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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曾经以“一个人的招聘会”为题，报道过我办理的一个案子，现在回想起来，斗智斗勇的过程挺有意思。
零四年的夏天，乌鲁木齐市一家基层法院执行局的局长给我打电话，说有事情需要商量。我赶到法院后，局长和另外一个人已经在办公室等我了。
局长说：“老郑，这次得看你的了，一个被执行人消失了好久，案件执行不下了。这个原告很可怜，你帮他把人找到，我们去抓，尽快帮原告挽回些损失”。
办公室里另外一个人就是原告，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落魄、颓废。我知道很多人因为打官司打到最后，反而是把自己折磨的一塌糊涂，原因就是官司胜了，执行不回来，费时耗力。
了解完案情，局长让原告先走。原告走的时候紧紧的拉着我的手，就好像遇到救星一样，连声音都有些颤抖。
“求求你了，一定得把这个人找到，不然我死的心都有”
“老哥，你放心回去等我消息吧，我会尽全力帮你的”
我只能这样安慰他，因为我知道我们不可能什么案子都能拿下。
局长把门关上后，摇着头说：“老郑，现在明白为啥叫你来了吧，这个原告挺可怜，他天天来我办公室，弄的我别的工作啥也干不了，他还去了人大上访，你赶快帮我把人拿下”。
我笑着说：“领导，我一进来就知道又一个烫手山芋，呵呵，既然你安排了，我硬着头皮也得上啊”。
线索少的可怜，要找的目标名叫程卫国，除了判决书上的名字和身份证号，就没有别的任何线索了。
开车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考虑这个案子的突破口，快进市区时，调查思路和框架也慢慢清晰成熟。
沙区刑警队很多老刑警都是我侦探生涯中办案技巧的启蒙老师，警校一毕业我就是在那里实习的。
当时是在二大队，也就是反盗窃探组。队长名叫郭建新，大家都戏称他“猴子”。呵呵，我觉得不光是因为他长的瘦，还因为他给人的感觉每时每刻都在想案子，点子多，甚至觉得他会为破案六亲不认。
我们探组的组长名叫范宏伟，刑警们都亲切的叫他阿范，他长的很帅，酒量也很大。当时还没有五项禁令，我们整个组刑警的生活规律基本上就是侦查、抓捕、喝酒。
阿范给我配了一辆警用三轮摩托车，我的工作热情非常高，不管晚上加班有多晚，每天早晨都会是第一个到单位，打扫完卫生就擦摩托车。很多刑警路过时都会和我开玩笑说：“小郑，你把车漆都擦掉啦”。
我得到老刑警的认可，除了工作态度比较积极外，还源于我主办的一桩盗窃案件。那是一桩没有盗窃现场可寻，没有作案时间可查的案子。
一个出纳员将单位部门要发的工资全放在了自己的挎包里，又把包放在自己的柜子里。下午下班前柜子门没有锁就出去办事，办完事回到办公室，拿上包也没检查钱在不在就坐公交车回家，回家后又接待来串门的一个邻居，一直到第二天去办公室才发现包里的两万元现金不翼而飞。
郭队长召集我们探组开了案情分析会。大家都比较沉默，我因为是新人，也坐在那不吱声，郭队就直接点名让我说下想法。
我说：“经过前期的侦查和走访，我认为在办公室内被盗和在下班公交车上被扒窃的可能性不大。现在疑点比较多的是邻居来串门的环节，因为这里有近一分钟时间邻居单独在放包的房间内逗留。但本案没有任何现场和痕迹可查，所以如果要能拿下这个邻居，只能通过审讯技巧进行突破”。
郭队长眼神一亮，让我不要有顾虑，继续说下去。
被领导一鼓励，我更有了自信。
“传唤时间应该定在凌晨四点，那个时候的人最瞌睡，思路不会很清楚。在询问过程中，侦查员要突然进入讯问室提取嫌疑人指纹，就说在包上找到了指纹需要进行比对。提取之后立即加大询问力度，这样拿下本案的可能性会大一些”。
郭队长想了下，将烟往地下一丢，说：“就按小郑的方案办”。
那时的刑警队还没有专门的审讯室。将那个邻居带回来后，就在郭队长的办公室里开始询问。
我们整个组的侦查员都蹑手蹑脚的趴在门上听，一听到郭队长给了暗号，张龙便穿上从技术组借来的衣服，拿着从技术组借来的设备进入办公室，故意当着那个邻居的面对郭队长说在包上找到了指纹，现在要进行比对，几个小时就可以出结果。
郭队长后来说，当提取指纹时，那个邻居眼中闪现的一丝慌乱让他心中一喜。
后来的三个小时，完全在郭队长的攻心战和我们的忐忑中渡过，东方发白的那一刻，这个邻居终于哭着说：“郭队长，我能不能单独和你说话”。
从案件发生到确定嫌疑人，再到藏在这个邻居家电视机下面的两万元赃款被起获，整整十个小时。
老刑警给我的评价是：天生的刑警。
刑警队员个性都很强，办案的时间没有规律，办完后就是喝酒，回家的次数很少。我觉得那几年警察离婚率高的原因之一，就是和抓到罪犯后，战友们必须畅快淋漓大喝一场的风气有很大关系。
当时的法律对警察办案的要求还不是很严，刑讯逼供可以说是家常便饭。记忆犹新的是我离开刑警队的时候，郭队长送给我一个打火机，并且给我送了一句话，他说：
“小郑，我没啥礼物，这个打火机送给你，还给你送一句话，好的刑警查案子是调查出来的，打出来的不是好刑警”。
张龙是我在刑警队关系最好的兄弟，他的性格不同于其他刑警，他属于比较细的人，我从来没有见他打骂过嫌疑人。按照我的话说他就是一文化人，但他的办案思路和法律知识的掌握在刑警队出类拔萃。他现在已经是刑警队重案大队的领导了，直到现在，有些案件调查思路和构想都会时不时给他一个电话探讨下。
一进市区，我的车就直接开到了刑警队。每次去刑警队都有回家一样的感觉。老的刑警都认识，见面都很高兴的胡乱开玩笑。
我在刑警队转了一圈，见到哪个老熟人有空，就生拉硬拽的拖到电脑前，调取一些对案件调查有帮助的线索。
一个小时后，我拿到了程卫国家庭成员的所有资料，在系统中又查到了他的一个妹妹叫程艳玲，并且得到了她在乌鲁木齐的暂住地址。
案件主办人当然是马文军了，他办案的细致和韧劲是我最信赖的。在办公室，我俩研究了案情，确定了调查思路和方向，那就是围绕目标的妹妹身上做工作，找突破。
当天下午，我和马文军找到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的一个居民区，给人的感觉好像到了贫民窟。遍地的垃圾和低矮的木房，加上时不时传来一声小孩的哭喊声，我的心里顿时凉了半截。这里别说找门牌号，连巷道在哪都是乱七八糟的。
简单的商量后，我俩分头行动，专往小卖部进。进去后随机应变，买东西加唠嗑。
一个小时后，马文军那边传来消息，得到了程艳玲的消息，她现在的工作是在一家建筑公司给工人做饭。
接触目标之前还是有不少工作要做的，我们先对这家建筑工地和食堂内部人员进行观察，发现接触目标的最好时机是午餐过后的一个小时内，那个时候食堂里的人最少，程艳玲这个时候一定会在食堂大厅打扫卫生。
计划好后，我俩一起进入工地食堂，一起进入的目的，是必要时我可以与其他人唠嗑给马文军创造单独接触的机会。进去后发现条件不错，只有程艳玲一个人在。
我装出大老板的派头夸了几句，说她在这么苦的地方还这么贤惠啊，说完我就借口找她们老总谈项目就退了出去，并且让马文军在食堂等我。
马文军本身就自带一种书生气，也正是这种亲和力，在不少调查中可以让他很快取得目标的信任。
他和我不一样，我比较强势，所以在谈合同时，他往往能比我谈的价格要高许多。呵呵，这也是我喜欢让他负责与客户接触的原因吧。
马文军很快就取得了程艳玲的信任。马文军的祖籍也临时变成了她的老乡。时机成熟后，在有意无意间，暗示她说我们是国有石油单位，正在招聘一名厨师，工作简单收入高，只负责给十个人做工作餐，月工资八千元。
说到这里时，发现她有明显的兴趣，便故意说应聘的人太多，她想跳槽还不一定呢，先把电话留下，如果有可能再通知她。
饵放出去了，我们知道鱼很想咬钩。
回来后就开始准备。为了省钱，在评估这个案件的风险后，我决定就用我们自己的办公室来设局。
弟兄们分工负责，四间办公室的门上分别贴上工程处、财务处的标牌。我办公室的门上贴上了处长室的标牌，又打印了一些石油工程的材料摆放在桌面上。当然，最关键的是应聘人员登记表，精心设好的局，都围绕着这张登记表。
好戏上演之前，马文军通过电话告诉她，说正好要路过她的工地，可以顺路把她带过来面试。程艳玲又是兴奋又是感激，马上就向单位请了假。她不知道的是马文军哪里是路过啊，而是一上午在远处观察到她已经忙完了才拨的电话。
程艳玲走进我办公室的时候，我办公室电话响个不停，全是工程上的事情。还不断有人进来汇报工程上的事情，当然，这都是调查员们的演出。
把她晾了十几分钟后才开始办理她的应聘。这个时候，她已经完全被我们拿下。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说完后，我让她先把应聘人员登记表填好，这是一切努力的核心。
应聘表里专门有一栏就是直系亲属担保人，法院几年找不到的人能不能从这反映出来就是关键了。
她填到担保人这栏的时候有些犹豫，马文军就立刻开始引导她，问她家里兄弟姐妹几个啊，叫啥名字啊。
她说了两个姐姐的名字，马文军接口说，你家人的名字起的好啊，都是保家的啊，那有没有卫国的啊，保家卫国的名字多顺口啊。
她说有啊，我哥就叫程卫国啊，还在新疆工作过啊。
我心中那个欢喜啊，接着她的话就说好啊，就填他啊，在新疆工作过正好可以做担保人啊。
她说不行啊老总，哥哥现在还在四川开店啊，我说没事啊，把详细地址和电话留下就好啊。
搞定。
临走，她说回去就准备办理辞职。我和马文军又赶忙劝她，让她先别辞职，等工程队出发时，我们再正式通知她上班，到那时再辞职也不晚。
三天后，法院执行局根据我们提供的线索，派出一组法警去四川把正在经营一家咖啡厅的程卫国强制带回乌鲁木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