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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售票员，没有列车员，没有侍应，这有一辆翻腾着蒸汽准备发车的列车，它那粗犷的汽笛在长夜划破一道惊人的伤口。这是一场有去无回，未知终点的旅行。吾辈没有露怯，找了一个空闲的座位落座，事实上，这节车厢也只有我这一个乘客。
车窗外忽然亮了起来，吾辈在镜子里看见的是一位唯唯诺诺的爱尔兰年轻女人，一位善解人意的剑桥女士，一位因孩子夭折而疯疯癫癫的爱尔兰女人，一个躺在草地上看名利场的威尔士女人。
若是欲望能够使我搭上通往烈狱的列车，那在下必定是头等席。即使是偷了火种的普罗米修斯，是恐怖的伊凡，他们也未必能够与在下同行。
一股咸湿的海风打湿了我昏昏沉沉的睡意，它夹杂了刺鼻的气息，就像俄国人门捷列夫实验室里的实习生打翻了试剂瓶一样难闻。我对气味分外敏感，这不是泰晤士河工厂的大烟囱的吐息声，是硝烟的味道，火药的刺鼻气味。
一艘黑船从这艘列车旁划过。忽然到了海上，这是一艘以我的绝笔弗吉尼亚人命名的豪华游轮，上面总不缺个钢琴师，我曾在巴黎学过绘画，对于乐器也颇为热衷，便想要与这位与人斗琴的船工儿子待在上面，跟随这艘船一起浮沉。
但生命就像永无止尽的街道，一眼望不到它的尽头，畏惧的从来不是能看见的东西，而是不能看见的东西。
列车已经抵达冻骨的沙俄大陆，玻璃上也结了一层厚厚冰霜。这节油腻腻的三等车厢独自前行，我谨慎地在老旧得不像样的打铃声中下了站，这是一座年久失修的车站，就像它的列车员那样衰老。
这个佝偻着背的老家伙仿佛是民意党份子那般丑陋，那双年迈的眼珠就像烂掉的牛眼。
他吝啬地不肯同我分享他那间狭小但温暖的办公室，炉子里的火很旺。
他提了一盏昏暗漏风的煤油灯在我面前晃了晃，向我示意可以在那掉了漆的长椅上躺上一阵。
这是通往完满的路吗？我不知道。
我不懂俄语，但我冥冥之中知道了这座名为阿斯塔波沃的小车站。
孤零零地将魂灵栖息在名为阿斯塔波沃的一个小地方，竟会有此等去处。
总是有人认识我的，不会认为我是刚刚被解放出来的农奴。
也许自上而下的贵族或地主之中有人会大方地施舍几块卢布给我立个石碑，墓志铭只得任由毛茸茸，原始的沙俄石匠胡乱题上--'最后的旅行'。
冷清的当普尔堡外难得会如此的热诚，在爬满常青藤的石墙外围，今天聚拢了诸多好事巴黎市民。
即使是巴士底狱出来的革命党也从未对于绘画以外表达得如此热衷，以至于法兰克的理发师扔下剃刀，留修了一半头型的高卢人在他的店里枯坐。
棺材铺老板大声叱骂了心急的学徒几句，便亲自将最后一根榫子潦草入凿，这是为戈博兰区的某位先生制作的新居。
这番景象却让玛丽怀念起巴黎的歌剧院，当拉莫的名作上演时，那些马赛来的狱卒，为女性审批穿裤子申请的警察，还是在面包店里薅黄油的蟊贼，擦鞋的孩子，无论科西嘉岛来的没落贵族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赶赴剧院。
黑色的人潮外蓦然冲撞出许多辆鲁莽的贝尔利奴马车，横冲直闯，在一片小声的谩骂声和惊惶的呐喊声中，硬生生地挤出一个宽大的豁口，终于整齐地在生了锈的铁栅门外停将下来。
其中不乏拉过皇家滑车的爱尔兰骏马。
滑车被装饰的十分优雅，骏马也全副武装，在阵阵清脆的马车铃铛声中神奇地奔驰而过。
这是普罗旺斯伯爵和阿图瓦伯爵马场的宝骏，他们须得向执戟的卫士递呈革命法庭的羽毛信才得以进入这个城堡。
这由他们一手策划，只是因为他们那软弱可敬的兄长人头尚值得一笔赏金。
但这位赤字夫人高高在上，让原本理直气壮的普罗旺斯和阿图瓦面面相觑，保皇党的老顽固们则旁观着这一幕闹剧的发生。
玛丽不止一次梦回昔日的凡尔赛宫，她重用了那位卖弄姿色谋求上位的蓬皮杜夫人，只因洛可可风格最能显示出她治理下的法兰西帝国下恢弘气象。
陆续来了几辆马车，玛丽猜不到哪辆搭载的是那位马克西米连先生——那位发言了11次要求处死她和她的丈夫的日耳曼人。
但玛丽已经对此了无兴趣，除了这位卧在床上哀声叹气，被吓得瑟瑟发抖的可怜虫，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他们都已明确了自己的行刑日期，自己倒成了此件事件的局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