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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军大举北上，关东各城纷纷失守。亡国危机迫在眉睫，后秦朝廷召开了紧急会议，几位核心人物为救亡图存的大计，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东平公姚绍建议说：“据报晋军已经越过了许昌，东边的局势非常危险，现在应该收缩兵力，巩固根本。安定镇的位置既偏远又孤立，与长安难以相互救援，不如把它放弃，将那里的镇户全部南迁，以充实京畿。这样一来，我们便可以多补充十万精兵，即使刘裕和赫连勃勃交相入侵，我们至少还能保住关中，勉强维持不亡国。”
计策虽好可人心不齐，原来，在姚愔、尹冲等人造反冲击皇宫失败后，姚泓曾命姚恢处死姚弼党人的重要成员——安定太守吕超，姚恢对这道命令迟迟没有动作，很久之后才将吕超杀死。姚泓因此怀疑姚恢也参与了姚弼党人的阴谋，而姚恢自己也深感不安，悄悄聚集私兵以图自卫。因此两人的关系名为君臣加兄弟，实际上早已互不信任，己成仇敌。
姚泓叹了口气说：“姚恢如果已经决定造反，现在征召他入京，只能是加快大难的到来罢了！”
面对的已是一局死棋：动，是找死！不动，是等死！反正横竖都只剩下了一死！姚家天下，就象国民党退守台湾前的那一段时光，表面上拥兵百万，实际上各路兵人心背离，随时会起义成为敌人。
后秦陈留公姚洸看着各地送来的告急文书，被搅得头昏目眩、方寸大乱。
把属下都招来共议对策，宁朔将军赵玄提出：“如今晋朝的入侵部队，已深入我国的疆土，各地人心恐慌，都无固志。而且我军人数太少，敌军兵力又多，很难与他们正面对抗。如果我们出击，在野外迎战晋军，一旦失利，大势一去就再也不可挽回！方今之计，最好是将外地守军撤回，放弃所有外围据点，集中兵力固守金墉城，等待朝廷方面的援军。只要金墉城不被攻破，晋军绝对不敢越过我们西进潼关，而我们正可以凭借坚城，以逸待劳，等待晋军的士气慢慢衰竭，再寻找取胜的机会。”
所谓金墉城，是当时在洛阳西北角一组要塞式建筑，始建于曹魏时期。用于关押危险性很大的高级囚犯，防卫设施非常完善的。由南北总长有1048米，东西宽200~250米，城墙厚度达12~13米，所以金墉城虽小，却是洛阳城最易防守的地段。
赵玄提出的这个作战计划与六年前卢循、徐道覆大军进逼建康时，刘裕采取的对策如出一辙。当时晋军所处的情况，与此时的关东后秦军相似，也是屡战屡败，士气低落，而且兵力又少，卢、徐连胜，锐气十足，又兵力众多，刘裕的方案也是放弃所有外围据点扼守石头城，终于艰难地转败为胜，转危为安。
姚洸如果按赵玄的建议行事，虽然未必能挫败晋军，但起码可以多坚持些时间，给晋军造成更大的损失，延缓后秦灭亡的进度。以此时关东后秦军兵微将寡的情况来说，这不失为一个最可行的方案。
军事决策，必有取舍，愤青守国，寸土不让。姚禹等人，站出来反对赵玄的提议。他们对赵玄这种不经一战，便放弃大片国土的“卖国行径”给予严厉的驳斥，认为应该寸土必争，御敌于外。姚禹还向姚洸拍马说：“殿下向来谋略出众、英明神武，所以才担当了坐镇洛阳，防卫关东的重任。现在如果困守孤城，不敢一战，岂不有伤威信，又怎能不受朝廷的指责？”
为将者守土有责，必须御敌于国门之外，姚洸做出了决策，分兵防守洛阳外围各要隘，阻止晋军前进。洛阳的秦军本来就不多，这么一分自然就更少了。其中，赵玄接受的命令是率一千余人防守柏谷坞抵挡晋军主力。
接到这个命令后，赵玄悲愤不已，流着泪对姚洸说：“我侍奉了姚家三代皇帝，深受国恩，自问一生行事堂堂正正，不曾亏欠国家，现在只差一死罢了！我死不要紧，只可惜你不听忠臣之言，任由奸臣摆布，将来兵败城陷，你一定会后悔的！”
几年来的策反效果发酵中，驻守成皋的后秦兖州刺史韦华向晋军投降，晋军前锋在冠军将军檀道济指挥下长驱直入。后秦广武将军石无讳听说晋军将至，便仓皇逃回洛阳。晋军因此不战而拿下巩城，继续前进，抵达柏谷坞。
赵玄率领他那可怜的一千多人拼死抵抗，但因实力悬殊，败于王镇恶的部将，多谋善战的龙骧司马毛德祖之手，赵玄身受十几处创伤，奋力战死。没过几天，姚洸部署在洛阳外围的防御力量已或降或败，损失殆尽。
当姚洸得知虎牢、巩县相继失守，赵玄又在柏谷坞战败阵亡的消息后，发现自己惨了，忙派人去找姚禹这位心腹，探讨一下在目前的情况下。谁知找来找去不见了踪影，原来这几位卧底任务完成，早已悄悄潜出洛阳城，投奔檀道济去了。
十月二十日，檀道济所率的晋军抵达洛阳城外，两天后，走投无路的姚洸开城投降，晋朝故都在被后秦占领十七年后，再次被收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