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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筝谷，深圳军委会接见了这个南方为数不多的有战争经验的将领，郑能看到席位偏右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这个人对于他是那么的熟悉。
这是他曾经是主要对手，也是生涯中关键的影响者，浔郁平原上的强劲较量的汤镇林。他如今是代表了深圳富豪的资本家核心领袖，影响着政坛的一举一动，他的身边是深圳的产业富豪和政府军方的人士，大部分身心疲惫。
汤镇林看到他进来，就从座位上离身，来到了他面前，伸出手。
“你回来真好，我们都相信你。
接下来是简短的仪式，市长授将军衔。在桂林政府郑渊远是少将，现在已经是中将衔。
大家复盘现在的形势。
郑渊渊提到一个历史瞬间。唐高宗时期，在唐朝统治了漠北三十余年之际，突厥南迁这样一件事。大家为什么突然厌倦了唐朝，宁愿突厥人取代，唐朝的羁縻制度对我们现在对北方羁縻制度有什么经验教训和改进之处？
羁縻制度始于汉武帝，为了预防匈奴和保障贸易，对边防民族因俗而治。三十年前，我们对大和民族的处置，基本按唐朝宰相温彦博的思路，他主张采纳汉武帝安置匈奴的做法，将突厥安置在朔方，保全其部落、风俗（注1）。其他朝臣都建议将其迁徙河南，散居郡县，实行汉化。
羁縻制度这么开明，为什么却给中唐致命一击。羁縻统治体系真正的问题在哪里？传统中华政治体系中，权衡国家利益分配国家资源的基本精神是什么？中华型的古老帝国在治理边界地区与人群时为什么会经常失败？在南方，从汉代的征服西南夷到清朝的改土归流，这种以强军事力量完成对小群族小社会的压倒性统治，如诸葛亮七擒七纵，这种模式为什么对漠北，对中亚和蒙古高原不适用？
考虑经济地理军事条件上的要素，我认为须考虑魏征当时的远见，考虑其数年之后必将成祸患（唐太宗采纳了温彦博的建议，但魏徵表示反对，两人为此争论数年）。如果还有机会处理这样的事件，应该将大和的人分散到南方各地，不使其抱团，并逐步弱化他们的语言和风俗文化。
时贞观之治人才济济，当房、杜之时，所与共事则长孙无忌、岑文本，主谏诤则魏郑公、王珪，振纲维则戴胄、刘洎，持宪法则张元素、孙伏伽，用兵征伐则李勣、李靖，温彦博、戴胄以弥缝政事，长民守土则李大亮。其余为卿大夫，各任其事，则马周、杜正伦、张行成、李纲、虞世南、褚遂良之徒，不可胜数。
而现我朝堂之上，资本者居多，应该完善职业政治家的制度。在经济治国的基础上，培养有政治远见卓识的职业政治家，以民族兴衰治理为大任。
二千年前的大清王朝的12个皇帝，没有一个昏庸无道，不理朝纲的皇帝，一个个都勤勉治国，小心谨慎。为什么衰败如此之快？道光帝穿着带补丁的裤子，吃打卤面，为何耻辱地败了鸦片战争。帝王糊涂吗？皇帝的品质出问题了吗？咸丰防土木之渐，防宴安之渐，防壅蔽之渐，却败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有中兴之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同治，之后却败在海战，光绪皇帝发起维新却最后完国。1841道光皇帝对英国宣战，1860咸丰皇帝对英法宣战，18947光绪对日本宣战，不乏亮剑精神，为何国家仍然不能掌控局势。留给我们什么教训？民族强才是真强，掌权者贤明不能代替国家实力。
近五百年来，我们抵抗外敌八次，一次比一次激烈，一次比一次惨，又是为什么？民族极度的衰弱和国内一盘散沙，我们的制度也有问题。我们要完善我们的民族职业政治家的制度，把资本的功能以改善经济为人们服务而非少数人敛财，科技上让人民享受到科技进步带来的好处，而非科技成为少数人牟利的工具，人们才看到希望充满信心。
他却在问自己，我们的民族政治家为何不能像日本一样有效推动社会进步。岳父的下台，是他没有远见，没有卓越见识？却被汤镇林一帮资本寡头赶下台。
这个民族已被资本绑架？如果我们民族的精英只知道盘剥民众，贪图安乐享受，腐败堕落，沉醉于肉体的欲望，安心于表面的繁华。这个民族会走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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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旧唐书•温彦博传》：四年，迁中书令，进爵虞国公。初，突厥之降也，诏议安边之术。朝士多言：“突厥恃强，扰乱中国，为日久矣。今天实丧之，穷来归我，本非慕义之心也。因其归命，分其种落，俘之河南，散属州县，各使耕田，变其风俗。百万胡虏，可得化而为汉，则中国有加户之利，塞北常空矣。”惟彦博议曰：“汉建武时，置降匈奴于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为捍蔽，又不离其土俗，因而抚之。一则实空虚之地，二则示无猜之心。若遣向西南，则乖物性，故非含育之道也。”太宗从之，遂处降人于朔方之地，其入居长安者近且万家。议者尤为不便，欲建突厥国于河外。彦博又执奏曰：“既已纳之，无故遣去，深为可惜。”与魏徵等争论，数年不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