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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娘，宫女又怎样?九月也是宫女，我视为亲人，视为订……”后面的李伸未说出来，因为一说出来，弄不好李林甫就会针对九月家人了。
对比一下以前的庶人府，这种变化不亚于起死回生。
世间最难的不是创业，而是起死回生。
包括王朝也是，房玄龄说，创业难。魏征说，守成难。
李世民拍板，两者都难，然创业之难，已往矣，守成之难，当与诸公慎之。
两者都困难，但不是最难的。
最难的是挽救一个完全腐败、临近死亡的王朝。
刘秀的那不算，名义上还是汉朝，实际属于另起灶炉。
人亦如此，想练出一具好的身体不容易，想保持这个好身体更不容易，但最难的是将病入膏荒的病人治好，并且还要让他重新拥有一具健康的身体。
一样的道理。
日子才刚刚过好呢，以前几家人甚至还不如一名普通的宫女，怎么就瞧不起宫女了。
李伸不悦，王二大娘不敢说话。
但李伸也及时闭上了嘴巴。
看不起就看不起吧，王氏渐渐不行了，难得的有家人进来探望，自己何必说些扫兴的话。
于是他自觉地离开了。
外界，杨国忠正在筹备三司，得将这三个部门搭起来，才能由上往下地实施。
但外面大事不消停。
先是哥舒翰攻下了石堡城。
据说此役唐军死伤数万，只拿下数百吐蕃士兵。
这种说法太夸张了，此役不仅是攻打石堡城，同时还围绕着石堡城一带，展开了许多场的攻防战，围点打援战。原因不用多说了，石堡城地理位置确实很重要，吐蕃也不会默视唐军攻打石堡城不管不顾，唐军来了，如同皇甫惟明那次，必然会派许多军队来相救。
因此唐军伤亡惨重，吐蕃军队石堡城内只有几百人，不过石堡城外的军队伤亡也不轻。
李伸对此役的看法很公平，不值！不值的原因与石堡城、吐蕃军队无关，而是安史之乱。
没有安史之乱发生，此役说不值也不值，即便将石堡城拿下来，能不能拿下整个青海?说值也值，将这个门户拿下来，唐军可以扬长西进。
但因为此役，等于将许多精锐的将士平白无辜的牺牲在石堡城下，导致安史之乱来了，青海抽不出更多的精锐军队。
而且李伸对哥舒翰的评价也比较低。
别看这个人拿下石堡城，那是用无数条将士的性命堆下来的。
实际哥舒翰的军事水平很一般，偏偏此人拿下石堡城后，持功狂傲，连安禄山也瞧不起。
但结果呢。
拿下石堡城，哥舒翰不知天高地厚，于赤岭西边开屯田，又用两千名谪卒守戍青海湖龙驹岛。
今年年末，青海湖冬冰合，吐蕃大集军队，岭西屯田的和龙驹岛的戍卒尽没。
但不是最惨的，最惨的是未来的桃林之役，不管怎么说，朝廷发给了哥舒翰二十万大军，但被崔乾佑一万几千名叛军打得落荒而逃。
哥舒翰本人也被抓住了，抓了就抓了，偏偏这个人贪生怕死，还投降了。不但投降了，还替安禄山招降李光弼、来瑱、鲁灵……
这是第一件大事。
第二件大事是李林甫和王鉷发动的。
唐朝府兵置折冲府。
朝廷必须颁发敕书、木契和铜鱼，经都督府和郡府检验，才能调发府兵。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军队得有多重要啊，难道不应当谨慎吗?
李隆基真的比李世民差远了。
府兵制度渐渐败坏，张说募宿卫，说募呢，实际是半募半征，家庭好的摊上了，立即花钱雇人顶替，所以将领对这些宿卫视同奴隶部曲，长安城中的百姓也鄙视之。
即便这样，还是未能募足，只好从各城市募来大批商贩走卒或刁滑之辈充数。
派往边境戍边的府兵，多被边将（是府兵，不是自己手下的亲信）当苦力使唤，往死里用，死了后，还能吞掉他们的财产，或者继续用他们的名额冒领衣资赏赐。
现在更惨，明明惨死在前线，王鉷还逼着他们的家人补税。
于是国内几乎所有人以兵伍为耻，当了兵，那怕父母兄弟都看不起。
李林甫停止了折冲府的铜鱼和敕书，自此，府兵彻底消失在历史长河。李林甫又说天下太平已久，国内军队可以渐渐裁减，也禁止百姓携带兵器。
如果不是安史之乱，此策确实不大好说，毕竟府兵确实名存实亡了，至少能减少许多不必要的支出。
但有了安史之乱，一切不同。
如折冲府还在，到了生死存亡之时，就能在叛军的后方及时地组织起一些武装力量。
特别是禁止百姓携带武器，于是整个北方老百姓在叛军面前，化成了软弱无力的羔羊，想怎么杀就怎么杀。
李伸得知后有些纳闷，难道李林甫真的一点也不怀疑?
或者他破罐子破摔，巴不得他死后安禄山早点反叛，于是进一步替安禄山反叛扫除障碍?
不过李林甫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
这时吉温还没有倒向安禄山，他与杨国忠联起手，发掘萧炅和宋浑二人的贪污罪，这两人虽是李林甫的亲信，无才又无德，贪起来还不要命。关键吉温之前和他们是“同党”，对他们底细一清二楚，一二三，两人就被杨吉拿下了。
李林甫眼睁睁的看着，却没有半点办法。
搞掂了萧宋，杨国忠将李伸请到了太府寺。
见面未说正事，而是说李林甫。
“殿下，李相公拿出重金悬赏，到处找那个写信人。”
李伸小声说：“可能宫内有人被李林甫收买了。”
不是宫内的人，而是李隆基身边的人。
那天凌晨，李伸说未必与鬼神有关，说不定是人为的，普通人做不到，不代表着所有人做不到，比如那个写信人。
这件事多半也传到李林甫耳朵里。
他将势就势，拿出五百金重赏，让各地，特别是北方的各郡县，你们给我将这个写信人找出来。
他多恨写信人不用说了，然而这样公开的搜捕，不仅是仇恨，也是做给李隆基看的。
不是上天示警，乃是这个写信人做的，用此来陷害老臣。
李伸又说道：“杨兄，无论他怎么做，圣上对他疑心是越来越重了。”
“殿下，你说是不是他做的?”
“不知道啊，这已经超出我的认知。杨兄，这件事呢，你最好少议论，万一让他将人找到了呢?”
“我也暗中下了命令。”
不但李林甫在找，朝廷也在找。
听到了李林甫的悬赏，高力士急了，对李隆基说了情况。
李隆基立即向各州县补发了一道诏令，找可以，找到了，必须善待，并且要保护好，安然无恙地将人送到长安。
但真找到了，真的有些不好说了。
于是杨国忠也插手了此事，暗中对各州府下了一条命令，找不到不要紧，找到了，如果出了事，相关的官员，我一个也不会放过。
李伸听了好笑，你们慢慢找去吧。
这才说正事。
“殿下，那个刘晏我请来了，此人颇有些不识相。”
不是不识相……
“杨兄，你将他叫来。”
杨国忠让手下将刘晏叫来。
刘晏说出原因：“殿下，国用已足，何必敛民乎?”
他这一问，让李伸意识到一个问题。
安史之乱后，唐朝一片凋零，物价也严重上涨，为了维持国用，唐朝陆续地出两税法、榷酒榷盐制度、屋架税（房宅税）、放开海禁，这些都被宋朝完美的继承过去。
之所以这些“新政”被落实下去，是大势所逼的。
李伸之所以现在就想推出这些策略，是想让杨国忠立下更多的功劳。
功劳越大，才能得到李隆基更多的器重，就能渐渐完全取代李林甫，而不是非要等李林甫过世了，才能替代。
唐朝现在总体上还算是太平，可以从容地落实这些新政，发现问题也能及时纠正。
三是未来。
李伸已于徐州泗州布局，当然，想让它们发挥作用，还要做许多事。
但已经布了局，那一片地区，李伸就将它们视为未来自己最重要的根据地。
一个根据地，得有一个完善的税赋制度。
特别是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无论是两税法或是眼下的租庸调制都不能用了，激励农民敢于耕作都来不及了，还想苛以重税?
李伸自己也能推行，不过一需要时间，二变成李伸站在前台了。
不像现在，李伸只是“参议”，用不着得罪太多的人。
这是良性的一面。
但也有两个严重的弊病。
没有危机相逼，就缺乏动力。
在这种情况下落实新政会更加的困难。
新政针对的对象主要是各家僦柜以及一些富裕的群体。
然而这些人也算是“民”。
并且立意归立意，到了执行时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就像王安石变法，几乎每条变法立意都是好的，但到了执行时，全部发生了偏差。
所以李伸再三强调，必须将刘晏和第五琦请来。
这些顶尖的大臣，也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可是前面有杨国忠顶着，李伸在后面参议，两人只是助手，以他们的才华，已经足够用了。
但想顺利执行还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现在的官场，几乎完全腐败，执行时必然发生更严重的偏差，到时侯连“小民”的财，也会敛了。
正是这两条，刘晏离的近，最先来到长安。
他听到后很是排斥，迅速表示了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