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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探的生涯很精彩，可以遇见形形色色的人、稀奇古怪的事。刘女士是我划为值得敬佩的那一类。
接到刘女士的电话是零四年夏天的一个下午，上海区号和略显乡音的普通话给我的第一感觉是闯内地的淘金者，交流中很强的逻辑性和语速的把握证明她是个成功的白领。
自己多年的调查生涯，已经形成了接电话时的固有思路，接到陌生的委托电话，刚开始的几句就能基本摸清对方的诚恳度，许多委托人比较感性，表述没什么逻辑性，有些更是说着说着就哭了。
做为侦探，我得在与委托人的电话沟通结束前，理清委托事项的来龙去脉和调查目的。这还不够，还要在脑海中形成比较可行的调查方案的骨架、调查成本等，最好能够在电话挂断前推断出委托人的经济实力。这对案件利润很有帮助。
与刘女士的电话沟通基本不用我费劲费神，不过她说到最后，还是忍不住哭了起来。
刘女士是新疆伊宁人，九十年代与大学同学结婚，共同在乌鲁木齐发展，开始的时候还是挺幸福，好景不长，儿子出生才一年，俩人就离婚了。离婚的原因我忘记了，总之，她的爱人直接走了，留下了她和孩子。
当时的她没有什么正式的工作，一个人在乌鲁木齐打拼。为了照顾好儿子只能辞去了工作，当独自将儿子带到两岁多时，有个去上海工作的机会，摆在她面前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留在乌鲁木齐继续照顾儿子，要么丢下儿子去上海发展。
刘女士有个朋友，夫妻俩的实力在乌鲁木齐属于很低调的亿万富翁。好车好房好生活，唯一的缺憾是一直没有子女，当然，我一直在听她的倾诉，没有问没有小孩的原因。
刘女士找到这个朋友，提出想让他们夫妻帮着照看下儿子，待她在上海发展的好了，再将儿子接过去。这对夫妇本来就非常喜欢刘女士的儿子，这样的好事当然不会拒绝。
儿子有了好的学习环境和生活条件后，刘女士便去了上海工作。近三年的时间，她凭借自己的能力和智慧，在上海成功立足，成为令人羡慕的白领。
这期间，刘女士和这对富翁朋友经常通电话了解儿子的生活，但过了一年多，电话就变的越来越少，后来就没有办法联系到这对夫妇了。刘女士感觉到不对劲后，开始多方打听朋友的电话和地址，最后终于找到了这个朋友的电话，对方的回答让她无法相信，对方说，儿子很好，你就好好工作，找个老公嫁了，再生一个吧，儿子我们要了。
刘女士的解释、争论甚至哀求，对方无动于衷。她开始疯了一样到处寻找这对夫妇，可再也没有半点音讯。她开始求助于上海的执法系统的朋友。那时我在国内已经略有名气，她在公安局的一个朋友给她说在新疆找一个叫郑郁新的私人侦探，也许会帮上忙。
听完刘女士的叙述，我的脑海中对这个案件的大致调查方案已经成形，这个案件能不能受理的关键，在于刘女士和儿子之间的血缘关系的真实性。在这个前提没有法律风险时，才能制定调查方案的细节。所以我告诉她如果事情是真实的，请她带上儿子的出生证明原件和其他所有的证明材料飞来乌鲁木齐面谈。同时，我也告诉她我在新疆的收费是最高的，她要有经济上的准备。
刘女士很快飞到了乌鲁木齐。她本人和我判断的不相上下，成功的白领、智慧的女性、善良的母亲。
看到她带来了我要求的全部材料后，我让她回酒店等我通知。当夜，我便召集调查员连夜开案情分析会。
做我们这行的，不像公安局的侦察员，案件受理和侦查都有明确的分工。私人侦探则不一样，我对有把握的案件才接，并且会根据案件的调查需要挑选能力特长对应的调查员开展工作。
我让韩琦负责这个专案调查组。韩琦是我培养的最优秀的女调查员。能力比较全面，除了思路敏锐、应变能力强以外，洞察力和胆量也非一般调查员可比。
她在我这工作了几年，办过一些经典的案件，朋友们在后面的章节可以看到她参与或主办的案件。最让我惋惜的是她的身体不好，血液中有一种病影响到心脏，手术是早晚的事。医生告诉她不能太过劳累，她仅凭对侦探职业的热爱在格雷一干就是五年。
我到现在都在后悔一次案情分析会上，把她训斥的直接晕倒的经历，在这本书中给她正式赔礼道歉吧。现在她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做文职方面的工作，做的不错。就像我说过的一句话：一名优秀的私人侦探转行做什么都可以出类拔萃。
为了锻炼调查员的能力，我都会让每个调查员在案情分析会上先说自己对这个案件的看法和调查思路。有些新入行的调查员在刚开始参加这类分析会时的表述，我如果不强忍着会笑出来。还好随着时间的推移，有韩琦这样的老调查员引导，我不会太累。
大家都表述过想法后，我提出本案调查原则和调查思路。承办这个案件的底线在于血缘关系的真实性，这点如果有虚假，我们最后就有可能触犯刑律。
刘女士在本地没有任何关系网，通过法律程序胜算不大。如果通过我们用其他手段达到母子团圆，而之后又确定母子之间没有血缘关系，就要承担拐骗或者绑架的刑事风险。
在确定以上风险都可以规避后，要先找到刘女士的儿子，在时机成熟时，直接带离乌鲁木齐。行动实施的过程中，刘女士需要在关键的时间和关键的位置出现，并且在母子团圆的第一时间向110和当地派出所及小孩的养父母主动说明情况。
我告诉刘女士可以签订合同时，她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在我向她介绍我们的调查思路和方案时，她提出个想法，这个想法正好涉及到整个行动的关键，这也表露出一个高级白领思路的清晰。
她说，为了不让养父母再来纠缠，她要办理一张一次性电话卡。这个细节是整个行动及解决可能出现麻烦的关键，我当场就拒绝了她的这个建议，为了防止她带小孩私自离开给格雷公司造成被动，我私下嘱咐韩琦，行动成功时一定要亲自监督她用常用的手机号码通知警方，并且由调查组陪她一起离开乌鲁木齐直到目的地。
调查组成员的分工是不同的，例如组长韩琦的主要工作就是接触目标小孩并成为朋友。查找目标的下落则由副所长马文军负责，马文军对待案件的细致我都自愧不如，他主办的经典案件后面也有专门的章节介绍。
调查员肖兵和梁天负责外围协助，肖兵接触人的能力可以用不可思议来评价。我曾经给过他一个任务，要求他与一个保安成为朋友，最大限度的利用他来提高我们的调查效率，因为这个保安工作的小区就有我们要找的一个目标。
我给肖兵的期限是三天。没想到才过了三个小时，肖兵就到办公室说：“老大，搞定”。我问他达到什么交往层次，他兴奋的说：“老大，我和他拜把子啦”。
我继续问他用了什么代价忽悠的，他的回答让我笑的肚子疼，他说：“我先观察了半个小时，对他的性格掌握个八九不离十，然后直接进值班室错认他是多年没有见面的一个战友，然后买了两盒烟狂侃两个小时，把烟往花盆一插，磕头搞定”。
呵呵，第二天顺理成章的给那个保安布置了监控工作，几天就把案子拿下。那个案子比较小，我没有什么印象了。但肖兵的交往能力和层出不穷的鬼点子，让他成为这个行业不可多得的人才，也是我每次给调查员讲课时必讲的经典。
梁天是个比较内秀的小伙子，现在已经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警察了。我创建格雷值得骄傲的一点，是二十四名调查员中，仅一年就有五人考上了公务员，全部都是人民警察。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有些兄弟已经成为了公安队伍的部门领导。他们告诉我说，在格雷的侦探生涯对他们现在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至少办案思路更广一些。二十四比五就是我骄傲的资本。
刘女士提供的线索很少，只有一个手机号。马文军去邮局要了一个空白的快件表格，又去市场买了几盒名牌化妆品，包裹装好后，将表格上面的字故意擦模糊，再从邮局朋友那借了一件快递制服，之后就给这个手机号打了电话，说看不清楚包裹上的字，不知道送到哪里，没几句话就问清楚了她现在的位置。
当然，正规的让她签收环节还是要假装像一些的，这样可以确认手机持有人的名字。这些手段对我们来说比较简单，效果也不错。马文军穿着快递制服和外围调查员都就位后，就通知她过来签收。
签收的地点在友好商场旁边，签收之后，外围调查员就开始对这个中年女子进行监控，一直跟踪到大西门那的一个高档小区，发现她进入了一个单元，并且是用钥匙开的单元门，调查员虽然不能贸然跟进，但确认了她就住在这里。
第二天一大早，调查组一行四人提前进入这个小区，选择好监控位置后，就拿着长焦距相机坐在车里拍照片。从早晨八点一直到中午饭点，将所有进出这个单元的中年人、小孩全部拍照。之后回公司再让刘女士进行辨认，当刘女士看到儿子的照片时，还没有说话就哭了。
后来的工作是分两组进行的，韩琦负责对小孩的监控，掌握学校、班级，最重要的是慢慢和他成为朋友。另外一组对这家人进行调查，掌握这家人的生活规律。
第二组的工作比较顺利，调查员以忘带钥匙的理由按响别人家的门铃进入单元，等到这个中年女子进来时，调查员尾随她一起进入电梯，然后一直装做打电话，等她按过楼层的按键后再按下比她低的那一层楼，出电梯后，再跑步上一层楼，很顺利的就观察到这名女子进入的房门。
韩琦的工作比较稳妥，发现小孩放学后，由家人接回来，吃完饭后经常会下楼玩一会。看上去这个小孩比较内向。不太喜欢说话。韩琦就在楼道里等，见他出来就一起坐电梯下楼，第一次只是对他笑笑，第二次才打了声招呼，小孩比较腼腆，只是低头笑笑。到第三次的时候，他在电梯里已经愿意和韩琦对话了，韩琦便和他一起在楼下玩，用了一个星期，俩人已经成为了好朋友。
案情分析会在烟雾缭绕的办公室中进行，我对工作能在预计的时限中结束还是很满意。大家都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标出了几个带离小孩的时间段，一是早上到学校门口专车离开的时间点；二是中午放学；三是小孩下楼玩的时候；四是周末。
最后，否决了前三个设想，理由很简单，不能把学校牵扯进来，这样的话影响会很大造成对我公司的不利。下楼玩的时候也不合适，因为带离小孩的时候刘女士必须在场，有被目标养父母发现的风险。最后决定，还是继续等待时机，力争在周末实施带离行动。
这个过程中，小孩和韩琦也加深了感情，小孩在韩琦身边开始有说有笑了。我记得在后来带离小孩的过程中，韩琦也悄悄的哭过，我问她为什么哭，她告诉我说小孩这么可爱，为啥从小就要介入大人间的恩怨，两家都抢着要他其实对他来说不见得是幸福的事情。
又过了几天，等小孩养父母都出去后，我安排肖兵以找人的名义直接敲门进入了这个住宅，目的是为了掌握这家人周末的行程，目的没有达到，房间内只有一个保姆。
据肖兵说，房间的奢华程度把他吓住了，这家人直接买了楼上楼下两层，然后又将两层打通，成了两层豪宅。没有别的办法了，只有继续监控等机会了。
运气是拿下案件的又一要素，充分的准备和认真的工作就会换来瞬间的运气。小孩兴奋的告诉韩琦，星期六全家人都去南山度假。
机会来了。
为了带离行动的顺利，我安排了三辆车。一辆车带着刘女士提前到达南山附近的路口，其他两辆车负责交替跟踪这家人的车辆，确保不丢目标。
这个家族十几口人一起去南山玩，到了那里后，另外两个小孩和目标小孩一起玩耍，其他的人在准备烧烤。根据现场地形和条件，马文军安排刘女士的车停在目标烧烤点的山角下，另外一辆车在带离成功后拉开和前车的距离，如果有异常情况，就在唯一的一条山路上伪装故障车把路堵死。现在的关键就看韩琦了。
韩琦和肖兵一直躲在旁边的树林里观察。运气不错，三个小孩慢慢的离家人有两百米了，他们马上走到小孩跟前打招呼，小孩非常高兴，他俩就和三个小孩一起开始做游戏。
肖兵的特长这时发挥的淋漓尽致，不到几分钟，他就把另外两个小孩带到了其他的地方继续玩。韩琦接到肖兵的信号后，假装突然摔倒把脚崴着了，对小孩说：“姐姐脚崴着了，你能不能把姐姐扶到车里去”。小孩立刻就像个大男人一样搀扶着韩琦走，到达车辆停放的地方得走十五分钟路，如果目标家族发现情况不对，报警只是几分钟的事情。
韩琦后来告诉我说，小孩这么可爱，她不愿意为了赶时间而让小孩发现她是假装的，所以一路上的山路，又全都是密密的树林，她就那么一瘸一拐的走下来了。因为紧张，胳膊还被树枝挂了两个口子。
坐到车里时，韩琦说你也上来吧，我把你送回去。小孩上车后一眼就看到了母亲。可能分离的太久，也可能还存有一点朦胧的感觉，当刘女士哭着把他抱在怀里的时候，他并没有拒绝。我想，如果他那时能有记忆，这一刻将是推动他过早失去童趣、感受早熟和痛苦的开始。
一个上午，我在办公室里抽掉了一包烟，接到电话说行动成功的时候，我第一句话就是最快的速度离开现场，第二句话就是让调查员用刘女士的手机拨打报警电话，拨通后让刘女士亲自告诉警方，是她将儿子带走了。之后又拨打了南山辖区派出所报警电话，告诉说一会会有人会报警丢失小孩，请公安局做记录，是亲生母亲将小孩带走的，没有丢失。打完电话后，我让韩琦监督刘女士一直要保证手机的畅通。
他们到我办公室楼下时，我已经早早发动好车等着了。换乘我的车后，我和韩琦带着她们母子直接从计划好的路线离开乌鲁木齐，一路不停的前往另外一个城市：伊宁。
在一路上避开摄像头驶出乌鲁木齐后，我悬着的心才放下来。也有时间观察这对母子了。
刘女士抱着儿子坐在副驾驶位置，小男孩清秀、安静，甚至有一些成熟，就那么静静的靠在刘女士的怀里。刘女士一直在流泪，我可以感觉到她手臂的酸痛，但她就那么紧紧的搂着儿子。那一刻，刘女士是幸福的。我却在想，小男孩这几年一直生活在另一种环境中，养父养母也给予他最好的教育和生活条件，现在让他重新开始另外一种生活，重新接受自己的母亲，对他而言，到底是幸福还是痛苦呢。
当天开车跑了1600公里路，把母子二人送到伊宁后直接返回乌鲁木齐。因为我知道，小孩的养父母关系网庞大，报警电话又用的是调查员和刘女士常用手机，警方查到我这是迟早的事，决定格雷命运的时刻还没有到来，山雨欲来风满楼是那几天我唯一的感觉。
第三天的上午，我正在外面办事，接到办公室电话，说市公安局刑警队来了七个刑警，将公司的所有办公室和人员进行了控制，让我赶快回去处理。
意料之中。回去的路上我先给市公安局的老领导打了电话，将事情的原委讲了一遍，并告诉他在这件事情的处理过程中如果人为干扰的因素太厉害，请他协调。
这同时，我又给晨报的记者朋友打了电话，说我同意就此事接受采访，但需要在公安局将此事处理完毕后，并约定好第二天在办公室见面。有记者介入，多多少少可以防止因为人情案给我惹麻烦，还可以提醒小孩的养父母不采取过激的报复手段。
回到办公室的时候，看到四间办公室分别都有刑警队员控制，现在回想起来，我真心的佩服刑警队的那些小伙子，干练、专业。其中一个队员在看过我的身份证后，很客气的说：“郑总，你得在办公室等着，我们老大马上到”。
从这些队员的身上我就可以探嗅到刑警队长的风格和霸气。果然，没多长时间，一个身材魁梧的大汉走了进来。他坐在我办公室的沙发上翘起二郎腿，点上一支烟，用新疆土话说：
“郑总，我知道你在刑警队干过，现在你干的这个活也不容易，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咱们井水不犯河水，我们到你这来你知道啥原因吧”
我笑着说：“大队，我当然知道了，要不你们怎么这么多人来呢，我肯定配合你，但这件案子既然我敢接，我是考证过的，是民事案件不是刑事案件，不属于公安局的办案范围。而且我的人协助刘女士找到小孩后第一时间就用常用手机向警方报警进行了说明”。
随后，我将已经准备好的小孩的出生证明和户口本出示给刑警队长。并且告诉刑警队长，小孩的养父母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在四川给小孩重新办了户口并改了名字。
刑警队撤走后，我又通知刘女士拍了一张她和小孩的合影寄过来，我拿着照片送到刑警队，刑警队长将照片提交给局长后，案件就撤了。
这么多年，我和这名刑警队长成了好朋友，很久之后我问他说：
“老哥，你们当时准备怎么办这个案子？”
他说：“说心里话，我没有佩服过几个人，但你把这个案子办的滴水不漏。因为大领导说了，要以绑架案把你收拾掉，我的直接领导副局长压力特别大，为子这个案子还挨骂了，我和法制科的人研究了半天，就是没有找到抓你的法律依据”。
后来，我通过市公安局的朋友向那个挨训的副局长表示歉意，但这位副局长很大气的说没事，说本来就不是刑事案件，你让小郑好好干吧。至今我都想当面表示感谢，但我和这位副局长没有接触过，在这本书中表示敬意吧。
这个案子是我印象中比较经典的，后来听说养父母叫来了小孩的亲生父亲，亲生父亲又知道刘女士在伊宁的住址，他们约了三十多个人将刘女士住的巷子围起来后，将小孩抢了回去。
之后的几年间，刘女士曾给我打过几个电话，希望我继续接手，用翻倍的价格委托我帮她抢回儿子。我拒绝了，因为我知道，与小孩养父母的关系网交手只能一次，如果再出手，将会对我一手创办的格雷公司有致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