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Shaw Ⅰ

　　（2）
　　还有一副金丝包框的眼镜——我没有戴眼镜的习惯。
　　我随手将眼镜放入外套口袋，准备出去找个垃圾桶处理掉。
　　听阮文越这么问，我也有些疑惑：以前这里住着谁？为什么要写下那段话？数字代表什么？
　　“看起来像两个人写的，Shaw，你不会是带了女人回来吧？”他语气揶揄，我知道他在说玩笑话。
　　“带回来教写字吗？”我从阮文越手里把那张纸拿过来，“不是我的。”
　　我随手把那张纸揉成团，同样塞进口袋。
　　既然都是垃圾，一并处理了就行。
　　关门之前，我终于忍不住看一眼屋子：熟悉又陌生的格局，感觉好像住了很久，可我总找不到想找的东西。
　　“舍不得吗？”
　　“这里还住过别人？”
　　“怎么这么问？”
　　他没有正面回答我。
　　我说阮文越不适合修心理学，因为他的心思太容易被人看透了。
　　“随便问问。”
　　我关上门，不再深问。
　　阮文越最常开一辆科鲁兹，很多美国家庭都开这种车，大街上随处可见。
　　他也不是什么优点也没有，至少在那群挥金如土的草包中，阮文越从日常开销，到言行举止，没有沾到一丝不良气。
　　“嘿，要走了吗？”
　　管理员正用沾了水的拖布往地上推，覆上水的地砖，明晃晃的，像抛过光一样。
　　“是，”我把钥匙交给他，“留下的书不少，麻烦您帮忙处理，赚得的收入就请收下吧！”
　　近几年高校新教材的价格节节升高，这些二手教材也开始越来越受学生青睐。
　　“不胜感激，”他接过钥匙，向我深深鞠了一躬，“先生，亲人已逝，还请不要过于悲痛。”
　　说话间，那双浑浊的眼睛望着我，神色惋惜。
　　“谢谢，请保重。”
　　两月前，我在这所大学完成博士阶段的课程，住在佛蒙特州的姐姐和她的丈夫专程开车过来，为了参加我的毕业典礼。
　　在波士顿科学馆附近的高速路口，车子意外失事撞上一辆货车，姐姐当场死亡，她的丈夫在送往麻州总医院的路上，不治而亡。
　　警察局经过短暂调查后，给出结论：驾驶者疲劳驾驶，是导致车辆失控的主因。
　　从佛蒙特州开车过来，算上中途在休息站的时间，最多四个小时。
　　结论荒唐到令人发笑。
　　可惜，警局从来都不是讲道理的地方，不会给我一丝质疑的机会。
　　除了接受这无比荒谬的调查结论外，我没有其他办法。
　　上个月，我在大都会区外的奥本山公墓给姐姐和她的丈夫举行了葬礼，校委会的人也来了。
　　理查德先生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在姐姐墓前行默哀礼。
　　我感谢他出席，他劝慰我节哀。
　　他的声音一如往常苍老，跟安静地墓园很相配。
　　“今后有什么打算吗？”
　　“暂时还没考虑，您知道我现在也无心……”
　　“生活总要继续，亡者停止脚步，活着的人是不能停的啊……”
　　“是，我会很快调整好。”
　　几乎每个人都以能做理查德先生的学生为傲，却鲜少有人知道，近乎严苛的研修要求，也是他的特色之一。
　　要完成他的研修课程，睡觉也得掐着时间，
　　“如果你愿意，可以来我的团队，”理查德先生递给我一张名片，“你是我的得意门生，我很希望你来。”
　　“谢谢先生，可否容我考虑些时日？”
　　“当然，想清楚随时来找我，”他临走前拍拍我的肩膀，“年轻人，振作点，好好活下去。”
　　后来我托警察局的朋友问过，鉴定报告记录：事故车辆上的刹车片磨损程度接近0.3cm。
　　这样的车在高速上行驶，怎么可能不出意外。
　　姐姐向来有定期保养维修车辆的习惯，绝不可能驾驶一辆有问题的车上路。
　　我终于还是放弃了申诉。
　　像我这种没有固定国籍的留学生，警局不会过多理睬，深究的话，还可能牵连到那位校友。
　　“先生，飞机将在半小时后降落，请您系好安全带。”
　　乘务小姐的提醒声在耳边响起。
　　我睁开眼，看到机舱外，天黑得彻底，光明无一丝容身之处。
　　“谢谢。”
　　历经二十几个小时的飞行，大脑早已宕机，闭合许久的眼睛，此刻也蒙上了一层淡雾。
　　伸手摸外套时，口袋内掉出一个纸团——那张写着“85，0805”的纸，披萨盒渗出的油渍仍然清晰。
　　来机场的路上忘记扔了。
　　“先生，”乘务小姐奉来热毛巾和咖啡，“用这个吧！”
　　我依然道过谢，散着蒸汽的热毛巾覆到脸上，大脑的神经元瞬间被这温热感催化得重新活跃起来，如获新生。
　　新生？死过的人，才能得到新生吧！
　　“0805……”这个数字于我而言并没有什么特殊含义。
　　或许有，脑中浮起阮文越那拙劣的表演。
　　他到底在隐瞒什么？
　　“先生，毛巾凉了，我给您换一块吧！”
　　隔着毛巾，一个甜腻的声音从耳边传来，和先前那个成熟的音色大相径庭。
　　我听到这话，把毛巾从脸上拿下来，“不用了。”
　　一声细微又确凿的轻呼响起，我抬头，面前站着的空乘人员，年岁很轻，得体的妆容上，挂着惊喜的神色。
　　她看我的眼神，像是见到什么稀奇物种一样。
　　以至于忘记接过我手里的毛巾。
　　我不喜欢她看我的眼神——直接得近乎粗鲁。
　　头等舱怎么会安排这样的人进来？
　　早前得知我有回来就职的打算，安江地区的政府接待人员立马替我订了一张头等舱，一日三遍地打电话来询，生怕我出尔反尔。
　　安江是我出生的地方。
　　红河三角洲偏西处的一个东南亚国家，安江市正落在此处。
　　我在这里生活了十五年，以一个黑户的身份。
　　父母当年逃难到此，组建家庭共同生活，没有办理结婚证——他们无法提供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
　　没有公民身份的父母，生下的子女，也不会享有公民身份。
　　就像一些国家早年的奴隶制，奴隶的父母，生下的子女，也是奴隶。
　　我们一家人住在低矮灰暗的青石屋，每天只有早饭能吃上几口白米，残羹冷炙才是日常吃食。
　　门口的小道，常年被臭水腐蚀，硬生生怄出一条小沟，臭气引来野狗盘桓，然后抬起腿，往已经发臭的水沟中再灌入几滴狗尿。
　　这样的生活，绝望到没有意义。
　　我无法正常上学。
　　好在教会的神父慷慨，他将仅有的一点知识毫无保留地教给我。
　　“孩子，主会保佑你。”
　　我对他的话深信不疑。
　　后来，不知道神父触犯了什么罪，穿着制服的警察冲进教会，把他绑走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
　　神父是主最忠诚的孩子，尚且不能得到主的保佑。
　　何况是我。
　　再后来，父母的争吵成了家常便饭，父亲气愤之余，抄起身边的物件，揪住母亲的头发，按在地上，发疯般抽打。
　　直打得母亲无力反抗，或是他打不动了——毕竟每日能提供能量的只有早上那几口白米饭。
　　然后，他们都死了。
　　姐姐带上我，跟随那个她那个美国男朋友，往大洋彼岸而去。
　　他们结了婚，姐姐终于成功拿到绿卡，在那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站住脚。
　　即便那个美国佬与她年龄将近差了二十上下。
　　原生家庭能给予她的，只有暴力、饥饿，以及夹杂着狗尿的恶臭。
　　父母死得并不光彩。
　　母亲被父亲活活抽死，父亲被警察生生打死。
　　当有足够正义的理由行恶时，往往都是肆无忌惮的——男人的权威不容挑战；国法的权威同样不容挑战。
　　即使我如今记忆有些缺散，可这种源自内心深处的惊惧感，痛苦到无法忘记。。
　　小脑深处传来轻微震动，像一只挣扎的蝴蝶，扑扇翅膀的频率，自脑干传入听觉系统，我拼命克制这将要冲破耳膜的情绪。
　　飞机猛然下降，轮子触到地面时，剧烈的震动，将我的理智全部击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