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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诸君：吾非历史系专业人士，只是兴趣使然也。如有不妥之处，请指正，可轻喷。
众所周知自光武皇帝刘秀中兴以来，特别是明、章二帝后，东汉政治结构主要靠外戚、士族、宦官构成，这三股势力中外戚与宦官是依附于皇权的，虽然当时外戚亦有废立之事，但是从当时的法理上无阻力的。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说外戚与宦官是依附于皇权的，因为皇帝想要巩固皇权，归其本质就是君权与相权的争夺。而东汉不置丞相，设三公（司空司徒太尉）以分相权，乃至追溯汉武时期，武帝为对付相权，亦有“内朝，外朝”故事。发展到汉灵帝时期，除了上述之外，真正处理政事的是尚书台。
汉灵帝之所以设置鸿都门学与西园军，本质还是为了巩固皇权，要从士族手里夺回军权和士族掌控的太学的知识舆论权。鸿都门学是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产物，即宦官派为了培养拥护自己的知识分子而与士族势力占据地盘的太学相抗衡的产物。又借汉灵帝酷爱辞、赋、书、画的缘由，办了这所新型学校。它招收平民子弟入学，突破贵族、地主阶级对学校的垄断，使平民得到施展才能的机会，也是有进步意义的。鸿都门学的出现，为后来特别是唐代的科举和设立各种专科学校开辟了道路。
士族为什么那么强大？士族，因为他们掌控了知识和当时的社会舆论。从政治和经济这两个角度来说就是：
政治角度：自汉武帝以来崇尚儒术，官僚多以经术起家，至东汉时逐渐形成了累世公卿的状况。曹魏实行九品中正制，使得世族地主能够凭借家世出身参与政权。
经济角度：东汉政权是在豪强地主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因此，豪强地主在东汉王朝享有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他们在政治上把持中央和地方政权，经济上兼并土地，经营庄园，渐成割据，逐渐成为名门大族。士族地主(又称世族、门阀地主)在东汉开始形成，为后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制度的确立提供了阶级、经济基础。
董卓心中暗恨：“吾虽非士人，可亦有大功於国家，设若无吾等武人为国家久镇边关，击贼讨逆，击黄巾、征边章，出生入死，浴血百战，那些叛贼、羌胡早不知烧杀内地中原多少次了！你们这些士人却看不起我！没有我，尔等竖儒还能安居州郡、显贵朝中么？说老子叛逆犯上？撺掇何进诛杀天子近臣、致使何进身死的是谁？带兵血洗北宫、吓得天子出逃的又是谁？老子自入京后，百般小心、刻意容让，老子帐下的诸将，老子亲信的人，老子一个都没有给他们显职，而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封拜你们这些竖儒，礼敬你们这些空有虚名、无有安边定国之能的所谓名士，可你们是怎么回报我的？老子抓个袁绍，命令却竟都出不了洛阳城，你们都阳奉阴违！老子升着你们的官，你们却在州郡私自募兵，意图造老子的反！可恨可恨！”
当时的情况就是汉少帝刘辩可归为皇权代表；何进是外戚势力代表；张然，赵忠是宦官势力代表。袁绍是士族势力代表；而董卓是凉州武人代表。
武人集团：在对边境少数民族战争和镇压农民反抗的斗争当中，崛起了一批武人，如张奂、段颎、皇甫嵩、董卓等。武人凭着浴血奋战才做到了一定官职，但他们因为出身不是士林，不被朝中士大夫真心接纳，彷徨而找不到出路。像投靠宦官的段颎，虽做到了太尉的高官，却因助纣为虐，协助宦官缉捕党人而被士人唾骂，最终被士人奏请皇帝诛杀。像忠心为国的皇甫嵩，却是国家有难则用之，战乱一过则遣之，完全是朝廷利用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武人集团不得不寻找其它实现自己价值的出路，董卓就是典型代表。他拥兵自重，不听朝廷号令，一切为了自己私人武装的利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永保荣华富贵。这种带有割据性质的武人集团，无时不在寻找机会扩大自己的利益。
所以说后来讨伐董卓的矫诏说董卓叛逆犯上？董卓心里冷笑撺掇何进诛杀天子近臣、致使何进身死的是谁？带兵血洗北宫、吓得天子出逃的又是谁？
袁绍带兵血洗北宫、吓得天子出逃的其实也是忤逆以上犯上。袁绍、袁术此前兵击北宫，令使天子在宦官们的挟持下被迫出逃，故车骑将军何苗也可以说是因此而死，便不说袁绍兄弟逃离了洛阳，就算没有逃离，又就算董卓没有进京，恐怕时任太傅的袁隗早晚也会行此废立之事。
做皇帝、当天子的，最忌讳的是什么？就是臣下犯上。臣子冒犯皇家的尊严，挑战皇家的权威，这是任何一个帝王都不能接受的，而袁绍在被宦官们逼上绝路后，为了保全性命，不得不带兵血洗北宫，使得天子被迫逃亡，这已经不单单是在冒犯皇室的尊严、挑战皇家的权威了，这已经是在危及皇帝的生命安全了，皇帝年少的时候还好，当皇帝成年后，他早晚会因为这个巨大的阴影而对袁绍、对汝南袁氏发难的，汝南袁氏为保住富贵，袁绍为保住性命，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做权臣，找个机会把皇帝，也即刘辩废掉，再扶立一个新的天子。
所以说，不论是往之前说，还是就现在说，看起来是袁绍兄弟被逼上了绝路，而实际上整个的汝南袁氏家族也同样地被袁绍兄弟逼上了绝路，为了富贵、为了宗族，袁隗只能配合董卓。
董卓身边亦有能人，比如他重用的谋士、他的同州人贾诩就是一等一的智士，贾诩肯定也看出了这一点，料到了袁隗不会反对董卓废立天子，而董卓大约也正因此才会把废立天子的计划堂而皇之地递给袁隗，而袁隗也确如他、或者说是贾诩等谋士的预料，默认同意了此事。
董卓进京，彻底剥夺了汉帝、太后残余的权威，摧毁了腐朽衰落的旧皇权，使困扰东汉社会百年之久的宦官、外戚专权问题，初步得到了解决。董卓及其凉州武人集团，在东汉帝国崩离之际得以发挥关键作用。究其原因，似取决于他们特殊的地域、文化乃至民族背景。
******先生指出：东汉政府将羌人安置于帝国境内，造成了凉州等边疆地区汉人的“蛮夷化”。余氏所谓“蛮夷化”，相当于本文讨论的“羌胡化”。而本文一个基本结论就是：包括董卓集团主要成员在内的凉州武人阶层，缺乏学术而擅长武力，明显带有“羌胡化”的倾向。
唯其如此，董卓在以强力手段颠覆东汉皇权的同时，又完全破坏了最基本的社会秩序。凉州秦胡兵肆虐于洛阳，在关东地区引起广泛的恐慌和敌意。董卓敢于行废立之事，敢于逼太后归政，敢于挟献帝迁都，敢于黜汉帝尊号，动摇东汉国本，开启代汉过程的第一步；却又无法长期立足关东，无法“移神器于己家”，完成代汉过程的第二步。他的活动，只是为曹操等关东势力开闢了道路。
曹操由讨董卓起家，实际上又继承了董卓的政治遗产。应劭称董卓“百官总已，号令自由”；范晔则云：“自许都以后，权归曹氏，天子总己，百官备员而已。”董卓、曹操皆以宰相的身分，挟天子以令诸侯。黄山谓曹操“甘心为卓之所为”，正是抓住了问题的本质。
陈寅恪先生将魏晋统治者曹、司马二氏，划分为“非儒家的寒族”与“儒家豪族”。
我想说明的是，曹操出身寒族，却周旋于党人名士之间，与儒家豪族人物，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他精通兵家韬略，又留意于儒学名教。“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交替为用，相得益彰。所以，曹操不仅得到非儒家寒族的支持，而且得到众多儒家豪族的支持，其政权具有比董卓政权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曹操在政治上的成就，也大大超过董卓。他利用虽无权威却仍为名义所在的汉天子，树立了足以威慑、统制北方的新皇权，进而为曹魏代汉奠定了基础。
最后附带指出，董卓代表凉州及西北边郡武人集团的利益，而在他执政期间，尤其是迁都关中之后，整个武人阶层的政治、社会地位，都有显着的提高。曹操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与群雄逐鹿中原。在曹氏政权之下，武人阶层仍得以长盛不衰。此事影响所及，魏晋之际的大族名士，为获得政治上的发达，及维持家族的显贵地位，亦纷纷担任武职，追求军功，“儒家豪族”呈现令人瞩目的武人化倾向。司马氏灭蜀之役，邓艾、钟会二士争功。邓艾是寒族武人，钟会则为大族名士。至于河内司马懿，虽以文学起家，却又长年征战，凭借军功营作家门，最终取得代魏的资本，更是“儒家豪族”武人化的典型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