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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很是奇妙，崔三郎貌似不经意间投往文坛那薄薄的两本小册子，掀起了狂风骤浪。奇妙的是，对于此次“事件”，文坛有三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简单的说，分为老、中、青三种：上了年龄的文士几乎尽数保持缄默，公开场合绝不表态，不赞赏也不批判；刚刚崭露头角抑或小有名气及累举不中的则是痛心疾首，直骂崔氏三郎是“大逆不道”、“黄毛小儿妄解经义，居心叵测也”，其中亦不乏将矛头直指博陵崔氏的，说这当今一等一的门阀枉为士族儒家，竟然纵容无知后辈大放厥词，实实在在是荒诞离奇、耸人听闻的怪事，若再放任自流，便是自堕门风，将整个家族拖向黑暗深渊，又有直言这一切本就是崔氏一手策划，混淆视听，搅乱大局，以求火中取栗；至于十多岁的少年后辈，则是对崔三郎此人态度复杂，或崇拜向往或自叹不如或羡慕嫉妒，总之，崔十斗诗文无双，且能以总角之龄自解经义，完全就是令人高山仰止、望尘莫及的大人物，不在同一水平线啊，倒是没了比拼之心，但口中却是没多少敬佩、景仰之词的，年少乖张，口服心不服。但自有心服口服的，如李轮。
五经指五部儒家经典著作，即《诗》（《诗经》）、《书》（《尚书》、《书经》）、《礼》（《礼记》）、《易》（《周易》）、《春秋》。汉武帝时，朝廷正式将这五部书宣布为经典，故称“五经“。
《五经正义》为经学义疏的结集。由于经书成书年代早，文字多晦涩难懂，记事又简略不详，给后人学习带来不少困难。于是为经书作传、注之风便盛行起来，常常一部经书就有各执一说的多家传、注。
《五经正义》就是要从中选出比较好的注本，摒弃其余杂说，对前代繁杂的经学解释进行一番统一整理。又因前代注本也有难解之处，所以《五经正义》便依据传、注又加以疏通解释。可以说，《五经正义》是一部典型的以疏解经的着作。
《五经正义》引用大量史料诠释典章制度、名器物色，又详于文字训诂，为后人研读经书提供了方便。书中包含有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习俗等方面的丰富内容，是研究者的宝贵资料。《五经正义》的撰着过程中，采摭旧文，取材广泛，汇集了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学者的研究成果，故能融贯群言，包罗古义，在本朝具有很高的权威性。
《五经正义》经官方颁定后，便成为士子习经和科举考试的统一标准。自唐以后，明经取士，以此为准。以科举取士取代九品中正制，是社会的一大进步，《五经正义》顺应科举考试的需要，革除儒学多门、章句繁杂之弊，又折衷南学、北学(偏重南学)，形成经义统一的经学，在当时确有不可否认的进步作用和积极影响。《五经正义》的颁行标志着经学史上一统局面的形成，为古代经学发展的重要阶段。从此以后，士子诵习儒经及应试，必须严格以《正义》的义理为依据，不得另立新论，否则便被视为异端邪说。
这最后一句才是关键所在——若是另立新论，便为异端斜说。
幸好，崔三郎的《大学章句》与《中庸章句》除了某些细节颇有新意，大抵是不悖《五经正义》核心的。真正有细读其“著作”之人，却又是为其所解新意所打动，隐隐感觉其之新解更有说服力，这个发现让一部分人噤声不语，心下确是颇为认可，只是碍于各方关系保持沉默。
而那些开声痛叱似欲饮其血啖其肉的人，只是一味的指责崔三郎张狂桀骜，一鼠辈耳穷极龌龊之能事，且不乏有“母之，诚彼娘之非悦”、“人而无仪，不死何为”之辱，更有人写诗骂之：“君非叔孙通，与我本殊伦，时事且未达，归耕汶水滨。”意思是，你本来就不是这些有名的贤能，和我不是一路人。你就连现在的时事都不知道，还不如直接回家种田去呢。着实是骂出花团锦簇了。
对于这些辱骂之声，崔如英一概不应，充耳不闻也，且劝慰亲近之人莫要放诸心头，正所谓是“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它横由它横明月照大江”。哦，还信手写了几首打油诗，如“浮云遮眼身处高，雏儿初入犹可教。屠龙少年多成龙，近墨者黑初心抛。”，如“咱且由它自鸣号，潜龙勿用待明朝。但愿天意替我及时扫，余虑飞龙在天之时，也不知此畜为祸人间有多少。”，又如“愚时小节大义保，不拘小节者为高。破釜沉舟气何在？水已归为它池钓。”⋯⋯嗯，还是很难做到无动于衷，非圣贤，非草木，自是有脾性。只不过他明白，对于那些骂言，万万不可回复辩驳，那些个别有用心的人，无非是要藉此赚取名声，相对而言，“骂”，成本低，收益高，何乐而不为呢？
“一品鲜”雅间这场午宴，除了贺兰敏之，余者对崔三郎观感复杂，但却是未有恶感的，就便是初次见面的李峤与苏味道，亦是以赞赏折服居多。
《大学章句》及《中庸章句》既出，本是《礼记》中的二篇，却让崔三郎单独摘出成册，而坊间更有传闻说，此子有意编写《四书章句集注》，除了已付梓的两册章句，后面还有《论语集注》及《孟子集注》，这简直⋯⋯太疯狂了。
李轮不知从何处得知此事，心中犹不能信，故问之。
崔如英如是回答：“《大学》中‘经’的部分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的部分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而由‘子思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四者上下连贯传承而为一体，正可汇结成集⋯⋯若理会得此《四书》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处！”
饮了不少葡萄酒，处于微醺状态，话语便有些张狂，众人却并未介意——崔三郎少年老成，总给人一种看破红尘游戏凡尘的感觉，仿似他是局外人，冷眼看世界，更难得一见其该有的年少轻狂，此番言论倒是更符年龄。
只是“四书”，显然是有别于“五经”的。时下孔冲远等所编撰之《五经正义》乃是科举要文，凡士人应明经科，均须诵习儒经，义理全据《正义》所说，否则就被视为异端邪说。“五经”者，指五部儒家经典著作，即《诗》（《诗经》）、《书》（《尚书》、《书经》）、《礼》（《礼记》）、《易》（《周易》）、《春秋》。汉武帝时，朝廷正式将这五部书宣布为经典，故称“五经“。
这崔三郎轻“五经”而重“四书”，倒真的是不走寻常路啊。而其“今之《尚书》恐为伪作”之说，更是叫人咋舌。
有关此问，其答曰：“孔安国之传，亦伪作也。盖秦燔书后，汉代伏生所传，欧阳及大小夏侯所习，皆仅二十八篇，所谓今文《尚书》者也。厥后孔安国家有古文《尚书》，多十余篇，遭巫蛊之事，未得立于学官，不传于世。厥后张霸有《尚书》两百余篇，亦不传于世。后汉贾逵、马、郑作古文《尚书》注解，亦不传于世。故，或为伪作焉。然不可靠也罢，伪作也罢，流传于今的《尚书》，其文学影响力毋需存疑也。”
《尚书》不能简单地说是真还是伪，谨慎并且准确一点应该这么说：当今通行本《尚书》中的一些篇章是伪作的可能性非常大。
《尚书》是儒家经典之一，又名《书》。“尚”即上古，“书”是指书写于竹帛上的历史，“尚书”即“上古的史书”，汇编我国上古历史文献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包括商周两代统治者的一些讲话记录。《尚书》所录，为虞、夏、商、周各代典、谟、训、诰、誓、命等文献。其中虞、夏及商代部分文献是据传闻而写成，不尽可靠。如今所见的古文《尚书》不是最原初的“版本”，已几经变数，几经聚散，极其复杂曲折。
但正如崔三郎所言，今之流行本《尚书》，就便是伪作，其文学价值亦是非同凡响的。
其倒算言之有理，并非一味针对时下通行之《尚书》。至于传闻他要撰写《古文尚书疏证》以系统地论证古文《尚书》为伪作，但迟迟未有动静，也就罢了。毕竟，要彻底推翻固有的事实，非止要有实力，还需勇气。。
李轮就这些疑问一一求教后，又聊起了书法。要说起来他年纪不长，于书法之道却是较为精擅了，自幼临摹钟体书法，已成气候，虽不如有“当世钟体第一人”的崔翕远矣，也算是习钟体字中的佼佼者，假以时日必能臻大成。
但崔如英年龄更幼，却已自创“三郎体”，太过妖孽。只是，他的诗文有人质疑，这书法却是实实在在摆在那，叫人挑不出刺来，唯赞誉有加，叹曰书圣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