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庸之恶

　　我是个属于黑夜的人，因为黑夜属于我。讲道理其实有点好笑，我喜欢熬夜，如果熬夜等于透支生命，那么我就是在从生命里偷“生命”来熬夜。熬夜做什么呢？熬夜思考生命。
　　其实人的生命重点不在于长短，重点在于有多少生命属于自己。属于自己等于孤独，孤独的时间可以用来思考。人贵在思考，不思考的人等于机械，机械了，就离平庸不远了。从汉娜·阿伦特的哲学理论里，我知道了一个让我害怕，也应该让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害怕的一个词汇，“”。它本是用来形容战犯艾希曼的。但后来经人们推敲，好像这个词汇离我们并不远，鬼影随行。
　　阿道夫·艾希曼是**德国的一个高官，1942年艾希曼出席万湖会议，被任命负责屠杀犹太人的最终方案，并且晋升中校；将犹太人移送集中营的运输与屠杀作业大部分都是艾希曼负责，因此他被称之为“死刑的执行者”。虽为“死刑执行者”，但他几乎很少执行过死刑，通常负责对“死刑犯”们的审批和移送程序。这也成为了他为自己辩护的其中一个理由：“我本人对犹太人没有仇恨。”他认为自己只是执行**关于“种族灭亡”政策的法律，作为一个执法者，他没做错什么。艾希曼为自己辩护的一个重要论点是，“没有外在的声音来唤醒他的良心。“
　　阿道夫·艾希曼是如此的文质彬彬，优雅从容，以至于我们很难想象这个人跟“死刑执行者”有何关联。阿伦特说，他身上没有“恶魔的深度”，甚至文质彬彬。而他亲手把犹太人送进集中营，也只是盲目地听从安排。“他并不愚蠢，他只不过不思考罢了——但这绝不等于愚蠢。是不思考，注定让他变成那个时代罪大恶极的人之一。”
　　最终，艾希曼被判处绞刑，但是关于艾希曼是“反犹太人罪”还是“反人类本性罪”，当时有很大的争议，也正是因为这个争议，汉娜·阿伦特所提出的“”的观点才被我们认识并思考。阿伦特在《一份关于的报告》中写道：
　　“你承认战争中对犹太民族的罪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罪，你也承认你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但是你说你的所作所为，全都没有卑鄙的动机，你从来也没有要杀死谁的故意，你从来没有恨过犹太人，你还说，你别无选择，所以你觉得自己是无罪的。我们发现要相信你的话是非常困难的，尽管并非完全不可能；尽管不是很多，但是在动机和良心的问题上确实有一些反对你的证据被证明是无可怀疑的。你还说到，你在最后解决（FinalSolution）中所扮演的角色完全是偶然的，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取而代之，因此从潜在的意义上说，几乎每一个德国人都是同样有罪的。你想说的是，既然每个人，或者说差不多每个人都有罪，那么每个人都没有罪。这确实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结论，但是我们不想同意你的这个说法。如果你不明白我们何以要反对你，我们可以提醒你想一想索多玛和哥玛拉的故事。《圣经》中这两个毗邻的城市由于所有人都犯了同样的罪行，因此被天火烧毁了。当然，这个故事和那个时髦的概念“集体的罪恶”，毫无关系。按照这个概念，人们要为以他们的名义，却非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不曾参与，也没有从中渔利——承担罪责或者罪感。换言之，法律意义上的罪恶和清白必须是客观的，即使八千万德国人都做了你所做的，那也不能成为你的借口。”
　　“幸运的是，我们不用走那么远。你自己并没有给出实际的证明，只是从潜在的意义上认为，既然一个国家的主要政治目的已经演变成了一桩闻所未闻的罪行，那么这个国家的所有人都犯有同等的罪行。不管是何种外在或内在的偶然情境将你推向了犯罪之路，在你的实际行动和其他人潜在的可能性之间，都有着天壤之别。我们关心的只是你做过什么，我们并不关心就内心生活和动机来说，你可能并非罪人，也不关心你周围的那些人是否有犯罪的可能。你把你的故事讲成了一个背运的故事，设身处地，我们愿意在某种程度上相信，如是在一个更为适宜的环境中你很可能不会出现在我们或任何其他刑事法庭面前。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假设，没有什么比把你变成了大屠杀组织中一个驯服的工具更不幸的了，然而仍然有事实表明，你执行，因而也支持了大屠杀政策。因为政治不是儿戏；在政治中服从就等于支持。正如你支持并执行了，不想和犹太以及其他民族共享地球这样一条政策一样——好像你和你的上司有权决定谁应该、谁不应该居住在地球之上似的——我们发现，没有人，也就是说，整个人类中没有任何一个成员，愿意和你共享地球。这就是你必须被处死的理由，也是唯一的理由。”
　　汉娜·阿伦特的理论中，她提出了两种恶，一种是“极端之恶”，是指极权主义统治者本身。直接的例子——希特勒。而另一种，就是“”，是指对前一种恶的行为不加辨识、不加推敲、于己无关、不加限制并且无条件执行的行为。艾希曼认为“种族屠杀”是上司指派给他的任务，他只是被派的任务执行者——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充当他的位置，那么同样的，任何人都有罪。他没做错什么，就像法不责众一样。而阿伦特认为，当艾希曼放弃了思考“种族屠杀”这件事情的对错的时候，他也就放弃了跟被屠杀者共享这个地球的权力。也因此，他已经不属于人类这个物种了，他也就不能跟我们和平地共享这个地球。这就是的大致解释。
　　假使只能用对错来评判艾希曼，假使他真的没有做错任何事情。那么他所作的事情，可以被认为是正确的（对他而言）；但不能被认为是可以被除他以外的人类所接受的。
　　回到“”，其实离我们并不远。
　　有人说：“20世纪后期以来的道德无底线，有人的无知或邪恶，不辨道德“真相“的因素，也有舆论导向的偏颇，但更重要的是由于道德“真相“不足以作为标准评判人们当下或可能做出的事情。重建道德的前提是社会中的每个个体，能够反抗道德崩溃时代的引诱，不放弃思考，不逃避判断，心有敬畏，承担起应有的道德责任。”诚然，那就是我们的父母或者我们父母的父母们所生活着的年代，也是“”最集中发生的年代，不辨对错、于己无关、没有梦想又或者失去了梦想。其核心是“无思性”。
　　如果说“平庸”是“恶”的预备，那么“盲从”就是“恶”的开端，当一个人开始盲从，随波逐流，放弃了思考的权力，那么他也就没有了想象力，没有想象力使他不关世事，不在乎别人，漠视道德和法律，此为人最大的恶。。
　　由此观之，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艾希曼，一个彬彬有礼，谈吐得体的“异类”。于通俗认知中，“艾希曼们”不是恶魔，他们只是普通人，他们心地未必邪恶，但与世无关使他们做出的事情是如此地骇人听闻。当你的身边出现一个“艾希曼”的时候，你的周遭看起来是如此的正常，但却恐惧——一个跟你并非同类，对你死活无关的旁观者注视着你的生活。而当你与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无关的时候，你也不再属于这个集体、这个族群、这个人类。你是那么的“孤独”因为整个人类的事情与你无关。于这个世界而言，你的平庸，是一种罪恶。
　　“”让我们不得不谨慎地观察着周遭，也观察着自身，我们急迫地保护住我们的想象力，免于使自己变成一个不与其他人共享这个地球的物种；我们急迫地思考着人生，免得让自己成为行尸走肉；我们急迫地调整自己，让自己灵台清明，免得自己有朝一日对着这个族群说出那句：“我对你们没有仇恨，但我跟你们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