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1931年，上海。
　　刚刚进入12月的上海清晨，在一场冷雨之后，空气变得肃杀冰冷起来。前几天还有些许艳阳的上海滩，陡然之间像落入了冰窖一般，已经带着冬天意味的北风虽然没有凛冽的风声，可裹挟的寒意足以让路上有些还来不及添衣的行人，在清晨飘着小雨的海宁路上，一个个几乎缩着脖子，蜷着身体顶风前行。
　　海宁路和吴淞路转角的至诚堂书店，门口的旌旗在风中不断上下飞舞，上书的“至诚堂”三个楷书即使离得百米远，也能看得清清楚楚。门口发出轻微的“吱呀”一声，一身短打扮的伙计还揉着惺忪的睡眼，打着呵欠，拖着还没有完全从睡意中苏醒的身躯取下店堂门口的一块块门板，准备开门做生意。
　　门口停着的两辆推车堆满了货物，两个车夫模样的人一个中年人和一个年轻人正靠着推车打盹，一听见门开了的声音慌忙起身。
　　中年人连忙赔着笑脸，对开门的伙计道：“小六哥，货到了，我们等你开门可等了好一会了。”
　　被唤作小六哥的伙计，好像还没有从睡意中完全清醒过来，顿了一顿才转过头开口道：“是你啊，刘老三，怎么昨晚就应该送的货怎么今早才到。”
　　“这不昨晚租界这闹腾了半天，所有路过的人车都必须经过检查才能放行吗？”刘老三讪讪的笑着，“昨晚我们排队检查完以后，都差不多弄了两个钟头，结果检查完所有人和车又不准进入租界。这不，我们昨晚在街口打了一晚上旽，好不容易等到今天早上才放我们进来。”
　　“快把货搬进来吧，最近老是检查，不知道是不是又在抓共产党？”小六一边左右摇晃着脑袋，一边声音越来越小的嘟囔道，生怕被警察听了去。
　　刘老五赶紧带着年轻人将货往店里搬，一路轻车熟路的扛着货物往里走了去。店里还是像平时一样，书籍在各个书架上摆放得井井有条，整个书店分为两层，一层二层都是展示区，二层还有一部分接待区，一层展示区面积大约300平米左右，进门左边便是掌柜台，掌柜台后站着一位穿着和服的中年人，正低着头不知道正在忙些什么。刘老五不敢抬头多看，忙低着头，扛着货物，带着年轻人小心翼翼的穿过展示区，往书店后面的仓库走去。
　　刘老五两人一路扛着货物进去，待背影消失在展示区，进入到里面的仓库时，掌柜台后的中年人才慢慢将头抬起来。中年人大约四十岁左右，瘦削的脸庞上隐约还能看见唏嘘的胡须冒起，两只通红的眼睛布满了血丝，一看就是一夜都没有怎么休息好的样子，显得十分憔悴。
　　中年人叫刘松贵，是至诚堂的掌柜。至诚堂书店为日本官方早在1912年就在上海经营的规模一家较大的书店及出版机构，专门出售有关日本政治、经济、社科、文学等书籍杂志，办理代销日本各种报纸。并出版发行一些与中国有关的观光旅游书籍或地图等等。
　　至诚堂由于地处日本租界的正中心，肩负着向中国宣传日本文化，并搜集中国情报的任务，书店的装修风格也非常古香古色，进门的牌匾和门口招挂的旌旗都用纯正的楷书大写着“至诚堂”三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再加上店内的掌柜和伙计有很多中国人，所以很多不知情的人以为这里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开的书店。
　　刘松贵是在1927年进入的至诚堂。那时，日本刚刚从德国人手上接收了山东青岛，由此引发了上海几所高校的联合示威游行。就在游行进行的第一天，就遭到了国民政府的镇压和驱赶，游行示威宣告失败。至诚堂的社长松本次郎在晚上去大世界歌厅小酌了以后，刚刚从歌厅出来，准备坐人力车返回书店的时候，因为身穿的和服在外滩的霓虹灯下非常显眼，刚刚路过的几个学生模样的人，正好路过此处，白天游行失败的懊恼还没有完全消失，身体里爱国的血液还在狂热的沸腾着，一看见松本次郎的日本人穿着，恰好点燃了心中的怒火，也不记得是谁带头冲上去，几个年轻人捡起路边的砖头冲上去就将松本次郎砸得头破血流。
　　在外滩广源银号担任掌柜的刘松贵正好收工路过此处，慌忙赶过去叫来了巡警，驱赶走了学生，这才救下了松本次郎。
　　将松本送到了医院以后，刘松贵还没来得及离开，刘松贵就被赶来的日本宪兵不分青红皂白的抓进了宪兵队。直到两天以后，肇事的几个学生被抓到以后，在巡警的证明下，刘松贵才得以被放了出来。
　　松本次郎专程赶到广源银号感谢刘松贵，几次三番邀请刘松贵饮酒叙谈。几次以后，松本次郎邀请刘松贵出任至诚堂掌柜，专门负责书店的一应大小事务。刘松贵做事严谨踏实，几年下来，也颇得社长的信任。
　　此刻的刘松贵面容憔悴，眼角的皱纹里仿佛藏着许多心事，两道浓眉下的眼睛通红。他心里深知今天送货来迟的原因和昨天夜里租界响起的枪声一定有关。
　　昨天夜里九时许，骤然冷下来的天气让刘松贵早早就缩在屋子里，突然远处接连响起了三声枪响刺破了夜里宁静，接踵而来的是纷乱的脚步声，吼叫声，以及呯呯作响的敲门声，夹杂着四处纷起的尖叫声和小孩子的哭声，让本来平静的夜里显得纷乱嘈杂。
　　直到接近午夜的时刻，各种声音才渐渐平息，刘松贵紧张的心情也才慢慢平静下来。虽然这里是日本人开的书店，不会受到宪兵队和巡警的打扰，可是紧张的局势和时不时的枪炮声让每一个生活在这里的人都无法拥有平静的心绪。
　　突发的各种声响让刘松贵本来疲倦的身体像受到了刺激一样，无法再安然入睡，即便各种声响如潮水一般退去后，在恢复安静的深夜里，头脑反而越来越清醒。
　　刘松贵回想起，自己是如何来到上海这座远东最繁华的大都市。1924年就初到上海的他，没有被这个城市的灯红酒绿所迷倒，比起之前自己在莫斯科受训的时候，莫斯科也同样繁华迷人，只是独在异乡为异客吧。作为选派到苏联共产国际的受训人，是从几千名战士里面挑选出来的佼佼者，自己是当时去的十个人里的唯一的文职干部。回来的时候，恰逢苏区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直接进入了党校参与培训工作。
　　有一天，刚刚下课的刘松贵正在讲台上收拾教案，培训部主任林伯渠同志走进了教室。他穿着灰色发白的军装，一身笔挺的站在门口，黑框眼镜背后的眼睛微微闪烁着，一直对着讲台上的刘松贵微笑。等刘松贵抬起头，慌张敬个军礼，“首长好。”
　　“呵呵，我来看看我们的刘教员，党校里的大才子，刚刚讲的课很好嘛，我走到门口还听见同学们在夸奖你的课呢。”
　　“感谢首长，我会更加努力搞好教学培训工作。”刘松贵敬礼的手刚准备放下，听见首长的夸奖，将身体挺得更直，手也一直举在自己的右侧太阳穴，舍不得放下。
　　林伯渠同志走过来，将刘松贵举起手拉过来，放在自己的手里轻轻握着，刘松贵感到阵阵温暖的体温传到自己的手心里。“教学工作搞好是打响对敌斗争的关键，要是和敌人面对面的做斗争，不知道能不能发挥松贵你的特长啊。”
　　一时之间，刘松贵不知道该如何作答，被首长握着的手也机械性的被领导握着。
　　林伯渠同志这时才放开刘松贵的手，转过身来，面对着外面射进教室的阳光，眯缝起眼睛道：“蒋介石亡我党之心不死，日本人又在蠢蠢欲动，我党现在面临的局势异常复杂，既要搞清楚日本人到底有什么样的阴谋，又要和蒋介石、汪精卫之流周旋斗争，情报工作很重要啊。”
　　说完，林伯渠同志转过身，仍然是微微笑的看着木讷的刘松贵。
　　刘松贵望着首长的眼睛，“组织上是要我去搞情报工作吗？”
　　“不仅仅是搞情报工作，而是要成为插在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首长的手用力挥动，仿佛这只手就是一把锋利的尖刀，欲除敌人而后快。
　　“坚决完成任务！”刘松贵的手再一次举了起来，眼神坚定。
　　在组织的安排下，刘松贵1924年就来到上海，通过事先编造好的履历，由保人推荐进了广源银号，短短两年时间就成为广源银号的副掌柜。
　　而对松本次郎的巧遇相救，也是组织精心安排的结果。知道至诚堂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掌柜，找准时机，由我党的地下成员带领学生对至诚堂社长进行袭击，由刘松贵巧遇救援以后，再顺理成章的进入到至诚堂工作，随时观察了解日本人在上海的动向。
　　这几年，刘松贵一直小心翼翼，作为中央直接安插在敌人核心的尖刀，刘松贵在上海从来没有和其他同志直接联系过，都是直接发报回苏区，接受苏区的指示开展工作。
　　每月固定一次的电报联系，刘松贵都是小心翼翼，幸好是在日本人的书店里工作，而且恰好在日本租界内，目前为止还没有被怀疑过，不过，一切还是得小心为上。
　　昨晚的回忆让刘松贵久久不能入眠，还好之前在部队工作的时候，身体底子还不错，再加上前往苏联受训，身体素质更是突飞猛进，即使昨夜一夜没怎么睡，面容憔悴，但精神尚好。
　　直到两个搬运工人来到柜台前结账，才把刘松贵从记忆中惊醒过来。刘松贵让坐在柜台后的账房把账结给两位搬运工人，看似漫不经心，实则故意问道：“昨晚发生了什么事，怎么今天一早才送来？”
　　“别提了，昨晚宪兵队封住了进入租界的道路，我们被挡在外面无法进来。”刘老五提起此事还心有戚戚。
　　“哦，那今天怎么一早又放你们进来了呢？”
　　“昨天半夜我们在进入租界的路口困觉时，就被吵醒了，宪兵队抓了一个共产党，那个共产党被抓的时候已经受了伤，流了好多血，看着挺疹人的。”刘老五一边说话一边手舞足蹈的比划着，看起来受的惊吓不小。
　　刘松贵听到这里，心一沉，不过仍旧是面无表情的听着。
　　“日本人说的啥都听不懂，有个中国人还在不停的问那个共产党，东西呢，东西呢？”
　　刘老五说的中国人一定是日本人的翻译，“东西？”会是什么“东西”？
　　不知道搬运工人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刘松贵此时正睁着红红的眼睛，看着掌柜台对面墙上的广告栏写着的标语：“向日本国内介绍中国的图书、向中国介绍日本的图书、发行日文商报和中文商报，促进日中文化友好合作”。
　　刘松贵知道，至诚堂表面上打着日中文化交流的名义开的书店，其实也是日本驻中国的特务机构，早在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的大量赔款让日本的野心的空前膨胀，它先后占领了台湾和澎湖列岛，划定福建为其势力范围，占据了旅顺、大连租借地，控制了南满铁路，划定东北三省南部和内蒙古东部为其特殊利益范围。一战时期，日本为了夺取中国山东的权益，更是表面上为了公义驱逐了德国，实际上是对德国在中国的权益取而代之。如今，日本在中国虎视眈眈的经营了二十多年，除了山东青岛作为大本营以外，更是在上海与几个国家一起建立了租界，并在中国各地开展情报工作，迟早有一天，日本终会真正的对中国开始下手的。
　　想到这里，刘松贵微微的叹了口气，再想到中国如今所处的局势简直是危险之极，尤其是国民政府在蒋介石的领导下，也就是在这个月初更是堂而皇之的提出“攘外必先安内”。这句话更是对今年各种镇压工人运动，逮捕共产党人最好的注解。
　　待货物搬运完毕，刘松贵往仓库里走去，每次货物到了以后，刘松贵都会亲自检验，作为潜伏在书店里的共产党人，必须处处小心谨慎。刘松贵在仓库门口看见刚刚堆放整齐的货物，再看货物上面写的验收单，就知道这批货物是刚刚运进来的一批新书籍。“货物应该在里面了吧”，刘松贵心里暗暗想到。
　　货物一共40件，全部都是用牛皮纸一捆捆的包扎好的，因为毕竟是从遥远的东京运来，直接运抵上海港口，为了避免被水淋湿或损坏，每一件货都会用上好的牛皮纸仔细包扎，并用细绳一一捆好，日本人做事倒是非常仔细，每一捆书都整整齐齐的捆绑得很好，甚至每一条线都对得很整齐。进入到上海港口以后，验关员会给每一个货物上面都盖个章，以示验收通过。
　　刘松贵假装漫不经心实则又非常仔细的看着每个货物上面的章，突然，脑子哄的一声，一片空白。这短暂的空白持续了几秒，刘松贵强迫自己清醒过来。以往，每个货物送来的时候上面盖的章都是鲜红的“中华民国海关上海总署”，由于自己这条线目前非常安全，也只有重要的情报才会往自己这里送。而每次有情报送来的时候，所盖的章上面的“中华民国海关上海总署”的“署”字，上面的”四“，左右两格会分别用同色红笔打个勾，只要送来的货物里出现了这两个勾，那么情报或物品就会在这个货物里，可是，这次在其中一件货物上，那个鲜红的章里，分明出现了两个叉，按照事先约定，这不仅表明情报或物品没有出现在货物里，交通员也出事了！
　　刘松贵强按心里的激动，仍然再仔细检查了一遍了刚送来的货物，毫无疑问，两个叉明显的出现在其中一个货物上。出事了！转送来的东西不仅没有按约送来，交通员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刘松贵装作若无其事的起身，慢慢离开了人渐渐多起来的仓库，回到店内的柜台，顾不上喝上一口水，坐下来陷入了沉思。大约一个月前，刘松贵在按照约定每半个月启动一次电台的时候，接到了来自苏区的上级领导的密电。密电通知刘松贵，由于今年4月份中央特科三科科长顾顺章被捕后叛变，供出了我党在上海的绝大部分工作机关，除了几名重要的领导人和一小部分及时得到通知的同志转移以外，我党在上海的组织几乎被国民党摧毁，不仅许多同志被捕遭到杀害，还有许多同志在狱中等待解救，以及部分牺牲烈士的家属需要得到经济救助，刚刚成立的临时中央也要马上开展各项工作，并要筹备来年1月的各类产业大罢工活动。加之当时几乎所有的中央领导人都以较高的社会身份作为伪装，大上海的十里洋场，所需经费无论再怎么节省，也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苏区瑞金的中央政府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开展了一次打土豪的行动，将收缴上来的各类黄金首饰，请金匠制作成十两一根的金条，共计十二根金条，辗转送往上海，最后交到刘松贵的手里，再由刘松贵通过秘密渠道交给临时中央的负责人，开展各项工作。
　　可是按照约定，这批金条应该是今天送往上海港口，混装在送给至诚堂的货物里，再由交通员送往至诚堂书店，最后由刘松贵收取之后再转交给中央的负责人。可是，这批金条居然不见，而且根据暗号显示，最后一站的的交通员根本没有把货物送往上海港口，而是连人带货消失了？难道是交通员叛变了，可是如果交通员叛变了，为什么上海港口还能从容发出货物没有收到的警告？为什么昨晚就该送到的货物今天一早才送来？这让昨夜一夜没有睡好的刘松贵更是陷入了一片迷茫。
　　”当当“，墙上的挂钟发出的声间将刘松贵从沉思中惊醒，对了，今天是2号，再有2天时间，如果再不把答应疏通的金条送给中央的同志拿去救援，又有五名同志将在2天后被枪决。该死，只有48个小时了，必须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当务之急，只有违反规定先给苏区的上级发去电报。
　　想到这里，刘松贵不再犹豫，立即对刚进门的小六道，”我要上楼给社长打个电话，没有什么重要的事不要来打扰我。“社长刚刚于上个月回国述职，现在以这个理由上楼去打电话应该是最不容易引起怀疑的，虽然自己是这里负责人，可也要小心行事才好。
　　上楼以后，刘松贵没有进入到自己的副社长办公室，而是直接往楼后走去。书店外面临繁华的海宁路，而里面过了办公室再下个楼梯转个角就是一片幽静的院子，这里是书店的高级管理人员的宿舍。院子里此时梅花已经开始淡淡绽放，穿过院子就能闻见一股淡淡的幽香。可刘松贵此时的心情十分紧张，已经无心欣赏院子里的景色，就连院子里打扫卫生的老太太向他鞠躬也没有引起他的丝毫注意。
　　走到院子东侧，刘松贵摸出钥匙打开房门，进去以后。迅速将床下的箱子打开，除去上面的衣物，黑色的发报机赫然在目。取出发报机放在桌上，刘松贵拿开桌上的茶杯，将杯垫下的一角垫在发报机发报键的下侧，这是特制的杯垫，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杯垫比普通杯垫厚一倍左右，正好在发报的时候垫在下面，以免发出声音。刘松贵调试好天线以后，迅速开始发报工作。这里所在是日本租界，国民党应该暂时不会对这里的信号展开搜索，再加上自己的日本身份，几乎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由于当初社长对居住的环境要求很高，每个房间的隔音效果都很不错，所以刘松贵几乎毫不担心外面会听见里面的声音，迅速发出电报向苏区中央汇报了情况以后，刘松贵马上离开房间，回到了书店大堂。
　　接下来怎么办，是静等中央指示，还是冒险联系上海临时中央的负责人，目前金条不见了，应该怎么向上海的负责人解释这个情况，是否上海这边仅剩的情报网络又在面临巨大的危险？
　　刘松贵此时心急如焚，到底应该怎么做？被救援的同志只有48个小时的时间，再不采取行动，又有几名同志又要失去生命，接下来的工作又该怎么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