洪渠和水库综合治理，在江南治理水患，持续千年的江南水患问题得到彻底消解，徐贯等人留下的水利工程，今天还是江南大地抵抗雨季的生命线，从此有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说法。
　　大多数人更不知道的是，西方经济学家把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分成两个马鞍形，在宋朝到达一个马鞍顶峰，在明朝到达另一个更高的马鞍形。两个马鞍形两边的元朝和清朝，却是生产力的大滑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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