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新

　　下岗了，莫名其妙的。在公司干了二十几年，不管是领导还是同事，他们都讲我是好职工，上班不迟到，下班不早退，干活不偷懒，办事不拿回扣。为什么公司突然开会讲要改制，要精简机构，第二天我就成了第一名被精简的人员呢？
　　二十多年来，我从来没因为私事找过领导，以前的政工科，后来的纪检人事处我都没敢进去过。我知道他们除开管着我在公司的表现，还管住我的另一半，我的魂魄。我出身不好，档案里肯定有记录：祖父的父亲做过大清皇帝的水墨画师爷。外公做过军火生意，据说他卖出的商品，被国民党的士兵拿着杀死了好多红军、八路军、解放军。张学良、杨虎诚逼着蒋介石抗日时，我的姑妈却陪着宋美龄在华清池旁打麻将消愁。父亲的历史当然也就好不到哪里去了，十岁那年，我的姑妈带着几分怀旧的微笑和惊恐的眼神悄悄地对我说：“你真像你父亲，一个模子脱出来的。不过你的父亲年轻时了不得呀，漂亮帅气，学问又好，跟着你姑父二十三岁肩上就扛着两杠两朵花哩，勤务兵天天跟在他后面屁颠屁颠的，威风啊。只是你父亲爱的是文艺，尤其喜欢看戏，他一进戏园子那些伙计就围上来，冲着他大声吆喝，‘舅老爷高升啊！’你父亲便手一伸，勤务兵急急忙忙从背包里抓出一把银元，他接过顺手一挥，哗啦啦，银元便散落在戏台上，于是，台上台下满场子喝彩哩。”姑妈的话我不能不信，但任我怎么想象也不能把从电影里看到的国民党军官笔挺的戎装、锃亮的皮靴、锅盖一样的帽子和别在腰间的手枪添加到我父亲身上，在我的印象中，我的父亲是文质彬彬一介书生。
　　随着年龄的长大，我隐约感悟到周边搞了好多的运动，当然不是锻炼身体的那种，是要命的那种。每次运动风起时，一些机关单位都会把我父亲找去，吓得他半死。但每次运动后他们又把他解放出来，让他重新做人，出于感恩，我父亲就会像牲口一样拼命去做事。可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们把他找了去就再没让他回来。直到一九七八年，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几个代表着不同单位和组织的人恭敬地送来了一个雕花的木盒子和一大包我父亲被审查时写的交代材料。
　　那些漂亮的蝇头小字长达近二十万言，记录着我父亲愁惨的冤屈。我的父亲其实并不反动，虽然披着国军的制服却根本就没有在战场上和红军八路军解放军兵戎相见。吃亏就吃在年轻时官阶太高，按现在的说法他应该是文艺兵，属文职。只因他老人家少年得志才华横溢，又有人罩着他，在他肩上划多了杠杠，缀多了星星。父亲即便拿的是笔杆子，然而办案人员怎么也不会朝文化学问方面去思考，在他们的心目中肩上的星星与射出的子弹和饮弹毙命的对象绝对是成正比的。
　　我翻了几页父亲写的材料眼泪便模糊了眼睛。放下他老人家亲笔书写的交代材料，揭开雕花木盒的盖子，掀开红绒布，看到了一包像是被碾碎了的珊瑚一样白花花的碎骨头，没有了灵魂和血肉的父亲支离破碎地挤在狭小的盒子里。我欲哭无泪，抱着骨灰盒的双手像得了帕金森症一样直啰嗦，散碎的骨头在盒子里摩挲隐隐有声，我认定那是父亲在和我叙说忧伤。
　　其实我知道现在根本就不讲什么出身了，如果有人知道你社会关系真的很复杂，像以前专门经营运动的那些部门一样，现在新成立的好多机构如招商局、开发区、台办、侨联、贸促会……都会主动找上门来，非常诚恳地请你广为联络海外的阔亲戚富朋友到他们管辖的区域、部门来投资。如果他们不想来投资，即便来看看也行，照样好酒好烟好饭招待，临走还有特产相送。我也有幸被找去谈过几次，可是我胆小，什么都不敢说。因为我从小就被那些运动故事吓坏了胆，就像得了慢性支气管炎，只要气候有点变化，就会扯喉咳嗽。每次见到父亲被隔离，我那本应纯真无忧的心脏就会急速增大，里面便装进去很多本不应该存在的恐惧和忧愁，但是，我始终把心扉关得牢牢的。久而久之那些外向型的机构也就不再相信我档案里记载的历史了。
　　我不想下岗，今后的日子怎么办？最怕就是回去没法向妻子说明白，想象得出，她会像搞运动一样审查我好长时间。她会问我是不是在单位贪污了公款，要不就是搞上了哪个办公室的女人，或者她会讲你喜欢屙零碎屎，常往厕所里跑，懒人屎尿多，别人怎么不会有意见……她会直问得你把肠子、肚子、心肝肺都翻个里朝外还不甘心。因此，我希望领导会找我谈谈心，告诉我是因为看得起我才和我开玩笑就最好不过。我故意站在很显眼的地方假装看报、抽烟，可是他们就像没看见我一样从我身边穿过来走过去。
　　不过，领导还不错，多给了我一个月的工资。财务科的老处女要我去拿钱。看见我走进来，财务科的人一个个找着借口溜了出去，平时乱轰轰的房子里只有我站在老处女的对面。她很同情地冲我摇摇头，不知为什么，平时觉得又丑又尖刻的老处女此刻眼神里溢满了慈祥。
　　“你是真不知还是假不知为什么要你下岗？”
　　我好象没听懂，本能地摇摇头。
　　“那我问你，公司开发新项目的事你都说了些什么？”
　　“新项目？哪个新项目？”我好生奇怪，公司要开发新项目的事我听说过，据说有好几个，都是八字没一撇的事，只是说说而已，与我何干？
　　“你真不知道？那我再问你，你在办公室拿着老板扔在桌上的空烟盒说山区一个壮劳力不吃不喝从年头做到年尾也买不起这样一条烟？”
　　我记得我讲过，点了点头，“我在报上看到的。”想了想，又说：“我下放的地方更穷。”
　　“就你聪明。”
　　老处女打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小叠钱，数了数，递给了我。我没接，她把钱放在了我面前，朝门外看了看，静悄悄的没什么响动。她压低了声音说：“你最近做了单生意吧？”
　　我机械地应了声“是”。
　　“合同是老板给你的吧？”
　　“没错，这单生意本来是小许的，曹老板说小许一个女孩子容易被人欺负，还说我和他是一个办公室出来的，要我帮着把把关他才放心。我一看合同有明显的漏洞，就和对方谈了几次，他们疑惑地盯着我看，质问我领导知不知这回事。我说我就是领导点的钦差，为此，我帮公司挽回三十来万。”说到这，我不免有些得意。
　　老处女闭紧了嘴，干瘪的胸部在单薄的衣裳里重重地起伏。她站起来对我说，“小鲁，你是真不明白还是装糊涂，小许的事你也去掺和？你以为公司只有你才会做生意？我比你大吧？”
　　几个问题确实让我糊涂了，我惶惑地点点头。
　　她尽力心平气和地说，“那我可以骂你啰？”
　　我有点怕了，忙说，“可以，当然可以，随便您怎么骂都行，我听着呢。”我低下头等着。
　　她突然猛地把用了多年的保温杯摔在地上，杯胆“砰”的一声响，炸得我一个颤抖。老处女指着我说：“猪，你只差条尾巴就是一只猪！”老处女泪流满面冲着我尖叫道，“你给我出去！”。
　　我气喘喘地爬到七楼，妻子好生奇怪地看着我为什么回来得这样早。我本想瞒几天再讲的，可她老是盯住我望着，我就沉不住气了，急急巴巴地说；“我下岗了。”
　　这次她没说什么，径直走到睡房里，事后我分析她肯定是早有准备，要不然也不会那样快就肩上背着一个帆布包，手上拖着一个带轮子的箱子，走出了家门，自始至终没有一个音符从她嘴里飘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