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一、
　　在一个以传统农业为基础的封建主义社会中，国王和贵族的斗争是社会上层的主要矛盾。在其中，贵族是反动的力量，而国王则往往是代表广大人民的力量。因为国王希望建立一个他一个人高高在上、说一不二、拥有绝对权威的世界；而贵族则希望自己能够和国王平起平坐，最起码在国家事务中拥有很大的发言权，而这一切都是以他们身后的经济实力作为依托的。在以农业为社会主要生产形势的社会中，土地是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因此占有土地的多少成为衡量经济实力最为重要的标准。贵族当然希望自己占有的土地越多越好，富可敌国；国王则希望土地被理想化的平均分配到每一个农民手中，这样他可以通过赋税的形式征得最大化的收入，而单个的农民也不可能有挑战国王的力量。
　　而工商业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使得国王与贵族之间的争斗在性质上发生了一些变化。在传统的农业封建社会中，工商业的发展往往并不是独立的，并不能成长成为一支独立的势力。她是在封建势力的羽翼之下慢慢成长起来的，等她成长到一定程度，必然要和曾经羽翼她的封建势力由于利益的不同产生抵牾。在英国，由于封建贵族的势力十分强大，也由于漫长的海岸线所带来的相对发达的工商业，早期资产阶级势力实际上是同国王的君主专制一同壮大发展起来的。国王希望打击贵族势力，直接掌控平民；而新生的资产阶级力量则希望拥有更大的自主权，打破封建贵族强加于自己头上的封建桎梏。工商业的力量集中于城市，而早期的城市往往是由集市发展而来，不可避免地处在各个贵族的领地上，贵族对于这些城市有着强大的控制力。虽然各个贵族对于这些城市的具体政策不同，但是从中获取最大化的利益是几乎所有贵族必然的想法。当城市工商业发展到一定水平、拥有一定力量之后，这些贵族强加于城市的越来越重的剥削就成为不能承受之重。这时候，英明的国王出现了，他审时度势，赋予城市以自治权，一方面断了贵族很大一条财路，一方面给自己开了一条财路，还博得了城市平民的拥护。同时，在农村中，中小地主的崛起也不可忽视，他们比起贵族庄园来，工作更投入，经营更得法，体现出自身在发展生产力上的优越性。国王与城市平民（往往是较大的工商业者）、士绅阶层一拍即合，共同努力，首先驱赶了封建势力在思想上的权威、大封建主——天主教会，并从中大发一笔，不少出身中等阶层的平民晋身为新贵族，国王也借此机会建立起以自己为权威的英国国教，加强了君主专制统治；接着又在政坛不断打击贵族势力，加大城市平民和士绅阶层在政治领域的话语权，经过几个世纪的努力，下议院全面压过上议院，贵族势力在政治上的话语权已经微乎其微。然而，就在双方比翼齐飞的过程中，中央集权的进程明显落后于新贵崛起的速度。最重要的几个标志是，国王没有获得财政权，代表国王处理政务的中央集权的枢密院相对而言十分弱小，国王不拥有常备军，国王对于地方的控制完全依靠由士绅充任的治安官来完成，英国国教在宗教事务上的统治力比较弱小，大量清教宗派在国教的羽翼下茁壮成长。随着老对手旧贵族的失势，两个好战友不免成为新对手，由于没有稳固的经济根基，国王在新旧贵族的联手之下，统治瞬间土崩瓦解。由于新旧贵族的联手掌握了当时最大限度的经济实力，他们的最终胜利也是必然的了。由于新贵族带有新生的资本主义的色彩，代表着社会前进的方向，因此，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贵族同国王之间的斗争就不能以简单的贵族反动来看待了。
　　二、
　　中等阶层（中小资产阶级）同带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地主和贵族相比，他们革命更为坚定、更具战斗力。但是他们缺乏资源，以及缺乏运用这种资源的能力。鉴于他们的阶级性和局限性，以他们为革命的领导力量虽然更容易取得革命的胜利，但是却不易持续地保持革命的成果，而且容易造成社会的动荡。但是，没有他们的涤荡，革命往往是不够彻底的，革命成果不易巩固。
　　三、
　　而以农民为革命的领导力量几乎是必然要失败的。
　　首先，由于阶级的鸿沟和差距，无论是封建专制统治者还是资产阶级革命者都对农民起义有着极大的仇恨，他们必定会集中一切力量对农民起义进行反扑。在明末，张献忠、李自成的失败就是由于受到了内部地主阶级勾结外部势力的结果。在山河风雨飘摇之际，地主阶级依然以“贼”来称呼起义军，对起义军充满刻毒的仇恨和极度的恐惧。在他们看来，满清入主中原对于他们来讲不过是改朝换代，江山易主，不影响他们的根本利益；而农民起义军掌权则是要革他们的命。辛亥革命之际，各地的革命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期间也有农民起义举着革命的旗号夹杂其中，并提出抗租、减租等革命口号，反映出农民兄弟的政治意愿。但是新生的资产阶级政权还在立足未稳之际，却毫不犹豫的向农民起义军举起了屠刀，根本不管你是不是打着革命的招牌。在欧洲，英国的掘地派、德国闵采尔、捷克胡斯教的博塔尔派的失败也都说明了这一点——过于激进会招致革命的失败。
　　其次，完全由农民领导的革命往往只是一场农民起义，而不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其只具有改朝换代的功能，而不具备革命的功能。朱元璋在登基后，反而强化了封建专制统治。李自成在短暂的胜利过程中也是独断专行，以封建专制为目标，根本没有改变社会面貌和政治权力结构的想法和意愿。
　　四、
　　对比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王进贤不得不承认，明末的中国和当时的英国相比，还是有区别的。
　　第一，中国的贵族在政治上是被阉割的，但是在经济上却仍是社会的毒瘤，占据了大量社会资源，却很难成为反对皇帝的盟友。
　　在封建专制统治不断加强的过程中，贵族固然是在不断衰落的，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欧都是一样的。然而在西欧，贵族仍然保持了相当强大的政治势力，担任很多重要的官职。作为统治阶级，贵族在根本上和国王有很多相一致的利益，但是在中央集权的过程中，其政治权益受到极大损害，因此他们和国王之间也有很大分歧。他们作为封建统治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王的威胁也远大于士绅地主。西欧贵族势力的强大，造成西欧的国王远不如中国的皇帝权势熏天。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贵族都给国王添了不少麻烦。特别是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可以看到，作为统治阶层，贵族几乎导演了除克伦威尔改革军队并利用军队力量攫取权力之外的一切重大政治变革。在“光荣革命”中，统治阶层紧密团结在一起，是革命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甚至连作为领导革命深化的领袖的克伦威尔本人也是下层贵族，也正是因为这个身份，他才有机会成为部分中下阶层的代言人，并在上层社会为他们争取权力。而在中国的明末，贵族显然不具备这样的势力。在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进化过程中，中国的贵族已经彻底灰飞烟灭，连类似于英国新贵族的门阀地主也已经被涤荡殆尽。明朝的勋贵，完全是皇权的附属品，除了经济权力外，在政治上被边缘化了。
　　明末的整体局面是贫富分化加剧，大地主所占据的土地越来越大，而自耕农则纷纷破产，贫雇农、社会底层劳动者的数量越来越多。两头越来越大，中间越来越小。在这种局面下，指望发生资产阶级革命是不太现实的，两头大中间小的结构更容易发生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之间的冲突，也就是农民起义。要想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必须培育中间大两头小的社会结构。在英国，这个结构的改变是伴随着绝对君主权力的崛起而发生的。在都铎王朝时期，随着绝对君主权力的扩张，世俗和宗教贵族不断衰落。在这个过程中，乡绅和约曼农不断从不善经营或者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的旧贵族手中获得土地等资源，形成士绅和约曼农的崛起，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打下了基础。
　　在明末，中国的勋贵虽然基本被排除在政治决策之外，但是和英国没落的旧贵族一样，他们是皇权的重要支持力量，和皇权的利益密切相关。英国的旧贵族占有了大量的土地资源，但是他们并不善于经营，农奴也不会努力工作，贵族庄园土地的生产效率十分低下，不断向士绅阶层和自耕农阶层出售土地以弥补亏空。中国缺少英国那样自由的土地流转制度，虽然贵族庄园的生产效率低下，但是他们依仗政治身份，仍然在不断扩张，排挤自耕农，甚至是中小地主。而在明末的土地版图上，他们也是唯一能够确定占有土地面积将会不断扩大的阶层。因此，勋贵阶层是社会的毒瘤，应该是革命的对象，只有打倒了他们，才会有比较充足的资源去团结士绅地主阶层，同时也能壮大自耕农阶层。士绅地主阶层实力的扩大、自耕农的崛起，将为革命提供强有力的动力和更加坚定的战斗力。
　　五、
　　第二，明末的士绅地主不但力量有限，而且封建性仍然较强。
　　王进贤所给予厚望的那些世家望族，虽然无一不是大地主，但是却属于庶族地主的阶层范畴，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土地贵族有所区别。在明清两朝，庶族地主的崛起是社会的一种进步。在商周时期，和欧洲的领主一样，地主都是世袭分封的贵族。经历了春秋战国的动乱，这种领主式的、以贵族-平民-奴隶制为标志的世袭分封贵族制度，虽然还有所反复，但是总体上日薄西山，一蹶不振。取而代之的是世袭门阀地主。和庶族地主相比，门阀地主倒是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土地贵族更为相似。门阀地主以汉代的察举制为依托不断壮大，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九品中正制的实施而达到巅峰，在隋唐时期因为科举制的实施和皇权的不断打击而逐步衰落。但是直到唐末黄巢大起义时期，大量的门阀世族地主被杀，家族产业惨遭破坏，连引以为傲的贯册族谱也流失，世族门阀地主才最终逐步消失在历史舞台，士绅地主则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士绅地主和贵族及世族门阀地主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其身份不是世袭的，必须依赖一代代不断努力，才能维系家族的财富和地位，一旦在延续过程中有那么两三代不能维系家业的话，家道不免中落。当然也有个别极端的案例，只需要一代挥霍成性的不肖子孙，就完全可以把偌大的家业败光，家族重新回到平民行列。可以说，士绅地主取代贵族和门阀地主是历史的进步，也是封建专制统治不断发展的结果。皇帝依靠士绅地主来统治国家，其控制力要强的多，而士绅地主也需要有真才实学才能为自己谋得给皇帝效力的机会。和贵族与门阀地主比起来，士绅地主对抗皇权的能力也显然要虚弱了很多。
　　明代所谓的世家大族——也就是地方的士绅地主，其本质是身份性地主。其起家或许有不同的开始，或是科举高中，或是务农，或是经商，但是他们如果想成为世家望族，成为领袖一方的士绅，那么在家族中必须不断有人科举高中、得任朝廷高官，借以维系家族在地方的地位，维系家族身份性地主的身份，以获得朝廷给予的各种优免，几乎无一例外。因此，各个世家大族最引以为骄傲的是家族中有多少人科举高中、当了大官，像什么“三代九进士”、“六部四尚书”之类的牌匾就是这种意识的最好体现。而所谓的江南资本主义萌芽，和西欧比起来，最大区别在于，都是在封建势力控制之下的资本主义萌芽，缺少自主性。比如，江南很多由于工商业发展起来的市镇，其实都是在地方官府、或者地方士绅地主控制之下的，和西欧的自由城镇比起来，完全没有自主性。更何况在大明西部和内陆广大范围内的士绅地主基本不从事商业活动，是地地道道、完完全全的封建土地主，完全没有革命的要求。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从思想上分化出了长老派、公理会、浸理会这样带有明显资本主义色彩、反封建专制的政治、宗教派别。但是在中国，心学固然瓦解了理学的桎梏，但是没有创造新的思想指引前进方向，大量的“王学末流”反而遁入佛道，有带偏社会方向的节奏；东林派披着理学的外衣，啃着理学的旧馍，在反封建建设性思想的构建上才刚刚起步；钱谦益等人虽然跳出了理学的窠臼，但是又进入了经学的大坑；直到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时期，思想改革才逐步走出新的道路，可以说渐入佳境。但是此时，不但广大平民没有没有接受新思潮，就连士绅们对于新思想也没有清楚的认识，启蒙工作根本无从谈起，人们觉醒程度几近于零，结果就被汹涌而来的北方蛮族人给吞没。足见在当时的中国，即使在江南发达地区，即使是带有新经济成分的士绅地主也远没有做好革新的准备，既缺乏革新的实力，更缺乏革新的思想。
　　六、
　　第三，革命的中坚力量不足。
　　无论在西欧还是在中国，士绅地主虽然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领导力量，但是却不是中坚力量。毕竟他们还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革命起来有着极大的软弱性，很容易就会和封建顽固势力进行妥协，使革命半途而废。而革命的中坚力量是中小资产阶级，以及农民中的自耕农。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如果不是以克伦威尔为代表的独立派和以李尔本为代表的平等派挺身而出，议会军几乎注定了最终失败的命运。是克伦威尔大量招募笃信清教的自耕农和城市中小资产阶级，组成新模范军，大败王军，才挽救了革命。没有充足的革命中坚力量，革命很容易就妥协、夭折。而在明末，贫富差距加大，大量的自耕农破产，中小资产阶级的力量也还远不够强大。没有他们，革命就挺不起腰杆。眼下，放眼整个中国，王进贤估计也只有在登莱地区，由于自己的穿越，大规模的进行工业生产以及普及教育、建立职业军队、分配土地给无地农民的原因，中小资产阶级和自耕农的力量才会在社会上占据重要地位。
　　七、
　　第四，封建专制统治势力过于强大。
　　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的强大，人所共知。西欧资产阶级革命革命为什么不在封建专制统治最为强大的西班牙爆发，却在封建专制统治势力相对弱小的英国率先爆发，不是没有原因的。英国的封建专制统治虽然经过多年的发展颇具规模，但是和中国、西班牙这样的老牌封建专制统治国家相比，弱的可笑。在英国，英王没有财政权——没有钱袋子，没有自己掌握的一支常备军——没有枪杆子，没有智囊团、秘书机构——没有笔杆子，连行政机构都弱小的要命。英王想去议会抓个人，只能带上自己的随从，亲自操刀，还抓不到；英王要想多花点钱都给和国民们商量，就是借钱人家不同意借就干脆不借给你，管你什么君主不君主。英国的伊莉莎白女王固然伟绩丰功、彪炳史册，但是普通人一般都不会注意到在这辉煌的成绩背后留给王室少的可怜的财富，以及高达36万英镑的国债。国家很多方面的支出都需要国王自己出钱，要是按照大明的标准，皇帝拿出自己的私房钱干国事，那岂不是大大的明君，而在英国这是常态。而英国的勋贵地主们其实和明末的那些勋贵地主们一样，铁公鸡，一毛不拔。1644年，明朝将亡，崇祯皇帝向京城的勋贵们求款，大费周章，最后只要到几十万两银子。可是闯王李自成进入北京后，一顿专政，据说搜刮出7000万两银子，总之是数量巨大。被21世纪的后人传为笑谈，所谓“笑奎之愚”。其实英国也好不到哪儿去，的由于税制的不完善，在伊莉莎白时代的英国，贵族大户们逃税十分严重。向大家族征收的税款在1540年是平均每户61镑，到了1620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新贵的崛起，这个数字反而变成了14镑。财政大臣塞西尔本人就长期逃税，把自己年收入4000英镑申报为133镑。正是由于封建专制统治难以从新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有效获得资源，在英国这个封建专制统治的薄弱地点，爆发了原生态的资产阶级革命。相同的情况，由于环境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结果，中国的这些守财奴成为历史的罪人；而英国的那些守财奴成为了革命的元勋，历史功臣。作为农民起义军领袖的李自成，不过是封建专制统治强大的另一个代表，他即使成功，建立的也不过是另一个封建专制统治王朝。他会像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一样，加紧对政治、文化、经济的全方面专制，将新生的生产力死死踩在脚下。
　　八、
　　王进贤突然意识到自己把问题想的太简单了，他本来以为只要推出新学说就能获得江南士绅地主阶层的支持，而获得了江南士绅地主阶层的支持就可以革命成功。现在看来，自己的学说对于这个时代来讲还是过于激进了，革命的时机还并不成熟。
　　眼下，首要的工作就是加速中国，特别是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促进先进生产力的蓬勃发展，使得士绅地主们带有更多的资本主义色彩。而在不断发展工商业的同时，也就是不断培养工程师、会计师、牙郎、管家等中小资产阶级的过程，为资产阶级革命培育肥沃的土壤。在山东，不仅仅要加速工商业的发展，还要加速对无地平民的土地分配，培育自耕农，他们同样是革命坚定性的保证。
　　九、
　　既然，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从上层建筑入手，首先在思想上破除君权神授，其次在政治上打破专制统治；那么中国的明末也概莫能外，必须先从思想上入手。中国没有宗教之争，没有天主教和新教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但是，和天主教是中央集权在思想上有力的支撑一样，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也有其理论上的支撑、思想上的根源——在明朝，那就是理学。在思想上打破旧理学，树立新理学；在政治上不断加强士绅地主在地方政权中的发言权，发展到最终能够威胁到皇帝的专制统治的地步。这是眼下革命的必由之路。如此看来，东林诸党在朝堂上关于政治理念的争斗，还真不是无聊的争吵。因为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说是原生态的资产阶级革命发生的过程来看，政治权力和思想领域的分歧是内战划分派别最为明显的区别——凡是主张议会权力和国王权力保持平衡的、主张维护国教地位的，即使是议会议员，也成为国王一党；凡是主张议会的绝对权力——也就是议会代表国家主权、主张完全废除主教地位的便是议会一党。如果在中国发生原生态的资产阶级革命，也必然是围绕着理学思想和政治权力的斗争而开展。
　　十、
　　可是为什么士绅地主不接受自己的新理学学说呢？如果仅仅将其看做士大夫重视名节，不愿意接受自己的阉党领袖义弟的身份就太过幼稚了。如果他们能够在这个理论中看到自己的愿望和诉求，哪怕只有一部分，那么他们必定会自然不自然的被这个学说所吸引，哪怕这个学说的首倡者是一个不受他们欢迎的人，这也根本就不是问题，他们完全可以抛弃这个人，换个人做代言人。作为一种思潮，它必定是被一群人所接受、欣赏、支持，绝不是个别人就能够左右一个学说的。
　　十一、
　　结合刚才对经济基础的分析，王进贤认为，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第一，自己发明的“明天理、求发展、致良知”的学说对于明末这个时代来讲，还是过于激进了，超越了这个时代的需求。自大隋年开科取士以来，科举取士就是为皇帝及国家选拔管理国家的人才的最重要的泵水机。然而在唐宋两朝，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作用还并没有被淋漓尽致的得以发挥。在唐朝，科举取士不仅仅要看试卷、看考试成绩，也要看考生的社会声誉以及和门第，听取社会舆论的意见。因此，终大唐一朝，门阀世族出身的官员始终是朝堂上不可忽视的力量。即使到了宋朝，门阀世族已经不复存在，想要单纯的依靠科举考试成为国家的高级管理人才还是太幼稚了。在宋朝，科举考试虽然分为三级——中央、省、州县三级考试，但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省级考试。如果你通不过最低级的州县级考试，那么你完全可以找到省级官员，如转运使、安抚使等等，免试发解，直接保送去参加省试；过了省试，后面的殿试不过是走个过场，也就是说你通过了省试基本就是进士了。但是，别急，和在明清当上进士基本就是后备干部不一样；在宋朝，当上了进士不过是拿到了学位，要想当官，还要去参加一个名叫“关试”的考试，而要想去参加关试，则必须要拿到至少三名在职官员的举荐状。即使通过了关试，你也只是“选人”，只会被派到地方去任职，担任的职位非常之低，前途非常之渺茫。要想前途有奔头，必须在任满后去参加一次“选人改官”的考试，而要参加这个考试，需要至少5名在职官员的举荐状。在宋朝初年，政治比较清明，通过优秀的诗文是有可能拿到举荐状的，但是随着政治环境的日益败坏，这么一个权力不可避免的被潜规则了——据南宋名臣胡铨记载——一张保荐状的价格明码标价——500贯。即使你花钱买到保荐状还是不行，还必须再花500贯去行贿吏部官员，否则人家根本不让你进考场。可以想见，有多少贫寒或者不肯低三下四去拍马屁的士子，即使通过考试成为进士，终其一生只能做一个地方上的基层公务员，埋没于历史之中。而明清两朝才是科举考试的巅峰时期，只要通过三级考试，那你就是天之骄子、天子门生、一跃成龙。特别是在明英宗以后形成惯例，一甲进士直接授予翰林院编修、修撰职务，再从二甲、三甲中选取年轻而才华出众者入翰林院担任庶吉士；与此同时，另一条惯例是——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即使在地方上任职，最起码也是知县、推官，要知道这可是起步价啊！而举人出身，劳累一辈子，一般也就是混个知县，能够做到州府一级的举人凤毛麟角。至于白身，那就什么都不要想了，权势熏天如魏忠贤者，无论其子侄，还是他自己，始终都没能进入官僚系统，可见这个门槛设立的还是相当坚固的。而魏忠贤之流想把手伸到朝堂之中，只能靠招募的办法，而不能靠打入的办法。士林为什么如此痛恨投靠阉党的士林官员也就可以理解了——作为既得利益者，大家关起门来打架，怎么打都好说；但是只要大家对外保持铁桶一块，不让外人介入，那么怎么治理天下，还不是咱们说了算，其区别不过在于你先干两天，不行了换我再上，风水轮流转而已——这当然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由此可见，在明清两朝科举考试的重要性。
　　十二、
　　既然科举考试如此重要，那么科举考试的看点——文采、儒学，就成为士子们最引以为傲的资本。而这也恰恰是他们把持国家文化权力的基点，而文化上的宽松，恰恰是明末封建专制统治最早开始松动的地方。在明初那个封建集权专制统治极为高度发达的时代，朱元璋一直想占据文化和思想的制高点，把孔子和孟子等人拉下神坛，然而没有成功。虽然，几乎杀光了那个时代有点名气的文人，但是皇帝还是没能成为文人领袖和思想权威。这个空白的制高点，自然轻而易举的就被士林所占据，在明末成为了新力量的源泉。也因此，董其昌成天挂着朝廷没有实权的虚衔、仅凭一支画笔就在大江南北游刃有余；而陈继儒自打年轻时就自焚头巾、断了自己的仕途和身份性地主优免的权利，但是凭借一身文气、一支画笔，同样在明末衣食无忧，享誉士林。而王进贤提出的学说，恰恰对他们这个安身立命的根本、自我认同和对社会施加影响的重要手段只字不提，甚至对其封建性有所触动，只字不提封建伦常，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基石——宗族还有触犯，这自然不会为他们所接受。而这也是王进贤的学说容易得到中小资产阶级支持和向往的原因之一——不需要那么深奥的道理，什么理气数相通通没有，黑就是黑，白就是白，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做人的道理、社会的道理、天下的道理都是那么实在而明晰。打破封建伦常，使得他们的所作所为有理有利，不再受到封建伦常的束缚。而且王进贤的学说也不像会道门的道理那样竟说些乱力鬼神之类的胡话，非常符合他们的认知和需求。
　　十二、
　　理论不符合士大夫们的口味只是一方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不合要求完全可以改造。现在，士大夫们除了在政治权力上对王进贤的理论很有兴趣外，对于其他部分的理论往往处于绝缘的状态，这就不仅仅是王进贤的理论过于激进的原因了，而是这些士大夫们离王进贤所期待的资产阶级化的大地主身份还有距离，接受王进贤的理论还有很大隔阂，革命的时机尚不成熟。
　　那么是否需要像吴献吉所说的，要向这些世家大族——士绅地主服软呢？王进贤反复思量，觉得没有必要。自己的学说虽然不被士绅地主所接受，但是却被中小资产阶级及自耕农所接受，完全没有必要变更自己的学说去迎合士绅地主。中小资产阶级和自耕农才是革命的中坚力量，也是自己的支持力量。和他们站在一起，王进贤觉得更加自然，更加可靠，自己现在已经俨然是这一尚不壮大的阶层的标杆和旗帜，完全没有必要自降身份去讨好世家大族。
　　因此，此次江南之行的要点还不但在于思想，而且在于生意，要进一步加大工业生产在江南经济成分中所占的比重，带动整个江南地区经济的发展和阶级成分的转化。至于思想，王进贤相信，只要商品经济成分上去了，这些士绅地主的思想自然会转化，何况还有自己这么一个引路人。在思想上，自己不应该指望他们会接受自己更加务实和科学的学说——新理学，而应该影响他们接受带有新内容的老学说——东林的理学——就像自己向赵南星所讲的那样，一切在传统儒学的框架下，扩大世家庶族地主的政治发言权和政治影响力，以期打破封建专制统治的一言堂。