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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三年农历六月二十九日午时，我出生在灵寿县寨头乡九岭村观音堂东场（cháng）一个贫苦农民家里。父亲陈二槐，母亲李狗妮体弱多病，姐姐陈美秀比我大十一岁。
当时食不饱肚，衣不蔽体，过着糠菜半年粮的苦难生活。姐姐美秀出生后，相继又有两个姐姐降生，但由于母亲多病，奶水供应不足，又缺乏营养，后两个姐姐都先后夭折。
我出生后，父母喜上眉梢，“咱家有后了！”转而又是愁肠百肚。上边两个姐姐的夭折，让父母提心吊胆，惟恐我步两个夭折姐姐的后尘。于是按封建迷信，让我过灶，意在让灶王爷保佑我长大成人，给我取乳名叫“灶火”。幸运的是，应了迷信的说法，我竟奇迹般活下来了。
在我五岁时，按人口和工分分饭，有三七分，有二八分，即人口三成、工分七成，或人口二成、工分八成。父母体弱多病，只够半个多劳力，所以挣不了工分，就多分不上饭。每人每天只能有一两粮食的饭菜。榆叶、小杨叶、大杨叶、槐叶、洋槐叶、红薯蔓、荞麦秸成了主食。吃点榆钱、洋槐花库垒（即榆钱或洋槐花拌上玉米面蒸成的主食）就是最奢侈的生活了。
那时人们饥不择食，不少人吃槐叶过量，引起中毒，不能下地干活。最幸运的就属我了，父母在当时也算是老年得子，有好吃的就让给我吃，父母姐姐只喝点汤维持生命。于是，就这样在我八岁那年，也就是一九六〇年，母亲因连病带饿，撒手人寰。
出殡时，我因年幼无知，躲在西房上死活不扛那迎魂帆。无奈姐姐替我扛上迎魂帆把母亲掩埋了。
曾记得，父亲个子很矮。经常上山打柴，背一捆柴比他的人还高，走在路上，从后边看，只看见柴看不见人。队里上工，也只能干点粗活、轻活。
一九六二年，姐姐出嫁了，我们父子俩相依为命，父亲更辛苦了，吃了上顿没下顿，糠菜半年度日月。不幸的是，在次年正月十三，即一九六三年，父亲又驾鹤西去。
爹死了，家里穷得叮当响，没有木料给爹做棺材，只有房后碣根一棵自留大杨树可利用。于是请了木匠想伐倒大杨树为父亲做棺材。谁料想，后头院叔侄父子数人围在树边死活不让伐树，并声称树是他们家的。爷爷急了，对姐姐说：“美秀，拿上斧子去给我砍！”还是姐夫给拦住了，如果硬要砍树，势必遭一顿毒打，又埋不了人。后经公社领导调解，一家一半均分，才伐了树。就在父亲该出殡时，棺材还没赶做出来。待木匠狗赶猫慌、粗粗拉拉把棺材做好，掩埋父亲时已是掌灯时分。
从此以后，我成了一个孤儿。当时虚岁才十一岁。狠心的爹娘啊，你们怎忍心丢下未成人的儿子于不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