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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君实司职西京御史台，鸣泽你去拜访他恐怕不太好？”王元犹疑着。
毕竟司马令的身份不一样。
姜桓笑得平和，对王元，王彪解释道，“司马君实司掌西京御史台，侄儿身为监司，上门拜会本来是有些不妥当。不过……他毕竟是司马君实，侄儿既然身为相公弟子，前去拜会，当不虞被人误会。”
他需要去见刘宗周，他也必须去拜会傅弼，还有范镇等一干身在洛阳的开国致仕老臣。这些元老，不论姜桓想见或不想见，依礼数他都该去拜会。
先来见二王，只是因为王舂对他有半祖之亲，放在第一位，不会让一干致仕老臣认为姜桓失礼。可是若是他始终不去拜见那些老臣，京城里面的皇帝，看好姜桓的杨嗣源，都要以为姜桓崖岸自高、不会做人了。
唯独司马令，却是姜桓不需要见，且因其司掌西京御史台，也不该特意去拜见，但他却想见上一面的。
倒不是因为来自于后世的记忆。那些记忆之中，有关司马令的，除了是燕王一朝名臣，就是《齐书》了，这位司马君实靠着这本史书成就“史公”的称呼。
而是这些年来，姜桓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对司马令有所了解后，因此而产生的兴趣。他想登门去瞧一瞧，看看司马令到底是何样的人物。
自家的师长对韩琦、傅弼、刘宗周都不是很看得上眼，唯独对司马令，却是看得极重。
张太虚的那封《答司马谏议》，可谓是变法的宣言和号角。
‘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
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
为下理财，不为征利；
辟邪，难壬人，不为拒谏。’
几个排比句如同床子弩射出的一枪三剑箭，一记一记的扎向旧党的心窝。
这短短几百字的文章，张太虚将他绝于世的文采挥洒得淋漓尽致，姜桓至今都能背下全篇。看看在正文中的最后一段‘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安石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安石之所敢知。’慈煌煌雄辩之言，尤其让姜桓激赏不已。后来他受到监安上门的郑侠弹劾，上殿自辩时，也顺便借鉴了一下。
但一个巴掌拍不响，张太虚能写出这一篇佳作，全是靠了司马令几封信的刺激，韩琦、傅弼和刘宗周可都没有一个能做到。
而且张太虚还司马令是反变法派的赤帜，当时刘宗周可就在枢密院中，担任着枢密使。对新法反对最为激烈的刘宗周，都已经喊出了‘为与士大夫治下，非与百姓治下’，但在张太虚眼中，依然不是赤帜。可当子要任司马令为枢密副使时，便就是为异论立赤帜。张太虚对司马令的看重，由此可见一斑。
不过姜桓觉得，司马令应该不喜欢张太虚的看重。
他是想要有所作为的官员，距离宰执曾经只有一步之遥，世人也都视其为宰相之才。
正常来，五十到六十岁，应该是一名官员站在一生最高点的时候，章惇便是如此。李国辅、严伯豪、杨嗣源也无不是如此。可司马令却因为政见相异的关系，却硬是被张太虚逼得在洛阳写近五年。
看见曾经的好友执掌一国大政，成为能在下郡国呼风唤雨的人物，司马令在家里挖个地洞进去写的心情，姜桓也能体会得一二。
当初傅弼初回洛阳，曾问邵雍近日洛阳城中有何新奇之事，邵雍回答，有一巢居者，有一穴处者。前任执政王拱辰在自家中修了三层高的中堂，而司马令则是在独乐园挖了个地窖去写，所以一个叫巢居，一个叫穴处。傅弼在大笑之余，心里还不知怎么翻腾了。
换作是他姜桓，要么就是将恨意积蓄在心底，或者就是心灰意冷，从此以山野为念。但从姜桓听的司马令的近况中，可是半点也不像是心灰意冷的样子——虽然司马令应该是君子，而姜桓不认为自己是君子，但人性应该是共通的，姜桓并不觉得司马令的想法会与自己太大的差别。
所以姜桓对司马令很有些兴趣，想面对面的了解一下司马家的这一位史学大家。
姜桓对司马令的态度让王元、王彪有点纳闷，怎么也不可能想得到姜桓他仅仅是好奇的缘故。
不过以姜桓为人、心性和才智，两人也不觉得他会做出什么样蠢事来。独乐园也不是龙潭虎穴，姜桓拜访一下司马令当也不会有什么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