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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的前八后五一共十三次的都城变迁与商朝的王位继承制度恐怕是脱不开关系的，商朝的王位继承制为“父子相传”和“兄终弟及”相结合的继承制度。据古文献与甲骨文的记录，商朝确实存在这两种继承制度。这两种制度的混用上出现的一个事件，即“九世之乱“。
根据古文献记载，商朝从中丁（商十一王）以后近一百年间，连续发生王位纷争，史称“九世之乱”。在这期间，国家国力严重下降，各诸侯国甚至都不来拜山头（诸侯莫朝），这个情况直到盘庚继位，都城迁殷之后才好转。
根据《史记》记载，从商先祖契到开国之君成汤，这14代都是“父子相传”其族长之位。成汤建商以后，把王位传给儿子外丙，即位3年崩。外丙死后，将王位传给弟弟中壬。中壬即位4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即位3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伊尹放太甲于桐宫。太甲居桐宫3年，悔过自责，反善，所以伊尹接回太甲而授之政（《史记》所载，已证实不明确）。太甲崩，子沃丁立。沃丁崩，弟太庚立。太庚崩，子小甲立。小甲崩，弟雍己立。雍己崩，弟太戊立。太戊崩，子中丁立。从成汤到中丁，王位的继承制为“父子相传”和“兄终弟及“混用。
一般认为，太戊死后，仲丁是没有可能继承王位的，当然不是平静的过渡，仲丁通过非法手段（枪杆子）从他人手里获得的“。这件事引起了商王室内部，因王位的继承问题而产生的长期的权力斗争。仲丁死后，其弟外壬继位，就开始100多年王位继承的混乱，史称“九世之乱“。
在“九世之乱”的问题上，我们要注意的是仲丁既然用非法手段获得了王位，应该把自己的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但却没有传给自己的儿子，而是传给了自己的弟弟外壬。若外壬也是用非法手段来获得王位，为何把王位又传给自已的弟弟河亶甲，而不传给自己的儿子呢?在河亶甲的下一代王，即祖乙的继位上出现了与“九世之乱”传统主张恰恰相反的一个现象。
按照《史记》记载，祖乙是河亶甲的儿子，这次继承王位的方式是违背了少弟死后将王位传给长兄之子的“兄终弟及”传统方式。由此可以推测，恐怕会发生现在我们所说的王位继承方式上的“乱”的状态。因此，王室内部发生的王位纷争，导致了国家衰落、诸侯莫朝的政治情况。
但近代学者王国维和郭沫若等学者根据甲骨卜辞纪录，确定祖乙为中丁之子。郭沫若先生据《卜辞通纂》224片考释中说:“此片当为盘庚、小辛、小乙三帝时之物。自大丁至祖丁皆其所自出之先王。..惟据《殷本纪》中则讲：祖乙乃河亶甲子而非仲丁子。今此片中有仲丁而无河亶甲，则祖乙自当为仲丁子。《史记》盖误也。
关于仲丁为祖乙之父的事，从周祭祀谱中也能够证明。按照周祭祀谱的排列，能够列入周祭祀谱的先妣只能是直系祖先的配偶。从黄组周祭祀谱来看，其中有仲丁之配妣癸，而没有河亶甲之配。对帝乙、帝辛来说，河亶甲是非直系祖先，所以他的配偶不得列人周祭祀谱之内。从这些情况来看，可以确定祖乙是仲丁之子，而《史记》所记的祖乙为河亶甲的儿子是错的。这样来看，河亶甲将王位传给长兄的儿子，并无有什么乱的情况，却是很正常的继承。
祖乙后的祖辛是祖乙的儿子，是“父子相传”。其后的沃甲为祖辛的弟弟，之后的祖丁为祖辛的儿子，其后的南庚为沃甲的儿子，九世中最后一个阳甲为祖丁的儿子。这是典型的“父子相传”和“兄终弟及“相结合的继承方式。在此，我们要注意，祖丁和南庚不是亲兄弟而是堂兄弟。整个商朝世系中唯一的堂兄弟之间传位。
这也算是非法手段获得王位的吗?若通过非法手段获得了王位，南庚怎会不把王位传给自已的儿子或者自己的亲兄弟，而传给祖丁的儿子阳甲呢?他们九世之间，王位怎么会很有秩序的一代一代传下去呢?从这些继承关系中能够看得出“谁势力大就谁继位“的情况吗?
从上面分析的“九世“时期传位的情况来看，我们并没有发现“乱“的状况，反而是很有秩序的一代一代传下去。这里实际上看不出来“谁势力大谁就继位“的混乱。有些人只看《史记•殷本纪》中说“自仲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主张商朝历史中有过“九世之乱“。
我认为，商朝历史上根本没有传位之乱的情况，而实际上是按照他们传统的“父子相传”和“兄终弟及“继位方式相结合的继承而已。
如果我们把九世之间的王位继承方式叫作“乱”的话，这些“乱“应该推到太庚时代。因为太庚将王位不传给长兄沃丁的儿子，而传给自己的儿子小甲。但我们却不把这时期叫“乱”，而偏偏把从中丁到阳甲时期叫“九世之乱”，是因为从中丁到阳甲，这9位君王在位期间有4次的迁徙。
有些学者认为，这些迁徙的方向为从西向东，商族本是由东向西，他们的根据地在东方，现在再迁回到东方去，应该说是商人势力的后退。这些学者认为，商族势力的后退原因，是由于这一时期商朝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篡夺王位的权力斗争，所以导致了国家衰落、诸侯莫朝。这些看法是否妥当，我们应该要分析商民族“前八后五”的情况。
商民族本身是“不常宁，不常厥邑”的民族。《西京赋》载:“殷人屡迁，前八而后五”。“前八”就是商朝建国前“自契至于成汤八迁”，“后五”是成汤建国后到盘庚迁殷为止，五次迁徙。
先商时期，八次迁徙情况如下:!4)
1.契居蕃(今山东滕县。注:契本帝嘗之子，实本居毫，今居于蕃，是一迁)
2.昭明居砥石(今河北元氏县南槐河)
3.昭明又迁商(今河南商丘)
4.相土迁东都(今山东泰山下)
5.相土复归商丘:
6.商侯(上甲微)迁于殷(今河南安阳)
7.殷侯复归商丘(在夏孔甲九年迁徙)
8.汤居毫(山东曹县)
这一时期迁徙的范围大体在今河北南部及河南北部平原地区，到山东中南部地区，“位于‘有夏之居’的东偏北部，其东南方是夏代东夷之淮夷所在“。建立商朝之前，商民族的主要活动区域为山东、河北南部及河南北部一带。
他们为什么这么频繁的迁徙呢?
一般的说，在古代中国进人父系氏族社会以后，中原地区的人口很快增加。在有限的肥沃土地上，人口的迅速增加，必然导致生产资源不足的局面，限制了各氏族的发展。
各氏族为了维持自己的发展，不得不向外扩张。商族也面临着这些问题，为了增加生存资料，保证本部族的增长和发展，不得不到其他地方寻找更充足的资源。但是根据一些古文献资料和考古发掘情况，他们的农业和畜牧业方面的水平已经达到较高的程度。《孟子•滕文公下》云:“汤使亳众往为之耕”，据说汤居住在毫的时候，为了帮助葛国的农耕而派人。又在《尚书•汤誓》中，成汤伐夏桀时，对不愿在农忙季节去征讨夏桀的士兵们说，“今尔有众，汝日:‘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这里说的“穑事“就是农事。古代农事本身有严格的季节性，所以士兵们担心家中的穑事，这表明商民族建国之前已经进入以农业为主的生产经济社会，而且当时的农业生产水平并不落后。
考古资料也说明当时商民族农业生产经济的概略:第一，1957年，在郑州上街商代遗址中出土了石质生产工具70件，其中石铲.石镰、石刀等，计47件，占出土石器总数的70%;第二，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出土石器共582件，其中有农业生产工具铲、镰.刀、砺石等，计475件，占出土石器总数的81.6%”;第三，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58—1961年度《殷墟发掘报告》，殷墟苗圃北地、孝民屯、大司空村等9处进行发掘，出土石器共209件，其中农业生产工具的铲、镰磨石等，计144件，占石器总数的69.8%，另外出土蚌器205件，其中农业生产工具有铲、镰、刀等，计179件，占所出土蚌器总数的87.3%。这些考古资料说明，在出土的生产工具中，农业工具占有率占绝对的优势，反映了这些遗址上居民的主要生产为农业，即农业是商代社会经济的主体。
然而，商人仍然不能放弃畜牧业。畜牧业能够提供额外的食物，作为一种产业也得以保留下来。即当时的商人一方面从事农业生产，另一方面不放弃畜牧业，而且畜牧业是他们的传统行业。周自强先生在《中国经济通史》中说“畜牧业是商人的传统经济行业。他们有着经营畜牧业的悠久历史和丰富的经验，畜牧经济中-些有关的重要创制都与他们有关“。在文献中还有“相土作乘马”、“胲作服牛“的记录，即相土发明利用马拉车或乘之技术和王亥利用牛驾车。还有一些文献记录，如《周易•大壮》六五云:“丧羊于易，无悔“，《山海经•大荒东经》载:“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等，都记录王亥在有易丧羊、牛。有易是今天河北易水流域。王亥为何把牛羊拉到易水流城而进人有易部落境内呢?其目的不会是要放牧，而很可能是要跟他们以牲畜为做交易。因此可以说畜牧业和交易又是一个商民族的重要社会经济的骨干。
盘庚迁殷之后，畜牧业、狩猎都达到一定的发展。商遗址中，小屯出土的动物群的类别颇堪注意。不但家畜种类繁多一包括了黄牛、水牛绵羊及山羊、狗、马和猪，而且也包括了从猴到鲸的-系列野生动物，如熊、虎、豹、貘、犀牛，各种不同的鹿獾等。据著名古生物学家杨钟建博士和德日进的估计，哺乳类的家畜和野生动物合计共达到29类之多。小屯出土动物遗骸种类及数量繁多-特别是属于野生的动物遗骸，无疑可以显示出人们为维持生活而仰仗狩猎的程度。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商民族建国前后，一方面从事农业，另一方面从事游牧和经商。可以说，农业和畜牧业及经商是商民族社会生产经济的骨干产业。在此，我们要考虑的一件事是，畜牧业很容易破坏自然生态环境，所以不能长期住在一个地方，过一二年就要往别的地方迁徙。然而从八次迁徙的情况来看，虽然具体的居住时间不得而知，但是契从商丘迁到蕃，契的后一代的昭明迁到砥石，后来他又迁到商。相土为昭明的后一代，他迁到东都后又复归商丘。上甲微是相土的五世孙，他迁到殷，后来又复归商丘。成汤为上甲微的六世孙，他迁到亳。这样看来，他们并不是一二年再迁徙，而是间隔相当长的时间才迁一次，而且迁徙间隔并不平均。从迁徙的间隔时间判断，也不能说他们的生产生活完全依靠畜牧业。因为畜牧业是很需要新的草地的，需不断改换放牧地。
那么可以说，他们迁徙的直接原因，并不是与社会生产经济有关系，而可能有别的原因。契从商丘迁到蕃，直到上甲微再回到商丘之间，有一定的规律。他们反复地从商丘迁到别的地方，过一段时间后又回到商丘。这是为什么?
我认为，首先是商人先居住在商丘一段时间，发展和加强自己的力量，当入力和物力达到一定水平后，即向外发展扩张，迁到别的地方。那么他们又回商丘的原因是什么呢?关于这一问题，很难了解详细的情况，但是从当时中原地区的情况来看，很可能是商民族向外扩张的势力受阻，遭到别的民族的打击，被迫从新迁的地方回到商丘。
这一局面到成汤时期得以改变。上文提过，上甲微在夏朝孔甲九年复归商丘。此后，夏王朝力量逐渐衰落，到夏桀时，内部矛盾重重，危机四伏，处于摇摇欲坠的地步。在这种形势下，成汤乘机发展商人的力量，渡过黄河，迁居于亳，为灭夏做了第一步准备。最后在鸣条打败了夏朝，终于灭了夏朝建立了商王朝。所以，成汤从商丘迁到毫之后不再回到商丘。由此说，在先商时期，生产关系也是迁徙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但不可能是唯一的、最重要的因素。因此，可以说在先商时期屡次迁徙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向外扩大自己的领土。到了成汤时期，以商王朝的建立终于完成了向外扩张发展的目的。
商朝建国之后，仍然进行了几次迁徙。成汤建国之后，经过太甲的统治而巩固起来的。从太甲到太戊时期，商朝的统治处于相对稳定的时期，而到了中丁以后，因为有了“五次迁徙“，后世史家说，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争夺王位的纷争，结果发生了“九世之乱”的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诸侯莫朝“的政治形势不利的情况。首先我们看成汤建国后迁徙的情况:
1.汤居西毫(河南偃师商城;一说郑州商城);
2.中丁迁融(河南郑州商城;一说郑州西北石佛乡小双桥商代遗址);
3.河亶甲居相(河南内黄);
4.祖乙迁邢(河北邢台);
5.南庚迁奄(山东曲阜;一说河南安阳东南);
6.盘庚迁殷(河南安阳殷墟)。
前边已经分析了，先商时期的迁徙是为了向外扩大自己势力。那么，建国之后的迁徙呢?当时的商朝是中原地区的霸主，不必再向外发展而迁徙。一般地说，从中丁到阳甲时期，因为统治阶级内部连续发生的争斗，“诸侯莫朝”“，商朝的统治力量衰落，加上东方的各部落乘机进攻商朝。《竹书纪年》记载，仲丁时期“征于蓝夷“，河亶甲时期“征蓝夷，再征班方”。据《竹书纪年》的纪录，如果商朝的统治力量有问题的话，对东方各部落可以连续发动战争吗?而且他们迁徙的方向是向东走。为何向自已敌对的势力方向迁徙?最后盘庚为何从东向西迁徙呢?
目前，关于“商人屡迁”的原因，学界存在多种观点:
第一，“去奢行俭”说。如东汉郑玄指出:“祖乙居耿，后奢侈逾礼”。(引孔颖达《尚书正义》)杜笃在《论都赋》中也说:“昔盘庚去奢行俭于毫“。按他们的说法，避免奢侈腐化是迁都的原因。
第二，水患说。认为殷人为了躲避水灾的威胁，不得不多次迁都。如《蔡传》中说:“自祖乙都耿，圮于河水，盘庚欲迁于殷”。《尚书序》中也说:“迁乙圮于耿”，《尚书正义》说:“河水所毁日圮”。这里明确地指出，水灾迫使商人迁都。
第三，游牧说。郭沫若、丁山等认为商民族在盘庚以前还是迁徙无定的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所以不断地迁徙。
第四，游农说。傅筑夫认为，商代处在原始的游农阶段，当一个地方的地力耗尽之后，便需要改换耕地，因此要经常迁徙。
第五，战争说。邹衡认为“当时选择五都的地点，不能不考虑到作战的方便，就是说，不能不从军事的角度上考虑迁都的问题。成汤居亳显然是为了对付北方和西方强大的敌人”。
第六，阶级斗争说。如李民认为贵族与平民的斗争是导致商人屡迁的原因。
第七，青铜资源说。张光直认为，寻找青铜矿能是殷都屡迁的主要原因，因为青铜器在夏商周三代的政治斗争中有着重要的地位。由于储量稀少的铜、锡矿多集中在以豫北.晋南为中心的华北平原边缘的山地，而王室对青铜的需要量又特别大，从而促使着人们要不断地迁徙，不断地寻找新的矿源来满足需要。
第八，王位纷争说。这是大多数学者的观点。商代自中丁以后，弟子争相代立，导致长期的政治动乱，商王朝陷入危机。为了摆脱这些困境，商王朝便以不断迁都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
前辈学者们的这些观点对于认识商人的历史具有很大意义，但还不是圆满的答案。我们认为前八次迁徙和后五次迁徙性质是不同的，如黎虎先生在《殷都屡迁原因试探》中所言:前八次迁徙“是指成汤建国前的八次迁都，乃是商族处于氏族社会向国家过渡阶段的氏族部落的游动迁徙，与商朝建立后的五次迁都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因此，把商人前八次和后五次迁都分开研究，更有助于对史实的把握。
笔者已在前边分析了前八的原因，那么后五的原因呢?我们从现存的资料中无法找到能够证明“后五”原因。所以笔者只好利用《尚书》中，盘庚迁殷时的情况，推测盘庚之前时代迁徙的原因。
据《史记》载，商朝从成汤建国之后到帝辛灭亡之间，国家力量反复地兴盛与衰落:成汤建国之后，帝太甲之时，不遵汤法，乱德，伊尹放太甲，三年后，悔过自责，反善，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
雍己时，殷道衰，诸侯或不至;
太戊时，殷道复兴，诸侯归之;
河亶甲时殷复衰;
祖乙时殷复兴;
阳甲之时殷衰;
小辛立，殷复衰;
盘庚迁殷之后，行汤之政，殷道复兴，诸侯来朝;
武丁时，修正行德，天下咸欢，殷道复兴。
祖甲淫乱殷复衰，
武乙无道，
帝乙之时，殷益衰，
帝辛时，被周武王灭了。
殷道的兴盛与衰落，不仅仅在所谓的“九世”时期发生的，而是整个商朝时期的常事。关于这些“乱“，在统治集团内部因为王位纷争而发生乱政并导致了诸侯莫朝的逻辑，是很难成立的。
大多数的《尚书•盘庚》题解中说，盘庚“为了避免水患，复兴殷朝，率领臣民把国都迁到殷，但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反对。按此，盘庚要迁徙的原因是“避免水患，复兴殷朝“，但我们在《盘庚》篇中，却找不到实际发生水灾的情况。如果因为发生了洪水或者自然灾害而要迁徙，盘庚应该向老百姓解释当时的灾害带来了多少的损失，并说服老百姓。但有关灾害造成损失的事，连一句话都没有，却说“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绍复先王之大业，指绥四方”，即是说，天已决定了我们在新邑永远居住的命运，我们将在这里继承和恢复先王建立的伟大事业，使天下都能得到安宁。盘庚教导百姓，同时也教导那些在位的大臣要遵守旧制，说“无或敢伏小人之攸箴“就是警告，任何人都不允许压制、阻挠下层臣民。
又说“相时先民，犹胥顾于箴言，其发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长之命”，看一看这些地位低的小民，他们还能顾及到我发布的命令，若是你们信口胡说，须知你们的生杀之权完全操纵在我的手中。在商代社会，能够继承先王的事业实际上与下层民的关系不大，而与贵族们有关系。再说，在迁徙的问题上，主要反对者是大臣贵族而不是普通老百姓。大臣贵族们为何那么激烈的反对迁徙呢?盘庚还说，“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任用官吏都愿意选择古旧者，而使用器具，不愿用旧的，而都要想用新的。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窥见大臣贵族的担心之事，就是大臣贵族担心在新的地方会被淘汰，但盘庚以“人惟求旧”安慰那些反对迁徙的大臣贵族。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于敢动用非罚?“从前我们的先王曾经与你们的祖先和父辈共同过着勤劳安逸的生活，我怎么敢对你们实行不合理的刑罚?他的意思是只有你们顺从我，不违背我，在新的地方也不必担心，我不会亏待你们。
盘庚还用怀柔与威胁的方法，说服贵族与百姓。怀柔地说，“今予命汝一，无起秽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迁乃心“，现在我命令你们同心协力，不要被流言蜚语所迷惑，我恐怕别有用心的人把你们引上邪路，引诱你们去胡思乱想。又说“予念我先神后之劳尔先，予丕克羞你，用怀尔然。失于政，陈于兹，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日:‘曷虐朕民'，汝万民乃不生，暨予一人猷同心“，我考虑到那些已成神灵的先王们曾经与你们的祖先长期共事，我才向你们提出上面的忠告，以表示我对你们的关怀，如果我荒废了政事，长久的呆在这个地方，我那些崇高的先王们就会降罪与我。
他又对那些反对迁徙人说“汝有状则在乃心，我先后绥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断弃汝，不救乃死“，如果你们心里有了邪恶的念头，我们的先王们就把你们的这些事告诉你们的祖先，那样你们的祖先就会抛弃你们，不肯把你们从死亡的灾难中拯救出来。最后盘庚提出远景蓝图，说“尔谓朕，曷震动万民以迁，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乱越我家，朕乃笃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你们问我为什么要惊动全体民众迁居，这是因为上帝将要恢复我高祖的德行，把我们的国家治理更好。我急迫而又谨慎的朝着这一目标前进，恭敬的顺承民众的心意，以便在这个新地方长久安居。
《盘庚》篇中，我们可以看到，强烈地反对迁徙的是贵族们，而不是老百姓。贵族们担心在新的地方会被淘汰，所以他们闹起来。因此，盘庚以“人惟求旧”安慰那些反对迁徙的大臣贵族。从这些的情景中，我们可以推测到“九世之乱“时期商王与大臣贵族之间的权力斗争或者权力矛盾。商朝虽然是一个王国，但商王毕竟不像后来封建国家的皇帝那样拥有强力的政治权力。国家体系也不会是强力的王权国家，而是贵族们也拥有一定权力的分权国家。商王力量微弱时大臣贵族还会威胁商王的位置。那么，商王为了保住自己的统治权，为了恢复先王时期的统治权，只好采取迁徙的方式来突破政治上的危机。
从盘庚迁殷情况来分析，所谓“九世之乱”时期失去了周边方国和百姓的支持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在王室内部篡夺王位而发生的乱，而是商王与大臣贵族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盘庚以前的商朝，虽然是中原地区的霸主，但是其国势却反复地兴衰。可以说，商朝的内外，在经济、政治上，仍然是不稳定的时代。。
因此，我们判断他们与先商时期祖先一样不断的迁徙而图谋国家稳定。盘庚迁殷以后逐步控制了统治阶级内部的贵族，进而商朝社会也是逐渐稳定下来，其结果是周边的诸侯来朝。社会生产经济的发展，带来生产结构的变化。根据甲骨文记载，到了商代末期，因为社会的大部分劳动力投人到社会再生产，在祭祀上使用的祭品显著的减少了。这些事实，证明到了帝乙、帝辛时期的农业生产已经脱离了粗耕阶段而进入真正的奴隶制社会。从此，逐步开始了先秦时期的新形态的社会生产经济。
帝辛时期的农业生产已经脱离了粗耕阶段而进入真正的奴隶制社会。从此，逐步开始了先秦时期的新形态的社会生产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