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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清朝的民间贸易也十分发达。中国东南沿海向有“船不通则财用竭，米不足民多菜色，故忧在外洋”。即便在康熙海禁期间，闽粤各省滨海人群为了生计，“走险窃出”一直没有停止，“虽严海禁，其私自贸易者，何尝断绝”。开海之后，贸易更是络绎不绝。据两广总督称，“出洋贸易者，惟闽、广、江、浙、山东等五省之人，而其中闽省最多，广省次之。此等之人，皆挟赀求利”。仅乾隆十七年冬至次年春天，由闽海关“先后出口计六十五只”。“富家巨室争造货船，游手惰民竟充贩客”，“江海风清，梯航云集，从未有如斯之盛者”。
因此，用“闭关自守”来形容明清两朝的海外贸易政策，即使适用于官方贸易，也决不适用于民间贸易。另一观点称，不能笼统地说清代前期的海外贸易是闭关锁国政策，它实行的是开海设关、严格管理贸易的政策，海外贸易额比大宋朝和大明朝是有发展的。
清朝海外贸易政策中的不少内容都是直接继承于明朝。清朝由入关开始就基本继承了明朝关于外国来华朝贡贸易的政策，即使海禁时也没有完全断绝与外国的往来。如《粤海关志》记载，广东由盐课提举司兼管市舶提举司事务，办理贡舶事宜。清朝无论对于本国商民的出海贸易，还是外国商民的来华贸易，在具体待遇上也都比明朝有很大的改善。
清代中国的国家机器和官僚体制严重依赖白银的大量进口，拉美白银一旦大规模减产，即波及清朝的货币体系和社会稳定，反过来说明，清代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十分紧密。。
不可否认，清朝在对外贸易中的一些限定中外商人贸易的措施，某种程度上阻碍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其中包括设定本国商人出海贸易的限制，如出洋“三年不归，不准再回原籍”，“只许乘载五百石以下船只往来行走”等。对进出口商品的品种和数量进行限定，如“禁商贩米出洋”，鼓励洋米进口等。以及制定了防范外夷的条例，对外商在华活动加以防范和限制，等等。
但这并没有减弱清代中国与世界的紧密联系。18世纪中国的国家机器和官僚体制，要依赖白银的大量输入才得以正常运作，平均每年流入中国的白银约在180-768万两。这些白银主要来源于拉丁美洲，大量使用拉美白银使中国日益卷入世界经济。学者林满红指出，19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和拉丁美洲独立运动，引起全球白银供应减少。白银减产进而刺激了印度鸦片对中国的输入，加之中国茶叶、生丝等在世界市场的萧条，最终导致清朝爆发银贵钱贱的危机，并引发一系列社会动荡，促成“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